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青年福柯认为，在上述那种关注非连续性的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出现之后，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这一切都将被突现的新历史研究构境层所改变：

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 而是研究其发展中的内涵和加工(le travailler de l’intérieur et de l'élaborer)，即：对文献进行组织(l'organise)、修剪(le découpe)、分配、赋 序(l'ordonne)、划分层次、建立系列(établit des séries)、从不合理的因素 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 关系。[12]

这是从现成性“什么”转向这些文献本身被生产制作中的“怎样”！由此，文献不再被假定为客观历史事实，因为文献对史实的记载本身就可能是被建构的。因而，新的历史研究不再是简单地去解释史料，判定其真伪，而是要关注在这些史料本身之上曾经发生过的它们被制作和加工的真实事件，即这些史料在过去和今天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它们如何被以一定的可以被看到的目光所修剪，被给予一定的有序性结构和层次划分，由此建构出特定的合理性历史发展主线。其实，这件“找死人的错”的事情是很难做到的。从而，被故意遮蔽起来的真相才能得以解蔽：传统历史研究视域中的历史恰是被看不见的暴力性构序和建构起来的。福柯在此书中76次使用ordre(有序)和désordre(无序)两词。并且，此处使用的这个赋序(ordonne)倒是一个新词。于是，我们就会看到长期以来被无意识遮蔽住的释义学语境中的双重意识形态线索。一是我们忽略的文献记载(被解读文本和史料)中被隐匿的控制；二是存在于我们(解释主体视域)历史研究中的隐性总体逻辑强制。这样，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论自省中则有可能出现新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史学深境。

我觉得，福柯对传统史学方法论中存在的非反思性的提醒是有道理的，但简单地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和夸大史学文献中边缘性和意识形态遮蔽的合理性，其实是根本行不通的后现代浪漫主义情绪。它可以漫画式的方式存在于对历史存在黑暗部分的照亮，可这种绝对的激进则不可避免地会像野火一样先燃尽自己。这是他的同胞德里达、德勒兹等人都无法摆脱的学术厄运。

第六章 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历史观

235

二、传统总体性历史观的断裂中出现的新史学方法论

依青年福柯所见，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式格式塔变革的后果具体有四：首先，是对传统总体性的目的论历史观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在历史研究中，新史学方法直接

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la téléologie dela raison)，或者人类思维的渐进所构成的漫长的体系，它对聚合和完成的 主题提出了质疑，并对总体化的可能性(les possibilités de la totalisation) 提出了质疑。[13]

福柯在此书中12次在批判对象的意义上使用了téléologie一词。在青年福柯看来，传统的进步史观的本质实际上是由意识进步论和理性目的论建构起来的，这种在主观思维中生成的完形模式总是想将本来异质、粗糙和偶发的生活塑形成平滑和同质的历史主体，并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由起源到终结的发展过程性。而青年福柯则认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要从根本上拒绝传统历史研究中的被暴力规整的“线性图式”(schémalinéaire)。福柯在此书中14次使用这个linéaire，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1971年，在一次与乔姆斯基的对话中，他曾以科学和认知的进步观的解构为例。他说：“长期以来，人们曾经认为科学、认知是循着某条进步’(progrès)的路线，服从于增长’(croissance)的原则和汇聚各种各样的认知的原则。”然而，当我们仔细地去观察科学中的一些特定理解方式与科学认知的关系时，就会发现这种线性进步只不过是我们的幻象。比如动物和植物的分类，从中世纪以来因为不同的认知构架(“自然史”、“人体解剖学”和“进化论”)已经“重写”过不知多少次了，而且每一次异质性的重写，“都使认知在它的功能、结构、内部关系方面发生全新的变化”[14]。

回到福柯

236

其次，是不连续性的概念(la notion de discontinuité)已经在历史科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青年福柯说，在传统目的论的总体历史观中，历史就是由指向一个合理性的目的(现代性中的启蒙或人的解放)的发展过程的连续性编织起来的，所以，不连续性则往往会是历史学家有意无意地“从历史中删除的零碎时间的印迹”，由于为了使历史进程表现出连续性，一切可能中断线性进步的现象和事件都会被历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回避、抑制、消除”。而在现在的新方法论中，不连续性则逐渐开始构成“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一是非连续性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二是非连续性成为历史研究的直接结果：“因为历史学家要发现的东西正是某一过程的边界，某条曲线的转折点，某种调节运动的倒置，某一摆动的界限，某项功能的极限，某一循环因果性不规则的瞬间。”[15]于是,传统历史研究中那种总体逻辑的完形欲求消失了,中断、边界、偶然真实地出现在历史学家对文献的解读中。这才有可能使已经消失的存在和生活场境本身得以复构。这样，非连续性既是历史研究重新构境的工具，又是其面对的真实对象。其实，福柯自己在历史研究中就是这样践行的，他不断在总体文化史中关注认识型之间的断裂，比如，在现代西方绘画史上发现“深刻的断裂”(马奈[16])[17],甚至在自己的文本写作中直接制造断裂。

再次,是全面历史(histoire globale)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在传统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总是假设存在一种基于完全认识基础上的全面历史观察的可能性：“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formed'ensemble),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法则(laloi)。”[18]在青年福柯看来,这种所谓的全面的历史观察恰恰建立在这样一些主观假设之上:一是假设某一特别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事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种同质性的“联系系统(système de relations homogènes)，即因果关系网络”，这些现象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互为象征”，并且一致地表现出“同一的中心核(même noyau central)”。在此，我们可以想到福柯在《词与物》中关于不同认识型之间以“相似性”关系网络和“表象”关系网络建构起来的同质性关联系统的描述。福柯在此书中24次使用relation一词。二是假设“历史性唯一的同一形式(mêmeforme)包含经济结构、社会稳定性、心理性情、技术习惯(habitudestechniques)、政治行为，并把它们全部置于同一类型的转换(même type de transformation)中”[19]。比如我们教科书体系中常说的贯穿整个历史的同一社会结构类型—“社会基本矛盾”，而实际上，原始部族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三是假设“历史本身可以被一些大的统一体(grandesunités)连接起来—阶段或时期——这些大的统一体在自身中把握着它们的内聚力”[20]。比如,地区的发展被国家的历史进程所连接,而不同国家的历史则是世界历史进程内聚力的体现。

第六章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历史观

237

而在今天，这一切历史研究的传统构式原则统统被质疑了。新的历史研究不再着眼于全面的历史观察，而是要去发现

什么样的关系形式(forme de relation)可以在不同的系列(différentes séries)之间得到合理的描述；这些系列能形成什么样的垂直系统(système vertical)，这些系统之间的关联和支配(des corrélationset des dominances)关系是怎样的。[21]

这个垂直系统的系列，也就是福柯在《词与物》中指认的异质性的认识型。德勒兹说，要将福柯的这种系列概念与阿尔都塞的结构概念对立起来。因为系列之间的断裂与问题式之间的断裂是不同的。[22]这就是说，历史研究不是要制造臆想中的总体性，而恰恰是要分析这些非连续的不同系列中的东西是如何被建构成伪连续总体的，它们在“什么样的图表’(quelstab-leaux)中有可能被建立起来”[23]。并且,这种实际发生的建构本身又如何被成功地隐蔽起来。

回到福柯

238

其四,新的历史方法论(méthodologique del’histoire)的建立。在青年福柯看来，这种新的历史方法论的主旨是为了摆脱上述那种理性主义目的论和同质性、连续意义建构的总体历史观，它具体表现为探寻在历史研究中将文献构序为“一致的和同质性的资料体”的隐秘机制、人们选择文献的无意识原则，以及历史构境分层时所依据的特定“语义场”(leschampssémantiques)和“形式结构”(la structure formelle)。24]福柯在此书中仍然61次使用structure一词。固然他反对人们给他贴上“结构主义”的标签，这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说明了他与结构主义的无意识亲近。我们能看到，青年福柯所指认的新历史方法论显然集中于面对史料(“文献”)的问题上，即人们在整理史料时，选择记录和放弃事件的无意识发生的隐性原则——在历史学家的前意识选择目光中，“一致的和同质性的资料体”的逻辑线索必然是一种隐性强制。但这一强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青年福柯在这里并没有明确交待。他只是说，新方法论使人们摆脱了前不久构成历史哲学的东西。“如：关于变化的合理性和目的论，关于历史认知的相对性，关于在过去的情形中和现在的未完成的总体性中发现和构造某种意义的可能性。”[25]我们能够看到，福柯的新历史观很快就影响到历史学界。它甚至促成了法国“新史学”的出现。1971年，在法国影响巨大的伽利玛出版社的历史学编辑皮埃尔·诺拉就以福柯的观点策划了一套名为“多元历史图书馆”的丛书，仅靠这一丛书的名称就令福柯“热血沸腾”。在《认知考古学》出版之前，福柯就让诺拉读过手稿。[26]之后，一批历史学家便入境于这一新史学研究的队伍。

为此，德勒兹评论说，

福柯是创造了他性历史关系(l'histoire un tout autre rapport)的哲学家，这种关系与历史的哲学关系全然不同。福柯认为历史将我们禁锢和限制起来，历史不说我们是什么，而说我们正在与什么有所不同，历史不建立同一性(identité)，而是驱散同一性，以利于与我们的他者(autre)。[27]

第六章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历史观

239

德勒兹的概括是深刻的。可是，福柯这种所谓的他性历史观真的可以建构出真正非同一性的历史研究吗？这是令人深深怀疑的。

三、挽救历史的伪总体性：被重构的马克思和尼采

有趣的是，青年福柯竟然指认，新历史研究方法的创立，它的最初时段可以“追溯到马克思(remonteràMarx)”[28]。这应该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和立场上的改变，因为他开始直接肯定马克思。据巴里巴尔的分析，福柯“在写《词与物》时，还没有意识到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而在《认知考古学》中，他谈到了由阿尔都塞重新解读了的马克思”[29]。当然，这也有刚刚过去的“红色五月风暴”的现实影响。福柯告诉我们,固然基于马克思的历史观变革的新历史研究方法的生成迄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但“它的收效却姗姗来迟”，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没有根本改变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基本状况。这是由于，如果要求人们不去理会那种根深蒂固的总体性的历史观是不容易的。请一定注意，此处青年福柯对马克思的态度与《词与物》一书相比，显然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那里，他还批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入真实的断裂”[30]，而这里则将马克思看成了新历史观的思想先驱。这里的原因有二：

其一，总体性的历史观的起点是抹不去的基础起源(fondementoriginaire)论。这已经成为历史研究构境的一种下意识的思维惯性：“这种研究把合理性变成人类的目的(letelos)，并把整个思维史同维护这种合理性联结起来,同维护这种目的论(téléologie)以及必须始终回到起源的基础联系起来。”[31]这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所追溯的人性的基础、正义的基础以及自由的基础等等，这种抽象的价值悬设的起源也是历史前进的方向和目的。所以，人们对“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习以为常”;相反,人们对“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32]。这成为一种思维惯性，不自觉地在史料中求同弃异。其二，总体性的历史观的真正基础是摆脱不掉的主体(sujet)。这个主体原先也可能是神和绝对观念，19世纪以后开始由现代性的人的主体来替代。因为在传统历史研究中，“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还给(restituer)历史”,在这种假性构境中，它会承诺，“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意识的形式(laformedelaconsciencehistorique)—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已有，恢复对它们的支配”[33]。在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直接批评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中，这种主体的异己化和复归逻辑表现得尤为明显。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也会先设定人的本真性类本质(费尔巴哈的自然类本质、赫斯的交往类本质和青年马克思的劳动类本质)，然后依此悬设在现实中发现它的沦丧和异化，再力图通过扬弃异化复归于本真性起源。这里福柯特意使用的“以历史意识的形式”一语是一个重要的定性，即这种主体异化逻辑的本质是唯心主义的。由此，我们开始感觉到福柯思想中凸显出的一个重要学术倾向:走向现实生活。原先在文本的隐性复调语境中不自觉发生的话语线索此时开始走向公开的话语塑形意图。这可能也是他真正与马克思亲近起来的原因。

回到福柯

240

青年福柯说，19世纪以来，由马克思和尼采已经开辟了对传统历史研究逻辑的双重偏离:一是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关系(des rapportsde produc-tion)、经济的决定(des déterminations économiques)和阶级斗争所作出的历史分析”,开启了一种偏离总体历史观的新的历史研究的思路。[34]青年福柯的这个判断无疑是对的,他准确地避开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直接将马克思的新历史观确认为1845年之后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但福柯不精准的地方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经济决定论，更确切地说，只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层[35]中，马克思通过理解工业生产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突出说明了人所创造的经济力量成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主导因素，然而他也通过三大经济拜物教批判，从而根本打破了资产阶级非历史的永恒事物之幻象。我以为，福柯理解的马克思并不直接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他只是赞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方向。他根本无法细致地区分，作为一般历史方法指南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对经济的社会形态进行批判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二是由尼采的谱系学(1agénéalogie)造成的对传统历史研究中以起源论为核心的历史观的偏离。[36]福柯在此书中3次使用généalogie一词。关于这一点，福柯后来有过专门的说明，谱系学即是反对起源论的，它不承认事物或现象发生的某种逻辑起点和终点，它只是关注事物的非还原的微观细节。所以福柯宣称，马克思与尼采是新历史观的真正奠基人。

第六章 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历史观

241

然而，青年福柯认为，虽然马克思和尼采早已开辟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的路向，可是一直到19世纪末，传统的总体历史观仍然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人们仍然在历史研究中反对一切对传统历史观的偏离，试图拯救主体的主宰地位，挽救“人类学和人本主义”(del'anthropologie et del'humanisme)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以至于,在种种思想史和历史研究中，历史连续性的主题又被旧话重提。这是福柯在文本中不多见地明确将人本主义放置在批判对象的位置上。甚至在今天，人们不惜重新伪饰马克思和尼采：一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人本化(amené à anthropologiser Marx),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总体性的历史学家(historien des totalités),并在他的论述中重新找出人本主义的言论(et à retrouver en lui le propos de l’humanisme)”[37]。青年福柯的这一段表述是重要和深刻的。他敏锐地发现，一些学者在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总体异化史观逻辑替代马克思后来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历史观。这种做法，其实还表现为一些人刻意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晚期的所谓“人类学笔记”中重新发现人本主义的某种复活。福柯的这一理论意向显然与他的老师阿尔都塞是一致的。二是，“用超验哲学(la philosophie transcendantale)的术语解释尼采，并在起源研究方面抑制他的谱系学(généalogie)”[38]。因为,尼采的谱系学恰恰是反对起源论的，可却被故意误释为表面化的生物连续谱系且进而去粉饰总体历史观。在青年福柯看来，这种对马克思和尼采的伪构序的本质，是历史研究中的旧势力对总体性和起源论传统历史观的捍卫。

回到福柯

242

在文化总体性(totalités culturelles)的主题中——在这个主题上，人们先是批判了马克思，然后又为他歌功颂德——在起源研究(recherchedel'originaire)的主题中——人们先是以此同尼采对立起来，而后又想把他移植到这个主题中去——还在生动的，连续的和开放的历史的主题中，是同一种保守功能在起作用。[39]

显而易见，人们无法接受总体性历史观的解构，因为它会被视作“历史的死亡”。福柯在此书中21次使用totalité一词，大多在批判对象的位置。如果历史的总体进程被否定，那还存在真实的历史吗？为此，人们痛心疾首。当然，让他们最痛心的，不是历史的消失，而是这种历史形式(formed'histoire)的被抹杀，因为这种历史形式曾经神秘地，然而却是全部地参照于“主体的综合活动”(synthétiquedu sujet)。正是这种发生在历史研究主体的思想活动中的综合分析和逻辑构式，才让总体性的线性历史本体构境得以呈现。

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变化，即它本应为意识的主宰提供比神话、亲属体系、语言、性欲或欲望更为可靠，更为隐蔽的避难所；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可以通过计划恢复意义的研究或者复活总体性的运动，物质决定论(des déterminations matérielles)的手法，实践的规则(règles de pratique)，无意识的系统，严格的却未经思考的关系，脱离亲身经验的对应关系；我们痛心的是对历史的意识形态(idéologique del'histoire)的使用，因为人们试图通过它恢复人类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失去的一切。[40]

第六章 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历史观

243

这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人们总认为“从历史事实出发”会给史学研究提供比神话和血缘亲情关系更准确的客观史实描述，但没有人会发现其中这种“历史事实”本身的被建构中所存在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话语。福柯在此书中28次使用détermination一词。多数也是在否定的构境域中使用的。

青年福柯表示,面对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这一切复杂的思想斗争格局，他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和尼采一边，推进由他们开辟的新历史塑形方法，真正打破历史研究中这种总体性一起源论的“古老城堡”。青年福柯说，他多年以来的学术研究正是这一努力的体现：其中《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粗粗地勾勒出了这种研究，只是十分不尽如人意。其实，福柯站在马克思一边是刚刚发生的事件。他觉得，自己要进行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出已经发生在历史领域中的新变化，并且，让历史研究真正摆脱人本学的束缚,进而说明“这些束缚是怎样形成的”[41]。而在《认知考古学》这本书中，他则是进一步说明自己前期研究成果的“整体联结”。当然，此书不会是对上述三本书的简单重复，而恰恰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勒兹评论说，福柯的“考古学不只是一本深思和论述一般方法的书，它是一种全新的方向，并如一张新的褶页般反过来影响先前的作品”[42]。这是对的。青年福柯坦言：

在《疯狂史》中，对被人们认作“经验”的东西花费了过大的篇幅且令人费解，它想指出人们是多么容易接受匿名主体和一般历史(sujetanonyme et général de l'histoire)。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我多次试图使用结构分析(l'analyse structurale)，但使用这种分析可能会回避想提出来的问题的特殊性和考古学特有的层次。最后，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由于没有在方法上作明确的规定，致使人们认为我是在进行文化总体性(totalité culturelle)分析。[43]

而在《认知考古学》这本新书中,青年福柯则明确宣称，他会拒绝研究本身的雷同,并且要开始“采用自己的方法”，以回答人们对他前期研究的质疑。“我采用了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的方法来写这本书:因为每时每刻，本书都在拉开距离，建立自己的方法，摸索着接近自己的界限，与它不想说的东西碰撞,并为确定自己的路线挖沟开路。”[44]显然,青年福柯也在告诫我们，不要用线性的逻辑来座架他的思想，重要的是能够理解他的不同文本之间的距离。

回到福柯

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