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其四，福柯思想构境的非连续性。福柯将反对起源论、连续性、目的论的总体历史观视为自己面对思想史的颠覆性构境的否定性前提，并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地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福柯总是在发展变化中！”[31]他声称，自己的所有论著均“没有连续而系统的理论背景””或同一性塑形和构序规则。以至于，自己的思想构境叠现是“工具箱”，甚至坦承每一个建构性的历史文本都是扔向自己原来构境的手榴弹。因而，福柯“会随时根据后来的环境和预设重新解释其早期的研究，而且他还十分乐意重构和重新定位他的分析视角”[32]，他十分善于也惯于发现自己已有学术构序的错误边界，善于从根本上更新自己的观念构架，善于将自己的每一个思想构境都视为下一次解构和革命的异轨准备。依德勒兹的说法，“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的思想总是在危机和动荡(crise et secousses)中得到发展”[33]。由此，当你依惯性将福柯视为一个同质性的不变体去阅读时，与他擦肩而过自是必然。

在这样一种不断叠现和重构的动态思境中，一切传统线性和同质性的解读模式都会从开始遭遇福柯文本和更深的隐性话语塑形中就迷失方向。倒真不是因为福柯的“过时”而故意去“忘掉”，而是在缘起处发生的海德格尔构境中的存在论遗忘(oubli)！因为，人们手中只有死去文本中词语的存在者。在福柯那里，没有被重新激活的档案即是死物。故而，必须回到福柯！

1926—1984年，福柯的生命之旅只走了58年；1961—1984年，他在学术史上真正登场到退场，实际上也只持续了短短的20余年。[34]面对这短暂而异常丰富的20余年，我从大的构境断面将1970年福柯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作为一个思想分水岭，此前是青年福柯的话语哲学探索之路，此后则是他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生命政治哲学。[35]前期，青年福柯的思想努力是以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式批判性地揭示支配布尔乔亚世界的话语认识型的多重断裂谱系；后期，他则通过认知(权力)的话语实践批判，将全部思考重心集中于发生在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内部的深刻变形—生命政治治理。本书试图有选择性地集中复建福柯这两个重要的激进话语塑形建构起来的思想构境面。[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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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没有再拟构一个总体性构境的导言，而是沿袭了《回到海德格尔》导言中让“海德格尔说海德格尔”的思境线索，当然，这一次的言说者是福柯。与狡猾的“老狐狸”(阿伦特语)海德格尔不同，福柯生前留下了大量十分坦白的访谈和专题性的自我学术回顾，所以在本书这一部分的内容当中，我基本上按着他的访谈和一些零散文本中自我评说的思路往下走，力图建构一个让福柯自己说福柯的拟构情境，也就是由福柯自己来介绍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基本学术构序线索。我想，这样铺排，读者也比较容易在支援背景里非中介地看到康吉莱姆、尼采、阿尔都塞等人对他的影响，他和马克思的隐秘关系，以及他自己的自我评判和小结等等。必须指出，福柯属于20世纪中叶那个辉煌的法兰西思想时代，可他并没有非主体地淹没在任何他性镜像之中，所有支撑福柯不断爆发思想革新的学术资源，都是被他断裂式地重新构序过的。这是大师福柯原创性思想的真正基础。也是在这一点上，他有些像海德格尔思想构境深渊中的反他性立场。

还应该说明的是，在本书中不断生成的我的主观构境意向中，福柯和马克思的关系是本书一条比较重要的隐性推进线索。我的基本判断是：前期，青年福柯非常自觉地拒绝马克思，当然，福柯后来也自承，彼时自己所拒绝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之传统解释视域；1968年之后，福柯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开始重新回到马克思。我推测，福柯这一次重要的思想构境转换与在法国发生的红色“五月风暴”[37]直接相关。五月风暴对福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的政治立场因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青年福柯在《词与物》里明确地把马克思的东西看成一种反面的脚注，那么到了1969年的《认知考古学》中，马克思和尼采却开始变成他正面引述的方法论变革的导引了。特别是在1970年进入法兰西学院之后，福柯开始对现实资本主义展开全面的政治批判，就是在此处，我第一次做出推断，即福柯这种批判的真正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基始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商品一市场运作机制的透视！具体而言，福柯后期最重要的两个文本群——《规训与惩罚》和“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中的生命政治论完全是依据了马克思的方法论构境背景。这两个文本群也是福柯政治哲学中两个重要的专题：前一个专题是依据了马克思的现代性生产方式论，即从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过程出发构式出规训政治存在论；法兰西学院演讲中的生命政治学则完全是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场境中的市场一自然秩序论。[38]巴里巴尔也发现，福柯晚期的全部东西都巧妙地暗中运用了马克思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福柯自己也曾多次承认这一点。故而，他才称自己后来已是一个“不打引号的”马克思思想的引述者。也是据此，我判定从这里开始，晚期福柯正式进入了后马克思思潮。应当说，这个判断也是促使我最终下决心写作这本《回到福柯》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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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患有“思想多动症”的福柯，我只有一个笨办法可以用，那也是谢里登指认的研究福柯的路径：“如果有人想写一本关于福柯所有著作的书，那么他只得按照编年顺序一部一部书地评述。在一定的意义上，福柯的每一部书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达到的一个全新的境界：必须重塑方法论，必须构筑新概念。”[39]当然，我也并没有真的去一本接一本地解读福柯的全部论著，我只选择了自己认为可以认真追问的部分文本—我自己心目中能借以进入福柯哲学学术话语构序以及更深思想构境层的最重要的文本群。实际上，福柯给我们留下的文本是多样的，学术专著、论文与大量的访谈和课程演讲。台湾学者杨凯麟博士曾经形象地将这三类文本比喻为“查拉图斯特拉式的骆驼、狮子与婴儿”[40]：书是阶段性的成果，这会是福柯特有的疯狂奔跑的思想骆驼；而论文和访谈则是时代和特定议题激发起来的思想火花，它像是怒吼于学术之林中的狮子；而课堂和讲台上的演讲，则是思想产房中现场分娩的孩子，娇小却可爱。在本书中，我始终注视的主要对象只是几匹重要的骆驼和少量婴儿，而到处奔走吼叫的狮子们，则是用侧目余光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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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围绕上述我所构制的福柯前后期两个重要的思想构境面，本书选择了四个专题：分别是青年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以下简称《词与物》)、《认知考古学》(1969)和《规训与惩罚》(1975)三个经典文本解读和有关“生命政治论”演讲的专题讨论。除此之外，在文本梳理过程中，我还发现不少十分重要的福柯的单篇论文和演讲[41]，我只是精选了其中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几篇作为相近思想塑形和写作构式的外部文本支撑点，以附文的形式分别附在这四个专题之后。其他文献中相关的关键论点，则部分集中于本书的导论并散杂于我的整个构述过程之中。附文中的第一篇是关于《科学考古学》(1968)的细读，第二篇是基于《什么是作者?》(1969)的研究，第三篇是从《话语的构序》(1970)生发的内省，第四篇是对著名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1971)的思考，最后一篇附文则是针对《什么是批判?》(1978)和《何为启蒙?》(1984)两篇文章的整合式解读。附文中的解读之境，通常是对主文本构序的一个话语斜视。它们的激活与呈现，往往使主构序话语的成境变得有力和边界清晰。

在第一编中，我主要讨论了青年福柯于1966年写下的《词与物》一书。在这一文本中，青年福柯的思想构境实际上是依据了晚期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本身是人对其他事物的一种暴力性的构序(用马克思的话讲，即是人通过实践——物质生活条件的直接生产与再生产——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不过在这当中，青年福柯依循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从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转向了认识型投射构式论：不是人们反映性地认知已经客观存在的自然和社会对象(存在者)，而是西方资本主义每个时代中的文化结构(认识型)怎么向自然立法(构序)和制造世界图景(构式)。其实，只有在客观唯心主义的逻辑构境中，这种认知构式论同时就是隐性的存在论。在这里，福柯是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直接对象化透视了。由此，青年福柯讲述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世界四个认识型中词对物的构序—图绘故事：文艺复兴到16世纪的认识型、16世纪魔法中以相似性联结起来的物相塑形的认识型、17—18世纪由表象绘制的世界图表的古典认识型，以及19世纪至今认知建构的主体性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认识型。福柯宣称，自资产阶级启蒙现代主体性以来，在创造性工业生产和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王国中，根本没有所谓的面向客观实在的哲学唯物主义的自然之镜和追逐外部法则的科学真理，实际发生的只是“词”(资产阶级不同的认识型)对事物的直接构序和塑形。我们能够看到，在这部书中他其实是讨论了后三个认识型，而被他在书中直接命名并重点讨论的又只是后两个。后来，福柯自己提到，“这是我写的最难懂、最令人厌烦的一本书”。可依我的看法，这是福柯第一本真正具有哲学意味的书。这也是我以它为福柯学术思想史重新构述起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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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是围绕福柯1969年写下的《认知考古学》所展开的讨论。我觉得，这是福柯写得最好的一本哲学书。其实，早在1968年那篇为了回答“认识论小组”的提问而写下的《科学考古学》一文中，我们已约略看到他在《认知考古学》将要提出的某种系统话语升级。青年福柯开始根本摆脱巴什拉—康吉莱姆科学认识论的他性镜像，更复杂地生成和展开自己的一些新的原创性构境层，具体说，略显生硬的认识型构架即将被软化为功能性的话语事件场了。在这篇文章里，青年福柯提出了科学考古学的基本任务，即杀死认知主体，消除起源和目的论，解构各种有意图的建构活动；意识到我们所谓的面对历史事实，只不过是匿名的科学认知在社会历史场中遭遇各种已经僵硬的历史档案，必须通过重新激活其中沉睡的话语事件，寻找到话语塑形和曾经发生的话语构序的场境之实效。这种观点很快在不久之后的《什么是作者?》一文中得到了内爆式的深化。

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青年福柯宣称，20世纪中叶的学术思想史研究里已经出现了某种新的转向，基于法国科学认识论语境中突现的新方法论，人们已开始关注历史中的断裂和中断。这是他向老师们(巴什拉、康吉莱姆和阿尔都塞)的致意。福柯断言，这已经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观革命，其根本特征就是拒绝历史研究中存在的目的论、起源论、总体性和连续性。究其依据，正是青年福柯在思想史研究中所发现的当下建构和解构的话语实践运行场，而导致话语事件改变的却是更深一层的话语塑形场转换。无疑，此亦青年福柯思想中原先居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观念破产的时刻，由此他开始逐渐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靠拢，也开始以认知考古学为桥，真正反思那种看不见的现实历史对象。考古学方法，显然不是传统历史研究中面对物性遗迹时就古代历史所作的考证，而是一种全新的基于话语档案活化(重新构述)基础之上的观念考古方法。进而，这种考古学方法与后来被福柯重新认同的尼采的谱系学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历史构式方式。根据青年福柯自己的指认，写作此书的初衷，是想对前期完成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史和词对物的构序史的研究作一方法论小结，以说明自己已完成的这些不同领域中的研究成果相互之间的“整体联结”。不料，这种内省式的小结本身却是一新的方法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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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编的讨论聚焦于《规训与惩罚》。过去，这是福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影响很大的文本。虽然此书的完稿时间距福柯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1970年已有五年，但它却直接映现了福柯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向：从认知话语结构的批判到对资产阶级政治现实中的权力批判！这一转变的现实基础，是法国“五月风暴”对福柯的战斗洗礼。这一转向内含着双重变换：在方法论上,福柯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向社会唯物主义[42]的转变；而在政治立场上，他第一次公开站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阵营中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重要文本中，福柯开始全神贯注于有关新生的资产阶级权力场对人的生命肉体的微观支配的思考上。他不再过多使用词对物的主观性构序和塑形概念，也不再频繁引用认识型和考古学的理论范式。此时的福柯，试图呈现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注意到的资产阶级新型政治权力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即在认知(工具理性)布展中对政治肉体的隐性规训支配。同时，福柯也没有依从传统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没有抽象地讨论诸如民主、公正和法权一类的宏大概念，而是在西方民主社会所标榜的一般社会运行模式背后，透视出一种并不直接存在于传统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新型奴役，并且，它恰恰是作为传统专制暴政的替代物“民主”与“科学”的形象而出场的。福柯断言：正是在以照亮黑暗专制的真理性认知(启蒙)控制和支配下的资产阶级那种看起来平等、自由和博爱的隐性权力线之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构了有史以来最精巧的微观权力物理学，也建成了人类文明中第一座现代灵魂的全景规训式的牢狱。由此，构成了欧洲激进话语和后马克思思潮中全新的政治哲学构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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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是关于福柯在1974—1979年之间的法兰西学院的系列演讲里的一个重要主题，即生命政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的历史诞生。除去1977年休假以外，在这五年中，福柯分别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诸种新形式：1.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杀人不见血的真理刀：资产阶级通过制造以科学真理为构式本质的规范性权力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科学“管理学”的东西，在这里，福柯把它命名为“治理的艺术”或治理技艺。而从19世纪开始，以认知为权力部署的规训就开始在西方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治理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资产阶级世界中人的肉体和灵魂(《不正常的人》)。2.资产阶级的权力部署和认知谱系学：认知谱系学就是要反对启蒙的进步话语，相对于传统的专制，资产阶级看起来美好的认知话语发生的历史不是阳光与黑夜的关系，不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历程，而是一部新型的资产阶级认知一权力关系布展的历史。所有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是最早洞悉知识等于财富、知识就是权力奥秘的人，所以，通常独占的认知(技术)会被资本家们策略性地投入使用和机会主义地秘密隐藏起来，谁手中握有认知，就会在生产、经济、政治和文化存在中真正享有决定新世界主导地位的权力。这是福柯发现的资产阶级新世界中的秘密(《必须保卫社会》)。3.生命权力问题：与传统专制权力中那种面向死亡的消极而悲惨的生存情境不同，也与机器般运转的规训构序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支配方式中的确发生了某种重要深层改变，即生命权力不再直接面对死亡(甚至很多国家直接取消死刑)和肉体塑形，而转而关注让人“怎样”(comment)活着。用资产阶级的话语来说，就是摆脱专制，民主、自由和博爱地活着。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资产阶级的生命权力就在这个“开心地活着”的场境层面上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干预和控制，表面看起来，这种干预和控制是为了提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实则却是让生命在更深的存在构境层中生不如死。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操作的生命政治(《安全、领土与人口》)。4.资本主义市场与生命政治学：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现实基础是18世纪以来生成的政治经济学，而后者的真正对象是在经济自发活动中生成的由治理实践建构起来的自然性。自然性，其实就是指商品—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流通中的自发性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种无人的自发活动无意间生成了一种新的客观的真实性，它所自发建构的真言化场所是资产阶级社会生命政治治理的现实基础。福柯认为，正是在经济人和无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双重假定中，产生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治理技艺(《生命政治的诞生》)等重要政治哲学专题。其实，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史》(第1卷，1976)两本书也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的早期完成的，但从《规训与惩罚》到生命政治论之间，福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批判性反思存在着一个从规训到治理的内省构序中的重心移转。具体说，在《性史》第1卷的最后一章里，福柯首次提出了生命政治学的全新批判理论构境；而在《必须保卫社会》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突然高调地宣称：自己有一个新发现，即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异质于规训的权力新技术—直接干预和构序生存的生命权力。依福柯之见，生命控制技术实施的对象是人的生物学存在，即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物和认知对象的人口。正是在对人口的平日治理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中的全新的治理术——治安宣告诞生，这是资产阶级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政治权力操作中的结果。治安，亦即社会治理场中的依从“自然”构序的经济学，它同样不是人为的强制，而是让社会生活在自然性上自行运转和自发调节；而现代治理术的本质，正是作用于复杂塑形情境中的微观权力支配。这正是今天欧洲激进话语中，阿甘本、朗西埃、巴迪欧和齐泽克热炒的生命政治批判的直接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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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继续保留了我独立创造的学术文本词频统计方法，这对于在福柯的一些重要的文本历史转换中，把握福柯话语实践中原初概念、范畴和范式的历史性出场和缺席，有着极为关键的实证数据支持。[43]

不过在这里，我想特别交代的一个文本事件是阅读权力的复权问题。读者可以看到，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尽可能多地提供了福柯文本中重要学术关键词的法文原词及一定的词频统计数据，主要因为在传统的学术翻译文本中，当译者提供了依自己有限的学识构境背景选定的相应中译文和概念后，如果他不提供译文原文，他就武断地关闭了通向原初文本语境的大门，这实际上遮蔽了读者任何重构译境和证伪转译合法性的可能性空间，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读者阅读权利的粗暴剥夺。在我看来，人们大可不必动辄指证别人译错了，拿这种小巧当饭吃就更是“作”和蠢得要死，因为翻译本身就是翻译者个体凭借自己有限的他性语言技能和学识重新构述之结晶物，而非简单的还原式逼真。所以，让读者看到转译构境的细节是十分必要的。我的这种做法最早出现在《回到马克思》的第三版修订(2012)中，继而坚持于《回到海德格尔》(2013)。显然，我是在试图夺回阅读和重构的权利。更希望，以后的译著能够响应这种重要的阅读复权诉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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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这次我的关于福柯的重构式解读中，也就开显了一个在汉译解蔽中遮蔽起来的较新的话语入境层，初想了一下，可以先在这里概括如下几条线索：

第一，最重要的构境论质变，是一开始青年福柯依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开显方式，实现了方法论基始层面构境中从对象一存在者式的什么(qu'est-ce)→关涉性的存在本身怎样(comment)的突变。comment几乎是福柯所有文本的较高频词。[45]自然，这是很难进入的一个思考构境域。我已经说过，在海德格尔的意义域中，只有关涉性的“怎样”(Wie)，而没有对象性的“什么”(Was)。这是海德格尔真正实现从基始性本原的本体论(On-tologie)向关涉存在论的转变，从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的认识论向关系式的内居论的转换的关键。[46]青年福柯思境的最初秘密入口也在这里，从他的第一本哲学论著《词与物》开始，我们就可以发现一系列重要的转换：在方法(méthode)和方法论(méthodologique)上，依从巴什拉—康吉莱姆科学认知结构在阿尔都塞的问题式(problèmatique)中的变形，他比较顺利地从主—客体二分的传统对象性认识论(épistémologie)转向了内在结构化总体支配的文化认识型(épistémè)理论，其中，没有了外部对象的逼真性反映，而出现了话语对存在的反向构序(词对物的组织化构序)，这已经是关涉性存在论(ontologie)的构境场域，所以，随着史料本体论的根本解构，在《认知考古学》之后，实证式的历史研究则转换为活化和复构话语档案的考古学(archéologie)和谱系学(généalogie)，更晚一些，在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批判性构境中，神性的决定论(déterminisme)则转换为双重权力(规训与生命)部署的策略学(stratégie)。从词频统计上看，认识型范式，以及作为方法论的考古学、谱系学和策略学在本书重点解读复构的七个文本中的出场和持续状态是不同的，其词频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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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认识型范式在这七个文本中的词频为6/14/1/0/0/1/0，它从《词与物》一书中出场(6次)后，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达到它的最高频次(14次)，随即开始趋零，这可被视作思想构境中的支点弃用。这是青年福柯思想构境中巴什拉—康吉莱姆—阿尔都塞那种刚性认知结构论影响的最后消失。而在总体方法论上，跨领域挪用而来的考古学(8/80/0/4/2/2/1)是福柯最先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它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达及最高点，之后逐渐让位于改造自尼采学术镜像中的谱系学(2/3/8/20/42/12/8)和原创的策略学(0/19/24/1/8/7/2)。这一词频统计可以为我们对福柯方法论的构式演变断代和话语交错构境情况作出准确判断提供一定的客观依据。

第二，随着上述方法论中不可见的关系存在论的突现在场，在福柯的思想构境中，具象式的物(chose)和对象(objet)开始转向非实体(incorporel)的存在(être,这个être就是海德格尔在德文中使用的那个 Sein，在法文中，它也是系动词“是”。青年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专门讨论过这个动词性)。[47]所以我们会发现，从一开始，福柯关注的所有东西和事情都不是直观中可见的物、对象和现成概念，也不是结构化的装置(appareil)和器械(instrument)，而是关系式、活动性的生活存在场(champ)和认知场(champde savoir)。[48]champ一词是贯穿福柯学术思想全程的次高频词(53/160/42/99/77/84/40)。其词频曲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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