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附文二 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

——青年福柯《什么是作者?》一文解读

1969年2月23日,青年福柯在法国哲学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什么是作者?”的著名演讲。[1]这次演讲,可以被视作福柯试图回应公众对《词与物》重重质疑的进一步努力。不过，我们将在这次演讲中再次看到，福柯总是以反击式的思考使问题域变得更加复杂和深不可测。这一次，他干脆宣布了那个作为沙滩面容的现代人之写作主体的消失:“作者的消失自马拉美以来我们时代的一个不停步的事件(La disparition del'auteur,quidepuis Mallarmé est un événement qui ne cesse pas)。”[2]不是作者肉身的死亡，而是他在话语方式中的不在场。这里，不在场开始成为福柯思考的焦点问题。

一、作者在何种意义上不在场?

一上讲台，青年福柯就开始调侃法国哲学学会的学术正统样态。他说到你们这里讲话，通常必须“提交一个工程结束的成果(résultat de travauxdéjà achevés)”，这是指完成的学术论文或有具体结论的成果报告，可他说，“但不幸的是,我今天提交给你们的却是一个很不成型的东西”[3]。依我的理解，这是他走向《认知考古学》话语事件说的第二次预备性思考。第一次就是上篇附文述及的《科学考古学》一文。福柯声称，要进入他的这个新的很不成型的研究计划，必须还具备两个新的构境点：一是思想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s)，二是话语存在方式的不在场性(absence)。不确定性是福柯哲学之思的基本存在方式，他的哲学方法论构境总是在消解自已中发生改变，一生皆如此;不在场性(缺席)是拉康的本体论原则，福柯在此引用这个概念是要引出他自己想说明的一个爆炸性观点:在实际的写作活动中，作者是不在场的！在青年福柯看来，在写作中，作者总是在不断地消失;在文本中，谁在说话恰恰无关紧要;在签名中，名字不再指向作者，而不过是话语簇的一种表征。福柯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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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当青年福柯以这个思路开讲的时候，他一定预知台下听众听到自己这番怪论后不免会产生的质疑，人们必定会怀疑这里所指认的这个写作的人或作为作者的主体的不在场是否显得过于做作和矫情？所以，他马上做了一个缓冲的解释。青年福柯说，直到现在,至少在话语中的一般作用和就其在他自己著作中发生的作用来看，比如像《词与物》一书中，“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然，这首先归因于自己的粗心。先检讨自己，这的确是一个退一步再行跃起的好姿势。并且，这也是福柯难得出现的一次公开的自我批评。但是，我们很快会看到，这种内省却是为了引出更惊人的思想爆裂。

青年福柯以自己的具体文本《词与物》为例剖析道：

在我的《词与物》里，我的目的是分析作为话语层次(nappesdiscur-sives)的动词簇(masses verbales)，它们处于熟悉的一本书、一部作品或一个作者的范畴之外。但我在照一般方式考虑“自然史”、“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时，我缺失了作者及其作品的视点(point d'ouvrages oud'’écrivains)；也许是由于这种疏忽，我才在这本书里以天真的、常常是粗糙的方式运用作者的名字(nomsd'auteurs)。当我提到了布封、古维尔、李嘉图和其他一些人，但却没有意识到我在使他们的名字歧义地发生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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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附文一所面对的那篇《科学考古学》中的躲闪态度相比，这一次福柯倒真是采取了一种诚实检讨的态度。因为根据《词与物》一书的逻辑，如果在话语塑形层面以多重être发生作用的“动词簇”(《词与物》中叫认识型)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制约结构，那么，这一话语塑形方式的在场恰恰是在一切文本和一个具体的作者之外的。依福柯所见，所有文本的词语被组织构序都只是这种话语塑形方式的布展和具象化实现，在这个另类的话语实践构境层中，一个有姓名的作者并不能替代或充当话语塑形方式(认识型)的直接肉身。然而，恰恰是在《词与物》的讨论中，青年福柯自己“并无意于对布封或是马克思作出描述，也无意于复述他们的观点陈述或言下之意；简单地说，我只是要赋形于(avaientformé)他们作品中某些概念或理论整体(d’ensemblesthéoriques)的那些规则(règles)”[5]。通俗地说,就是要找到不可见的认识型，可有的时候，福柯却让有姓名的作者直接顶替了“认识型”的在场。在此，福柯承认自己的论说中存在漏洞，这个漏洞或者说是思考盲区恰就是作者的在场问题。青年福柯甚至认为，直到现在，“当我们研究一种观念史、一种文类史或一种哲学分支的历史时，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稳固和基本的作用,这些问题也表现为一种相对软弱和次要的地位”[6]。这显然已经不是在数落自己，而是在敲打遍及现实的整个学术思想域了。我们能看出，这是在进一步认证他所提出“作者何为”问题的合法性。为此，他还反讽式地引用贝克特[7]的话：“谁在说话重要吗?”(Qu’importe qui parle?)[8]

言下之意的深一层追问是：在通常的言说中，在写作中，那个有名字的谁，真的在场吗？青年福柯此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真相是，不是作者在说在写，而是话语让他说和写。作者总是看起来在场，那个肉身在现场演讲，那个文本真是他写下的，然而那个“谁”其实却真的不在场。当然，对于这一耸人听闻的宣判，福柯需要通过多重关系的颠倒来证明这一点。

首先，是个人主观意图表现与话语塑形方式关系的颠倒。通常，作者作为主体在场，首先是通过言说和写作表达自已的主观意图；可青年福柯却认为，在今天，作为表现主体的作者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却正在消解。他说：“我们今天的写作摆脱了表现的主题(thème del'expression);它只指自已，然而又不局限于内在性的形式(formedel'intériorité)，相反，我们在其外部展开(extérioritédéployée)中辨认它。”[9]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作者在写作和言说中看似是在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写作只是更大尺度中一种话语运作“外部”决定的结果，你的自主性恰恰是生产出来的无意识他性存在。比如，在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的话语塑形下，人们都以为是自己在面对马克思、列宁的文本，但实际上发生的事件只是那个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大他者在强迫每一个无主体性的作者。如果说，《联共布党史》是一个史学话语塑形的标准，那么，所有关于历史的写作都不过是这一“辉煌史”的微观对象化而已。对此，福柯就会说，在这种历史写作中根本不存在作者的真实在场性。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福柯是想将这种可见的暴力性伪构境情况泛化到全部言说和写作中去。在福柯看来，一切看起来由作者发动和操持的言说和写作中，其实，都是由某种外部看不见的话语塑形方式规制着作者。我们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大多数场境中都并非真的是他自主的、创造性的言说，而是一个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隐性知识系统在让他陈述，这就是后来在所谓后现代状态中的“话在说我”。而作家、学者的写作也是如此，文艺作品中看起来有意图的人物和故事的创造，其实都取决于作者自己背负的文学话语塑形构架和无形的世界观，学术研究就更是话语塑形和思想构境的无意识的布展。青年福柯认为，这种个人主观意图表现与话语方式关系的彻底颠倒，使写作变成了符号的一种相互作用，它们更多地由漂浮的能指自涉关系建构，而不由主观表现的所指内容支配。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拉康那个象征符码建构起来的大他者。青年福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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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转把写作变成了一种符号的游戏(jeu de signes),更多地 受着能指的性质本身(nature même du signifiant)而非所指(signifié)的 内容的调控。进而，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行动，总是在测试着写作常规 性的界限，总是在越出为自己所接受和操纵的秩序的界限，并进而将 其反转。写作就像一场游戏一样逐渐展开，它不可避免地越出自身 的规则，最终把它们抛在身后。因此说来，这种写作的根本基础并不 在于与创作行为相关的崇高情感，也不在于将某一主体(sujet)嵌入 语言。恰恰相反，它关注的主要是开辟出一块空地，让写作的主体在那 里不断趋于消失(sujet écrivant ne cesse de disparaîtr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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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福柯比较少见的向索绪尔能指—所指论的致意。请注意，这便是青年福柯那个著名的“作者的消失”的第一现场了。写作由于更多地受制于自身外部能指符码系统的自涉性关系，而不断脱离原来构成写作意图的主体性所指内容，所以，据以为作者主体性的基础被掏空了。如果说写作是能指的一场游戏和狂欢，那么作者就是一个从游戏开始就在消失的幻影。

其次，写作与死亡的关系的颠倒。青年福柯告诉我们，传统的写作观认为：写下来就是为了不死。在西方，写作作为希腊叙事或史诗的古老概念，“它是用于保证某个英雄不朽(immortalité)的概念”。写作即意味着不朽。可是，在今天的文化中，这一切又被颠倒了，写作不再能够令作者不死，它本身反倒成了杀死作者的过程。这是一个关系颠倒的辩证法。

写作现在与奉献和奉献生命本身联系在一起；它故意取消在书中不需要再现的自我，因为它发生在作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凡是作品(ouvre)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或者说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meurtrière de son auteur)。[11]

又是耸人听闻的断言。言下之意，与传统经典作品和作者不朽的关联不同，在现代性的文学创作中，作者是故意被取消的，青年福柯将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人都列为上述作品杀死作者现象的“明显实例”。我觉得，福柯对这个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凭什么讲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就是自杀，个中原因和逻辑为何，福柯语焉不详。我们在福柯此处的理解构境层中去设想，如果这话指的是，以传统经典的眼光来看，今天已无经典，写作沦为时尚，经典作家因而早已死亡，那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经典不在场的否定性构境，并无法推出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写作已经不再不朽。与此相关，青年福柯进而指控，上述写作与死亡之间关系的颠倒,还表现在作者个人特点(individualité particulière)在作品中的完全消失，或者说，今时今日，作者存在的标志却恰恰在于其“特殊性的不在场”(singularité de son absence)。所以，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今天的写作者，切入点必是他缺席的独特性，或者说将会是作者与死亡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恰巧又使作者成为他自己写作的牺牲品。这一点，到底是指大众文化中作者个性的沦丧，还是后现代构境中的“零度写作”(巴特)，实在不知何意。我推测，这可能是指话语塑形方式强势统摄中作者特色的消失。在此，福柯之思的迂回缠绕和刻意的做作，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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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作者与写作本身之间的关系的颠倒。青年福柯指出，作者的不在场还表现在写作本身的消失。依青年福柯的看法，今天，在真实发生的“写作”(écriture)活动中,写作

既不关心写作的行为，也不关心在文本内部作为征兆或符号(symptôme ou signe)对作者意义的表示；相反，它标志着一种详述一切文本状态(condition)的非常深刻的尝试，既包括文本在空间弥散(disperse)的状态，也包括它在时间里展开(déploie)的状态。[12]

写作不再关心写作本身，它只是开启了一种文本在特定空间和时间中布展的状态，它“只是把作者在经验上的特点转变成一种超验的匿名(anonymat transcendantal)。作者经验活动中极其明显的标志被抹掉了”[13]。一言以蔽之,并不是作者在写作,而是特定时代中生成的话语塑形方式在文本中的布展：不是我在写作，而是话语塑形方式在写我！倘若我们讲，先前，对作者而言，我写故我在，那么现在发生的事件则是我写故话语塑形方式在了，因为写作的过程恰恰是作者死亡的过程，作为作者的我在写作过程中已然不在。你以为你在写作，然而，你真的并不在!l'écriturecommeabsence(作为不在的写作),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么？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写作、影视写作甚至是学术论著的写作，多少都出现了作品沦落为市场票房玩物和论文堕落成评职称的功利指标的现象，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恐怕是比福柯此处揭示的深层话语塑形支配要肤浅得多的另一种写作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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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和作者名字的空心化

青年福柯剖白道，自己对作者不在场的思考并非是要刻意去制造某种简单空洞的断言式口号，譬如与“上帝死了”(尼采)相似的“作者的死亡”，而是希望能真正做一些严肃的讨论。他认为，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作者消失所留下的空(vide)的空间；我们应该沿着它的空白和断层(lacunes des lacunes et des failles)的界线，仔细观察它的新的分界线，仔细观察这个空的空间重新分配的情况；我们应该等待由这种消失所释放的流动易变的作用。[14]

那么，与正在消失的作者关系最为密切的东西是什么呢？显然是作品(œuvre)以及作者的名字(nom)了。那么，作品、作者名字与那个缺席的作者留下的空白和断层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第一方面，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作品与正在消失的作者的断层关系。首先，青年福柯指出，在学术思想领域，发现这种隐性的断层的任务落在了真正的批评之上，

批评的任务不是重建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rapports del'ouvreàl'auteur)，也不是通过作者的作品重构(reconstituer)他的思想和经验，进一步说，批评应该关注作品的结构(structure)，它的建筑学(architec-ture)，通过研究它们了解它们固有的内在形式(formeintrinsèque)和内部联系(relations interne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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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批评从来就不是为了将作品与作者联系起来而出场的，分析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要维护作者的同一性，而恰恰是要深究已经离开作者、杀死作者的文本的话语塑形结构，是要思考作品何以能被如此构式起来的过程和原因，是要透析作品构境的内在形式和复杂关联。我们能感到，这里的批评背后其实就是他所谓的考古学和后来的谱系学建构的批判现象学。

由此青年福柯发问道，每当我们讨论一个作者时，那么他写的和说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当中？在这里，他再一次列举了尼采作品全集整理出版中发生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正是此时他与德勒兹正在紧张从事的工作。[16]面对大量不断被新发现出来的尼采文献，

我们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毫无疑问，一切东西都应该出版，但我们能说“一切东西”的含义一致吗？当然，这会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东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页边的注释与修改。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满警句的日记里，我们发现某种参照符号，某种关于约会的提示，某个地址或一张洗衣账单，那么这其中什么应该包括进他的作品？一个人在他死后会留下千百万线索，只要我们考虑一部作品如何从千百万线索中提炼出来，这些实际的考虑便无休无止。[17]

不难看出，这还是他在上述回应文章(《科学考古学》)中已经涉及过的那个“全集不全”的观点，即一个思想家作品中的统一性必然是后人阐释性操作(opération estinterprétative)的意识形态统摄结果。批评的任务，说是要除去作品重构中存在的遮蔽断层和空白的迷雾，让作者不在场的真相呈现出来。

第二个方面是作者的名字(nom)的空心化问题。又一个奇怪的概念!他的追问是:“作者的名字是什么?它如何发生作用?”青年福柯自认为,这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专有名称(nompropre)的问题:“专有名称(包括作者的名字)不是一种单纯的指称,它还会是一个指示功能的他者(d'autresfonctionsqu’indicatrices)。”[18]专用名称并不简单是指它自己,它还会具有一种反指关系中的他性功能，即“表意之外的功能”。譬如作为专有名称的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就不仅仅是指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的名字,它表征了包括“《基始分析》(LesPremiersAnalytiques)的作者”或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创始者”这种名字之外的相关联的一系列学术事件。同理，哥白尼、康德也不只是这两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表征科学革命和认识论革命的话语塑形和整体构式转换事件的专有名称。此时此刻，作者的名字早已是一种处在作者个人存在之外的学术他性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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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作者的名字是什么呢?青年福柯比较了作为常人的名字与作为作者的名字这两种名字在发生变动时所导致的不同后果。他描述道，当我们发现一个叫彼埃尔·杜邦的人竟然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蓝眼睛，不是住在巴黎，也不是个医生，这些新发现都不会使彼埃尔·杜邦这个名字在我们心里不再指向原来那个人;可是，如果人们发现那些被我们归于莎士比亚名下的十四行诗和史诗剧作并不是莎士比亚写的，那无疑就会产生一种后果重大的变化，并由此必然会影响到作者名字发生作用的方式。

这些差别表明，作者的名字不只是一种话语的要素(élément dansun discours，如一个主语，一个补语，或一个可以用名词或其他词类代替的成分)，同时也具有一种分类的功能(fonctionclassificatoire)。因为它用作一种分类的方式。一个名字可以把许多文本聚集在一起，从而把它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一个名字还在文本中间确立不同形式的关系。[19]

与寻常人的名字不同，大写的作者的名字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的姓名的代码，前者会被用以指认特定文本群、指称文本差异。甚至，当我们对同一个作者名字做判别性使用时，常常就能差异性地区分一个作者在不同时期中的文本性质。譬如我们在本书中对“青年福柯”与“福柯”的特设使用，就区分出了不同时期的写作出异质性文本的同一个作者。

当然，青年福柯也特别指出并阐述了另一部分文本，即与有作者的那些文本不同的无作者的“其他文本是什么”？福柯说：“一封保密信件可以有一个签署者，但它没有作者；一个合同可以有一个签名，但也没有作者；同样，贴在墙上的告示可以有一个写它的人,但这个人可以不是作者。”[20]简言之，还存在一种没有写作主体意义上的作者的文本。在青年福柯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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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名字不像专有名称，专有名称可以从话语的内部移向产生这一话语的外在的(extérieur)实际个人，而作者的名字始终处于文本的轮廓之内，区分各个文本，确定文本的形式，刻画出它们的存在模式(mode d'être)的特征。它指的是某些话语集合(ensemble de discours)的存在，指的是这种话语在某个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作者的名字不会随一个人公民地位的改变而改变，但也不是纯属文学之事。它处在断裂(rupture)之中，引发了新的话语群(groupe de discours)和它们那独特的存在模式。[21]

真是复杂的思想构境！依青年福柯之见，作者的名字更多地表现出话语群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的特征，它处于写作主体的不连续性的断裂缺口中。包含一个作者名字的话语实践不会马上消失和被忘掉，比如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青年福柯的种种复杂的哲学话语实践，它们也不会只得到那种通常人们赋予普通词语的短暂的注意，比后者幸运得多，它们指向的是“认识型”、“考古学”和“作者的不在场”之类的话语群组,涉及这些话语事件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而它的地位和它的接受方式，由它在其中传播的“文化”所控制。在解读福柯的不同的文本时，作为文本写作主体的作者福柯是不在场的，他不过是上述这些话语群组的一个功能集合状态罢了。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些话语群组的时候，福柯这个名字已经是一种空心化的存在。

三、解构于功能存在与话语实践方式中的作者

青年福柯声称，所谓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实名实姓的实体性的肉身，而是话语存在的一种作者一功能(fonction-auteur)。在以上已经初步进入的福柯这种另类思想构境层中，我们约略可以理解福柯所说的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是不在场的构境意义，这里他则想再告诉我们，如果有在场者，真正在场的只是一种功能性话语构式群组。那么，福柯笔下这个作者一功能又是什么呢？他解释道，作者一功能就是一个社会里某些话语的存在、流通和运作的功能特征。具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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