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无疑，福柯这里的说法十分接近罗兰·巴特—克莉斯多娃[17]后来的文本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理论。后者在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提出了“互文性”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的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由此，互文性取代了主体间性。[18]巴特则系统演化了这一观点(《文之悦》)。青年福柯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词与物》一书中的认识型概念与巴什拉、康吉莱姆，甚至阿尔都塞的文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认识型的范式如果有错，那是一个时代中互文性话语事件场中的共同误认。所以，福柯这样举例，我们很轻松地就可以将一个呈现为平行六面体的作为物性对象的书拿在手里，但如果不通过各种支撑和依赖关系网络建构起来的话语场(champ de discours),这本书所内含的指涉却是根本无法获得的。请注意，福柯这里的讨论还存在一个上面我已经指认的从宏观文化构式向微观文本内部结构的转换，即一个文本中的功能性话语与各种他性话语的支撑和依赖关系建构起来的指涉系统(话语场)。福柯此处的思考，显然是比认识型要微观得多的构境场域，它往往是一种文本、一种思潮内部的复杂话语实践。显然，这个话语场比阿尔都塞的问题式要精细得多。我还以为，这同样是福柯使出的一种巧妙的解套之法。

第二，一个思想家文本群的杂多与异质。青年福柯认为，从表面上看，一个学者的作品似乎就是以他的名字指涉的全部文本的总和；可是，在这一表面同一的指涉之下,并无法完全涵盖他的所有文献。比如，学者有可能以假名(笔名)发表作品，以至于直到他去世之后，部分原始手稿、笔记(notes)、札记片断和随意的涂鸦(griffonnage)才被挖掘出来;再比如，学者中途放弃的文本和写作大纲，那些未曾发表甚至未能记录、保存下来的书信、访谈和对话。以我之见，还应该算上那些他不想让世人知道的文本。雅克·马丁和福柯本人，都曾在去世之前焚毁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手稿。[19]青年福柯深沉地指出，一个人，只有到死亡之时，才会彻底“离开包围着他的这些多得数不清的遗迹，它们在无限多的交叉点上说着如此不同的语言”[20]。所以,不管是谁,其全集永远不可能是全的,因为必然有许多曾经发生的话语事件在有意无意中被剔除，以致无法进入全集。一个思想家作品的同质统一性只是后人阐释性操作(opération est interprétative)的结果罢了。这永远是一种带有隐性意识形态色彩的再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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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思想起源与显隐话语关联的假象。在青年福柯看来，要能真正深入理解一个思想家的学术真谛，还必须打破关于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同一性构式中存在的两种阐释性假设。一是在每种思想表面的开端之外，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起源(originesecrète)”。这个起源不是普通的起点，而是原初的本真性。依马舍雷的考证，是康吉莱姆最早从认识论层面区分了开端与起源。这便是后来在后现代思潮中被标识为“本质主义”的传统基始论。在后来对尼采谱系学的改造中，这个起源论被设置为总体性线性历史观的逻辑构件。二是“所有显白话语(discoursmanifeste)都隐秘地取决于已道出(déjàdit)的东西;而且这种已经说出的东西又不是已经表达出来的句子、已经写下的文本，而是那尚未说出’(jamaisdit)的东西—它是某种不可具体化的话语,是像气息一样无声的声音(voix aussisilencieuse)，是仅仅在行文之中所留出的空白(creux)的那种写作”[21]。仔细想来,福柯这番话似在批评自己的老师阿尔都塞，因为正是后者在巴黎高师的《资本论》研究小组中提出所谓的“症候阅读法”，其中就要求人们像马克思阅读斯密一样，在文本中读出“空白”来。[22]

青年福柯认为，如果能够去除这些建构连续性和同一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思想家学术构境中真实存在的东西只会是断断续续的蜂拥而至的事件(irruption d'événement)：话语事件。请注意，这是福柯生产出来的区别于认识型的新鲜思想构境物。这也将是此后的《认知考古学》的核心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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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每个阶段都向作为事件的它的撕裂敞开着，事件存在于蜂拥而至(irruption)之间，存在于转瞬即逝的离散(dispersion)之中，这断续和偏离使话语被继续、被知道、被遗忘、被改造、被涂抹为它最细小的痕迹，并从每双眼睛前移开埋入如微尘般的书籍之中。不必将话语追根究底地回溯到它起源的原始在场(présence de l'origine)，而必须在它的超脱性游戏中观照它。[23]

这简直如同一段学术散文诗。青年福柯试图告诉我们，学术思想发生过程中真正存在的只是当下被激活的话语事件场(champ des événements dis-cours)，它在学者由言说和思考过程建构起来的学术思想构境中曾突现式地发生过，话语事件并不持续实在和永恒在场，而只是不断地突现式地蜂拥而至(成境)并迅速离散(消境)，学术构境即是话语事件群的建构性当下会聚。真是深刻而精辟！当然，这也是福柯的话语理论最初令我激动万分的地方，它几乎就是我的构境论的法国版本。

话语事件是不可能被语言或意指所穷尽的一个事件，一旦当我们特意去言说或思考它时，突现式的话语事件已经不在场了。戈德曼曾经说道，我们不能研究自己的愤怒，当愤怒成为理性对象时，它已经消失了。1970年，在福柯评述德勒兹的《重复与差异》和《观念的逻辑》二文的书评—《哲学戏剧》中，他曾经将德勒兹所指认的事件哲学与尼采的谱系研究联系起来，在福柯看来，事件即是差异性的效应，它往往是通常的历史研究中忽略掉的存在细节。谱系研究则是重新捕捉到事件的实际历史(wirklicheHistorie)研究。这是一个很深的阐释。因为，话语事件固然与一种具体的写作行动或语言相关联，也可以在手稿、书籍(现在还有数码影像)等物质记录的记忆场(champ d'une mémoire)中留下一种物性的剩余存在(即斯蒂格勒所指认的“第三持留”)；可是，曾经被建构和激活思想情境的话语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它不等于任何编织、描述和记录它的文本和语音的物性实存，它总是建构式地在场但却随着言说和思考的终止而解构，不过，作为物性遗迹的它“又向重复、改造和再激活(la répétition，à la transformation，à la ré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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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着”[24]。由此，生成解释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新情境化的本质。太深刻了，这简直就是构境论的话语理论！在此，我还应该提到自己与不久前到南京大学访问的当代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一次讨论。在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他在西蒙栋、吉尔和古兰的技术和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第三持留”和“代具”技术来分析现代技术统治的现象学本质，揭示外在于人类的后种系生成，但我的疑问在于，代具性的技术体系本质上是作为客观物体的对象而存在，比如唱片、文字等数字化过程其实都是可见的对象，而实际上，从马克思、海德格尔以来，更多强调的是：通过可见的存在所建构起来的、根本无法被记载的关系一功能性场境。斯蒂格勒当时的回答并不能使我满意。

我敢断定，认识论小组的那群年轻人一定会被青年福柯这种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表述弄得头昏脑涨。然而，我却也认为，这个时刻里发生的事情是青年福柯之思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他正在从刚性的文化结构(认识型)向功能性的话语实践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不久之后他即将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脱胎换骨的先行步伐。

三、档案与认知考古学

青年福柯提出，如果说在思想史中真实存在的东西是突现场境式的话语事件，那么，研究“文化中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moded'’existencedesévénementsdiscursifs)”就成为一个十分急迫的事情了。他又说，话语事件存在的方式并非一种固化的框架(暗喻把认识型理解为一种固化的知识结构体),而是一整套的状况(l’ensemble des conditions)[25] :

这些状况，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定的社会中，决定着(déterminée)某些陈述的出现，决定着它们是否能得以为继，决定着它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决定着它们在法定建制中得以被归类为某些集群的方式，决定着它们所起的作用，决定着对它们产生影响的价值活动或仪式活动，决定着它们被转化为实践或态度的方式，决定着它们进入流通(circulent)、被压抑(refoulés)、被遗忘、被破坏或被重新激活(réactivés)所依据的原则。[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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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述向话语事件的转换,现在，青年福柯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认识论小组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认识型概念。正因为话语事件是当下建构和解构的，所以，认识型的存在方式只能是一种话语事件随时可能被激活的外部因素和条件。认识型或许并不直接是话语事件，但却会是话语当下发生的条件。可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突现的话语事件本身常常无法入史，或者说，真实的思想构境从来都不可能被如实记载，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让话语和思想得以塑形和发生的一系列的条件和运行规则的物性遗迹(“第三持留”)。也是在这里，福柯突然说，

我想起了档案(archive)这个词，这不是指某种文明或使这种文明免于湮灭无闻的踪迹所保留下来的文本的总体(la totalité des textes)，而是一系列规则(règle)，它们在文化中决定着某些陈述是出现还是消失，决定着它们的持存和解体(effacement)，决定着它们作为事件和物(d’événements et de choses)的悖论性存在(existence paradoxale)。[27]

显然，这里的“档案”是那个略显刚性的认识型在历史研究中的弱化替代物。要在档案的因素中面对话语事件，就不能将之直接当作事实记录，而应视其为已经不在场的话语事件的遗迹(monuments)。福柯专门指认道，“遗迹”的说法应该归功于康吉莱姆。霍奈特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词语挪用。[28]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显然不熟悉所谓“第三持留”的这种特设的遗迹性。遗迹如果不能重新激活话语事件场的重现，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是在这个构境意向上，青年福柯呼吁人们摈弃传统历史学和哲学中那种地质学的隐喻,即探求“起源”和“本源”(archè)的开端和原初情境。青年福柯认为,他这种重新构境中的“档案”，正是考古学(archéologie)研究的对象。这倒是一个重要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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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福柯告诉认识论小组的年轻人，他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都是这种考古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尝试。福柯这个厘清显然是事后的重新拔高。也因为它们仅仅是局限于某一领域中的“局部勘探(l'exploration très partielle)”,所以,它们本身就不可能完全“自洽和自足”;故而，这些文本中如果包含了一些局部性的“裂隙”，那是十分正常的。显然，他并不想因此而道歉。这是多么居高临下的一种低头姿态。

青年福柯硬要说，他在档案考古研究中真正关注的是话语事件的塑形(formation)和实效(positivés)问题。这一小目的标题就叫“话语的塑形与实效(LES FORMATIONS DISCURSIVES ET LES POSITIVITÉS)”。中译者将此处非常重要的formation一词译作配置，错失了福柯这里的基本构境意向基础。福柯说，这让我们从“文本”、“著作”和“科学”那种“传统单位”(unitéstraditionnelles)的文本释词解义的诠释学困境中摆脱出来，进入真实面对功能性的话语实践的考古学领域，由此，才有可能捕捉到那些真正决定了话语生成的功能性的规则(塑形机制)。首先，考古学是反对解释学的，这一点福柯还有更细的说明。其次必须指出，塑形范式是西方哲学中早已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论范畴，它缘起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后来又在众多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辨演绎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尤其是在黑格尔—马克思的劳动塑形语境中，它触及了实践存在论的根本基始动因；其后，塑形成为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意向构式的内在支撑点，以及海德格尔交道—关涉创世论的基础。我想，福柯此处对塑形概念的使用，标志着一种重要转型，即从外部结构的刚性决定转向功能性的话语建构场突现。

青年福柯指认，话语塑形有四个重要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从一个话语所有对象的塑形规则(la règle de formationdetous ses objets)方面限制该话语；第二个标准从它的所有句法类型(types syntaxiques)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们；第三个标准从它所有的语义学(sémantiques)要素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们；而第四个标准则从它的所有运作或然性(éventualités opératoires)的塑形规则方面限定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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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即限定，我觉得此时福柯还没有真正厘定塑形概念的内涵，因为塑形的构境层比限定性要丰厚得多。并且，话语塑形限定涉及话语对象、话语句法、话语语义和实际运作，这段话呈现了福柯此时脑海中呈现的话语塑形的所有方面。我感觉，福柯此时也没有创造出语言学之外的新的话语构式术语，所以，这些说明都还掉在传统词句格式之中。同时，这四种话语塑形限定也是一种控制系统，“这个四层结构的系统，支配着话语的塑形(forma-tion)，并必将使话语中的种种离散、裂隙、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空白，而不是话语的整个表面—而非话语中的共有因素得到解释,这个系统就是我所说的话语的实效(positivité)”[30]。在之后的《认知考古学》中，这一观点被强化为话语实践理论。福柯的这一表述很难直接在传统语言学语境中加以理解。他的大意是说，话语塑形的作用在传统学术构境中似乎是空无，因为它只显现在自己不断消失的功能性实效中。而这个看不见的空无，却正是他在对话语塑形的考古学研究中要捕捉到的东西。这是他开始异轨于话语理论旧构境的开始。

更重要的是，青年福柯提醒我们，不能相信这样一种幻觉:似乎先存在一些由事物构成的区域和领地，它们自发地向理想化工作和科学语言的运作呈现自身，

如果相信历史、技术、发现、制度和人类工具努力建构这些事物或使这些事物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有序性(ordre)就是这些事物的有序性；如果相信一切科学制作(l'élaboration scientifique)，都只是有关在自然经验(因而也是普遍的有效经验)或在文化经验(因而也是相对的和历史的经验)中被给定之物的某种阅读方式、解码方式、抽象方式、解析方式、重组(recomposer)方式，那就错了[就陷入到了一种经验幻象(illusion de l’expérience)之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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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青年福柯在指控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错了，因为这个经验幻觉正是过去全部连续性总体历史观的经验基础:历史必须是连续的，为的是保证主体的统治;相应的是同种连续的主体性和一种超验的目的论则必须贯穿于历史之中。主体的统治、超验的目的论，正是建构连续的总体历史观的基础。这也是他不久之后将要在《认知考古学》中直接批判的对象。但是，我们如果超出这种幻觉，将会获得什么？福柯给出的答案是：非连续性的匿名的认知(le savoir)。“认知,作为科学出现于其中的历史场(champd'historicité),无涉于任何构成活动(activité constituante),无关于指向一个起源或历史超验目的论的任何指涉，丝毫不依赖于奠基性的主体性(subjectivitéfondatrice)。”[32]请注意,这是福柯对savoir(认知)概念的重要重构,savoir不再是死去的概念、理念和范畴的知识(connaissance)体系，而是一种在话语实践意义上的场存在。这正是他很快要在《认知考古学》中要认真面对的事情。

杀死主体，消除起源和目的论，解构各种有意图的建构活动——我们面对历史，只不过是匿名的科学认知在历史场中遭遇各种已经僵硬的历史档案，必须通过重新激活其中沉睡的话语事件，才能努力寻找到话语塑形和曾经发生的话语场境实效—而这，就是科学考古学的主要任务。真不知道，当时那些青年学生是不是看懂了福柯的这种复杂的学术太极。

我得承认，福柯关于反对历史超验目的论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用认知场的突现取代“历史、技术、发现、制度和人类工具”这些客观实践构序出的“事物的有序性”却仍然是观念优先的。这说明此时福柯的思想构境中的方法论还没有根本跳出隐性唯心史观。

注释

[1]此书出版不久,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就发表了两篇重量级的批评文章，指责福柯的《词与物》是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年底，萨特在《拱门》(LeArc)杂志也发表讲话，称福柯是想“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修筑的抵御马克思的最后一道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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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在《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和《回到海德格尔》(第一卷)中，已经从文本学的客体视位上指认了公开发表的文献、手稿类文献、笔记书信类文献和阅读批注类“拟文本”等四类文本;从文本学的主体视位中区分的表演性、表现性、秘密文献和现身性文献等四种文本。这里，我已经意识到还有一种遗失或故意被删除的不在场的文献。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我曾经在研究被删除的德波林文本时涉及过这类文献。这种新的文献恰恰处于文本学的客体与主体视位之间，它发挥作用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我的学生杨乔喻第一次结合雅克·马丁的“不在场的著作”事件，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参见杨乔喻的博士论文《断裂中的逻辑延续—阿尔都塞与阿尔都塞主义研究》(2015年，存南京大学档案馆)。

[20][法]福柯：《科学考古学》，载《福柯读本》,赵文译，第54页。

[23][法]福柯：《科学考古学》，载《福柯读本》，赵文译，第55页。

[27]同上书，第 57 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 Paris, Gallimard, 1994, p.736.

[28][德]霍奈特：《权力的批判》，童建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32]同上书,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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