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三、表象情境王国:古典认识型的历史发生

在青年福柯眼里，堂吉诃德(DonQuichotte)在马上的战斗是最早无意识挑破旧世纪正在衰亡这一事实的反向努力。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艺术和文学作品常常起到关键性的隐喻性借境作用。有如前述的《宫娥》和后面即将提及的萨德作品。福柯指认说，堂吉诃德是求“同’(leMême)的英雄”，他一路都在寻找即将遗失的相似性，可是，他的努力大多都成为与风车作战式幻影中的反讽。所以，塞万提斯正是在践行拉康关于真实的定义:求真意欲破碎之处，真实呈现。

《堂吉诃德》勾勒了对文艺复兴世界的否定(le négatif)；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相似性与符号解除了它们先前的协定；相似性已经靠不住了，它变成了幻想或妄想获取物却仍然牢固地处于嘲笑人的同一性(identité)中：物(choses)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38]

显然，青年福柯在这段话里给了塞万提斯很高的荣誉，指认后者通过《堂吉诃德》这“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成了最先透视旧世界沉没的先知。塞万提斯塑造的堂吉诃德这个不正常的“疯子”，在一个“同与异的错乱”的游戏中，仍然在用相似性把事物当成它们已经不再“是”的东西，把一个新人当成另一个死去的人，把一个新物看成旧物，把无视为有，无意中恰恰反指了传统上一切价值尺度和构序方式的颠倒。这里，青年福柯是将堂吉诃德当成了反讽构境中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在疯狂中说出了正在发生的真相。这也暗合了福柯关于疯狂和疯子的历史与思想定位：不正常的疯子总在说正常话语中看不见或故意遮蔽起来的真相。

第二章 从相似到表象:走向大写的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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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察觉，青年福柯之所以讲述堂吉诃德的文学构境故事，是想宣告一个重要事件的发生，即我们将在其中遇到的西方传统文化下平滑的线性历史观中所看不到的巨大间断性(discontinuités)。在他看来，这里的所谓间断性(或非连续性)，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几年之内，一个文化有时候不再像它以前那样进行思考了，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其他事物。”[39]我觉得，该朴实说法中的直接指认就是认识型本身的断裂：旧的认识型的失效，以及新的认识型开始占据统治地位。这是那个从阿尔都塞老师处获得的法国科学认识论的著名的“认识论断裂”说的又一次运用。阿尔都塞是从自己的老师巴什拉—康吉莱姆的常识—科学断裂说中，引申出一个思想家的思考事物的内在方式—问题式(problématique)；而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则将其引申到更大的文化历史结构中。具体到这里的讨论，则是“相似性的时代正近结束”，16世纪的认识型让位给一种新的认识型，即从17世纪开始发生作用的古典认识型(l'épistémè classique)。这也是青年福柯此书中对认识型的第一个明确命名。

新的认识型是划时代的。青年福柯说，由17世纪开始的欧洲新时代，资产阶级彻底改变了词与物的原有构序方式。作为新科学始祖的培根和笛卡尔也都分别批判和拒斥了相似性。长期以来曾是基本认知方式的相似性(既是认识的形式，又是认识的内容)，在一种基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术语的分析中解体了,在这里,分析(analyse)取代了类推(analogie)，事物之间的辨识差异取代了适应，总之，先前起重要作用的相似性逐渐被边缘化。变化最终的指向即是理性的科学取代了灵知的魔法。在福柯看来，西方的“17世纪标志着陈旧的迷信或不可思议的信念的消失，以及大自然最终进入科学构序中去(la nature dans l’ordre scientifique)”[40]。自然进入科学构序,这是词与物关系中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大事件。用海德格尔的话语说，即大自然第一次成为整体性的对象。不过，海德格尔的立意比福柯要深得多，在海德格尔那里，自然之成为对象并不只是认知层面上的事，它首先就在实践的劳作构式和物性的技术座架中发生。

依青年福柯所见，在新的古典认识型中，决定人们思考范式发生改变的最重要的起点，是语言从对事物的直接烙印(签名的记号)中抽离出来，成为无直接所指的人工符号。福柯这一指认是准确的。正是从这里开始，传统认识型中符号与所指物之间的相似关系被解除，语言不再是物的记号，而成为再现性的表象(lareprésentation)构境。这也就是索绪尔那个著名的能指与所指任意关联的断言的奥秘所在。一旦从物中摆脱，作为能指的符号就获得了无限的自由，“符号是复制自身的表象”，而正是这个自我生产的表象之表象构筑了古典认识型的真正本质。青年福柯说，只是“在古典时代开始，由于符号是可表象的,所以,符号成了表象的表象性(lareprésentativité)”[41]。这就意味着，词不再直接指向物，而是通过自我复制的表象之构序来建构和支配物。如是，即为资产阶级表象世界图景构式的初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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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记号是作为对象性认识的工具和认知的钥匙的，而现在，符号只同体于表象：“当一个表象与另一个表象联系并在自身内部表象这个联系的时候,就存在一个符号。”[42]并且,当所有表象都作为符号相互关联,最终生成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时，表象也就否定了传统的意义域。意义也不再指向具体对象，而不过是符号系统自身的结晶而已。这是一个全新的科学意义构境的凸显和断裂性本质。

四、大写的有序之重构

在青年福柯看来，居于新的古典认识型的核心的是给予世界一种新的有序性的科学。这个有序(ordre)的本质是构序(ordre作为动词)!它也是福柯此书中最重要的关键词。用传统的人们易懂的话语来说，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有关构序规定的全新意义：构序并非要找到已经现成存在的人之外的事物本质和规律，而是探究这种本质和规律的有序性是怎样被给予的。当然在青年福柯这里，构序的秘密只是认识型的主观构式。青年福柯颇有感触地说：

第二章 从相似到表象:走向大写的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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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相似性是与记号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正是对这些记号的解释，才打开了具体认识领域。从17世纪以来，相似性被赶到了认知的周边地区，认知的最低级和最低下的边缘。在这些地方，相似性与想象、不确定的重复、模糊的类推联系在一起。[43]

这是因为，魔法式的相似性构境无法打开通向科学构序的道路，无法让我们建构和把握这个世界的内在秩序，而古典认识型却要建立一种新的关于探索有序性的科学与境。这也是韦伯将魔法祛魅走入现代形式化法理存在结构的深一层认识论构境背景。青年福柯甚至断言，“使整个古典认识型成为可能的，首先是与构序知识的关系(rapport àune connaissance del'ordre)”[44]。在此书中，福柯338次使用rappor一词，这足以说明它的高频关键词地位。它表明，非实体的关系视角的确是福柯的构境倾向。如果说16世纪的相似性还嫌柔弱的话，那么科学所建立的有序性就是强有力的了。价值中立的认知就是资产阶级给予世界秩序的权力。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和康德的“向自然立法”都是这种新的暴力性构序话语的表达。于是，建立一门普遍的构序论的科学成为必然。在这里，

无论有多么遥远，科学总是设法完全找出世界的有序；科学也总是为了发现简单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逐渐结合；并且在科学的中心形成一张图表。在这张图表上，认识展现在与自己同时代感的体系中。在 17—18世纪，认知的核心(Le centredu savoir)是图表(letableau)。[45]

在福柯看来，普遍的构序科学的前提，是表象的符号系统和能够让事物入序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关联图表。这张图表不是相似性的诗性图景，而是由精确的计算和可操作性的组织化构成的图表。这是在另外一重科学认知构境中重申韦伯眼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中，符号分派给我们的表象(知觉、思想和欲望)被“连接成有区别的小区域，这些小区域因可确定的特征而相互分隔开来”。这先是差异性区分。请注意，此处的差异性区分与福柯后来揭露的资本主义规训权力分析有密切关联。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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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符号还准许确立一个同时性的体系(依据这个体系，种种表象表达了自己的接近和自己的距离，自己的邻近和自己的差距)并因此准许建立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处于年代学之外，使得符号的亲缘性显示出来，并恢复符号在永久空间中的有序关系。以此方式，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图表就绘就了。[46]

在这里，符号的有序性网络，即表象之间差异性和同一性的组织化构序，通过可见的图表呈现出来。图表是资产阶级可计算性的另一种表象形式。其实，这正是福柯对科学本质的说明。

首先，先前由魔法构境起作用的地方，在古典认识型中出现了“被理解为一门关于尺度和构序的普遍科学”的数学(lamathesis)，而这个以数学量化为基础的可计算的精确性又是一切经验科学(cesempiricités)的基石。康德与胡塞尔一正一反地集中讨论过这一主题。青年福柯指认，以代数为基础的精确性,是“给简单自然物以有序性”[47]。在这里，有质性的魔法情境破碎为扁平的可计算数量。舍勒[48](《价值的颠覆》)和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先后讨论过这一主题。其次，在过去物与物之间含混不清的相似性起作用的地方，古典认识型中出现了作为同一性和差异性相互连接的分类学。分类学是“限定存在物一般规则”的构序学科；当然，也是在“复杂自然物”中存在论构序的学问。这也就是说，分类学并非对已经实在的事物的类划，而是对自然物的存在性命名和让其存在。其三，一旦“拥有作为能计算的构序科学”的精确性和分类学，也就在过去上帝创造万物的位置上，横空出世了一种在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工业一市场经济现实的“经验基础上对有序的构成分析的起源学(la genèse)”[49]。Genèse一词在法语中的直接意思是《圣经》第一卷“创世记”，指有一种根本的神性起源的意味。这种起源论也是后来大写的线性历史构序和进步说的起点。福柯在此书里对这个转喻中的genèse青眼有加，19次使用了该词。此外，我们也会在后来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关于规训的现实构境中遭遇此词。由此，这个起源学的秘密就是古典认识型中资产阶级所实现的创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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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次的创世论不是中世纪的神创论，而是古典认识型的创世论。原来属于上帝的三种大写的秩序(立法)，现在全都由资产阶级古典思想重建了。青年福柯说：“古典形而上学恰恰处于从有序到大写的有序、从分类到大写的同一性、从自然存在到大写的自然的距离中；简言之，处于从人的知觉(或想象)到上帝的理解和意志的距离中。”[50]过去，大写性只是上帝创世论中的神性之境，而今天，正是在这个资产阶级古典思想创造出来的新的起源说中，我们碰到了古典认识型之下三个最重要的大写有序之重新建构：“在词语、存在物和需求的领域内出现了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51]这就是对17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构式的具体讨论了。

注释

[1]委拉斯开兹(DiegoVelazquez，1599—1660),文艺复兴后期西班牙最伟大的画家，1623年起任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宫廷画师；曾赴意大利研究文艺复兴诸大师的绘画，深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反对追求外表的虚饰，主张真实地描写现实;善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笔触自然、色彩明亮。代表作有《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1650)、《纺织女》(1656)、《宫娥》(1658)等。

[2]Menine一词特指在西班牙王室中由贵族担任的男女侍从。大部分译者将LasMeninas译作“宫娥”，我以为不妥。中国古代的宫娥常常意指普通宫女，这与西班牙宫廷中由贵族担任的侍女还是有略有不同的。其实，我更愿意将之译作“宫中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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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部分对艺术作品进行讨论的内容，原为青年福柯1965年发表于《法兰西信使报》上的一篇文章，在收入《词与物》一书的“人文科学文库”的主编的要求下，这篇文章被重新编入此书。对福柯而言，这样做十分牵强。我想这也是我们初读此节，总感觉有些怪异的原因。不过，福柯正好在此书中断言了“人文科学”之死，也算是出了这口恶气。

[4][法]福柯：《马奈的绘画》，谢强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5][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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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第19页。

[10] 同上。

[12]杨凯麟：《分裂分析福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我注意到，杨凯麟博士将福柯后来使用的dispositif一词译为布置，这可能会使福柯使用此词构境变得过于简单，我认为还是应该译为带有战略性的部署更好一些。并且，将福柯著述中后来逐渐变得重要的部署范式前移到青年福柯的文本分析中，会是一种逻辑僭越。因为,我的词频统计中，在青年福柯《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两个文本中，dispositif一词的使用率都是零。

[14][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第21页。

[15]杨凯麟：《分裂分析福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16]毕加索(PabloRuiz Picasso，1881—1973),西班牙著名画家、雕塑家。20世纪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7]在1957年8月17日至12月30日之间,毕加索依据委拉斯开兹的这幅《宫娥》，绘制了一批现代变体画，数量多达58幅，形成了一个可观的作品系列。在现代美术史研究中，这一事件也被称为“毕加索戏仿《宫娥》”。后来，毕加索将这些作品捐赠给了西班牙巴塞罗那毕加索美术馆。

[18]此照片为西班牙最大的elcorteingles百货商场2011年的一幅广告。

[19]哈苏相机(Hasselblad)是一种用于专业摄影的高级单反照相机,在风光、静物、肖像、广告及特殊用途的摄影中效果尤佳。哈苏相机与沃尔沃汽车(VolvoCars)一起，被称为瑞典哥德堡市的骄傲。哈苏相机配套镜头由德国卡尔·蔡司(CarlZeiss)生产。Hasselbald与CarlZeiss两个标志的组合就代表着完美的画质、精确的曝光、顺畅的操作以及无比的耐用性。

20]「法]福柯：《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方生译，载《尼采的幽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21]据刘北成的考证，最早指认前现代性思想的相似性特质的是海德格尔写于1938年的《世界景象的时代》，其中，海德格尔区分了“相似性”与现代思想的“表象”。参见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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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1874—1928),德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舍勒生于德国慕尼黑，其父为路德宗派牧师,而母亲则是正统犹太教徒。1894年后，他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1895年转到柏林学医。1896年转学耶拿大学追随倭铿(R.Eucken)修习哲学。1900年，舍勒在耶拿大学任教。1928年,舍勒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在讲台上。其主要代表作为：《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1913一1916)、《知识社会学问题》(1924)、《人在宇宙中的地位》(192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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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第97页。

[50]同上书,第286页。

[51]同上书,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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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古典认识型:话语、自然和财富中的三种大写的构序

青年福柯指认，17世纪出现的以表象为本质的资产阶级古典认识型，在整个西方文化历史存在中建构了三种新的大写的有序：一是作为一门符号科学的普通语法，这是对话语活动的构序。二是重新确定“自然的连续性和错综复杂性”存在的自然史，这是向大自然立法的构序。三是“准许交换和确立起人们的需求或欲望之间的等值的符号的科学”——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这是关于商品一市场经济活动的构序。用德勒兹的话表述，即“生物之特征’、语言之字根’、财富之货币(或土地)。这些科学都是一般性的，一般性意味着一种关于无限性的等级”[1]。一般即无限力量，也就是通常的大写性。在这里，福柯让“人的力量与无限的力量(forces d'infini)、无限的构序’(ordresd'infini)建立了关系，以至于人按上帝的形象生成自己”[2]。其实德勒兹这一表述是不准确的，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恰恰不是人按上帝的形象构式自己，上帝不过是人的神性倒影，今天与无限力量链接的是资本的现实力量。资本才是普照大地的神性之光(马克思所说的“以太”)，它就是市场存在中的真正上帝。福柯认为，正是古典认识型，中断了以相似性为基础的传统认识型，突现式地建构起了在古典认识型中才得以发生的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大写的有序”。显然，这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分析完全不同的颠倒性理路。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分别来看这三个大写构序的发生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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