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第三章古典认识型:话语、自然和财富中的三种大写的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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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现代认识型:大写的历史之发生

青年福柯断言，进入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总体构式中就出现了第二次重要的认识型“突变”(mutation)，即现代性的认识型对古典认识型的历史性替代。这是《词与物》一书下篇的主要内容。以福柯的观点，17—18世纪中起重要文化构式作用的古典认识型此时终结了，并由此致使“一个新的哲学空间(un espace philosophique nouveau)”被开放出来:整理经验的“话语、图表和交换”被替换成“语文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原来那个以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理论为中轴的古典认识型被以语文学、有机生物学和生产理论的全新现代认识型所取代。此外，这个新认识型的本质是大写的总体历史构序。有趣的是，在福柯讨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时，文本中竟然出现了与此时居支配地位的认识型权力话语不同的思考逻辑，即从现实生产构序出发建构因果性总体进步史观的唯物主义逻辑。当然，这是一个局部的隐性复调话语结构。对福柯来说，这种状态也只是处于无意识情境之中。

一、萨德的放荡：表象世界的重新颠倒

青年福柯宣称，自18世纪末开始，随着古典认识型的终结(lafin)，支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整体的那个表象的有序世界被颠倒了。他甚至十分具体地指认说，“这个颠倒(renversement)发生在萨德的时代”，就在此时，表象的话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或者说，资产阶级古典“话语的构序发现了自己最后的界限和规律”[1]。与巴塔耶和拉康的爱好相近，福柯也疯狂地迷恋萨德的作品及其怪异的思想表达。依福柯之见，萨德的“放荡”原则的本质就是表象之序的消解。这正像前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之间的位置”,萨德的《朱斯丁娜，或喻美德的不幸》(1791)、《朱丽埃特》(1796)在近代文化发端之处起到了吹响召唤走向新纪元的号角的作用。这是极高的历史评价了。在这里，“不再是表象讽刺性地战胜相似性，而是由欲望之晦涩而生出的强力反复地拍打着表象的边界”。这是一个相似性一表象一强力之间的断裂带。福柯说，正是萨德的故事“结束了古典时代，恰如《堂吉诃德》打开了这个时代一样”[2]。这样的文学隐喻是福柯擅长的讲述方式。他乐意借由画境和文学诗句的隐喻来做出深刻的断言。我同意杨凯麟博士的如下评论，在福柯的这一文本中，“塞万提斯、萨德或阿铎不仅是某一知识型所模铸的文学作者，委拉斯开兹也不仅是某一历史分期里的宫廷画家，而是反之，他们一再被视为决断知识型的门槛或指针，其在考古学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林奈、马克思或尼采”[3]。然而，在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之后，转向政治实践的福柯更多的话语依托从文学隐喻转向了历史档案和文献考据。可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悖论在于:萨德打破了表象的有序，但他释放出来的欲望背后的生产强力之序却更加坚硬。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欲望呼唤出来的强大的生产构序新世界。这个生产构序，在马克思那里就叫物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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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青年福柯的看法，

18世纪的最后几年被一种与在17世纪初摧毁文艺复兴思想的相对称的间断性所中断(rompues)：那时，包含相似性在内的巨大循环形式被拆散和打开了，以致同一性图表(tableau des identités)能够展开，现在，轮到这个图表被取消了，认知处于一个新空间内。[4]

在这里，整个资产阶级文化体都开始脱离古典认识型的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理论，现在“呈现给认知的不再是财富、生物和话语”，而是一个在“连续性区域中的深深的切口”上所发生的认识型突变后的全新空间。上述那个由表象构序网建构起来的双重连续区域上出现了深深的切口，这是一个新的非连续性(discontinuité)的突现:现代认识型取代了古典认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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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先来分析青年福柯关于19世纪现代认识型的图式[5]:

比起18世纪那张表象的认识型图表，此处的现代性认识型图表略显简单和匆忙了一点。构成分隔区域的四条线原先的两条实线到这里变成了用小十字连接起来的虚线，而原先的两条虚线的中间段却成了实线。我不认为福柯这种小伎俩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原先图表中由菱形四边形发散出去的对称的八格网格，上下左右四个主要方位上现在是空的(福柯没有解释这种缺席的原因)，而四边形的中间在上下左右四个内角处仍然写着全部字母大写的“表达”、“衍生”、“归因”和“指示”。为什么是这四个特性？为什么这四个规定在新的现代认识型中没有变化？福柯显然也懒得告诉我们。或者他干脆忘了删除。当然，现代性认识型的一些重要构序技术参数变得复杂和深刻了。图表的左上角现在标注的是“哲学场(Champphilos-ophique)”，它由一个有向度的箭头指向第二层构境:大写的“塑形化(FOR-MALISATION)”。再向下的第三层构境由“形式因存在论(ontologieformelle)”和“真假逻辑判断(Apophantique)”构成。在我的理解中，formali-sation(塑形)是比configuration(构式)要低一个层级的结构化概念，但福柯这里的概念入序却不是如此。并且，塑形化与形式因存在论有何关系？它们如何构成哲学场？这部分深奥的哲学思辨内容几乎与福柯讨论的现代认识型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他没有具体分析这个“哲学场”。当然，我们可以发现，Champ的概念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认识论场”的概念很快也出场了，它们可能是资产阶级现代认识型的特殊构式结果。在此书中，福柯约53次使用这个champ概念。与此相对的右上角是“认识论场”（Champépistémologique),并由此指向现代认识型的三个关键性表征：“语音学、比较解剖学和生产分析”，这是对语文学、生物学和经济学这些宏观学科概念的进一步质性构序的新规定。左下角为“句法、生理学和分配分析”，右下角是由“历史”和“意义”构成的全部字母大写的“解释”(INTERPRÉTAION)。这二者的关系着实让人摸不到门径。福柯只是绘制了这个现代性认识图表，却没有做出认真的分析。这让我们这些后来的认真一些的解读者真是失望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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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眼中，这个新的现代认识型构式空间内，确实性的经验存在(êtres empiriques)正在发生改变:语言代替了话语,生产代替了财富。此时，话语仅仅是18世纪古典认识型中的特定构件，这一观点在后来的《认知考古学》中被否定了。在后者那里，话语成为一种泛哲学范式，并构成认知考古的档案之复构的突现场境。进而，在这种经验替代的背后所发生的更重要的事实是：一般的认知空间不再是“同一与差异的空间、非数量构序(desordresnonquantitatifs)的空间、一般特性化的空间、一般分类学的空间、非可测的精确性的空间”[6]。传统认识型中的基本构件和空间参数都失序(désordre)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功能整合式的生物结构组成的空间。这是一个很新的关于物的内里异质构序的断言。

在青年福柯笔下，这种新的空间是其总体确保一个功能的诸要素间的内在关系的空间。

作为这一经验性空间之组织原则，大写的同功(l'Analogie)和接续(la Succession)涌现出来了：事实上，生物结构相互之间的关联不再是一个或诸要素之同一性(l'identité)，而必定是诸要素间关系(可见性在这个关系中不再起作用)之同一性以及由这些要素确保的诸功能之同一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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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类同的同功性是重要的，它表明新的认识型的本质不再是物与物之间的同一与差异，而是深化为不可见的要素的关系之间的同构，特别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链接和持续。其实，这是生物学中功能整合和结构之序的泛化和放大。这让我想起海德格尔那个功能关系之间链接的环顾(Umsicht)。后来鲍德里亚《物体系》的构境缘起可能也在这里。青年福柯认为，正是这个新的总体性特质使异质于古典认识型的现代认识型得以凸显:这就是不同于古典认识思想那三个大写的表象构序的大写的历史构序。

从19世纪起，大写的历史(l'Histoire)将在一个时间系列中展开把独特的生物结构相互关联起来的诸同功。正是这个历史才逐渐把自已的法则强加在生产分析(l'analyse de la production)、有机存在分析及最后的语言群分析之上。历史让位于同功的生物结构，恰如大写的构序(l'Ordre)为接续的同一与差异开辟了道路。[8]

换句话说，在福柯描述的新的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认识型中，大写的历史首次出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写的历史是在资产阶级现代认识型中被建构出来的，与此同时发生的大写的起源和大写的人(现代性主体)。依青年福柯的观点，如同大写的构序在古典认识型中的作用，而今“大写的历史”已开始限定经验，“由于大写的历史是所有经验中赋予我们的一切存在方式(le moded'être),所以，大写的历史成了我们思想之不可绕开的要素”[9]。这个所谓大写的历史,其实也就是总体性的历史。对此,我们可以在黑格尔—马克思那种走向一个宏大解放目的的历史观中认知其基本逻辑构式，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卢卡奇[10]则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比较明确地说明了这种总体历史观。这也是后来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试图解构的总体同一性“历史”以及福山“历史的终结”中的那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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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福柯具体指认道，

古典形而上学恰恰处于从有序到大写的构序(l'Ordre)、从分类到大写的同一性(l'Identité)、从自然存在到大写的自然(Nature)的距离中；简言之，处于从人的知觉(或想象)到上帝的理解和意志的距离中。在19世纪，哲学处于从历史到大写的历史(l'Histoire)、从事件到大写的起源(l'Origine)、从进化到源头的最初分裂、从忘却到大写的返回(Retour)的距离中。[11]

这段标注了一大堆有着贬义“大写性”规定的表述很难以理解。我琢磨，青年福柯旨在说明，从黑格尔到青年卢卡奇哲学中最深刻的那种总体性历史意识，恰恰是现代认识型中历史发生的东西，它的本质是一种将世界放置到一种有着它的大写的起源(大写的目的)、“它的流变和它的返回”的线性历史进程中，这是一种大写的时间，一种“大写的历史的存在方式”[12]。福柯在此书中93次使用origine一词。这种“起源”和“返回”正是他后来在《认知考古学》中所建构的新历史学观所直接批判的对象。并且，这一次历史构序不再是表象被偶像化的神的意志(外部力量的大写的构序)，而就是大写的人的历史建构。其中，大写的构序(生产构序)取代了表象的构序，大写的同一性取代了质性分类的事物链，大写的自然(全面对象化)取代了自然史，这正是全部资产阶级现代性认识型的征服世界的意识形态本质。

二、意识形态：一种新的大写的语法和大写的逻辑

我感觉到,面对新的现代认识型，青年福柯此处最重要的一个质性判断是资产阶级大写的意识形态(l'Idéologie)[13]的历史发生。这是青年福柯对老师阿尔都塞相近思想的一种有限定的发挥。我们知道，阿尔都塞也是通过对自己的老师巴什拉那个科学认识史上的“常识断裂处科学呈现”观点的改造，使意识形态替代了常识，重构式地提出了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断裂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呈现的观点。[14]我以为，在这一点上，福柯的贡献在于指认了资产阶级新型意识形态的历史发生，并使意识形态的本质透视从原有比较狭义的政治意志直接转换成广义的资产阶级主体暴力性。以我之见，这可能算是福柯在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发展中最重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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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福柯发现,在19世纪出现的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认识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构序的“同一性”，即前述那个大写的同一性(1'Identité)。在该同一性中,先前那个古典认识型中的秩序失效了，原有“构序(l'ordre)得以在其中空间化的图表，由有序定义的邻近关系，由构序准许的系列(作为其表面的点之间那么多可能的路径)，所有这些都不再能把诸表象或每个表象的要素联系起来了”[15]。这是一个断裂。此时出现的现代认识型的同一性构序，恰恰“处于表象之外，在表象直接的可见性之外，处于一种比表象本身更深刻和更厚实的后域(arrière-monde)中”[16]。这是表象背后的一个场域,正是这个看不见的后域建构了一个“消失在我们目光之外的”最高点。这就好比福柯在这部书一开篇——那段关于委拉斯开兹《宫娥》的讨论中——所指认的那个使得画中表象得以构序的处在画外的看不见的现实权力最高点。有趣的是，当有人问道：如果《宫娥》象征了古典认识型的表象思想，那么什么人的画可以代表现代认识型。福柯的回答为：克利。[17]因为，“克利把能够构成绘画的所有姿势、运作、笔画、轮廓、线条、平面都置于可见的形式中，这样他就把绘画行动本身变成了有关绘画本身的绚烂夺目的认知”[18]。准确地说，克利是让不可见成为可见，而他在画作中布展的可见性却是真正的不可见存在。福柯的回答是机智的。

现在，物在新的认识型中开始逃离表象，向着自己“特有的本质隐退”这是一个新的建构物之“隐藏的结构”，正是由这个表象目光之外的最高点，重新投射和建构起物(存在和世界)。接下去，福柯将要认证的是：这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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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与物的一种全新的构序关系。

物(les choses)所特有的组织，物具有的秘密的脉络(secrètes ner-vures)，把物连接起来的空间，把物产生出来的时间(temps)，接着，将会有表象，一个纯粹的时间序列(successiontemporelle)，在这个序列之中，物总是部分地向主体性(subjectivité)、意识、认识的特殊努力、“心理学”个体显现出来。[19]

此间最关键的是，物向着主体性和意识显现出来了。这本是康德和胡塞尔都指认过的构境事件，但福柯的独有之意在于，物向着主体显现出来(Füruns)这一事件只是到了现代性的认识型中才被历史生成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限定。

进而，青年福柯认定也只有到了此时，才真正出现了总体历史构序意义上的大写的意识形态(l'Idéologie)。这是一种关于更普遍的理念的科学(Science des idées) ,

大写的意识形态(l'Idéologie)应该成为这样一种知识(connaissance)，即其类型应该相同于那些把自然的存在，或语言的词，或社会的法则当作理念的对象(objet les idées)。但就大写的意识形态把观念，把在词中检验观念的方式，在推理中把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当作对象而言，意识形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所有可能科学的大写的语法(laGrammaire)和大写的逻辑(la Logique)。[20]

“大写的意识形态”、“大写的语法”和“大写的逻辑”，又是一群贬义的大写性规定。与自己的老师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不同，福柯眼中的意识形态已不仅仅是体现统治阶级自觉意志的表象的再现体系了，他认为，意识形态的真正构序一构式的构件是看起来中性的认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罪宣判。这个判断暗合了培根那个知识就是力量(权力)的宣言。然而，韦伯将这个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遮蔽式地指认为价值中立的形式合理性，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再将其颠倒地指认为启蒙背后的奴役性的工具理性。此处福柯对价值中立的认知的宣判暴露了整个资产阶级现代性体制构式的秘密，以后，福柯还将对这个认知与权力的关系作出说明。他先写了《认知考古学》，并随之写下了重要的由认知塑形的新型规训权力说的《规训与惩罚》。福柯指控说，通过拷问自然而来的现代科学知识，正是资产阶级光鲜伪饰起来的大写的意识形态的本质，这种意识形态的隐恶之处恰恰是它从来不被叫作布尔乔亚！在福柯看来，由它通过大写的语法和大写的逻辑建构起所有表象的“组合和分解的法则”，这与原来那种由分类一命名得来的表象式构序相比，现代科学认知的强暴性支配来得更加隐秘和深层。应该说，这是福柯在并不知晓法兰克福学派科技意识形态批判情况下，独自发现的资产阶级科学权力中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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