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权力与主体

1982年,晚期福柯写下《主体与权力》(“Lesujet et le pouvoir”)[197]一文,试图总结自己20年来的全部学术研究脉络。在这篇文章中，福柯说，仔细去想，自己的研究中心既不是权力现象，也不是权力现象发生的现实基础，而是要“生产出一种历史”(produire unehistoire),且其中真正想分析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人的存在被主体化的不同方式(des différents modes desubjectivation de l’être humain dans notre culture)”[198]。换句话说,“我研究的一般主题(lethèmegénéral),不是权力,而是主体”[199]。在上文提及的1980年福柯为《哲学辞典》撰写的“福柯”辞条中，他曾这样谈到自己对主体问题的追问：即“是什么规制了主体，或者说，在何种条件(condition)下主体才得以确立，他必然具有何种身份(statut)，在真实（réel)或想象(l'imaginaire)中他必须占据什么位置(position)，以生成(devenir)一种属于这种或者那种类型知识(connaissance)的合法的主体（sujetlégitime)”[200]。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相对于福柯历来的自述,这里学术构序链中似乎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改变和游移，即从认知、权力到主体。依阿甘本的定位，这里“福柯谈论的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调整，而毋宁说，是知识理论的另一次脱位(dislocazione)，一次对整个未经探索的领域开放的脱位。正是这个与生命政治(bioplolitica)相巧合的领域，有可能为福柯提供“区别于知识和权力的第三个轴心’”[201]。我判断，凸显主体问题在谱系研究线索中的重要地位，这是福柯晚年对自己早前的思想努力的一次重新定位。根据本书的构境线索，我没有将这一问题列入自己这里的重点思考对象。原因是，我并不赞同福柯的这种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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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福柯还说：首先，他关于主体问题的研究工作就是分析“将人的存在(êtres humains)变成主体的三种对象化方式(trois modes d'objectivation)”:

第一种是质询模式。它们试图将科学地位赋予自己。比如，在普通语法、语文学(philologie)和语言学中，将说话的主体(sujet parlant)对象化；再或者，在第二种模式中，在财富和经济分析中，将生产主体(sujetproductif)、劳动主体对象化；又或者，第三个例子，在自然史或者生物学中，将活着的存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事实(seul fait d’être en vie)对象化。[202]

很显然，这是福柯对自己在《词与物》一书中对资产阶级近代以来不同认识型断裂和转换研究的一种新的解释：言说主体的对象化、生产一劳动主体的对象化，以及活的存在(生命主体)的对象化。这里发生的重要支援背景的改变是福柯对科学认识论与结构主义构境阴影的逃离，这里的“它们”恰恰是当时福柯刻意抹去的主体，而现在，似乎主体恢复了自己的真容，它从认识型的外部客观结构性回到了自身。不过，从当时福柯对《词与物》的构境定位来看，那时他的确更关注被结构主义瓦解了的“主体”(个人主体之外起隐性支配作用的认识型)对事物的暴力构序(英译本的那个TheOrderofThings)，主体(现代性的人)的出场，则是在悲苦的“沙滩之脸”的伪境中现身的。我不能理解，这是不是福柯自已生命中最后一刻的颠倒性内省或构境边界之混乱？我们不得而知。我得承认，自己之所以没有涉及福柯最后关于主体一伦理构境层，也出于担心走入某种理论迷乱。

其次，福柯指认自己研究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主体对象化中的“区隔实践”(pratiques divisantes)。区隔，是指主体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既界定自我，也与他人区隔开来的实践活动。福柯用的例子是，“疯子与正常人、病人与健康者、罪犯和乖孩子’(gentilgarçon)”[203]。这三组例证分别一一对应他的三本书：《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区隔，也是布尔迪厄重点讨论过的社会学问题，但福柯这里对“区隔”的使用显然主要是指看不见的生命政治区隔。其实，按我的理解，《规训与惩罚》中讨论的生产实践区隔与前面的疯狂史与医学中的话语区隔有太大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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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福柯当下的工作，即关注人使自己变成一个主体的塑形方式。他选择的例子是性(sexualité)。这也是他最后一部著作:四卷本的《性史》。

虽然此时福柯明确厘定自已思想构境中的真正对象是主体，但正因为追寻主体的塑形和对象化过程，他深深地卷入权力问题中，因为权力是主体被构式的一个必然的机制。福柯说：“我很快就发现，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联系和意义联系(relations de sens)的同时，他也会同样地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联系(relationsdepouvoir)。”[204]他说,如果马克思研究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人的现实本质，而形式主义和语言学结构主义则涉及了主体意义构境的发生，那么，他自己则关注了权力关系对主体来说更基始的日常生活存在中的构序。福柯分析道：

权力形式一旦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运转，就会对个体进行归类。在 他身上标示出个体性，添加身份(identité)，施加一套真理法则(loi de vérité)，这样，他本人和他者(autres)都能借此认出自己。正是权力方 式，使个体成为主体。“主体”一词在此有双重意义：凭借控制和依赖 (le contrôle et la dépendance)而屈从他者(autre);通过意识或自我认知 (la conscience ou la connaissance de soi)而束缚于他自身的认同 (identité)。两个意义都表明了权力方式的征服和奴役(subjugue et assujettit)[205]

我觉得，福柯这里的言说已经与拉康的象征域中的大他者支配下的伪主体建构论十分相似了。权力在日常生活中对主体的塑形，是通过认知话语和真理体制(拉康那里叫象征符号系统大他者)实现的。经由后者，主体界划和建构起理性的自己与反指性的他者，在这种双重认同之中，主体屈从于他性权力，这也是一种无意识自我奴役的自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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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福柯也承认，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主体对强加于自身的形形色色的权力压迫进行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这些斗争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反对统治的形式(formesde domination,伦理、社会和宗教的统治);反对将个体和他们的产品分割开来的剥削形式(formesd'exploitation);反对个体自我束缚并因此屈从于他人的行为(这是反对臣属、反对屈从和主体性形式的斗争)”[206]。在福柯看来,反对可见的专制是布尔乔亚上升时的抗争;反对形式平等背后被遮蔽的经济剥削的斗争在19世纪占了上风，那是马克思战斗的岁月;而到了20世纪，他所彰显的反对无形屈从和重新争取主体性的斗争则越来越重要。

晚年小结

1984年,晚年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对自己的思想全程作出了某种概括。福柯说，自己在已完成的全部学术文本中，其实是想“提出三大类问题，即真理(vérité)、权力(pouvoir)和个人品行(conduite individuelle)。这三个经验领域只有彼此关联才能理解,若相互割断便不能理解”[207]。或者换一个表述，即认知、权力和主体。这当中最后一类问题，即所谓的个人品行，亦即上述主体的构式问题，是福柯晚年着重思考的方面。

在另一个场景下，晚年福柯又提到，这三类问题都是通过谱系研究得到解决的，从而谱系研究也就自然形成了三个领域：

第一，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与真理问题相关，通过它，我们将自已建构成认知主体；第二，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与权力相关，通过它，我们将自己建构为作用于他们的行动主体；第三，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与伦理相关，通过它，我们将自己建构为道德代理人。[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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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其中的最后一个方面，即关于个人品行的研究也被指认为伦理主题。福柯说，这同时是三个思考轴心。这三个轴心在《疯狂史》中同时出场，疯狂被科学真理判定，为正常生存的权力所贬斥，进而消失在伦理地平线上。而《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探讨的是真理轴心，即科学真理与认识型对整个存在的构序。福柯没有提及的《认知考古学》是从真理向权力的过渡，《规训与惩罚》研究的是权力轴心，无声而微观的规训权力，以及他同样没有说到的法兰克福学院演讲中的生命政治权力。《性史》关注的是伦理轴心。[209]上述三者,说到底,都是主体的构式问题。这也是三种不同的主体的构式:认知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的构式。这是晚年福柯对自己思想历程最后的说明和定位。

福柯如何看待人们读他的书？

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的第二版序言(1972)中，福柯这样谈到一本书的命运：

一本书产生了(produit)，这是个微小的事件(événement minuscule)，一个任人随意把玩的小玩意儿(petit objet)。从那时起，它便进入反复的无尽游戏(jeu)之中；围绕它的四周，在远离它的地方，它的化身们(doubles)开始群集挤动；每次阅读，都为它暂时提供一个既不可捉摸，却又独一无二的躯壳(corps)；它本身的一些片段，被人们抽出来强调、炫示，到处流传着，这些片段甚至会被认为可以几近概括其全体。到了后来，有时它还会在这些片段中，找到栖身之处；阐释(commentaires)将它一拆为二(dédoublent)，它终究在这些异质的论述中显现自身，招认它曾经拒绝说明之事，摆脱它曾经高声伪装的存在。一本书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再版，也是这些化身的一员：既不全为假象，亦非完全等同。[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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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大段引述福柯的文本，是因为这段话太重要了。它几乎可以被看作是福柯关于文本学的基本看法。显然，福柯并不指望人们能够还原式地诠释他的文本，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解释学的所谓逼真性的努力。他所发明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正好是反对解释学的。一本书，自从被作者交到出版社，即已成为一个脱离作者控制的历史性的文本对象(“档案”)。问世后的文本永远是一个孤苦的从来没有人触到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在它的周遭，或遥远或还不算那么很远的地方，将不断出现它的解释学“化身”(double)[211]。这是康德话语的一种变形在场，文本与解释物的关系永远是自在之物与直接的现象世界间无法打破的分立。在福柯看来，一切诠释物都只是文本的一尊暂时的话语肉身，每一种解释和理解都会是一次异在的重新构境，如果身处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之境(从法文到中文)，那就更是如此了。在福柯这里，文本的写作是一个活生生的构境事件，已成书的文本不可能是死去的现成的物，我们不可能从中抽取到同样现成的原初意义和作者的原初意图;相反，它是一种动态的“事件—对象”(événement-objet)，一旦在世便永世自在，甚至连“生产它的人，永远不能提出主权要求”，它的命运必然是“被人重抄、断碎、反复、模拟、分裂，终致消失”。[212]这简直是咒语。

好吧！我这部阐释福柯文本的书，也并不打算逃出福柯为文本解释所设定的魔咒。它仅仅是众多化身之一:东方思想构境中的化身。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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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拙著：《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表演性(vorführend)文本,系我在《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一书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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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1908—1961)，法国哲学家、思想家。他在存在主义盛行年代里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早年毕业于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后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成为萨特的同学;1930年获得哲学教师的资格。先在沙特尔教书，再返回巴黎高师任导师。1945年，凭《行为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两部重要著作获得博士学位。1945年至1948年，在里昂大学讲授哲学；1949年至1952年，在索邦大学讲授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从1952年直至逝世，在法兰西学院任哲学教授，成为该院历来担任该职者中最年轻的一位。1945年10月，萨特等人创立《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庞蒂从创刊至1952年12月，担任该杂志的政治版编辑。1961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3岁。主要代表作:《行为的结构》(1945)、《知觉现象学》(1945)、《人道主义和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辩证法的探险》(1955)和《符号》(1960)等。

[12]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1908—2009),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1908年生于比利时：1914年后随父母移居法国；1927年入巴黎大学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和哲学教师资格；1932年起在中学任教;1934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同时开始接触人类学文献。1936年发表第一篇人类学论文;1941年在美国初识雅各布森,并开始将结构主义引入人类学研究。1948年获博士学位;1950年任巴黎大学高等学术实验学校社会人类学室主任;1959年，任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主任;同年，入选法兰西学院。其主要学术论著为:《南比夸拉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博士学位论文，1948)和《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苦闷的热带》(1955)、《神话的结构研究》(1955)、《结构人类学》(1958)、《未驯化的思维》(1962)、《图腾主义》(1962)和《神话学》(四卷，1964—1971)等。

[13]他性镜像阶段，是我在2007年出版的《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的构境论思想史解读模式的第一阶段，即一个思想家在其初始学术奠基中，一般都会是采取无意识认同于自己老师的观念或基始性典籍的方式起始一种他性镜像阶段。参见拙著：《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页。

[14][法]福柯：《权力的阐释》，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15][法]福柯：《自画像》，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6页。

[16]让·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1907—1968)，法国著名哲学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二战”后，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954年，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6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与柯耶夫一起，伊波利特最早将黑格尔哲学介绍到法国思想界，影响了整整一代法国当代思想家;1939年，他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译成法文。主要代表性著作：《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研究》(1947);《逻辑与存在》(195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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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代表作为《现象学和辩证唯物论》(Phenomenologie et Materialisme dialectique,1951)等。

[27]参见拙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章。

[28]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瑞士著名语言学家。1857年,索绪尔出生于日内瓦。1875年入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1876年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1878年发表《论印欧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一文；1880年，以《梵语中绝对所有格的用法》获博士学位。索绪尔长期在巴黎和日内瓦从事语言学研究。1913年2月去世，终年56岁。代表性论著为身后由他的学生巴利（Bally）和薛施蔼(Sechehaye)整理出版的课堂讲演录《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

[29][法]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福柯集》，钱翰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30]据杨乔喻博士的研究，“阿尔都塞主义”是由阿尔都塞的学生在跟随阿尔都塞进行理论研讨中，无意识建构出来的一种教条化的观念和话语。阿尔都塞自已与这种阿尔都塞主义也是刻意保持着一定距离。参见杨乔喻的博士论文《形式断裂中的逻辑延续——阿尔都塞与阿尔都塞主义研究》(存南京大学档案馆)。

[31]福柯自已回忆道，“我们当时在探寻他性的思想道路，而某种东西似乎正在存在于世了。这种彻底的他者’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向往的不仅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和社会。他们希望走得更远，希望改变他们自己，对各种社会关系实行革命性变革，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他者’。”转引自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10页。

[32][法]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福柯集》，钱翰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33]同上。

[34][法]巴迪欧：《小万神殿》，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

[35]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法国著名科学史学家和哲学家，巴什拉科学史和认识论研究的后继者。1924年进入巴黎高师，后致力于医学研究。在1924年进入巴黎高师的学生中，涌现出了萨特、阿隆、康吉莱姆等一批思想家，因而也就有了“著名的1924级”的说法。1936年，曾经在图卢兹的一所中学任教；1943年获医学博士;曾任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科学史研究所所长。1983年获科学史学会最高奖乔治·萨顿奖。康吉莱姆应该算是慧眼识福柯的伯乐，曾经是福柯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在福柯成长中的诸多重要时刻，康吉莱姆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主要代表著作：《正常与病态》(1943)；《生命的知识》(1965)，《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1968)，《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科学》(1981)等。

[36]Georges Canguilhem,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PUF, Paris, 1966.此书的第一学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出生于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被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封为下级勋位爵士，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主要代表作有：《研究的逻辑》(193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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