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一、作为话语活动构序的普通语法

在青年福柯这里，古典认识型下的语言与先前传统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从对象物相似性的依存关系中获得的解放。与索绪尔不同，福柯此处并不是在讨论语言和言语活动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他已转向更抽象的表象。现在,语言中的词从物转向了表象，从而接受了表象思想(représenterlapensée)的任务：“表象并不指翻译、给出一个看得见的版本(version visible)、制作一个有形的副本(这个副本在身体外部坡面上能复制精确的思想)。”[3]之所以如此,盖因表象已不再是镜像式的反映,而是在一个替身或代理中的再现或构境。Représentation一词本身就有代表和代理的意思。物在表象中消失和不在场。从此，词不相似于物，现在是一群占位的表象化身在舞台上自娱自乐地操演。我们可由此体知福柯在《疯狂史》二版序言中所调侃的自己的文本的被解读“化身”一说。表象不再是对一个原初对象的相似性模拟，不再是反映的镜像，不再是拷贝的相片！作为表象的词语，在今天已拥有了一种“表象自身的力量”，由此，那个向物施威的词被重构了，作为表象之表象的词成了可以自我生产和复制的独立主体，即“表象凭着在反思的目光下一步步把自己与自己并置在一起，来分析自身，并且以一种作为自身的延伸的取代形式来委派自己”[4]。所以,古典时代的表象从来都是表象的表象！如同青年福柯借由委拉斯开兹的《宫娥》画家画画家之画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那样。表象最大的本事在于它能在复制自身中创造一个新的有序世界。词与物的关系现在成了表象自己的事情。我觉得，福柯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是，代理性的表象从物的粘黏中摆脱出来后，本质上是通过转向间接的象征关系建构自身的。关于这一点，索绪尔和拉康的分析似乎更加深入。

对此，青年福柯还特意做了个历史性的比较：在文艺复兴的时代，记号与象形物相联，语言是与原始事实相关的存在，在世界的深处，词与物结合在一起，或者文字在物的下面伸展，词就是物。而今，资产阶级新的语言成了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它不实在。或者说，它就是物的不在场。拉康讲得更极端一些，他把这叫作“语言是存在之尸”。

第三章古典认识型:话语、自然和财富中的三种大写的构序

125

从古典时代起，在表象内，在使自身凹陷的对自身的复制中，语言展现出来了。从此之后，初始的大写文本(le Texte premier)被抹去了，与它一起被抹去的还有整个取之不尽的基础(这些词的沉默的存在铭刻在物上)；所剩余的只有表象了，表象在表达自己的词语符号中展开，并通过这一点而成了话语(discours)。[5]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换。话语突然历史地在场了。表象式语言的看不见，不是它不在场，而是它的在场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原先，词总是指向具象的物,而表象之词却不再有作为归属基础的初始依据(大写文本)。其实，被抹去的并不是存在者—物，而是让物(自然)涌现的存在。可是，福柯的唯心史观使他无法深入到海德格尔那个更透彻的“存在之遗忘”。在福柯这里，“与文本的古老关系，曾是文艺复兴时期对博学的定义,现在却发生了改变:在古典时代,它已成了与语言的纯要素的关系”[6]。物在词中被抹去了,表象只表象自身，因此,表象之词语必须呈现为不是词语实在之意的话语。这是话语作为思考范式较早的一次出场。福柯在此书中161次使用了discours一词，显然这是一个高频关键词。海登·怀特[7]考证道，discours(英文 discourse)的印欧语源(kers)以及拉丁词形(disrxj“面向不同的方向”+currere指运行)都提示我们，分析话语所考虑的意涵就要针对话语的循环流通与往复运动。[8]而在拉丁语中，它是从动词discourrere变化而来的，动词discourrered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到处跑”。话语即功能性言说的场境存在,“话语”既不是作为形式和系统出现的“语言”(Langue),也不同于具体发生状态中的“言语”(Parole),福柯此处的话语恰恰为表象之表象的网络游戏生成构境论意义上的话语性(ladiscoursivité)意指。这又是一个跟我提出的构境论十分接近的话语理论。西方语言的字母书写和拼音化，是青年福柯谈及的另一个语言构境论的例子。他说：“凭着字母书写，人类历史整个地发生了变化。”[9]如果说在象形文字中，文字还与对象相关，拼音文字则消除了文字与对象物最后的链接，语义不再复现对象，而是特定字母建构出来的词语构境的产物。在这一点上，福柯无疑是深刻的。当然，在此处的思想构境中，话语只是古典认识型中发生的一个语言符号功能化消解的转型方式，而在不久之后的《认知考古学》中，它则成了取代认识型的全新总体构境方式。文献显示，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的第二版修订中，福柯就开始将原书中的一些“语言”概念替换成“话语”，并尽量删减“能指”和“所指”一类语言学的概念。这当然是后来的思境重构和重新部署。

回到福柯

126

首先,在青年福柯看来，一旦语言所依存的实在被排除，语言就成了表象,即非直映的“话语的本性和功效(nature et ses vertus)”,“话语只是被词语符号所表象的表象本身”。[10]在这里,话语只是语言的对象化依存支点消逝后弱化为表象的结果。语言失去了物的直接支撑，它只能靠自身力量维系自身的权威，因而不得不自己去造就一个与物并没有直接相似性的“连续的有序”,必须把表象和思想“安排进一个线性的有序(ordrelinéaire)”之中。[11]这是表象话语的自我构序。在词与物的关系上,不再是词烙印物，而是词在自身中制造和编排物。词，以它自身生产的线性构序取代了物性构序。青年福柯指认，这个语言构序的结果就是在古典时代出现的普通语法。这也是第一个大写的构序。

普通语法是对同时性关系(rapport à la simultanéité)的词语秩序(l'ordre verbal)的研究，表象这一同时性，正是普通语法的任务。因此，普通语法的适合对象，既不是思想，也不是任何个体语言，而是被理解为一系列词语符号的话语(le discours)。[12]

在原文的这段表述中，青年福柯使用了大量的斜体字，他这么做无非是想强调，普通语法的出现标志着对语言自身作为同时性关系的表象秩序的建构，即话语结构的有序法则。在这里，话语开始被用来表征同质性构序的一种内在塑形活动。这一点，与后来的《认知考古学》中的话语实践有一定的差异性，在那里，话语实践开始表征一种非线性的异质过程。相对于传统的相似性想象之序，新的话语构序是自主性的、“独一无二”的。其中，自我生产和自我复制是话语的本质，也是整个世界的新的构序本质。福柯此时无法去深入理解的构境层是自我复制和生成的话语构序的现实历史基础，即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构序和市场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全新社会存在中的功能构式。这一点，他是在晚期政治哲学思考中才逐步意识到的。我注意到，布尔迪厄倒是尖锐地指出了福柯的上述错误，他认为，福柯在《词与物》中的认识型观念实为源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结构主义”，这一观念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无视象征生产的现实基础是“特定社会生产条件”中的生产方式。[13]

第三章 古典认识型:话语、自然和财富中的三种大写的构序

127

其次，更重要的是，普通语法不仅是语言的话语构序，而且是所有古典认识论的基础。“普通语法遍布整个认识领域(但其方式几乎是隐蔽的)，以便在表象的基础上使认识的可能性涌现出来，并揭示认识的起源、认识的本性、线性和普遍纽带。”[14]这是一个更大的构序结构,福柯竟然指认古典认识论的真正构序本质，正是词语自我生产的普通语法。可是，如果普通语法的基础是离开了反映论的表象式话语，这是否意味着古典认识论的质性也是非反映论的？这是否与17世纪以来“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发生的史实相违背？福柯并不想分析这些具体的思想史现实。

并且，福柯进一步剖析道，这个以隐蔽方式成为全部认识基础的普通语法,也就是看不见的被去政治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l'Idéologie)。[15]福柯在此书中18次使用了这个大写了的Idéologie。这个断言倒很重要。不难发现，在青年福柯此处所使用的意识形态一词中，传统马克思一阿尔都塞式的可见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已基本被抹去，福柯这个意识形态指的是整个古典认识型座架世界的臆想构架。为此，福柯列举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证据:在作为普遍性话语的意识形态中，“语言将整个世界都集中在它的字里行间，反过来，作为可表象物的整体的世界必须整个地成为一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6]。显然,青年福柯这里指控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百科全书派。[17]在福柯眼里，通过字母的编排构序世界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古典认识型表象的一种无意识强暴。我觉得，这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布尔乔亚统治阶级意识的问题，而且还可能会是从未被反思和内省过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总体性强暴逻辑的历史问题。

回到福柯

128

由此泛化开来，科学认识的基础同样是普遍性的话语，所以，“科学院’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它把基本上秘密的认知形式投射(projetait)到社会构式(configurations sociales)的表面”[18]。这个configuration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比塑形(formation)更复杂的建构性范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福柯指认17—18世纪以后的科学认知是“罩着面纱的话语”，科学最原始的本性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表象关联体系，正是科学，将表象本身的有序结构强加给物。这是词与物的一种全新的征服和强暴关系。然后，这种资产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再让人们觉得自已是在从外部自然中获取了人之外的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过去，如果说黑格尔是将理念逻辑结构直接作为世界的本质和活动规律，而现在，则是将科学话语构序结构伪装成我们主体捕捉和认识到的外部客观规律。由此，科学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将自已装扮成真理。这也是之后福柯会重点讨论的认知与权力关系中隐匿的真理话语关系。显然，福柯这里对科学本质的思考远深过法兰克福学派。

我个人觉得，青年福柯关于古典认识型的语言分析中最有意思、也最深刻的内容，是关于动词理论(La théorie du verbe)的讨论。青年福柯声称，人之语言的发生，是从动物界那种“简单的叫喊”起步，到这种声音中开始“包含一个关系(rapport),即一个命题的构序存在(était de l'ordre)时,才能成为语言”[19]。太精彩了！这让人立即就能联想到黑格尔—马克思那个“关系即主体”的著名断言。只有当建构起一个关系情境的时候，语言才从动物式的喊叫声中确立起自身来。并且，这个关系是在动词“突然涌现的地方”得以建构的。动词是做…(宾语)，动词即是关系。青年福柯指认，“动词是所有话语不可缺少的条件:凡是不存在动词的地方，至少以潜在的方式不存在,我们不可能说存在着语言”[20]。何出此言?正因为所有的动词都指向作系动词“有”、“是”、“在”的存在(l’être)!语言不再指向对象性的物,而指向关系性的存在，这是古典认识型中的话语区别于传统语言的质性所在。青年福柯认为，语言的全部本质都集中在这个单一的être中，“没有这个词，万物都将沉默不语”。正是这个être建构起话语的塑形本质，话语才能让物是其所是。这是一种新的词与物的构序关系。应该指出的是，福柯此处的存在(être)并不是海德格尔构境意义上的与存有一本有(SeynEreignis)相对应的存在(Sein)，而是法国存在主义诠释语境中的生存性存在对être的一种改写。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辨识构境层，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讨论了。

第三章 古典认识型:话语、自然和财富中的三种大写的构序

129

青年福柯说，这个être将所有语言所指认的表象联系起来，向某个存在物倾泻出自己的符号，这个存在物就是思想的存在。由此，话语命名万物，“活动的语言就把自已的狡计(artifice)建立在自然之上”[21],这也是一种新的话语本体论，是一种全新的表象创世说。黑格尔的“理性之狡计”再一次出现在自然之上。福柯这是重新解读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之本质。

古典“话语”的基本任务是把名词赋予给物(d'attribuer un nom aux choses),并在这个名词中去命名物的存在(être)。两个世纪以来，西方 话语是本体论(del'ontologie)的家园。当西方话语笼统地命名了所有 表象的存在（l'être de toute représentation）时，它就是哲学：认识论 (épistémologie)和观念分析。当西方话语把合适的名词赋予每个被表 象的物(chose représentée)，并在整个表象领域上布置精心制作者的语 言网络时，它就是科学——命名法和分类学。[22]

这是一个小结。福柯在此书中15次使用ontologie一词，21次使用épistémologie一词。西方本体论哲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话语以表象之表象的词(être)命名物的立法，万物依话语构式而“是”(être)，可是在形式上它却颠倒地表现为探寻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与认识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断言。古典认识型中的词与物关系，是一种看不见的隐性唯心主义话语暴力。不得不承认，福柯此处的思想构境是极为深刻的。

回到福柯

130

二、向自然立法:分类学中大写构序下的自然史

“向自然立法”，是康德早已意识到的主体暴力。不过,关于这种立法(让其être)的历史性实现，青年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却给出了一种新的确证。在青年福柯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然界自已的历史，17世纪以后，在话语命名表象的哲学身后,已经出现了“把合适的名词赋予每个被表象的物”的科学认知网，自此开始，自然及其历史才第一次在精心的分类学知识体系中被生产出来。自然史(l'’histoire de nature),是自然世界的一次近代式的布尔乔亚重生，这种重生的本质是主体性的构序和掠夺性的占有。或者按青年福柯更早一些的说法，即“一切知识都与残暴的基本形式分不开”！[23]

以青年福柯之见,在17世纪之前,大写的历史(l'Histoire)就是关于一切看得见的物以及在物中被发现或放置的符号的错综复杂和完全统一的结构。写一部历史，就是要发现物的相似性，物固有的特征，以及关于物的神奇传说和故事。福柯在此书中228次使用了histoire一词，其中44次使用的是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大写的Histoire。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说，即历史学是关于死去的“过去之物”的描述。由此，他在德文中区分了历史学(Historie)和历史(Geschichte)。在法文中，没有这种在词语中对历史的质性区分。

而到了17世纪开始的古典认识型，上述一切开始发生改变。“自然”首次真正被“驱赶进认识之中”，自然史由此方应声出现。在海德格尔的思想构境里，这是自然第一次被总体性对象化，也是自然涌现方式的根本改变，即技术座架。这正是福柯所指认的第二种大写的构序。所谓自然史，并不是自然存在本身的历史发生,而是“看见人们将能说出(Voir cequ'on pourradire)”的自然现象,是一种新的强加给自然的大写的有序，一种发端于古典认识型的科学话语构序:依据这一可见的自然科学秩序，所有的自然物都必须遵循以下的步骤：“名字、理论、属、种、属性、用法以及最后的文献”[24]。在青年福柯眼中，自然科学在古典时代的创立，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本身的一种被祛魅(去魔术化)后的重新“构成”，其本质正是构序—向自然立法，用秩序(本质和规律)编织起自然科学中的世界图景。这恐怕也是韦伯现代性社会祛魅更深的认识论基础。正基于此，“历史’这个古老的词就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历史不再是关于过去之物的相似性故事，而是有序的表象词语之链。自然的“历史”第一次成了在“光滑的、中性的和可靠的词中汇集起来的”自然物的被命名，这是一种对自然存在去除魔法的净化，“在这种净化’中构建的第一种历史形式将是自然的历史(l'histoiredena-ture)”[25]。以青年福柯的说法,自然史是直到这个时候才被真正创始的。在这个构境层中，自然史也不过才300年，这与福柯所指认的那个现代性的人的诞生时间是接近的。这也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向自然立法和构序。“自然史不是别的,只是对可见物(visible)的一种命名。”[26]也是在这里，福柯去除了康德“向自然立法”命题的非历史性。对自然立法的真正发生是资产阶级在17世纪的旷世杰作。

第三章 古典认识型:话语、自然和财富中的三种大写的构序

131

其实，青年福柯的言下之意是，只有出现了科学认知网络的地方，才会有自然的历史，不同的学科网络构序建构不同的自然存在的类历史。比如生物史的前提是19世纪出现的生物学，没有生物学的构序，就不可能出现生物的历史。这是一种新的话语范式优先论。

人们想在18世纪撰写生物史(histoires de la biologie)，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生物学在那时并不存在，并没有认识到150年来已为我们所熟知的认知的区分对先前一个时期来说毫无价值。并且，假如生物学并不为人所知，那么，十分简单的理由将是：生命本身并不存在(lavie elle-même n'existait)。生物只有通过由自然史构建的认知之栅格(grille du savoir constituée par l’histoire naturelle)才能显现(apparais-saient)出来。[27]

回到福柯

132

这当然是一种颠倒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没有生物学的理念和认知栅格(在黑格尔那里叫逻辑)，就没有实存的物性生命现象，“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其实，先在的客观自然物质，以后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对它们的人择性使用和使其功能性构序存在的历史发生，与人们对它们进行的历史性命名和观念化话语构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福柯深刻地看到后者但错失了前者，这一点，他远逊于海德格尔。

在福柯的眼里,过去在传统认识型中传颂自然物神奇传说的地方，现在出现的只是“将物与物并置在一起的清晰的空间”，其实，这只是一个词与词并置的“无时间性的矩形”的表象结构,看得见(命名)的自然物“依照各自的共同特征而被集合在一起”，在“一种把物与目光和话语联结在一起的新方式中”被一个接一个地有序地呈现出来。显然，“物与词十分严密地交织在一起:自然是通过命名之网才被设定的”[28]。这是“一种塑造历史的新方式”。由此，自然才第一次进入到表象构序的认知结构栅格之网中。福柯在此书中11次使用grille一词。我留意到，福柯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较早使用grille一词的。[29]不过，我还想补充的是，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构境相比，福柯的肤浅在于，他没能更深一层地理解到，他眼中的物(choses，Ding)本身从根基上已经是与人相关的事物(Sache)，自然已经是依存在之解蔽的向我们的特定涌现(Physis)，或者说，进入表象之构序的自然已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而然之物，而是解蔽后的存在性事物之涌现。故而，在科学构序中发生的事实并不是词与物(Ding)的关系，而是词与科学座架之存在涌现的关系。

首先，青年福柯指称，在科学认识型之网中，科学认知的本质就是“系统地去看”，这是一种被编排、塑形和构序的目光，这就是分类学的结构化认知。它很像前述福柯讨论的那幅油画中把大厅照亮使人物可见的阳光。“结构把整个可见物领域都归结为一个可变物体系”，正是“通过结构，表象以混乱和同时性形式提供的一切得到了分析并据此适合于语言的线性展开”[30]。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对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编排和架构经验现象一说的现代重写。这显然是一个历史性出现的科学化结构，也是狭义的结构概念。它与作为广义结构的认识型的巨结构是有区别的虽然福柯与他的老师阿尔都塞如出一辙，同样拒绝别人用结构主义来标识他的学术思想。

第三章 古典认识型:话语、自然和财富中的三种大写的构序

133

其次，要实现对可见物的结构化认知，生产自然史，还必须建立一套有序的特性理论。所谓特性理论，就是把物全都置于那个把它们与其他所有的存在物联系起来的同一与差异的体系，这个“被选作确切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之场所的结构,就被称作特性(lecaractère)”[31]。判定对象物的不同质性的特性，是对自然进行差异性分类的微观根据。

其三，自然史的本质是确认自然存在的连续性(continuité)。正因为话语构序的连续性，被构序和分类的自然就必须是连续的，“连续性只由能被特性清楚地辨别的不同区域的无裂缝的并转所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价值渐变”[32]。这会是双重连续:一是被区分了特性的物与物之间的共时性连续网络，青年福柯宣称，这种“存在物的连续网络”是对自然构序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二是这种网络的历时性连续。此处，它仅仅是一个认识型发挥构序作用区间的持续渐变。这后一个连续性的抽象历史方法，也是后来福柯在反对总体历史观中的核心质疑点。

最后，自然史的发明还出现在科学分类学身后的书写档案(d'archives)中。在传统研究中，档案是对过去之物的物性遗迹的保存和整理。而到了青年福柯这里，档案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定位：

书写物的愈加完整的保存，档案的建立，对档案进行归档，图书馆的重组，目录、索引和盘存表的制定，所有这些事情，在古典时代末，与其说表达了对时间、对过去，对历史的深度的一种新的感受，还不如说表达了一种把一个与在生物之间确立起来的构序相同类型(mêmetype)的秩序(ordre)的引入早已强加在物上的语言，引入由语言留下的踪迹中去的方式。[33]

档案，现在不仅是遗迹的物性保存，更重要的在于它是重新激活话语构序场境的科学踪迹。其实，面对这个曾经活化的话语踪迹，就是将档案重新激活的考古学。这是与停留在物性层面遗迹的传统考古学是根本异质的。在青年福柯看来，这才是19世纪历史学家有可能写出一部“真实”历史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历史学恰恰是在这里被建构起来的。因为，历史“从古典合理性(rationalité classique)、从构序化(ordonnance)和神正论(théodicée)中解放出来了，这部历史是向时间突然侵入的暴力(laviolence)中恢复的”[34]。此处这个暴力,亦即科学构序对自然的强制。历史从神性枷锁中逃出，但在新的档案学之下，以时间为内核的连续的结构化的自然历史必然是一个被强暴的结果。在不久之后的《认知考古学》中，这个新型的档案范式成为功能性的话语历史复构基础。

回到福柯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