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附文二 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

225

[34]同上，第291页。此处中译文参考了李康、张旭的译稿，并有改动。Ibid.，p.840.

[35]吕西安·戈德曼(LucienGoldman，1913—1970)，法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和社会学家，发生学的结构主义著名代表。戈德曼1913年出生于布加勒斯特。在罗马尼亚完成大学学业后，于1933年赴维也纳,师从阿德勒。1934年转赴巴黎求学。“二战”期间被德国军队关进集中营，后辗转逃到瑞士，为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营救。1945年，在苏黎世大学通过论文《康德著作中的人类社会与宇宙》答辩，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战后重返巴黎，先后在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和巴黎高级研究实验学校从事研究工作，直到去世。其主要著作有：《人文科学与哲学》(1952)、《隐蔽的上帝》(1956)、《辩证法探求》(1959)、《小说社会学》(1964)、《精神结构与文化创造》(1970)、《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科学》(1970)等。

[36]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954—1975, Paris, Gallimard, 1994, p.840.中译文没有翻译这一重要的部分。

[37]Ibid.，p.841.此处中译文参考了李康、张旭的译稿。

[38]参见拙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447页。

[39]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954—1975, Paris, Gallimard, 1994, p.841.此处中译文参考了李康、张旭的译稿。

[41]Ibid.，p.844.此处中译文参考了李康、张旭的译稿。

[42]Ibid.，pp.844—845.此处中译文参考了李康、张旭的译稿。

[43]Ibid.，p.845.此处中译文参考了李康、张旭的译稿。

[44] Ibid., pp.848—849.

[45]转引自[法]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回到福柯

226

第二编

话语塑形场转换中的谱系

——《认知考古学》中的方法论话语

我的研究对象不是语言，而是档案，即话语的积累存在。

——福柯

1969年,青年福柯完成《认知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1]一书。正是在这部书里，福柯宣称20世纪中叶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已经出现了某种新的历史学的转向，具体而言，基于从法国科学认识论语境中凸显而出的新方法论，人们已开始关注历史话语塑形中的断裂和中断。福柯断言，这将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观革命，其根本特征就是拒绝先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目的论、起源论、总体性和连续性。此断言的依据，是青年福柯在思想史研究中所发现的当下建构和解构的话语实践运行场,而导致话语事件的改变的则是更深一层的话语塑形场转换。这是青年福柯的认知考古学所真正反思的那种看不见的历史对象。相比之《词与物》，福柯的思想显然发生了方法论上的深刻变化，刚性的认识型已经开始让位于话语塑形和实践构式。这也意味着，青年福柯思想方法论中的唯心主义观念将被真正敲响丧钟。在这一点上，我赞成柯伊这样的判断：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福柯很快认识到，他的著作有所缺欠。表述不仅取决于字词和概念，也取决于实践”[2]。所以，当谢里登说《认知考古学》不过“是《词与物》的一个扩大了的理论附录”[3]时，显然是不对的。我认为,《认知考古学》这部书是福柯写得比较像样的哲学书之一，就这一点，我大体同意德勒兹给出的评介，后者认为福柯的《认知考古学》是要“召唤一种使行动言说’无视我的生死而塑形于域外’元素中必然融合革命实践的一般生产理论”[4]。虽然这有些夸张式的故意渲染，但意思却是深刻的。并且，这本书“不只是一本沉思与论述一般方法论的书，它是一种全新的方向，并如一张新的褶页般反过来影响先前的作品”。[5]

注释

229

分，是福柯在突尼斯的西迪·布·塞义德村(Sidi BuSaid)完成的。1966年9月至1968年10月，福柯在突尼斯大学任教。福柯原计划写此书的续篇，即讨论历史话语的《过去与现在:再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但这一计划并没有实施。据多斯的统计，《认知考古学》自1969年出版到1992年，已经销售近100000册,其中，1969年当年就卖出了11000册。

[2][英]柯伊:《米歇尔·福柯—一位深受学子赞美又备受同侪憎恨的社会学家》，崔君衍译，《东南学术》2005年第6期。

[3][英]谢里登：《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尚志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4][法]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5]同上书,第32页。

230

第六章 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历史观

据青年福柯自己的指认,此书的写作是想对前期已经完成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史和词对物的构序史的研究作一个方法论小结，以说明那些在不同领域中完成的研究成果相互之间的“整体联结”。其实，这只是青年福柯的一个表面的说法，因为在这一文本中，福柯的思想构境中已经出现了新的学术塑形方法。在这本书中的引言中，青年福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自己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对传统总体性一起源论历史观的根本否定，其中包括对文献解读的重新定位、对非连续性的自觉关注，以及对线性历史进步论观点的拒斥。青年福柯甚至认为，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缘起于马克思和尼采对总体历史观的“双重偏离”。布朗肖认为，此书是福柯之思前一个阶段终结的“标志”[1]，也是我所指认的青年福柯时期的最后一个重要文本。本章，我们就来讨论青年福柯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

一、非连续性：对历史文献学质疑

在青年福柯看来，传统的历史学家在关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时，总是试图在变幻不定的历史事件背后找出一种稳固的线性连续发展，由此使历史被建构成一种“整体的意义”的无意识构境物。这还是那个从爱利亚学派开始的从现象之“多”中找出本质和规律之“一”的逻各斯线索。例如人性的历史演进、社会的形态转换的进程，以及思想的发展流变等等，这已经是历史研究中普遍认可的惯性做法。后来，斯洛特戴克将其概括为由“无耻的线性目标投射”建构起来的历史哲学的“疯狂体系”，“它总是导致将木料匆忙地装配在暴力画出的直线之上”。[2]然而，这却是一种根本无法意识到的意识形态构境。青年福柯认为，在这种习以为常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热衷于如下的问题：

231

连续性(continuités)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立起来的；某种唯一的，同样的意图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维持并对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构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前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moded'action)和什么样的支点(support)包含着转让、回收、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l'origine)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的。[3]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青年福柯对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反讽性总括。这里有四个需要证伪的关键性历史构境质点:线性时间中的连续性—一种人性、一个社会形态或文化向另一个形态的假想中的系列转变和更新;合理性意图的目的论——神正论或改头换面的绝对理念的进步和不断获得自由解放的理想；相互转化的总体辩证关系—隐性暴力下的社会有机体论或同一性的历史系统结构;以及起源论—应该存在的本真价值悬设，有如上帝之城、异化或沦丧之前的人的理想本质或原初人性。福柯在此书中24 次使用continuité一词;56次使用 origine一词，这些使用大多都是将之作为否定的对象使用的。在青年福柯看来，正是这几个隐性的暴力性的逻辑构件，支撑着传统历史研究的深层思考方式和看不见的假性构境空间。我觉得，福柯此处的分析是富有启发性的。

然而,青年福柯更想指认的是,20世纪中叶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某种新的转向:人们开始关注历史中的断裂(ruptures)和中断(Inter-ruptions)。福柯在此书中31次使用rupture一词。他断言，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观革命。也是在这里，青年福柯第一次集中列举了他的多位师长和学生。前两位是我们已知的法国科学认识论中的重要思想家，一位是巴什拉，一位是福柯的博士论文导师康吉莱姆。前者提出了科学思想史中认识的结构性断裂，即“认识论断裂”(Ruptureépistémoloque)，由此打破了原有认识思想史中回溯起源的连续进化论[4],后者则是从科学史概念中的“位移和转换(Déplacements et transformations)”入手，通过建构不同观念的“多样性构成和有效范围”，否定了传统思想史那种“合理性不断增加”的“逐步完善”的历史观。[5]在这一革命性“断裂”的构境点上,二者的努力是同向的。同时，福柯还提及了在数学领域中的塞尔(自己的学生)6和文化研究中的盖罗特[7]二人所开展的相近研究。最后一位是福柯在文中没有直接指名的学者，即他在巴黎高师的直接辅导教师阿尔都塞。青年福柯通过一段有引号的引文来向这位曾经的老师致敬:阿尔都塞关于“理论转换(de transformation théorique)”的研究，“通过揭露(révélant)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方法,使科学(science)脱离它过去的意识形态(l'idéologie)”。[8]在此书中，福柯已经不再过多使用idéologie一词(统共只使用10次)了，并且也不再像《词与物》一书中那样，将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Idéologie)。这明显流露出他对自己老师阿尔都塞的话语已经产生一定偏离。显然，这是青年福柯对自己认可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变革前提或支援背景的明确指认。在他看来,正是这样一个凸显于法国科学认识论语境中的新方法论，将导致意义深远的思想史研究方式的根本变革。我们会发现，在青年福柯的这一重要自承中，他恰恰没有提到语言结构主义，这也是一个关于学术渊源的质性说明。或者说，也是对人们假指他为结构主义者的婉拒。

回到福柯

232

青年福柯宣称，这种新近发生在诸多领域(科学史、认识论、数学和文化史等)思想史研究中的变化，首先指向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方向：“对文献(document)提出疑问”。这个文献也就是传统史学中的史料。在青年福柯看来，历史文献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通常只是作为第一手史料(客观事实)被辨别真伪，然后通过对文献的解读直接去“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发生而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大一些说，以便重建“消失在文献背后的过去”—历史。青年福柯对这种传统文献(“史实”)解读的合法性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第六章 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历史观

233

首先，文献被非反思地同质于历史事实，史料被直接等同于客观的历史曾在。福柯说，在这种传统历史研究面对文献的态度中，

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这种物质性无时无刻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的形式表现出来。[9]

在这里，人们无意识地排除了历史记载中的主观故意和更大社会圈层中的意识形态强制，忘记了任何史料都只是对一定时代具体生活情境有选择的记载，而事实上任何记载都不可能完全复述和复制生活存在，那些统治阶级不想看到的生活事件是必定不在场的，由此，青年福柯指控道，一种无反思的文献拜物教在这种历史观中居支配地位。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福柯这里对历史文献的反思已经在摆脱观念统摄论，他透视了社会政治统治对历史文献的某种意识形态遮蔽。

其次，历史研究中对研究者本身的拟真建构活动的无意识遮蔽。面对历史文献和物质遗迹，传统历史研究者总是假设自己的工作就是客观地“让这些印迹说话”，通过对文献信息的区分和组合，从中“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总体(constituer enensembles)”[10]。构成总体,即是构成连续的历史。而人们意识不到的事实是，文献研究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让历史史料有目的地被缝合，以造就一个合理的连贯性关联的历史总体。由此，传统历史研究中所谓的让史料说话，其本质恰恰是我们自已在重新构境式地说话。对此，马舍雷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说，对所有的历史学家来说，面对文献和史料，“他根据自己当下关注的内容，重新改组过去；按照他根本爱好的规范，来排列历史的元素。这就是属于他的(sa)科学的逻辑，就是实际存在的(actuelle)历史”[11]。这个观点与福柯此处的想法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只能以自己所能知道的生活情境去复建和重构过去发生的一切。这才是历史学研究的真相。

回到福柯

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