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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由话语的社会性占有(l'appropriation socialedes discours)而生成的话语权。简言之,就是传递和不断产生新的话语权的教育(éducation)。福柯说:“任何教育系统(systèmed'éducation)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及其传递的认知和权力(les savoirs et les pouvoirs)的政治方式。”[30]请注意,这是福柯将认知与权力联结起来的尝试,这一关联将成为福柯中晚期思想构境中的一条主轴。福柯这个观点是否受到老师阿尔都塞1969年发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的影响,或者是相互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那里,阿尔都塞已经明确指认了家庭、教育和宗教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隐性教化功能。福柯说,
教学系统(systèmed'enseignement)究竟是什么呢?它无非是对言 说的仪规程式化(ritualisation),无非是赋予言说主体以资格并固定其 角色,无非是在形成具有某种信条的群体(无论是如何扩散),无非是在 分配和占有蕴含权力和认知(ses pouvoirs et ses savoirs)的话语。[31]
言下之意,前述的话语资格、特定话语团社和信众群都是在一定教育系统构境中培养和塑形的。教育本身就是等级化区隔活动,而高等教育就是话语权力的授权过程。福柯甚至认为,与此相接近,“写作”、法律系统、医疗系统其实都是一种话语的社会性占有方式。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和《再生产》等论著中深入讨论了这一主题。
也是在这里,福柯专门讨论了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话语的授权机 制,通俗地说,就是在西方如何成为一名专业的哲学家。在福柯看来,哲学 将“理想真理(véritéidéale)作为话语的法则”,将合理性(rationalité)视为进 展原则(principe de leur déroulement),以知识伦理(éthique de la connaissance) 承诺了对真理的欲求和能思的权力(pouvoir dela penser)。[32]本真性话语、 理性进步和知识至善是借以成为哲学家的三个内在原则。而哲学学科的特 点就是通过对话语实在性(réalitédu discours)的否定来实现某种贵族性的 自立和排斥性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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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缔造者式主体(sujetfondateur)的设定。在福柯看来,在哲学话语中,
缔造者式主体奠定了超越时间的意义视域(horizonsde significa-tions),历史自此之后便只需对其进行阐释,而命题、科学和演绎集合(ensembles déductifs)亦将在那里发现其最终的依据。在与意义的关系中,缔造者式的主体可支配符号(signes)、标志(marques)、痕迹(traces)、字母。但它无需通过话语实例来彰显它们。[33]
任何原创性的哲学家总在设定一种本真性的原始本体,有如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弗洛伊德的生命原欲和海德格尔的本有,然后整个世界及其存在都成为围绕这一本真基始的一整套复杂阐释和构序、构式结果。由此,在这幅创造世界的话语构境中,哲学家就成为缔造者式的话语主体。
其次,是哲学中对原初经验(l'expérience originaire)的设定,这是哲学家将自己超拔出常人的构式秘技之一。福柯说,相对于现实的经验,原初经验是先在的意义(significationspréalables),在我们以自已的形式掌握它之前,原初经验就在世上游荡,“这种我们与世界的原初同谋(complicitépremièreaveclemonde)便构成了我们有可能评论它、置身其中、标识和命名它、判断和最后以真理的形式(laforme dela vérité)去了解它的基础”[34]。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构境。譬如,在常识中被视为外部对象的客观、自在的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就被视作由人的交道(马克思的实践)操持介入其中的关系性功用存在,“自然”即是向主体欲求的存在性涌现,由此,本有的大地就被对象化的存在世界所遮蔽了。然而,这一原初存在性占有的经验却被遗忘了。新的构境可能是,一旦我们重新具有这一经验(存在),常识经验中的世界(存在者)即刻土崩瓦解。[35]
其三,是哲学话语中的普遍中介(l'universelle médiation)观念,其实它也就是作为形而上学本质的逻各斯(logos)。福柯指出,柏拉图以来的理念逻各斯是被持有的专业话语,它在展示自己秘密本质的时候竟然把自身“悄然变成话语的事物本身和事件(les choses mêmes etles événements)”。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逻辑颠倒和本体论占位。于是,在哲学思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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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不过是真理在自身凝视下诞生的过程中发出的光芒(miroitement)而已;当每一事物都能采用话语的形式时,当任一事物都能被言 说时,当话语能论及任一事物时,那是由于在显现和交换(manifestéet échangé)意义之后,所有事物都可以返回它们自我意识沉默的内部 (l’intériorité silencieuse)[36]
这是对词与物暴力构序关系的重写,现在是真理性话语照亮一切事物并让其存在的关系了。如果转换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域中,逻各斯正是那个遗忘了存在的存在者的抽象逻辑构架,形而上学正是在对假定为形下自然器物的具象存在者的形上抽象后生成理性逻各斯的。逻各斯即是哲学理性话语中的真理之光源,它是将进入逻各斯之栅格的对象物普遍联系起来的中介,世界上的一切都因被它照耀(“显现和交换”)而被人们所看见。由此,事物的本有则隐入逻各斯内部。在逻各斯话语之中,事物不语。
四、祛序:存在一种话语之中的造反吗?
絮絮叨叨地揭穿了话语世界中这么多令人沮丧的秘密坏事之后,福柯也回答了一个我们所关心的问题。面对这些隐性的强制,我们能够摆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无形的话语构序吗?或者说,我们有希望反抗话语中存在的暴力和压迫吗?以我的体察,福柯给出的回答总体而言是积极的。这也是福柯的批判话语中鲜见的积极的内容,尤为可贵,因为他毕竟还是给出了解放的可能性和道路。
这里,福柯提出了四个造反或祛序(désordre)的原则:一是颠覆原则(principe de renversement)。所谓颠覆原则就是要对话语中假设的所有理想状态进行反向思考,将传统的一切逻辑和原则通通颠倒过来。显然,这也是截至此时福柯所使用的主要的批判性反思手法。当然,它也绝不是一种简单的颠倒,而是彻底的解构基础之上的颠覆。比如关于疯狂的正常与不正常标准的根本性颠覆,常识中现成的自然、历史和人的概念的历史性颠覆。二是不连续性的原则(principe de discontinuité)。这已经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主张了。它主张冲破连续性的逻辑假象,回到真实话语的不连续实践(pratiquesdiscontinues)中去。有如沉默考古学对黑暗中“名声狼藉者”的关注。三是特殊性原则(principe de spécificité)。这是指相对于普遍性的逻各斯的一种反向破解消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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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里,福柯说:
我们不能把话语融入一套先在的意义(significationspréalables)之中,不可幻想世界给我们一张清晰的面孔,我们所需做的只是破解辨认而已;世界不是我们知识的同谋(complice de notre connaissance);根本没有前话语的神意(providence prédiscursive)按我们的意愿安排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视话语为我们定制物的一种暴力(une violence que nousfaisons auxchoses),或无论如何是强加(imposons)于其上的一种实践;而正是在此种实践中,话语事件才发现了它们规律的起因(leprincipede leur régularité) [37]
之所以如此大段的引述,是因为福柯的这个论断实在太重要了。它直接挑破了主体性的话语权力的真正秘密:视话语为强加于物之上的一种暴力,这种暴力性的实践正是话语事件规律的真正缘起。我觉得,福柯在这个意义上对先在的原初话语和第一性的神意的反对是准确的,可是,他没有看到在“知识是世界的同谋”背后真实存在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主体性存在本身的暴力。或者在马克思的话语构境层中,现代性存在强暴背后的资本逻辑。
四是外在性(extériorité)原则。这里的外在性,意在反对话语隐秘的核心内部和中心本质的设定。走向外部,即指承认多重可能性和事件的偶然性,意识到只有“外部”,而并没有深度的内在本质。布朗肖也敏锐地指认了这一点,他说,福柯十分反感于“深度概念”[38]。从这一点,也可以走到所谓后现代的零度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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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福柯进一步提出了话语造反需要立足的四个主要祛序性概念:事件(événement)、系列(série)、规律性(régularité)和可能性状况(condition depossibilité)。他指认这四个概念正好对应于传统观念史中居主导性的四个暴力性的构序概念,“事件对创造(création),系列对统一性(unité),规律性对独创性(originalité),可能性状况对意义(signification)”[39]。偶然的事件消解了主体意图的创造,松散开的系列抵抗着强制的统一性,活动的规律否定了专一的独创,多重流动的可能空间解构了凝固的意义之境。布朗肖判断,福柯在此提出这四个反抗性的概念,是为了“对抗那些在他看来一直主宰着传统思想史的原则”,并且这也将是他此后将要从事的主体任务。但布朗肖认为,在此后的生涯中,福柯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40]
福柯特别指认,话语祛序的真实存在其实是话语事件的集合(ensembles d’événements discursifs)之境,
事件不是实体亦不是偶然,不是质量亦不是过程,事件不属于有形的构序(l'ordre des corps)。但它也不是非物质的(immatériel)东西,它总是在物质的层面产生功效(effet),成为效果;它有自己的处所,位于物质因素的联系、共存、弥散、交叉、积累和选择之中。它不是物体(corps)的行动或属性;它作为物质弥散(dispersion matérielle)的功效而产生,且在物质弥散之中。[41]
这似乎是福柯自己关于话语祛序的正面指认了。在他看来,逃离了话语构序的事件并不是一个物体式的实在—它确实具有物质性的场境存在,但那恰恰是在实际功效的建构中才生成的一种物质性的、弥散式的客观构境存在。为此,福柯毫不隐讳地明确指认,自己的“事件哲学(philosophiedel'événement)应该沿着初看是悖论性的非实体性的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del’incorporel)方向前进”[42]。这个非实体的唯物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识。巴迪欧后来的事件哲学显然受到福柯这一观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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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告诉我们,要实现话语祛序,必须坚持两种分析方法,即批判(critique)分析和谱系(généalogique)分析。批判是否定,谱系是否定的实现机制。我们不妨对照来看:首先,所谓批判的分析就要“运用颠覆(renverse-ment)的原则”,剥离从而得以透视上述排斥、限制和挪用的话语机制,批判是要看清问题所在;谱系的分析则要深入剖析上述话语机制“出现、发展、变化的状况”,这是一种对问题的发生机制的深究。[43]其次,批判分析的过程将是一个分析弱化的过程(processus de raréfaction),也包括重组和统一话语的过程;谱系分析则是要研究话语的“分散的、断裂的和有规律的塑形(formation)”,这是非总体性的历史深究。再次,批判分析针对的是包围(envel-oppement)话语的制度,以求确定和掌握这些规范、排斥的原则,以及话语的弱化,试图在消解的力量中去反抗它;而谱系分析则针对着话语的有效塑形(formation effective),希图在其肯定的力量中去把握它。[44]请注意,这是福柯第一次明确提出谱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后,他在次年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再一次深化了这一方法论创新。我还觉得,当霍奈特指认福柯的《认知考古学》和这里的《话语的构序》仅仅是为前期疯狂史、临床医学和“词与物”的具象研究提供了姗姗来迟的“原理论研究”的基础时,他恰恰没有看到福柯思想的深刻改变。[45]
注释
[1]1970年,福柯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是从此时开始,他从根本上转向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思考,思考的焦点即为后来广为人知的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本质,即生命政治。所以,我同时也将这个“开端”视作青年福柯思想期的结束,因而本书在讨论1970年之后的福柯时,将不再使用“青年福柯”的称谓。但同时,因为这场任职演讲的主题与《认知考古学》的核心构境点又有直接关联性,所以我将关于此文的解读前置到此作为这一章的附文。——本书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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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兰西学院是当时法国学术思想的最高学术机构。作为法国皇家讲座学院,法兰西学院由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30年建立。学院下设50个讲座教授,均由当下各领域最杰出的学者担任。每位教授在一年中必须向公众开设12次公开讲座,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伊波利特、杜梅齐尔等人的推荐下,福柯于1970年当选“思想体系史”教授,并且他顶替的恰恰是1968年刚刚去世的伊波利特的席位。法兰西学院的公开课程时间为每年的11月至次年5月,福柯的讨论通常安排在这个时间段的周五晚上,因为名声在外,前来听讲的听众很多,最高峰时竟然有2000余人之多,以至于不得不在300人的教室之外,再通过闭路电视传送到其他教室。当然,在这种讲座上是不可能有深入交流的,听众还是以看热闹者居多,而讲座在事实上也很容易沦为表演性的做秀,福柯对此也十分无奈。好在每周还有一次研讨班的集中讨论,正是作为这个时期研讨班的结晶,福柯主编了《我,皮埃尔·利维埃尔,杀害了我的妈妈、妹妹和弟弟》(文献,1973—1974)和《治疗机器》(1976)。
[3][法]贝克特:《无名的人》,转引自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语言与翻译中的政治》,许宝强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4][法]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语言与翻译中的政治》,许宝强等译,第1页。
[5]同上书,第 3 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el 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Paris,Gallimard, 1971, 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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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同上书,第9页。
[18]同上书,第10页。
[20]同上。中译文有改动。Michel 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Paris,Gallimard, 1971, pp.29—30.
[22]这里有一场笔墨官司,即福柯与库恩的关系。依阿甘本的说明,“福柯宣称自已在完成《词与物》后才读到库恩那本令人赞赏的权威性’著作”,并刻意保持了与库恩的距离。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ed. Daniel Defer and François Ewald, aris: Galli-mard,1994,vol.2,p.240.然而以阿甘本的推测,福柯是为了报复库恩没有提及他的老师康吉莱姆的影响而故意回避库恩的。关于这一点,我原则上同意哈金的一个判断,他认为,相比库恩在20世纪50—60年代提出科学范式理论,法国的科学认识论思想的缘起似乎更远久一些,因为巴什拉的“认识障碍”和“认识论断裂”的思想生成于20世纪20年代,再加上后来康吉莱姆的理论深化,库恩的东西“在法国却是一顶旧帽子”。参见[美]哈金:《米歇尔·福柯的不成熟的科学》,载《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主编,孙长智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其实,问题的要害并非在于库恩是不是“旧帽子”,而在于对福柯影响更为深刻的肯定是康吉莱姆,而非库恩。
[23]孟德尔(GregorJohann Mendel,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通过豌豆杂交实验,发现孟德尔定律(包括基因的分离定律及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
[24][法]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语言与翻译中的政治》,许宝强等译,第13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el 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Paris,Gallimard,1971,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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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
我们知道,青年福柯的《词与物》一书副标题就是“人文科学考古学”,可在那本书里他并未对考古学本身进行具体的讨论。一直到《认知考古学》一书的最后部分,青年福柯才集中讨论了自己的新考古学方法和研究路径。这种新的考古学方法显然不是传统历史研究中,面对物性遗迹时针对古代历史的考证,而是一种全新的基于话语档案活化基础之上的构境论意义上的观念考古方法。我以为,这种考古学方法与后来福柯重新认同的尼采的谱系学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历史思考方式,并且,这种独特的思考之境恰恰是通过对某种他性空间异托邦的斜视,才真实地进入到历史真相的复构之中。
一、反对文本:作为历史先验的话语档案
我们看到,到此为止,青年福柯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说明社会历史生活中最重要的话语实践系统,可是新的更深一些的问题出现了:如果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当下发生的非连续性的、无法直观的话语实践,那么当后人面对已经过去的历史时,他们会实证性地遭遇它们吗?或者说,人们能够复构那些曾经发生的话语塑形的突现场境吗?令人惊异的是,青年福柯的回答竟然是肯定的。
青年福柯宣称,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可以遭遇客观的实证性(positivité),但这种实证性并非孔德那种摆置在某处的可见的实在物或直观“事实”—物性遗存,而恰恰是作为某种类似“历史的先验(priori historique)”而出现的东西。福柯在此书中9次使用 priorihistorique一词。这是他在1948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历史先验性构造》一文中已经关注的问题,但他也承认在这里可能是一个“有点不妥帖”的概念。此处这个priori,当然不是康德式的先验理性构架或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而是由先验的话语功能实施(fonction énonciative)的某种可能被随时激活的实证性的场(champ)存在,这种场境存在“被确定为标志着某种话语实践的规则的整体”,或者“一个可转换的整体(ensembletransformable)”。[1]得承认,这是很难理解的构境层。在传统实在论的历史研究学术语境中,这个非实物性的历史先验恰恰会表现为一种看不见的“空白”,然而,它又是一个可以呈现话语实践发生的瞬间建构和解构的言说场境。我觉得,这倒有些形似马克思所指认的相对于一个时代而先在的社会先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譬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它们并不是物体,而是在市场流通、交换和生产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场境关系存在。问题是,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遭遇这个实证性的社会先验呢?福柯说:档案。这个答案似乎并不令人惊奇,因为所有历史学家从事研究的主要文献来源就是档案馆。福柯自己就是各种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常客。可是,福柯这里所指认的档案,显然已经被重新规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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