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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6世纪的认识型构序物的本质是相似性的魔法,古典认识型构式世界的本质是表象,那么现代资产阶级认识型构境存在的本质就是认知。这里发生的事件,是一个“词”远离“物”的过程。福柯确认这是一个全新认识型:“意识形态使所有的认知都安放在表象的空间中,并且通过浏览这个空间,意识形态就能阐明能组织这个空间的法则所具有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所有认知的认知(savoirdetouslessavoirs)。”[21]显然,福柯由此对意识形态做出了一种全新的定位。在1976年进行的一次访谈录中,福柯谈及自己对传统意识形态概念的看法。他说,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是幻象,它总是与正确的真理相对立。并且,在人们心中,意识形态幻象似乎总是由阶级主体建构起来的。“与作为决定性的经济、物质等基础(infrastructure ou déterminant économique,matériel,etc)相比,意识形态是第二位(position seconde)的。”[22]福柯自己显然不赞同这种观点。科学认知构式的意识形态表面并不是布展幻象,而恰恰是以祛除传统愚昧的启蒙之光照亮理性新世界的。这使得资产阶级这种大写的意识形态成为不可抗拒的隐性控制和支配。以后,福柯会在对康德《什么是启蒙?》一文的深刻解读中重申这一批判。
第四章现代认识型:大写的历史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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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福柯看来,康德的“何以可能”的批判哲学已经在努力地构序“表象之间的关联了”,但“先验性”的建构条件却使他“绕开了表象本身和在表象中被给出的东西”。这是对的。
康德的批判标志着我们现代性(modernité)的开端:康德的批判对表象的询问,不再依据从简单的要素到其所有可能的组合这样的无限运动,而是基于表象的权利界限(limitesde droit)。由此,康德的批判首次承认与18世纪末同时代的欧洲文化的这个事件:即认知和思想(savoir et de la pensée)隐退到表象空间之外。[23]
青年福柯想指出的现代认识型新质在于:在康德这里,塑形经验现象的表象空间的基础、起源和界限都受到了质疑,先验构架在表象(现象)之外发生作用。福柯以为,与康德的批判一致,现代性的认识型中生成的科学认知意识形态也是在“表象之外”重建的一种形而上学,它“只有以一个既特殊又普遍的发生之准神秘的形式(la formequasi mythique)才能进行:一个孤立的、虚空的和抽象的意识应该在最微不足道的表象的逐渐发展有关所有可表象对象的巨大图表(le grandtableau)”[24]。这个所谓的准神秘的形式,即为18世纪末才开始真正起到构序作用的先验科学认知思想形式。此即为表象背后那个建构了表象有序的“消失在我们目光之外的”最高点。原来不在场的君王的那个霸主空位,现在由不可见的科学认知霸权占据了。这也是后来福柯要通过“认知考古学”再把这个科学认知的暴力谱系深挖出来的缘由。
青年福柯说,19世纪的劳动(一般)、生命(一般)和语言(一般)都是作为某种先验物(transcendantaux)而出现的。这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确认劳动一般的历史性生成的意向是一致的。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以及后来的一般等价物都是作为客观现实的社会先验存在的,而不仅仅是观念先验。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外围学者佐恩-雷特尔[25]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一书中有深入的讨论。[26]在青年福柯看来,它们正是现代认识型的关键性构件。正是这些重要的历史先验物“使得生物、生产律和语言形式等的客观认识成为可能”。它们处于具体认识之外,却构成了认识发生的可能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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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位于客体旁边,并且以某种方式处于客体之外;类似超验辩证法(la Dialectique transcendantale)中的大写的观念(l'Idée),它们计算了现象的总数并表达了繁杂经验的先天(apriori)连续性;但它们在一个存在中为繁杂的经验提供了基础:这个存在的神秘实在(réalité),先于所有的认识,它构成了知识(connaissance)中的一切的有序和链接(l'ordre et le lien)[27]
从哲学上说,这种在表象之外的认知先验形式正是康德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哲学确证建构表象有序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它直接催生了费希特一黑格尔的普遍性绝对哲学的发生,“经验领域的总体性被带进意识内部,这个意识自身显现为精神,也就是说,同时显现为经验和先验领域”。[28]黑格尔只是将康德的先验认识论中的构式逻辑本体化为绝对理念,于是,现象界被贬斥为物相,精神作为先验的意识本质建构着全部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柯1948年完成的学士论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历史先验性构造》影子。青年福柯甚至说,这也关联到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构序物的隐性认识型第一次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
依青年福柯所见,新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认识型的本质就是要“开启先验主体性领域”。在表象之外,正是现代认识型“建构对我们而言是大写的生命、大写的劳动和大写的语言这些准先验物’”[29]。这是三种新的大写构式物。请一定记住,在青年福柯这里,大写性即是产生暴力的坏东西。
也因此,古典认识型中那种基于表象分析的图表空间开始显得摇晃不定了。现在,“图表不再是所有可能有序的场所”。
这样,欧洲文化就为自已创造了一种深度,在这个深度之中,问题将不在于同一性(identités)、不同的特性、永恒的图表及其所有可能的路径和历程,而在于在其初始的和难以达到的核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隐藏着的巨大力量,是起源、因果性(causalité)和历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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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福柯想说,那种由起源、因果关系塑形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总体历史观并不是亘古就有的,它只是现代认识型的特定产物。这也意味着,大写的历史—连续的进步史观也是新近才被发明出来的东西,所谓的“进步”的本质,也正是由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劳动和生产构筑的。在这一构境层中,福柯显然是深刻的,只是这种片面的深刻还停留在观念决定论之中。
三、劳动与生产:从斯密到李嘉图
依我的判断,在青年福柯对现代性认识型的讨论中,最重要、也最值得关注的内容是大写的劳动和生产的历史生成,这也就是马克思那里作为社会先验物基础的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也是在此处,我们发现了福柯文本中出现的一种与主导性认识型规制话语异质生成的话语线索——从经济现实实践的活动结构透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整个观念世界的社会唯物主义线索。固然,这一话语线索对此时的青年福柯来说,很可能处于无意识的构境层中。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思考的内容。我注意到,在此前两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福柯在发言中也提到了19世纪开始的现代性认识型。那次研讨中,他明确指认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诠释可能性”(nouveau la possibilité d’une herméneutique),他甚至非常具象地指认:“《资本论》第一卷,《悲剧的诞生》和《道德的谱系》这样的文本,以及《梦的解析》,再次让我们置身于解释技术(techniquesinterprétatives)之中。”[31]福柯说,这三位思想家的文本,“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效果”,他们通过发现表现为“外在性”(l’extériorité)的“深度(profondeur)之维”,“实际改变了符号的本性”(nature du signe),“变更了通常可能用来解释符号的方式(façon)”。[32]也是在那个会上,福柯提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穿透浓雾,揭示出在“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观念中形成货币、资本、价值等有深度(profondeur)的东西”[33]。可是较之彼时,《词与物》中青年福柯却始终避免直接提及马克思,他宁可让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相关。他的这一态度直到《认知考古学》才开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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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部书里,青年福柯分别将劳动一般与斯密、生产一般与李嘉图联系起来。福柯指认,正是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劳动与生产才建构了大写的历史的真正基础。这是一个正确的理路。虽然此处的劳动与生产只是现代认识型的一种主观构式要素。
首先,青年福柯讨论了政治经济学中劳动概念的凸显。他说,是斯密[34]把财富观念归于劳动观念,整个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斯密的“劳动概念”(le concept de travail)之上的。这是一个深刻的指认。虽然劳动概念并不能说是斯密发现的,因早在魁奈、孔狄亚克等人那里,劳动就已被讨论,但的确是斯密第一次将劳动指认为资产阶级经济现实中新的社会财富的基础,“由财富最终表象的,不再是欲望对象(l'objet du désir),而是劳动(travail)”[35]。相对于古典认识型中停留在流通领域的交换财富理论,斯密的这个“第一次”真正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这个判断是精准和专业的。可福柯缺少的深一层思考构境面在于,斯密对于劳动概念的关注并非凭空生成于头脑,而是当时英国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中的实际变革所致。也因此,福柯认为,斯密的分析“代表着一个根本的中断”。这是古典认识型的财富分配理论在资产阶级新的经济活动构序中的断裂,因为斯密已经认识到,
人们进行交换,是因为人们需要,人们恰恰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对象,但是,交换的有序(l'ordre des échanges),交换的等第(hiérarchie)和体现在该等第中的差异则是由沉淀在所需对象中的劳动单元所确立的。如果对人的经验(在不停地被称之为心理学的层面上)来说,人所交换的是对人所“不可缺少的、舒适的或愉快的”东西,那么对经济学家来说,以物的形式(forme de choses)进行流通的就是劳动。不再是需求对象相互表象,而是时间和辛劳被转化(transformés)、隐藏和遗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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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古典认识型的经济理论中,人们着眼于流通领域的财富分配,通常,被交换的东西集中于需求对象(自然物),而在斯密开端的现代经济认识型中,人们交换的“财富”已经是沉浸在对象(商品)中的劳动。并且,在这种在资产阶级看来公平的交换中,真正创造财富的劳动和辛劳却逐渐被隐匿和遮蔽起来。福柯这里的分析基本是对的,只是并不会直接与经济学学说史的时间刻度完全一致。
通过这一构境分析,我以为青年福柯这个考古学方法最重要的合理特征就在于,他让特定的认识型只在自己的历史时区和空间中发生构式,而不是用同一种范式诠释全部历史存在。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鲍德里亚(《生产之镜》)。
应该说,青年福柯敏锐地看到,斯密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学方向,即在对财富本身的反思和交换表象的背后,揭示出“工业的进步(progrèsdel'industrie),活计分工(la division des tâches)的增加,资本的积累,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travail productif et du travail non productif)的分割”[37],就是在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开始溢出表象的古典认识型。字里行间,都是标准的经济学行家的话语了。福柯甚至引用《国富论》中那个著名的工场内部劳动分工的例子(一个工人20支别针/天与劳动分工之下10个工人2400支别针/天),来说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38]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精准例证。只是他还无法意识到,并非观念中的认识型决定物质生产,而是这种现实发生的物质生产(劳动)构式规制全部观念塑形。于是,“这个政治经济学不再把财富交换(和创立了财富交换的表象游戏)当作对象,而是把财富的真实生产(劳动的形式和资本的形式)当作自己的对象”[39]。显然,年轻的福柯还无法正确地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历史地梳理清楚,因为资本不是与劳动真正分立的两种不相干的物,而资本不过是劳动交换关系经过历史性的客观抽象所生成的价值等价物再投入到生产中畸变而来的吸血怪物。当然,这并不影响此处福柯思想构境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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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斯密所开辟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构境将超越那种仅仅“谈论人的自我异化(hommerendu étranger)的人类学”。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理论宣判。至少,此时的福柯思想构境是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青年马克思之上的。斯密判定,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的维度被展开了:不再是古典时代那种循环的时间,而“将是一种组织结构的内在时间(letempsintérieur d'uneorganisation),这个组织结构根据自已的必然性而增长,根据本地法则发展——这是资本的时间和生产体制的时间(le temps du capital etdurégime de production)”[40]。换而言之,所谓的历史的进步和增长都是从这个特定时刻起始的。劳动生成特定组织结构—生产体制中的内在时间,资本永无停息地追逐利润,是这种疯狂增长和进步的真正基础。这也意味着,进步史观的真正本质是资本的世界历史。不得不承认,这种思想透视极为深刻、鞭辟入里。
对此,青年福柯还有一段很精彩的表述:
把一个欲望对象的表象与所有那些能在交换行动(l'actedel'échange)中与之面对的其他欲望对象联系起来时,就必须求助于能决定其价值(valeur)的劳动的形式和数量(la forme et à la quantité d'untravail);在连续的市场运动中,能对物品进行分类的,既不再是其他对象,也不再是其他需求;而是那个生产这些物品并默默地沉淀在这些物品中的活动;是制造、开采或运输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日和时间,这些劳动日和时间构成了这些物品特有的重量、商品稳固性、内在法则,并由此构成了人们所说的真实的价格;从这个本质核心出发,交换就将完成,市场价格在波动之后就会找到其固定的点(pointfixe)。[41]
这段话,基本上可以被视为青年福柯对斯密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和认可。固然,在严格的意义上,青年福柯的经济学学养还不足以驾驭斯密的经济学说,特别是他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但他毕竟努力了。还有,这种经济学学理上的半生不熟也因之于他对马克思文本的故意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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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李嘉图[42]的生产概念。青年福柯宣称,在新的现代认识型中,比劳动分析更基础的是生产(laproduction)。这个判断是精准的。“生产作为认知空间中的基本形式,已经取代了交换,生产一方面使得新的可认识的对象(如资本,lecapital)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规定了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如生产形式的分析)。”[43]资本是新的认识对象,生产形式的分析是新的方法。福柯正确地指认,在政治经济学的版图中,这是由李嘉图完成的理论贡献。福柯说,
在古典思想中,商业贸易和交换充当财富分析之不可超越的基础[并且这在亚当·斯密仍然是一样的,在他那里,劳动分工(ladivisiondutravail)受制于物物交换的标准],可从李嘉图以来,交换的可能性却基于劳动之上;并且,从现在起,生产理论(la théorie de la production)总是应该先于流通(circulation)理论。[44]
读到这里,难免拍案叫绝——青年福柯竟可以区分斯密与李嘉图在交换基础上的细微差异,并做出有关生产理论先于流通领域的发现应归功于李嘉图的精准判断。也是在这个语境中,我们才可能理解福柯如下这番话:“我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他分析资本塑形(formation du capital)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他从李嘉图经济学家的框架中引申出来的概念所支配。”[45]马克思正是真正理解了李嘉图的生产优先逻辑,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在彻底批判蒲鲁东—格雷的交换流通公平论的基础上,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现了被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增殖的秘密。我必须说,福柯的这个理论判断是十分了不起的。formationducapital的概念也是十分重要的,在马克思那里,他恰恰谈及了劳动的塑形问题:“工人把工具当作工具使用,对原料进行塑形(Formierung),从而首先给原料和工具的价值追加上和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的新的形式(Form);此外工人所追加的,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并且他还指认:“劳动是活的、造形的(gestaltende)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Formung)。”[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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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青年福柯看来,正是从李嘉图开始,劳动脱离了与表象(交换流通)的关系,并处于表象不再盛行的地区,劳动依据自己所特有的因果关系而被组织起来。劳动生成了资产阶级新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大胆的历史性定位。因为这基于一个新的“因果系列(série causale)”的创立,是指它的现实基础是“巨大的、线性的和一致的大写的系列(grande Série linéaire ethomogène qui est celle)”——生产的大写系列。[47]福柯在此书中 57 次使用série一词。在这里,系列的概念是处于被否定的位置上。鲍德里亚在《物体系》等文本中的系列概念应该较深地受到了福柯此处观点的影响。根据福柯的观点,新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建构的,而也正是生产本身的因果链系列才塑形出现代历史存在的连续性和总体性。青年福柯断言,财富已不再由一个等值体系构成的图表所指认,而是一个被组织和积累起来的连续时间,价值现在开始“根据使用价值的生产状况,并且更进一步讲,这些状况也是由在生产它们时所使用的劳动量确定的”。价值并非由交换产生,而是由生产中的劳动量所决定,这已经达及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构境层了。也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历史不再与表象的共时性空间相关,而是“与连续生产的时间(temps de productions successives)联系在一起”[48]。这也证明了,连续的历时性的历史观是直到资产阶级现代认识型中才被建构出来的东西,其现实基础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递进式生产时间。这是何其深刻、何其具有历史感的判断!
其至,我会觉得在福柯此处的思考中,出现了不同于那条认识型决定现实存在的唯心史观逻辑话语的一种新的东西,即很深的资本主义工业构序(生产的因果结构对社会生活和资本的世界历时性过程的建构)对现代认识型和社会存在本身的关键性内部构式,这是一条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唯物主义逻辑话语。也就是说,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生的情况[49]一样,福柯这里的文本中也出现了双重逻辑的并置: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认识型观念决定论与隐性发生着的工业生产构序规制社会存在以及认知构架的唯物主义逻辑话语的无意识复调状态。当然,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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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需要进一步深耕细作的构境点。
第二,也因为现代生产理论的出现,才使人的限定性(lafinitude)第一次得到现实的确定。人的限定性也是由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构序的。因为,现代生产的连续性的历史也将是一部匮乏(rareté)的历史,因为,人口增长与生产积累之间的冲突,使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开始直接面对死亡,人的有限性第一次凸显出来。
只是作为自然存在(êtrenaturel)的人是有限的而言,才存在历史(劳动、生产、积累、真实成本的增加):这个既定性伸展在人类的初始界限及肉体的直接需求之外,但又悄悄地不停地伴随着文明的整个发展。人愈处于世界的中心,人就愈能强烈地感受到限定性的压力,就更接近自己的死亡(mort)。[50]
与海德格尔存在论构境中抽象的“有死者”相比,福柯建构了作为现代性主体的人之生存的一种历史性的有限性,这里的接近死亡不是指肉体的死亡,而是指处于世界中心那个星球次主人的死亡。同时,这种有限性也正是大写的历史(l'Historicité)的本质。在这一点上,福柯达及海德格尔本有哲学的深层构境。
我注意到,在这里青年福柯第一次正面谈及马克思。他分析道,马克思的学说恰恰是为了解决大写的历史与人的限定性的矛盾而出现的。这是一种“革命的承诺”。不过,在青年福柯眼里,虽然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表面上对立,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入真实的断裂”,因为它并未真正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历史进步系列。
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意图去打破这个排列,又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哪怕是悄悄的改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排列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处在19世纪思想中,如鱼得水:即是说它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会停止呼吸。[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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