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在青年福柯看来，

在思想史中，人们同样只能在话语的某个确定总体(ensembledéfini)上重建思想的系统。但是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研究这个总体，以至于试图在言说本身以外重新找到说话主体(sujet parlant)的意图，他的有意识的流动，他想要讲的话，或者还有他情不自禁地在他所说的东西中，或者在他公开表露的话语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缝隙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无意识游戏。[16]

福柯认为,传统思想史的分析总是有喻意(allégorique)的,它自始自终在寻找话语中某种控制言说的连续的支配性的逻各斯(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神学中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似乎文化史、思想史就是一种理性主体(思想家、文本作者或艺术家等创作主体)的意图的连续发生和发展，虽然它有时亦偶然地表现为非理性，并且无意识地呈现出对总体性的偏离。与此相反，话语事件场的分析恰恰是朝向另一方向的思考理路，它从根本上摆脱了那种显性或隐性的连续性的总体逻辑预设,而“就是要在言说事件的狭窄性和特殊性(l’étroitesse et la singularité de son événement) 中把握言说;确定它的生存状况(conditions de son existence),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它的极限,建立它与其他与它发生关联的言说的对应关系”[17]。这也就是说,话语场分析,不再在显性的言说之后寻找支配性话语的“悄悄絮语”(如黑格尔历史研究中的“理性的狡计”和“马背上的绝对精神”)，而就是直接说明这一话语本身的特定性:它就是它自己！话语事件场分析中要追问的主题是:它为什么是当下的它，而不是别的什么本质的外部表现或目的性实现？

首先，在青年福柯看来，话语的核心不是一种连续的语言系统，而是一个言说事件的突现式场境发生。这是福柯对原有处于语言学构境话语理论的突破。话语言说事件(événements)发生于写作和语句生成的瞬间构境之中，它总是在“手稿、书籍以及任何形式记录的物质性中，为自已开辟一个暂时的存在(existencerémanente)”[18]。话语事件不是词语、图表和符号等被记载下来的物性存在(斯蒂格勒所说的“第三持留”），它只是由作者在文本或作品的物质组元中建构出的一个暂时的场境存在。当作者不思时，这个暂时的场境存在即刻消失，在所有关于话语发生的物性记载物(文本和视听记录)中，这个场境是不存在的。只有当新的读者和听者重新激活这一“文献”时，才会重构话语事件场境，而这个被重新复构的场境并不简单是原先那个场境的复活。原先的那个existence rémanente是不可能完全重现的。这一点，是斯蒂格勒并没有想到的。在我与他的当面交流中，甚至他意识不到福柯已经达及的这一构境层。更有甚者，言说事件其实总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某种固定的逻辑本质的表现，只是会“出现在重复、转换和再活化的(à la répétition, à la transformation, à la réactivation) 过程中”[19]。这个福柯从医学中移植来的再活化概念十分有趣。我想，它应该是指作者自己对自己写下的作品的重新面对和解读者阅读时的重新构境。我曾经描述过我在进入我自己写下的文本时真实发生的异己感。既如此，那么任何读者在重新面对文本和作品时，真正要捕捉的东西就不是那些物性的词语和显性意义了，而应该致力于复构那个曾经在场的话语场境。如果真是这样，面对文本这件事情就复杂得多了。我还是要说，构境论比现代性的解释学显然要深刻得多。

第七章 塑形:从认识型到话语事件场的转变

255

其次，青年福柯格外认真地提醒我们，切切不能把言说话语事件放置到主体手中(胡塞尔一海德格尔讨论的那种“现成在手”)，比如通常的思想史研究中常出现的所谓“作者的意图，他的思维形式，他的思维的严密性，萦绕在作者头脑中的诸主题，贯穿他一生的并赋予其意义的计划”[20]。这是他反对思想史目的论构式的具体举措。依青年福柯的观点，言说事件是通过非目的论的分布联结起来的，而不能通过将理性推论总体化成一个逻各斯的分有存在来实现，实际上，话语事件只有自己“散落的系统”(systèmesde dispersion)[21]。换而言之,话语言说事件只是在自身的活动“有序、对应关系、位置、功能和转换”中生成的话语的塑形(formationdisursive)。[22]福柯在此书中181 次使用 formation一词。这显然是此书中的高频关键词。我注意到，福柯的老师之一巴什拉在1938年，就著有《科学精神的塑形》一书。[23]前面我已提到，塑形概念缘起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古希腊语中的plastikos)，包括后来德文中的Ausformung(赋形)、Formgebung(塑形)、Gestalt(格式塔构式)等这样一些概念及其相关规定在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也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也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塑形往往意指劳动对事物的塑形；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笔下，则多指观念塑形；到了福柯这里，则将其推进到更加无影无形的话语塑形。

回到福柯

256

我推断，至少在法国当代哲学思想界中，特定构境层中的话语塑形算是青年福柯的一个新发明，因为它已经不是那种诸如他的老师阿尔都塞所使用的“科学”与“意识形态”,或者“理论”与“客观性范畴”之类的宏大叙事逻辑了，甚至也区别于他自己原先使用的认识型中那种结构化总体支配。福柯此时的话语塑形，指的已然是一种言说活动中当下的赋形建构。在青年福柯笔下,话语的塑形有自已的规则,它的“塑形规则(règles deformation)是在一定话语分布(répartitiondiscursive)中的存在状况(也是它们共存、保持、变化和消失的状况)”[24]。这个répartition,将在以后福柯的权力话语批判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话语塑形指向的不是一个凝固化的刚性结构，而是在话语实践中的“布展的系统”(systèmesdedispersion)中当下建构和解构的动态功能情境。这是一个可以深化下去的思考线索。比如，在青年马克思写下的复调式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的话语实践可以分作三重构境：一是他主观意图中的哲学唯物主义观念和政治立场上的共产主义，这是表面看上去发生的刚性观念结构；二是他此时批判资产阶级商品雇佣体制的人本学劳动异化逻辑，由于这种异化逻辑的起源是价值悬设中的本真类本质——理想化的劳动，并由此推断扬弃异化后共产主义的目的论复归，所以，在方法论构境层中马克思话语布展恰恰是由隐性唯心史观无意识塑形的；三是当马克思接近经济学的具体情境时，他不自觉地生成从现实历史出发的全新话语塑形方式，最终导致同一文本中的复调话语交织。[25]

由此，福柯从话语塑形的讨论引出另外两个重要的问题,即话语操作中的客体与主体的塑形(formation des objets et sujet)。其实,这也是传统哲学理解中的客体与主体二元模式在话语实践中的解构:客体与主体都只不过是话语塑形的临时构境物罢了。不过，我推测福柯此处所指认的客体与主体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对象事件和主体存在状态，此书中，他很少提及自然对象。

第七章 塑形:从认识型到话语事件场的转变

257

首先,青年福柯所谓的客体塑形是什么呢?青年福柯举的例子仍然是他最熟悉的疯子被社会塑形的故事。疯子并不是一种实体的物性存在，或者说并不真的存在一个生理和自然存在意义上的疯人。疯子，恰恰是由一种话语塑形建构出来的特殊社会客体。疯子的不正常，是对应于正常人的标准而言;疯子的疯癫，是对应于被规训化了的生活而言的；疯子这个特殊的对象性客体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在心理健康操作中“精神病话语场”对人们进行清查、分类、命名和选择的结果，并且，在这些暴力性的话语塑形过程发生之后,它们还会被“伪装成词和句子”[26]。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一切犯罪痕迹都被清除干净。在青年福柯看来，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话语对象，多半是复杂话语关系布展的产物。这个话语关系以后会被指认为权力关系。于是，过去我们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到了青年福柯笔下统统成了话语关系,正是这些话语关系在自己的隐性暴力布展中塑形和建构了社会客体。与此相接近的，还有波伏娃[27]的女性话语塑形—女人不是天生的自然属性，而是父权制下由文化塑形建构起来的第二性。用青年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客体存在于某个复杂的关系束(Faisceau complexe de rapports)的积极状况中”[28]。这里的 Faisceau指的不是一束鲜花中的捆束，这个概念更接近于光学传播中那种由无数光子相互吸引和碰撞而生成的光束。这是福柯话语理论革新中很深的构境层。

我以为,对这个话语的关系束应当给予特别的强调和关注，因为它应该就是对象塑形的本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种特殊的观念性映照。需要指出，其实真正塑形和构式社会存在中的客体对象的并非仅仅是话语塑形，更重要的现实基础应该是经济和政治等更重要的社会关系塑形，有如渗透到生活每一个微小细节中的商品—市场关系(金钱王国)，话语塑形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一种话语呈现方式而已。这是福柯此时并没有深入下去的构境层。不过，在他不久之后开始的资产阶级当代生命政治权力治安研究中，这些重要的方面都被认真地思考了。青年福柯进一步说明道，话语关系束并不是指某种在话语运行中将概念或词语连贯起来的凝固化结构，“它们确定着话语为了能够言及这样或那样的对象，能够探讨它们，确定、分析、分类、解释它们应该构成的关系束”[29]。正是在话语事件场中，一种话语塑形的关系束分类、命名、建构了特定的客体存在,这种关系已经不是话语使用的语言,而是“作为话语本身的实践(pratique)”![30]这个实践的说法十分深刻。关于这一点，多斯的两点评论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说，“《认知考古学》的主要创新恰恰在于，它考察了实践。它对实践的考察始于话语实践这一概念。这个重要的创新允许福柯改变结构的范式，所以它才能超越单一的话语领域，使它与马克思主义更为亲切”[31]。这有一定的道理。二是他认为，当福柯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用话语实践’取代了认识型’时，他甚至走向了唯物主义”[32]。其实，在1980年福柯自己写下的《哲学辞典》的“福柯”辞条中，他就将实践分析法上升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依然用对待所谓疯子的态度来举例的话，人们可以从关于疯子的观念和知识生成的标准去判断和研究疯子，而他自己则是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事物”(aborde les choses tout autrement)的态度去面对——这就是实践的方式。在福柯看来，“这种实践’，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怎样行动和思考的方式(comme mode d'agir et de penser)，它为主体和客体的相关建构(constitution corrélative)提供了可理解的钥匙(clefd'intelligibilité)”[33]。可见，对于实践方式，福柯是相当自觉的。在霍奈特那里，他也注意到了福柯的话语实践概念，但他竟然指认，福柯的“实践概念与阿尔都塞的一样，是把萨特的实践概念重新解释原来的那种结构主义思维框架的结果”。[34]这显然是不对的。当然，福柯这里的话语实践并不等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中的变革现实的物质实践，而是一种走向现实的观念性的塑形作用。

回到福柯

258

在青年福柯看来，话语实践是一种话语运行的场域存在,即话语对象“塑形和解构,出现与消失”的“重叠交织又空白(superposéeetlacunaire)”

第七章 塑形:从认识型到话语事件场的转变

259

的场所。[35]这个话语实践很深地链接到福柯未来将进入的生命政治权力布展理论。不过，在这里福柯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个话语实践。按布朗肖的解释，“话语实践是不会供认实情的见证人，因为除了已经说的之外它没有什么可说的了”[36]。在传统的思想研究论域中，话语实践倒是实体存在意义上的空无。

也由此，青年福柯宣称，我们应该解构那些被视作持久不变的实体性的社会客体，甚至我们应该彻底放弃“物”(choses)，“让我们用只显示在话语之中的对象的有规则的塑形来代替话语前物’的神秘的宝藏(trésorénigmatique des choses)”[37]。用塑形来取代物,这是一个明确的消解实体性社会客体的功能性举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社会生活中的这些实体性的对象消失，那么，那个连续性的进步历史观还能存在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在青年福柯的思想构境中，历史存在已经是一种话语实践塑形对象和事件的历史，所以，“写一部话语对象的历史，不是把这些话语的对象深深地插入到它们共同的来源地，而是要展示支配着它们分散规律性的连结”[38]。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自己说，现在《词与物》的相关研究倒成了反讽性的说法了。[39]

其次，与凝固化的实体客体一同消失的还有塑形中的话语主体。这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因为，在非连续性的话语实践中，“谁在说话？(quiparle?)”真成了问题。这个问句，在不久之后题为“话语的构序”(1970)的演讲中得到了深化。此处青年福柯举的例子是自己曾经的身份角色医生。医生是一个主体吗？他说话，他提问，他记录，他诊断，所以他仿佛应该是医疗过程的主体。可是，细细推敲之下我们即会发现，医生其实是由特定的医学话语关系束(内科、外科、妇科和儿科等)建构而成的。倘或允许再放大一点的话，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的医学话语，恰恰就是同时代的整个自然科学的话语场决定的。这是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想清楚的事情。所以，

主体的位置(positions du sujet)也同样是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群体所占据的处境所确定：从某种明显或不明显的提问界限来看，它是提问的主体；从某种信息的序列来看，它是听的主体；而从典型特征的一览表来看，则是看的主体；从描述典型看，它是记录的主体。[40]

回到福柯

260

青年福柯指认道,那些决定了西方17—18世纪资本主义古典时期建构医生主体的所有话语实践(原来在《词与物》中是“认识型”),在现代性开始之后将会被完全改变：“在19世纪初，医学话语的主体可能拥有的各种处境已经得到重新确定,这种重新确定是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感知场的组成而完成的。”[41]这是福柯在向格式塔心理学致敬,医学感知场决定于不同的医学话语实践，19世纪资产阶级医学话语实践的改变必然导致医生(主体)会在一种全新的话语实践中被异质性地塑形。所以，以青年福柯之见，主体绝不是实体性的永久物，而恰恰是在不同的话语实践中被当下塑形的。真正发生的事件其实始终是话语在说我。我，不过是话语塑形中暂时生成的伪主体。与话语客体一样，这个被话语实践塑形建构起来的主体，“既不认识’,也不是“知识’”[42],而只是当下“塑形和解构,出现与消失”的话语主体。是的，这正是福柯那个作者和主体不在场、“人之死亡”的内在根据。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拉康哲学中那个伪自我—伪主体论的影响。并且，福柯的这一观点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l'idéologie interpelle)主体说[43]处于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之中。

三、作为话语实践的政治策略塑形

如果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与客体都成了话语实践非连续性的塑形结果，那么，传统社会生活中那种支配和奴役实体性主体和客体的机械般固化的统治体制也将随之土崩瓦解。可是，福柯也并没有挑破这道通常历史研究中从封建专制到西方民主制统治的转换背景，因为这正是他所反对的总体历史研究方式。对此，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新的社会统治形式将是新的现代性话语实践中的策略塑形(formation des stratégies)。福柯在此书中19次使用stratégies一词。策略，某种无形的话语计谋，恰恰也是在实体性社会历史观中无主体的看不见的暴力。我判断，这既是青年福柯第一次直接涉入西方民主制社会中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也是昭示1968年之后他的生命政治学全新学术构境即将出场的理论前奏。

第七章 塑形:从认识型到话语事件场的转变

261

青年福柯说，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医学、语法、生物科学这些话语导致某些概念的组织、对象的聚合(regroupements d’objets)、类型的出现(typesd'énonciation),它们又根据自身的一致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程度构成一些主题或理论”[44]。根据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写下的论述，我们知道这是喻指19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中的话语实践。而且，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肉身统治者有意图制造了这些科学。按照青年福柯的观点，话语实践塑形了客体与主体，同时，话语实践也塑形了一种全新的对这些当下塑形和解构话语事件的支配方式—这就是话语实践中发生的隐性策略塑形。如果说，话语事件场是对认识型本身的替代，那么此处的话语塑形策略则是对认识型规制作用的替代。就在此间，青年福柯突然回到了自已在《词与物》一书中指认由古典认识型规制下的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福柯这里所指认的话语策略例证，是18世纪的语法中“可辨识的记忆主题”，在时间展示自然连续性并且解释生物分类表上现存空白的主题,以及“在重农主义那里，则是多从农业生产出发的财产流通理论”[45]。我们知道，以上三者正是青年福柯所指认的资产阶级古典认识型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只不过现如今它们已不再是词对物的一般认识型烙印，而是被视作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构序性话语布展策略！显然，福柯政治学研究中的另一个新动向是，政治并非只发生在政治实践领域，而恰恰生成于那些看起来仿佛不由政治支配的其他中性领域——科学研究、经济关系和言说活动中。在青年福柯看来,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些策略在历史中如何被分配，这是不是连接它们、使之成为不可避免并准确地把它们依次召到各自的位置上、使之成为同一问题的连续结果的必然性”[46]。此时的福柯已经认识到，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出现在语言、科学和经济活动中的这些策略并不被直接视作政治统治，可它们恰恰正是无形的非政治生活情境中最重要的统治构序策略。以后的福柯还将意识到，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

回到福柯

262

青年福柯承认，策略分析这一主题在自已过去的研究中未被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对这些策略进行细节分析相当困难。所以，在《疯狂史》中，他只是研究了“话语塑形”中建构出来的不正常的疯子;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他的研究重点则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医学话语陈述形式的被改变的方式，且分析偏重于结构、机构设置的场所、话语主体的介入方式(modesd'insertion du sujet discourant)和环境，而不是概念的体系或理论选择的塑形;而到了《词与物》,“研究的基本内容是针对概念的网络(réseauxde concepts)和它们的塑形规律(règles deformation)”[47]。这些研究固然都涉及权力支配问题，但都还未真正上升到社会政治策略研究的高度。而在此，策略问题已经成为他思考构境中的焦点。

青年福柯所说的策略研究维度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确定话语的可能衍射点(points dediffraction)”。衍射是大气物理学的概念，通常指波在传播过程中经过障碍物边缘或孔隙时所发生的传播方向弯曲现象。福柯此处借这个大气物理学的概念来形容在话语实践中，像波的传递一样，话语塑形的布展在受阻后将生成种种不相容性、相等性和分类的联结，从而造成话语布展中的“一些距离、非同一性(nonidentités)、不连续性系列(sériesdiscontinues)、空白(lacunes);它们有时还塑形出话语的次总体(sous-ensembles)”[48]。对通常只局限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游弋的研究者来讲，福柯这种讨论和解释的构境层必然是难以理解的。不熟悉福柯话语的解读者自然会觉得，他这些话几乎就是一些思辨的胡扯。我想，青年福柯的言下之意可能在于，相对于传统的可见可感的直接专制统治权力而言，话语策略塑形恰恰是通过不可直观的衍射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布展的，尤其是，这种布展越受阻碍越会通过弯曲和变形实现传播。比如后来福柯在《性史》一书中的观点，对性的禁忌，反而使其得以实现更深更广的传播。我觉得，福柯在这里的发现是重要的，以后他还会进一步发现，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不再是传统专制的直达性暴力，而恰恰是在允许抵抗的空间中进一步布展。由此，福柯将批判之剑直指资产阶级政治话语策略的心脏。

第七章 塑形:从认识型到话语事件场的转变

263

二是对“话语所属的话语群的经济(l'économiede la conatellation discur-sive)进行探讨”。又是一个吓人的新名词。以阿甘本后来在《王国与荣耀》(2007)一书中的解释，福柯此处使用的économie一词不能解释为通常现代性中的经济，而是一种特设性的神学安济。[49]可是，我不赞成阿甘本的过度诠释。在福柯看来，

一个话语的塑形不能完全占据它的对象、陈述、概念等诸种系列有权利提供的一切可能的空间，它基本上是空白的(lacunaire)，而这个空白是由话语的策略选择(choixstratégiques)的塑形系统(système deformation)造成。[50]

在自身的布展中，话语策略塑形常常故意留有无控制的权力空自，或者说，没有压迫、没有控制的空白甚至是支配的另一种方式。比如允许你在街上游行，允许你公开批评政府这些看似权力不在场的空白正是资产阶级政治话语策略塑形的实现。我们在白宫前的草地上永远可以看到抗议的帐篷，在许多欧洲的政府门前始终存在着反对者的标牌，这是一种对西方民主的外部注释。剖析到更深处，这也是资产阶级商品一市场经济自发一自然构序的本质。

三是对“话语在某一非话语实践场(champ de pratiques non discursives)中应行使的功能”[51]的关注。据马舍雷的考证，这个实践场概念出自康吉莱姆的科学史研究。在我想来，这个青年福柯并未直接说明的非话语实践的构境论解读可有两个可能的构境面：一个可能是指在直接的主导性话语塑形之外的其他话语活动。之所以这么说，盖因青年福柯此处列举的东西都是些在特定时期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如16世纪时，经济的话语从来就不是共同的话语，但它也与文学话语、医学话语一同发生作用。[52]二是，有可能是指并非话语实践的现实社会实践，但这恰恰又是青年福柯没能深究的方面。也难怪当时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将福柯在《认知考古学》中表现出的对唯物主义的亲切形容为“半截子”的热情，因为每当涉及话语实践与现实的社会关系，青年福柯的思路中就会出现理论盲点，“一旦在连接意识形态与生产关系时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福柯就默默地走开了”[53]。依我的判断，此时是福柯思想转变的复杂过渡期，从话语实践到真实的社会革命实践的这一步，福柯是在之后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才跨出的。

回到福柯

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