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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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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功能”关系到限制、规定和表达话语领域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系统(système juridique et institutionnel);它并不会以完全相同的运作方式，体现在各种话语、所有时间以及任一给定文明形式(formesde civilisation)中；它的确定不在于将一篇文本简单地归之于其创作者，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确的操作(d'opérations spécifiques etcomplexes)；它并不单纯指向一个实际个人，因为它同时引发出许多种自我，引发出任一阶级中的个人都有可能占据的一系列主体位置。[22]

这段说明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语塑形构境。青年福柯是在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话语塑形功能的作者其实也是历史的。从来就不存在作为个人的作者孤立进行创作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创作都只能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建构起来的话语的产物。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作者一功能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但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只能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写作，一切写作实际上都不过是特定话语塑形和构式操作的结果。这番话的口气颇有马克思在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言说气势。这也可以视作我们前面已经发现的那个从社会现实出发观察认知活动的隐性话语系统。也是在这个特殊的构境意义上，作为独立个人创作者的作者根本不存在。比如，“作者一功能”并不是普遍的或永恒的，甚至在欧洲的历史文化里，同样类型的文本并非总需要作者，“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现在称作文学的’那些文本(小说、民间故事、史诗和悲剧)得到承认、传播和维持,但根本不询问谁是它们的作者”[23]。这些没有作者的文本,也就不可能被当作个人私有财产,成为被占有的对象(objetsd’appropriation)。这是对的。再比如，当西方社会进入17、18世纪时，就有一种全新的科学话语塑形方式得到发展，

附文二 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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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科学话语(discours scientifiques)根据它们自已的价值得到承认，并被置入关于既定真理和证实方法的一种匿名(anonymat)的集合的系统(ensemble systématique)。证实不再需要参照生产文本的个人；作者作为一种真实性的标志作用已经消失，在它仍然作为一个发明者的名字的地方，它只是表示一种特殊的定理或命题，一种奇怪的效果，一种特征，一个主体，一组因素：或者病理学上的症候（syndromepathologique)[24]

这是在指证，现代性的科学话语也是消解作者个人的。万有引力不等于牛顿，相对论不等于爱因斯坦，它们都不过是匿名的科学理论集合系统中的一个话语事件，甚至，在数学中，作者的地位已经沦落到充其量不过是为着一则特定的定理或一组命题而顺便带出的附属物。这恐怕也是事实。

青年福柯宣称，作者一功能“不是通过简单地将一套话语归之于某个个人就可以自动形成的。它是一套复杂的操作的结果(résultat d'une opérationcomplexe),这些操作的目的就是要构建(construit)我们称之为作者的那个理性实体”[25]。理性实体意义上的作者,其实是被话语操作和运演建构起来的。所以，

被我们指称为作者(或构成作为作者的那个人)的那个人，他的这些方面的特征只是一种投射(projection)，来自我们从多少带有心理学性质(psychologisants)的角度入手处理文本的方式：我们所做的比较，我们视为有关而抽取出来的特性，我们指定的连续性(continuités)，或者我们所践行的排除(exclusions qu’on pratiqu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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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假定为主体性的作者，只是我们事后处理文本时的话语投射和情境再建构物。青年福柯还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建构作者的操作还会随着所涉话语方式各自所基于的不同历史时期与形式而发生变化。“构建一位哲学家’与构建一位诗人’，方式是不会一样的；一部18世纪小说的作者，其构成方式不同于现代小说家。”[27]关于这一点，当我们联想一下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与作为诗人的策兰，或联想一下18世纪的伏尔泰与当代的普鲁斯特，对其独特的构境意义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能真正跳出作者个人与一本书的关系，那么就能发现一个新的话语事件，即处于“跨话语”位置(position transdiscursive)中的作者。这又是一个新发现!在青年福柯看来,与撰写一本小说的小说家不同,跨话语的作者可以被指认为“话语方式的创始人”(fondateursdediscursivité)。话语方式是此后让他人言说的那个大他者！因为，他们不仅生产自已的作品，而且生产出更多的事物(chosede plus),即“其他文本塑形的规则和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et la règle de formation d’autres textes)”。这个话语塑形是十分关键的。比如，“弗洛伊德就不仅仅是《梦的解析》或《智力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就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他们都确立了话语的无尽的可能性”[28]。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不只是一本书或多个文本的写作者，他们更是一种新的话语生产方式的创立者。以福柯之师阿尔都塞的话来说，他们都创立了向世界独特发问的理论生产方式的问题式(problèmatic)。对此，青年福柯十分感慨，

作为“话语方式的创始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不仅使可以为更多文本所采纳的“相似”成为可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使某些“差异”成为可能。他们为引入非自己的因素清出了空间，然而这些因素仍然处于他们创造的话语范围之内。在说到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时，我们不仅指利比多的概念或解梦的方法在卡尔·阿布拉汉姆或米莱尼·克雷恩的著作中重新出现，而且还指他使关于他的作品、概念和前提的某些差异成为可能，而这些差异全都产生于精神分析的话语

附文二 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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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 psychanalytique) [29]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出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作为作者和写作本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作为“话语方式的创立者”的身后，出现了整个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宏大话语实践，这两种学术话语塑形与构式产生出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历史也已经证明，他们带出来的这种新的话语实践甚至影响或者说改变了世界和人的存在。青年福柯告诉人们,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后面，他还可以开列出一个无穷尽的名单，如伽利略、居维叶(GeorgesCuvier,1769—1832)、鲍普(Franz Bopp，1791—1867)和索绪尔，等等。他们都不仅仅是文本作者，而是世界的改变者。这又是那个话语决定现实的唯心主义残迹。福柯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绝不是观念话语方式直接作用客观社会存在，而是通过转化为物质实践对象化地真正改变存在。

青年福柯指出，除了话语方式的创始者之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即后继的话语实践者对创始构境的“回到开端”(retouràl'origine)的努力。可以说，本书也是这种努力的尝试。青年福柯说，后继的话语实践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nécessitéinévitable)”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话语创始的原初语境。福柯特意强调，话语实践者的这种“回到”完全不同于(distinguer)科学活动的“重新发现”（redécouverte)或“重新现实化”(réactualisation)。[30]青年福柯辨析道,科学活动中的所谓“重新发现”,在于与通行知识形式的类比或同构，是它们容纳了有关已被遗忘的或默默无闻的人物的看法;而“重新现实化”则是指“话语被嵌入概括、实践和转型的全新领域”。[31]话语实践构境中的“回到”与上述二者都不同,之所以需要“回到原初语境”，倒不是因为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困难或是有什么其他障碍，而是由于话语实践本身的“本质的和建构性的遗忘(oubli essentieletconstitutif)”。显然，这个遗忘是海德格尔式的。

实际上，创始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受制于它自身所产生的 存在之遗忘(être oublié)，这些遗忘从创始行为中发展而来，同时也导 致了该行为的偏差(dérive)与曲解(travestit)。这种并非偶然的遗忘必 须由某些精确的操作(opérations précises)加以调控，这些操作可以在向 着创始行为的回归中，得以定位、分析和化约。遗忘所设下的障碍 (empêchement)并不是从外部添加的(surajouté de l'extérieur)，而是从 所探讨的话语实践当中兴起的，正是话语实践为它立下了法则。遗忘 既是导致这障碍的起因，也是消除这障碍的手段，还要对妨碍回归创始 行为的阻碍负责，只有通过回归才能得以解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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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tre oublié就是海德格尔那个对 Sein的存在论的遗忘，在福柯这里，就是对être在动词构式中的话语塑形作用的遮蔽。而“回归”则是让这种遮蔽暴露出来。所以，一切回归会是“向着文本自身(textemême)的回到(revient)”，具体而言，也就是

带着对那些在文本的空心、缺席和缝隙(en creux，enabsence，en lacune)中体现出的东西的特别关注，回到一个原初的、不加修润的文本 (texte dans sa nudité)。我们回归那些空洞的空间，它们被遗忘所掩盖， 被带有误导性的虚假的充足所隐匿。[33]

福柯的这一分析是非常深刻的。我的所有“回到”(“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以及这里的“回到福柯”)可能都是在这个构境意义中的某种有意向的解蔽。在青年福柯看来，向着文本的回归是使话语实践发生整体转型的一种有效且必须的手段。比如，在回到文本的全新构境中“重新检视(réexamen)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的著作,就会转变我们对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是对的。显而易见，这个所谓的“回归”又是与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本质相一致。我们还会看到，在不久之后的政治哲学批判中，福柯真的践行了“回到马克思”的重新检验。

在全部演讲结束的时候，青年福柯不无得意地提到，先前，我们会听这

附文二 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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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福柯

样一些提问：

“谁是真正的作者？”

“我们是否能够证明他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他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最深刻的自我做了怎样的揭示？”

可是，现在人们则会听到一些新的问题：

“这种话语有哪些存在模态？”

“它从哪里来？它如何流通？它受谁控制？”

“针对各种可能的主体将作出怎样的安排?”

“谁能实现主体这些各不相同的功能？”

而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却几乎只能听到一种漠然的咕哝：

“谁在说话重要吗？”[34]

四、一个有趣的争论:结构上没上街?

福柯的演讲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学者纷纷发言，有批评，也不乏肯定，福柯也作出了一定的回应。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福柯所指认的话语实践中作为理性实体的“作者的不在场”问题上。很显然，福柯的这一观点被一些人听成他在《词与物》一书中那个“人之死亡”的断言的具象化，即作者的死亡。

在提问和评论环节上，发言最长的是法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发生学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戈德曼[35]。在算是福柯学术前辈的他看来，青年福柯的思想代表了一种“否定一般的人(l'hommeengénéral)”的观点,虽然“福柯没有明说否定作者,但是,从他的作者的消失的视角所揭示的所有的一切都暗示了这一结论”[36]。他反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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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对同意一个事实，即福柯不是作者(n’est pasl'auteur),福柯不是他刚刚对我们说过的那些东西的开创者(certainement)。因为，否定主体在今天是一群思想家，更准确地说是一群哲学家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这群哲学家之中，如果福柯是一个特别原创的杰出的学者，那么，应该将其归入人们通常所说的非发生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nongénétique)学派之中。一般认为尤其应该把列维-斯特劳斯、巴特、阿尔都塞、德里达归入这一名下。[37]

显然，戈德曼在打趣福柯，你说了那么多，可你不是作者？你的这些前人都没有思考过的东西难道都是别人文本的互文结果？这显然令人难以理解。这种悖论的原因，恰恰在于福柯归属于戈德曼所贬斥的所谓“非发生的结构主义”。而戈德曼自己想要标榜的“发生的结构主义”，则是他追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将强调共时性的结构视角与历时性的发生学视角相整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结构主义观点。[38]我们不难看出,戈德曼的逻辑构境是先将福柯归类为非发生学的结构主义，然后指控福柯:你的确不是一个作者，不是一种生产原创性成果的独立主体，因为你本就属于结构主义话语簇。戈德曼这里已经在出差错了，解构理论创始人德里达从一开始就不是结构主义阵营里的一员，而复杂的情况还有已经在反水的巴特。并且，福柯的思想原来就不属于结构主义，此时，他也正在生成一种全新的思想构境。用一种二元逻辑判断学术思想的质性，这本身就是非法的。

戈德曼说，福柯所提出的“谁在说话?”这一问题是重要的，但“什么是说?”(Quiparle?)更重要。戈德曼也承认,“在当代人文科学的启示下，个体观念作为一个文本的最终作者，特别是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文本的作者，显然已无立足的理由了”，但他坚持认为，看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可以断言一切主体都会消失。因为，可以像戈德曼已经做的那样，用集体主体和超个人的主体(sujet collectifou transindividuel)取而代之。这完全可以既不宣布人的死亡，也不让主体消失。戈德曼宣称，在学术界回答“谁在说话？”这个有意义的提问时，在否定个人主体的共同基础上又分裂为两种回答：一是福柯所归属的非发生学的结构主义，在这里，“没有任何主体，它已经为各种结构(structures)所替代，如语言的结构、心智的结构、社会的结构等等。也没有了人以及人的属性。这些地方只不过是内在于结构的功能和角色。结构构成了研究和解释的终点”[39]。“语言的结构”应该是指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心智的结构”可能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而“社会的结构”当然就是阿尔都塞的“无主体社会历史过程”论了。戈德曼的意思是，上述这些非发生学的结构主义者试图消除主体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无主体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二是戈德曼自己的所谓发生学的结构主义，这种结构主义在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中也拒绝个体主体，但是，个体主体并未因此就消亡，而是被超个体的集体主体而所取代。“至于结构，远不能把它当作或多或少终极的自主性实在(réalitésautonomes),结构没有在这种整个实践(praxis)和整个人类现实的普遍属性的视角之中考虑事情。不能假设存在不是结构性的人类行为(faithumain)，也不能假设存在没有意义的结构。”[40]结构无思,它不可能成为创造历史意义的原动力。

附文二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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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言的最后，戈德曼特意说了一段自以为非常有趣的话：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将提请大家注意一句变得有名的话。五月风暴时，在巴黎大学大阶梯教室的黑板上，一位学者写下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是对哲学，也是对非发生的结构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批评：“结构没有上街”(Les structures ne descendent pas dans la rue)。这就是说，不是各种结构塑造历史，而是人在塑造历史，并且人的行动总是结构性的和有意义的(structuré et significatif)[41]

戈德曼在引述完那句著名的“结构没有上街”一语之后,显然十分得意。然而，这可真的不是最后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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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记录上可以看到，在戈德曼讲完之后，福柯立刻做了如下的回复:首先，“我在作品中从未使用过结构’一词(mot de structure)。你们可以在《词与物》里找找看，你们是找不到的。当时我就想避免结构主义的整个弱点。你根本不能称我为结构主义者”[42]。这是福柯在公开场合明确拒绝对自己的结构主义标签。但是，从我所做的《词与物》一书文本词频统计的结果来看，福柯在全书中共51次使用了structure一词。应该准确地说，福柯没有将此词作为重要的理论方法论塑形范式来使用。其次，福柯显得有些生气地争辩说,我也从未说过“作者不存在(l'auteurn'existait)”!“我很奇怪我的话总是会导致类似的误解”。福柯自认为，他刚才的发言只是在讨论作者的自行消失(l'auteurdoit s’effacer),或“由于话语的特殊形式作者的消失”的问题，再或者说，是想思考“什么规则使我们能发现作者和书写者的消失呢？这一规则能使我们发现作者功能的作用方式”，即作者功能发生作用的方式、条件、领域。他的言下之意是指责戈德曼连这些重要的区别都无法体知，就更不要谈进入自己的思想构境了。再次，他从来也没有要断言人的死亡(l'homme est mort),而只不过是

从人之死(或人的消失，人被超人所取代)这一主题出发，看一看人的概念的功能的运作方式和规则。自19世纪末以来，人之死的主题就不断地重现。这一主题不是我的主题。我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作者的概念。让我们收起我们的眼泪吧。[43]

福柯的回答显然有些匆忙和敷衍，甚至有些恼怒。

在讨论的最后，学术巨擘拉康作了发言。他首先肯定了福柯演讲最后对“回归”问题的思考，因为他说自己就是在“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下进行新的工作的，其实，他所谓回到弗洛伊德就是杀死自己的学术父亲后的重生。所以，他完全能理解福柯的良苦用心。其次，拉康轻蔑地反驳了戈德曼对“结构没有上街”这一口号的肤浅引用，因为在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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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五月事件(événements de mai)表征了什么，它恰恰证明了结 构在街头(descentedans la rue)。正是在写下这一口号的地方，人们走 上了街头，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人们恰恰自己认不出(Méconnaîtluimême)行动本身所内在固有的东西。[44]

这是无与伦比的精彩反驳。结构，恰恰是在人们不认识它的地方起作用，反对结构也许正是结构的一种作用方式而已。人们都是疯子，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窘境罢了。人不是死去，而是从来没有真正出场过。

拉康关于结构已经在街头的回答，显然令戈德曼十分难堪。据说卢罗回忆，“拉康的神经质把我们吓坏了”，在回家的路上，戈德曼像一个被打败的拳击手那样沮丧。[45]而青年福柯，一定是大大开心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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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63e année, n° 3, juillet-septembre 1969, pp.73—104. Dits et écrits, 1954—1975, Paris，Gallimard，1994，pp.817—849.[法]福柯:《什么是作者?》，载《后现代主义的突 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逢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291页。

[2][法]福柯:《什么是作者?》，载《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逢 真译,第 276 页。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aris,Gallimard,1994, p.824.

[3]Ibid.，p.819.中译文没有翻译此段文字。

[4][法]福柯：《什么是作者?》，载《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逢真译，第 271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aris,Gal-limard, 1994, p.819.

[5]同上。Ibid.

[6]同上,第273页。

[7]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20世纪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1969年，他因“以一种新的小说与戏剧的形式，以崇高的艺术表现人类的苦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莫菲》(1939)、《无名的人》(1953)、《等待戈多》(剧作，1953)、《一句独白》(剧作，198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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