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础仍然是现代性认识型，因为它基于并承续着启蒙的进步逻辑。显然，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的真正基础也在这里。当然，也因此萨特的《现代》杂志才会批评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

第三，生产的理论也建构了大写历史的终结。依青年福柯的观点，“在19世纪初，一个认知的排列被构成了，在这个认知的排列中不仅出现了经济学的历史性(l'historicitédel'économie,相关于生产形式),人类存在的限定性(相关于匮乏和劳动),而且还出现了大写的历史终结(findel'Histoire)的期限”[52]。在资产阶级的现代认识型中,经济学的历史性和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有限性，这也终结了大写历史自身。他反讽地剖析道，如果说在古典认识型中，人们还可能依靠人本主义的乌托邦(异化的扬弃)生成自己的梦想，而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下，人们只能遭遇“根据系列、连贯和生成的模式”建构的历史时间之黄昏。青年福柯说，尼采是第一个看到这个真相的人:上帝之死中已经喻示着大写的历史的必死性。

应该指出，青年福柯此处对古典经济学的思考，特别是将其置于资产阶级现代认识型的具体构境之中，总体上看，是深刻和具有历史感的。一度，他几乎触及了从客观现实出发的正确路径。但我们必须清楚，在话语塑形上的自觉性，福柯只是在主观的认知的排列中，提炼出斯密、李嘉图在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他仍然不能正确地看到：不是人们的观念(认识型)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存在，而是资本主义历史性的社会经济现实决定了全部观念构境。认识型的理念先验的真正基础是社会历史先验。依我的判断，福柯思想上唯心主义观念决定论的丧钟，是在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的革命实践中被第一次敲响的。

四、组织化有机体与词形变化机制

资产阶级现代性认识型的第二个方面，是生物学中组织(organisation)概念的凸显。在青年福柯看来,与18世纪自然史构序的分类学的表象要素的特性规定关联不同，面对自然，一个无法还原成表象的相互作用的新原则出现了，这就是“组织”。组织，第一次历史性地成为创立自然之新的有序性的关键性概念。依我的理解，这个现代性的组织概念正是构序的本质表述，它是与无序和熵正好相反的重要规定性。从一般辞典上，组织通常被定义为“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这只是一个存在者构境中的现成石化描述。而我觉得，更需要强调组织规定的在动词状态下的构序意义，组织是消除熵的负熵努力和使无序转换为有序状态的建构过程，并且，现代性的组织概念区别于一般动植物中的无主体组织状态，它是一种主体性的自觉构序和负熵。

第四章 现代认识型:大写的历史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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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正是这个现代认识型中的组织概念，使自然得以重新构序：“它使要素相互归属;它把特性与功能联系起来;它依据一个既内在又外在、同样可见和不可见的结构排列这些特性；它把特性分布在不同的由词、话语和语言所占据的空间中。”[53]在自然存在构序上,新的组织形态的确是出现了，可是，这种在生物学中新凸显的自然存在形态的现实基础究竟是什么？如前面他意识到的因果总体历史观的基础是生产构序这样深刻的构境层。福柯并没有也不想认真探寻。

青年福柯说，与古典分类学中“形态、数量和大小”的特性不同，这个新的组织范式通过四种方式表现：一是将特性入序为“等级形式”，特性由高级到低级被塑形。人如果是高等生物，那么就会有低等生物等级链，再有非生物的无机世界。二是与“功能联系在一起”，自然构序不再是实体与实体的外部差异，而成为为我性的功能与功能之间的构式。有如海德格尔上手关联构式的环顾世界和鲍德里亚的“物体系”。三是由组织概念建构起生命的存在形态。四则是构成新的分类。由此，一个重要的分类学突变宣告生成，“即有机与无机之间的根本区分”[54]。有机即是生命，而生命主要是“进行生产、增长和繁殖的东西”；无机则是非生命，就是那些既不成长，也不繁殖的东西。这就“深深地打碎了自然史的巨大图表”，使得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成为可能。由此，历史性(L'historicité)现在被引入自然——确切地说，被引入生物中去了，它说明了，“物与人之间深刻的是历史的存在方式(lemode d'être)”[55]。非常遗憾，福柯对此处这个历史性与大写的历史的具体关联未作说明。这就意味着，深嵌历史性的生物(生命)并不是一个从来就存在的东西,而恰恰是18世纪末资产阶级现代认识型建构的历史结果。青年福柯在1971年那次与乔姆斯基的著名对话中明确指认，生物学“归功于出现了一系列科学话语(discours scientifique)构成的新概念(nouveaux con-cepts)，而它们又导致像生命这类观念的诞生，这使我们能够在其他事物中指明、界定和置放这类话语。依我看，生命观念不是一个科学概念(conceptscientifique)，而是一个起分类、区别作用的认识论指示器（indicateurépistémologique)，它的功能作用于科学词汇而非客体(objet)”[56]。福柯的意思是说，生物并不是一个现成存在着的对象，而是19世纪生物科学种种词汇的塑形物。假如，生命是直到18世纪末才被现代认识型建构出来的，那么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福柯之宣称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是一个比“人的近代生产”更为基始的发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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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认识型的第三个方面,是语言学中词形变化体系(système des flex-ions)的形成。青年福柯看到，在前古典文化中，词与物直接相似关联，而到了古典认识型的构序中，语言是最深刻地与表象运动相联系，“扎根于表象的存在方式”，一直到19世纪初，语言分析中的改变都很少，可是，最终普通语法还是“开始改变其构式(deconfiguration):它各种各样的理论部分相互之间不再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并且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勾勒出一个早已轻微地不同的历程”[57]。这就是所谓词形变化结构的出现。通过词形变化，语言不再仅仅作为表象与表象的声音构成，而是以语词的形式要素这样一个全新的方面被注入：“这些形式要素被集合成体系，并为声音、章节、词根规定了一个并非表象所具有的体制。”[58]在福柯看来,这个体制的“整体法则强加给表象的词根，直到改变这些词根本身”。说实话，我并不认为福柯这里关于现代性认识型中语言“词形变化体系”的说明真的具有什么深刻情境。

青年福柯故作神秘地说，历史性进入了语言领域，如同进入生物领域中一样。这里意思似乎是说，古典思想的普通语法中那些词语的无限派生和毫无界限的混合是非历史的;而现在，词形变化结构不仅历史地说明了陈述存在的序列方式及其在时间中的连接，而且还陈述了它们的构成样态。“从现在起，经验性(l'empiricité)——既事关自然个体，又涉及人们以能命名自然的词被大写的历史所贯穿，并且其存在的整个厚度都被贯穿了。时间之序(L’ordredutemps)开始了。”[59]为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这个第三点，是福柯写得最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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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小结说，这样，在18世纪的最后岁月中，传统的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的认识型开始败落，古典的认识之网“开始散乱了”，因为，一旦需求为自身生物组织了生产，一旦生物进入生命的基本功能，一旦词因其具体的历史而变得沉重，我们如何才能重新发现世界的统一性呢？他坚定地认为，一种新的大写的历史有序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认识型中已经开始出现：

欲望对象被看重的，并不仅仅是欲望能够加以表象的其他对象，而不可还原为这个表象的一个要素：即劳动(letravail)；使得能描述一个自然存在的，不再是我们可以在我们关于这个存在和其他存在所作的表象中加以分析的诸要素，而是这个存在所内在固有的某个关系，我们把这个关系称作其组织(son organisation)；使得能够定义一种语言的，并不是语言表象的方式，而是某种内在结构，是依据词相互之间占据的语法姿势来改变词本身的某种方式：这就是其词形变化的体系(sonsystème flexionnel) [60]

这是硬将三个不同领域发生的事件杂糅在一起的努力。这显然是一种虚构性的理论之境:在财富分析消失之处，经济过程通过生产及使生产成为可能的一切的周围重新聚集;在自然图表消失的地方，生物在生命之谜周围重新聚集;在普通语法消失的方位，语言在多样性的词形变化周围重新聚集。青年福柯说，这个重新聚集(restaurée)，正是资产阶级新的认识型突现的组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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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被重新构序了！这是一种在现代性认识型中被重新改写的大写的历史。其实，这如果是一种构序的组织活动，那只能是资本的世界历史。

注释

[13]倘若将福柯从阿尔都塞那里获得的有特定意义的大写的Idéologie译成观念学，恰恰会遮蔽福柯这一深刻思想的批判性特征。所以，我将《词与物》中译本中的Idéologie均改译作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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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1787—1789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职位。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67岁。去世前,斯密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其主要代表著作为:《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68)。

[36]同上书,第293页。

[37]同上书,第294页。

[38]同上书,第292页。

[39]同上书,第294页。

[40]同上书,第295页。

[41]同上书,第311页。

[42]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他对斯密之后的经济学理论作出了系统的贡献，被马克思称为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1772年4月18日，李嘉图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资产阶级犹太移民家庭。童年所受教育不多，14岁便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16岁便成了英国金融界的知名人物。1799年，李嘉图偶然阅读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第一次接触了经济学;从此，对政治经济学发生兴趣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李嘉图在证券交易所的工作确保了他一生富足的生活，所以在1814年刚满42岁时，他便选择了退休。1819年，李嘉图在英国议会上院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的席位,随后占据这个席位直到去世。1823年9月11日去世，年仅51岁。其主要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等。

[43][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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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同上书,第361页。

[56][法]福柯：《论人的本性:公正与权力的对立》，载《福柯集》，从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17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 Paris, Gallimard, 1994, p.1342.

[57][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第307页。

[58]同上书,第308页。

[59]同上书,第383页。

[60]同上书,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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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一个晚近的事件

青年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做出的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断言，可能就是一系列关于人的离奇观点了。福柯声称，作为主体性的人，竟然是在19世纪现代资产阶级认识型中刚刚被建构出来的东西。具体而言，人作为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构境物，并不是自古就存在的连续体，而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在19世纪的“晚近的发明”;甚至，如同海边沙滩上被随意涂鸦出来的图形一样，它随时可能在另一个新的认识型的异质构境中走向终结。福柯还像巫师一般地预言道，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科学亦将如此短命。这一章，我们就来具体分析和讨论青年福柯的以上论点。

一、在空穴中建构起来的人类主体

青年福柯关于人的讨论，是从重新构境此书开篇关于委拉斯开兹的那幅油画《宫娥》的讨论开始的。他说，这幅画的表层构境意义在于显现了古典认识型的表象如何被表象，那个在背景墙上的镜像中出现的国王夫妇即是被表象却不在场的对象。通过第二章的讨论，我们已知福柯关于画中画家所画对象的判断有可能是一个误判，但它并不影响福柯关于表象之表象被建构的那个不在场的主体性位置的构境式的指认。国王夫妇所在的非镜像位置(也是画家和作为观众的我们在真实存在中的主体构境位置)—我们虽然在表象之画中看不见这个空无之位，但正是这个看不见的“无”同时塑形了画面中的客体、主体和构式了复杂的存在情境！在福柯的眼中，这是一个看不见的空王位[1]!更诡异的关系在于,这个创造世界的无恰恰又是已经成为直接表象的画中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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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客体(objet)—由于正是艺术家所表象的东西才被复制到他的画布上去了——同时有了主体(sujet)—因为在工作中表象自身时，画家(peintre)眼前所有的正是他本人，因为画中画出来的目光都是指向王室人员所占据的虚构位置，这个位置也是画家所处的真实位置，因为最后，那个模糊位置的主体(画家和国王在这个位置中交错着并且不停地闪现着）是观众：他的目光把画转变成客体、那个基本空隙(manque)的纯表象。[2]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构境关系空间。“交错着并且不停地闪现着”的一切正是画家创作艺术构境的凸显过程，它在一个二维平面上，通过多重目光的隐性的联想关系建构出这一经典主一客体关系存在的情境空间。

当然，与前面的构境意向不同，福柯此处评论这幅画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古典认识型的本质—表象被表象，而反倒是隐喻式地指向在现代认识型中作为无而登场的主体制作表象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构境层意向的转换。在青年福柯看来，这个在《宫娥》中不在场的空无位置，在更深一个构境层中也正隐喻了现代性认识型中人(l'homme)的位置。这个新型的人,在古典认识型的思想构境中并不存在，因为，对他而言，“表象为其而存在，并且他在表象中表象自身,把自已确认为意象或反映(imageou reflet),他把图表中之表象’的所有相互交织的线条系在一起”[3]。于是,在古典认识型中没有直接出场的作为现代主体的人，今天成为一个现代表象线条交织的构境物！这也意味着，在主体一客体二元模式中出现的现代主体，特别是那种可以反映外部世界的认知意向，恰恰是一种表象线条重新编织和构境的历史性产物。这是对海德格尔对象性主一客二元分立模式证伪的另一种构境论表征。

一切终于真相大白，青年福柯之所以在此书开头颇费周章地讨论《宫娥》图，指认出那么复杂的表象之序和理解构境层，并不仅仅是要讨论古典认识型中直接的表象构境，进一步说，至少在这里，是要通过这个情境的深化来建构出重新塑形表象之表象的新的“造物主”—作为主体的现代人。难怪福柯非要语出惊人:在18世纪末以前，人是不存在的(l'hommen'existaitpas),因为这个作为主体的人,“他是完全新近的创造物,认知造物主(ladémiurgie du savoir)用自已的双手把他制造出来还不足200年”[4!好一个“认知造物主”！现在不是上帝造人，而是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认知造物主创造出作为现代主体的人。具体到福柯此处的讨论，他并不是说，一直以来连续持存活着的人死了，而是说，作为主体而出现的人是现代性认识型的特殊历史产物，所以，从19世纪数到今天，现代性的主体之人的被“认知造物主”制造出来还不足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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