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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福柯直言不讳地写道,大写的历史观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连续性的宏大历史叙事,在这种平滑的连续历史故事中,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被假定为同一性的物性实体的连续改变、上升和败落,其实质,恰恰是以同一性认知权力为驱动的所谓大写历史进程强暴了全部存在。继而,青年福柯宣告了自己新的创见,即他发现这种由大写的历史话语建构起来的同一性的历史观就在19世纪开始的现代性认识型中被中断了。依青年福柯的看法,现代性的认识型是与“大写的话语及其单调的统治的消失联络在一起的”。他说道,19世纪开始于一种人类活动全新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不能在物与人所共有的宏大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发生于自然适应周围环境所特有的历史性,发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模式(资本的积累方式和价格的波动法则),生成于语言的历史转换和生成的模式。于是,新的历史观义无反顾地断然抛弃了“有关时间的有序或连续层面的想法,同样也抛弃了连续不断的进步的想法”,它“向事物和人都强加了一个年代学”。[37]这是在告诉我们,现代性的认识型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非连续性的历史性!它的生成恰恰是同一性、总体性的大写历史观的解构。这一观点,福柯在其后的《认知考古学》中大大地深化了。
青年福柯试图让我们看到,如果说传统的大写的历史被消解了,那么,正是自19世纪开始,在大写的历史消解的意义上,“人就被非历史化(déshistoricisé)’了”[38]。这个déshistoricisé的意思就是祛除大写的历史。但是,这种非历史化又恰恰使人本身“彻底成了历史的”。这种历史性存在的人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连续体,“如同我们近期的(ladaterécente)思想考古学所显示的那样,人是一个发明(invention),并且正接近其终点(fin)”![39]人是一个资产阶级新近的发明,且他已经苍老得足以死去。
于是,“人将被抹去(quel'hommes’effacerait),如同大海边沙滩地上的一张脸(visage)”[40]。青年福柯在《词与物》一书的最后章节,写下了这句意味深长的断言,它的余音袅袅回荡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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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王国与荣耀》一书中,阿甘本曾经考察过一种“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巴西利卡王廷的拱门和后殿弧顶上的空王座(hetoimasiatouthronou)”,他指认,在某种意义上,空王位恰恰就是权力最重要的象征。这是颇具意味的。Giorgio Agamben,TheKingdomand the Glory, 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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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科学考古学
—青年福柯关于认识型和认识论断裂的答辩
福柯的《词与物》一书出版之后,虽然受到萨特等人本主义哲学家的批评[1],但在整个法国社会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好评如潮。然而在哲学界内部,此书还是受到了一些特殊关注,比如来自师长的评点和一些优秀学生的质疑,这些深一层的追问虽为数不多,却引发了青年福柯自己深一层的反省,从而促成了他思想上第一次重要“转折”。在这些质疑声中,《词与物》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成为讨论的中心。围绕老师和学生们的追问,青年福柯于1968年发表了《科学的考古学:答认识论小组》(“Surl'archéologiedes sciences. Réponse 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一文。[2]也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在“红色五月风暴”之后,青年福柯的思想开始引起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在本附文中,我们重点来解读这一重要文本。
一、非连续性:提问与回答
向青年福柯提问的主体,是阿尔都塞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所领导的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十余位青年学者组成的所谓“认识论小组”(Cercled'épistémologie),其中,就有今天已经成为法国一代新型思想大师的巴迪欧和米勒[3]。所有问题围绕的核心关键词有二:认识型和认识论断裂(Del’épistémè et de la 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巴迪欧等人提出,希望福柯“在科学的地位、历史和概念的关系中”,进一步确认这两个关键性概念的内涵。他们认为,在巴什拉有关科学史的研究中,“认识论的断裂”被用以描述科学史发展中的非连续性,而青年福柯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发现了一个时代与下一时代的认识论构式(configurationépistémique)之间的纵向非连续性(discontinuitéverticale)”[4]。即福柯在《词与物》中从传统认识型到古典认识型,再到现代认识型的纵向断裂。问题的焦点于是集中为:认识论构式的横向性(horizontalité)与非连续认识型变化的纵向性(verricalit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十分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认识论小组在发问时,刻意使用了垂直与水平的比喻,而没有使用已经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主义的历时性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范畴。并且,认识论小组的这帮年轻人还促狭地引用了福柯自己的老师康吉莱姆在相关的评论文章[5]中作出的一个批评:青年福柯将支配不同时代认识论构式的不同认知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绝对的断裂,而康吉莱姆则明确指认道,17、18世纪的认识型中诸如“自然史”这样的话语,的确被19世纪的认识型所抛弃了,但也有一些话语被直接整合(intégrés)到新的认识型之中,牛顿物理学并没有随着动物经济的生理学的出现而消亡,前者充当了后者的一个模型,譬如即便是在爱因斯坦那里,牛顿也没有被断裂式地推翻。6]青年人的提问和思考显然是尖锐和深刻的,他们的确犀利地发现了青年福柯《词与物》一书中存在着的内在矛盾和理论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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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追问,青年福柯的态度倒也十分认真。他坦然直面更年轻一代学者敏锐的观察和质问,同时承认“认识论的断裂”并非自己的原创。他说,在当时整个法国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已经开始普遍放弃长时段(longuespériodes)的连续性观察,
有人已经开始努力去发现在思想的伟大连续性(grandescontinuités)背后、在精神的基础性和同质性表现(manifestations massiveset homogènes de l'esprit)的背后,在从一开始就为自身存在和自身完善而斗争的科学的不懈发展背后存在的中断(interruption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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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这里所列举的思想先驱者,包括自己的老师巴什拉和康吉莱姆,也包括热鲁(M.Gueroult)[8]的哲学话语空间中封闭体系的“概念建筑术(architectures conceptuelles)”,以及在更小规模下思考文本内部写作结构的文学分析他指的应该是语言结构主义思潮中的文学文本分析理论。青年福柯解说道,虽然这些努力的共同理论旨趣都已经指向思想史中的非连续性,但真的还存在一种横向与纵向的、更深一层的思想交叉(entrecroisement)。比如,热鲁的哲学话语内部的概念建筑术和文学结构主义集中于横向的结构性思想构式,而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则更多地在思考纵向科学史中的结构性断裂,但二者确实交集于非连续性。不难看出,青年福柯自己十分清楚那些提问的焦点在哪里。
然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却狡猾地回避了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认识论小组追问的这一核心思考点,即认识型的横向结构制约与纵向简单断裂之间的关系,他在七绕八绕的兜圈子中,将回应问题的讨论慢慢引向他自己的一种思想独白。在这种独白的字里行间,我们已经可以隐约感觉到他自己思想的某种改变,甚至已开始生成他将要在《认知考古学》中提出的系统话语升级。以下,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对非连续性的一个重新说明。
青年福柯故弄玄虚地说,他并不认为上述这种双向交叉将同一于非连续性的胜利,因为非连续性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实际学术效用已经发生了改变。以他的判断,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非连续性虽然真实地存在于“众多分散事件、意向、观念或实践”之中,但却又是“历史学家的话语规避、化约和抹除从而揭示串联式(enchaînements)连续性的东西”[9]。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就是在时间持续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过去的事情,因此,妨碍了连续性整体的断裂和偶然是必然要被剔除的。青年福柯指认道,其实,这个建构了历史纵向连续性的主观故意的串联,只是人们主观“意识的串联”,或者说,“连续的历史就是连贯的意识(L'histoire continue, c'est le corrélat de laconscience)”[10]。意识,是构式纵向连续性历史的真正本质。这也就意味着,连续性的历史观在方法论逻辑上是一种隐性的唯心史观。因为正是意识把历史中的现象看似平滑地联系在一起,把那些隐蔽的合成物(d'obscuressynthèses)通过话语重构(reconstituter)串联塑形成一个连续的总体,从而重认那种跟着意识后面奔跑的“追光的统治主体(sujetsouverain)”。这里的光,即理性认知之光的照亮,这种本质之光让我们看见现象,也是它的主观构境编织了光亮中可见的历史事件。在这个意义上,青年福柯似乎是模仿恩格斯说出了一句很精辟的话:“历史是意识的最佳避难所(abrprivilégié)。”恩格斯说,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将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这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此间,我们可以隐约体知到,福柯试图通过一条十分曲折的路径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他在《词与物》一书中之所以提出那个作为一个时代所有文化现象的横向支配力量的认识型概念,重要意义就在于反对一种唯心主义的纵向连续总体的历史观。我以为,福柯这里对连续性的历史观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在方法论上,连续总体的逻辑构架之下的确隐匿着一种从观念出发的“应该”,连续性本身是主体对历史样态的一种本有式悬设。然而,如同我们在上文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的那样,青年福柯在整部《词与物》的讨论中,虽然反对了简单的历史连续性,但却在另一个层面上,仍然在用认识型对现实进行唯心主义的逻辑强暴。换句话说,福柯至多是用一种唯心主义去错位式地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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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青年福柯说,现今的情况真的有了新变化:一方面,“历史,亦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科已经不再是对系列表面背后的串联(enchaînements)关系的重构(reconstitution)了;它们现在所实践的是系统化地引入非连续性”[11]。甚至,非连续性已经被内化到历史学家的话语之中,成为一种积极的自觉因素。这有一些夸大。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出现,已经吊销了那个建构历史连续性的统治者—现代性主体。综上,促使历史研究在主体与客体两个向度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迎接这样的变化,当然也有人伤感,他们会对主张非连续性的人说:“你抹去了历史(l'effacementdel'histoire)!”对此,青年福柯的态度则是:其实,这里消失(disparition)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描述历史的主观呈现形式(forme),它曾经以秘密的方式,完全自在地植入主体的综合活动性(l'activité synthétique du sujet)中。[12]消失的不是历史,而让历史成为大写历史构式的那个先天综合统摄构架的方式。有如神学构境中的创世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统摄下的世界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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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青年福柯故意不入境,他既没有直接回答认识论小组提出的纵向非连续性与横向认识型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没有直面康吉莱姆对他认识型断裂中的简单性与科学史真实事实不符的批评。他使出了一个狡计,即提出一种看起来超越这些问题指向的新的观念,借以缓冲自己认识型范畴重构历史中被撕裂开来的硬伤。这个新观念,就是所谓话语事件场。
二、话语事件场的出场
此间,青年福柯依然是从非连续性的构境层出发,试图引开人们对那个过于钢性的认识型的过多注意。他说,承认非连续性,也就意味着一些否定(négatives)。譬如,必须要证伪那些在连续性历史研究中起关键建构作用的诸如“传统”(tradition)、“影响”(influence)、“发展”(développement)和“时代精神或精神状态”(de mentalité ou d’esprit d'une époque)一类的概念。这些概念确实是我们在历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中习以为常的概念,我们从来不会去细想在它们之中可能包含某种连续性历史观的意识形态构式特性。哈维曾经指出:“福柯正确地抨击了某种时代精神’的观念,认为它们过于简单,他说明了不同制度的权力基础如何产生了适合它们自己环境和规训目标的非常不同的话语。”[13]这可能是对的。青年福柯剖析说,所谓传统的历史构式机制,即通过设定一个连续的历史坐标体系,既给一些历史现象以特定地位,也标识一些历史事件为创新。譬如某一民族文化传统的生成、持续发展和复兴。影响,则是建构一个历史现象与另一种现象的神秘过渡。例如,马克思的辩证法中的黑格尔因素。在此,可能他更想说自己老师康吉莱姆所质疑的那个“牛顿物理学并没有随着动物经济的生理学的出现而消亡,前者充当了后者的一个模型”,还有“在爱因斯坦那里,牛顿也没有被断裂式地推翻”,恰恰是旧历史连续性范式中的“影响”和“发展”。你看福柯有多聪明!他无法直接与老师对质,但却一脸无奈地提醒前辈:你老人家的范式真的旧了。发展,意在说明一些历史事件是“同一种组织性原则的实现”,一种事物从低级向高级形态的进步。譬如唯物主义哲学从古代素朴实在论向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形态转换。时代精神,则是“在共时性(simultanés)与历时性(successifs)之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象征纽带的连续性,或某种相似性和镜像映射的游戏”[14]。这倒真是黑格尔留给我们的思想史遗产。青年福柯指认,这些在传统思想史研究中习以为常的非反思的观念构件,恰恰是无意识建构历史连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其本身实质上都是一种根本无法被经验证实的意识合成物(synthèses)。我发现,福柯的这个思考点上还存在一重很深的反驳,即细心地用共时性与历时性这一对规范的语言结构主义中的学科概念影射了认识论小组所选用的横向与纵向这一对常识概念,并且试图将这种仍然在传统范畴语境中的提问本身都贬斥为非法。这是十分高明的一招绝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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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占据了制高点的青年福柯有些得意地说,首先,不能用非反思的范式来提问。他开始悄悄地全面反击了。因为,在我们通常的学术研究中,非反思范式的使用已经是隐性的暴力。除去上述思想史的观念构件之外,再比如,“文学”和“政治”这样的概念,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得以发生的“晚近范畴”(catégoriesrécentes),可却常常在历史学研究中“被以回溯的假定(hypothèse rétrospective)和新的类比或语义相似的游戏运用于中世纪或古典文化”[15]。这是追加的一个新的回击。福柯是想说,事实上,当我们使用一些仅仅属于一定时代的规范性、体制性的构式话语来普适性地思考全部历史的时候,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已无形中生成。不难看出,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使用的批判性方法正是由此缘起的。所以,与其说讨论什么纵向与横向的抽象关系,不如深入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去思考发生特殊塑形和构式的具体历史范式。
其次,在福柯看来,认识论小组的青年学生们根本没有理解:文本并非同质,文本并非话语事件,话语事件亦并非独立。这也就是说,即便是《词与物》这一文本本身,都未必是同质的,更何况《词与物》的意义域并不直观于可见的文字,而是不可见的话语事件,甚至是话语事件群。这就是福柯此处端出来的新东西了。应该标注,这里的话语概念已经不是《词与物》中那个资产阶级古典认识型中作为普通语法在场的语言运作系统,而是一个全新的方法论范式。福柯这一招真是一个足以轻巧地滑出问题绳套的好办法。于是,福柯得以从质疑中跳脱出去,着手塑形和展开另一些更复杂的新想法。在此,有些流于生硬的认识型构架就要被软化为功能性的话语事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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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福柯神秘兮兮地继续讲道:如果想要真实地捕捉到一个思想家的学术思想构境,就必须打碎幻象中的思想统一体(unités)。譬如,一个学者的思想同一体—它们通常被指认为“书本和成果”(livre et del'oeuvre),就好比认识论小组看到的文字、词语和文本中可见观点意义上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然而,学术思想构境事实上的真相与这些文本和文本群的词语事实并不具有平面化的简单同质性。这里我感兴趣的一个思考点,是福柯所说的同一文本的非同质性,因为这有可能印证我所发现的青年福柯描述现代认识型时出现的复调话语叠境(孙伯教授的“双重逻辑”)—主导性的认识型决定论与潜在发生着的从经济现实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思考的并置。并且我们还可以发觉,笔锋至此,福柯已经悄悄地将论说的重心从宏大的文化认知结构——认识型微观化——转到了一个学者的文本与思想构境机制的探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也由此,他开始在一个方向上接近阿尔都塞的文本释义学。接着,福柯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第一,文本同一性的证伪。青年福柯说,一本书的统一性并不是“同质性的统一性(unitéhomogène)”。这是一个展开说明。一个作者的一本书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思想体,其边界不是刚性的,而恰恰是向着他性开放的。进一步说,
一本书的边界既非确定也非严格划定的。没有只靠自己就能存在的书籍,它总是在与其他书籍并立的支撑关系和依赖关系(rapportd'appui et de dépendance)之中的,它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un point dansun réseau)——这个网络包含了多个点或隐或显地指向其他书籍、其他文本或其他句子的整个指涉系统(système d’indication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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