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福柯说，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在历史的神秘的鸿篇巨制中看到一行一行以清晰的定性分析表示出在以前和在他处所构成的思想”，而现在不同了：

我们在话语实践的深度(l’épaisseur des pratiques discursives)中看到一些把陈述当作事件(événements，因为它们具有出现的状况和场域)和看作物(choses，因为它们包含使用的可能性和范围)的系统。这些都是陈述系统(一部分是事件，一部分是物)，我主张把它们称为档案(archiv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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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青年福柯使用的概念的语义都与这些词语的“正常”使用不同。在《科学考古学》一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过这个特殊的“档案”范式。在话语实践所面对的档案中，陈述不是词语，而是曾经发生的存在事件，即当下建构起来和突现的场境，陈述也不是独立的物，而是将事物置于其中的系统状况。

显而易见，在福柯这里，面对档案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首先，依福柯此时的解释，他这里面对“档案”时的关注焦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不再关注传统档案学中对那些过去之物和文本的分门别类，这种分门别类往往使它们变成死去的物品，用以证明和拼接某种连续性历史的同一性；第二，这个“档案”也不再被直接等同于历史事实，而是留心那些“使人们能记录和保存那些人们愿意记住和任意支配的话语的所有的机制”，因为，档案文献总是一些故意筛选和保留下来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福柯前面概述非连续性的新历史观中已经充分了解到了。

其次，重新界划档案概念的否定性边界。青年福柯指认，他这里所建构的档案范式(不是概念!)的特殊内涵是：

我想指的是几千年以来，由成千上万的人说出的无数的物不是仅仅按照思维的规律或者仅仅由于境遇(circonstances)的作用出现的，这些说出的物不仅仅是那些在词语性能层次上能在精神构序(I'ordre del'esprit)或者物的构序(l'ordre des choses)中展开的东西的符号，而是，它们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各种标志着话语层次(niveaudiscursif)的关系所起的全部作用，这不仅不是一些被偶然地移植到了静默的过程上来的外来形态，它们是根据一些特殊的规律性产生出来的。[3]

显然，青年福柯这里所指的档案不是已经死去且被摆置的现成文本和物(chose)，其至不是这些文本和物在一定的境遇中的关系、观念构序和现实塑形(构序)中生发出来的符码，他是要通过档案，在话语实践层次上找到那些曾经突现的构境关系和立境的规律。这也就是说，福柯现在要做的是从档案中捕捉在话语实践中曾经发生的“话语性的系统(systèmedeladiscursivité)”。福柯在此书中57次使用chose一词。实际上，这是一件乍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青年福柯却无比坚定：“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lesystème qui régit l’apparition des énoncés comme événements singuliers) ”[4]档案不是或不等于物性的文本，或者说，重构的档案范式恰恰是反对作为传统解释学研究对象的文本的某种新东西，它是历史的文本和物中无法直观到的那些曾经在现实存在和精神场境中构序、构式和构境的话语实践中的规律和系统，其本身就是一种非物性的存在。也是在这里，传统解释学的基础文本，被最彻底地釜底抽薪了。可是，什么才是青年福柯这里所讲的档案中存在的作为历史先验的话语规律和陈述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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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青年福柯在档案中所要捕捉的不是死去的文本或资料，而是各种让话语实践得以发生的功能性“复式关系(rapportsmultiples)”。在这一点上，霍奈特的理解基本上是对的。他说，福柯是将档案作为过去的“意义方案(Sinnentwürfer)的客体化”，面对档案，就要从死去的文字中重构出原来的话语。但是，这种意义方案并非是一种单一主体的独白式的创造意义的过程，而是一种“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5]。我以为，霍奈特前面的分析是接近福柯构境的，但当霍奈特启用主体来说明档案的意义方案时，他却又远离了福柯。其实，这种功能性的话语关系本身就是某种非物性的存在，要再由此去重构这些本身就是建构性的话语关系，难度和艰巨性可以想象。福柯是要建构一种与传统历史研究和解释学完全不同的构境论的空间。这种构境论空间的本质是重新激活原先曾经存在的生活场境！例如，在人们看到疯子的病理与治疗记录的地方，福柯发现了一整套科学话语规训正常与不正常生活的功能性复式关系系统;在警察局刑事案卷中，他却看到完整的权力布展的功能系统。青年福柯解释道，档案不是要搜集重新变成无生气的陈述的尘埃，以及使它们重新成为可实现奇迹的东西;档案范式，是要重新激活话语实践的“功能系统(le système de son fonctionnement)”之境，即找到“在话语的多样性的存在中区分话语和在话语自身的持续中阐明话语的东西”[6]。显见,这个重新激活极其重要,重新激活就是重新构境,但任何重新构境都不可能真的复建原初之境。捕捉这种话语实践的功能系统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档案使它们不会与时间同步倒退,而使它们发出明亮的光芒，就像看上去离我们很近的星星实际上是从远处向我们起来那样，而其他当代的事物则显得惨淡失色”[7]。多么灵妙,这倒成了诗性话语中的隐喻，我们能从中找出话语复式关系束的档案成了夜空中熠熠发光的星星，它们突然被激活时的场境突现将使当代事物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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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档案的总体性上看，它是不可描述的(descriptible)”[8]。从上文的分析看，在“历史先验”和“复式关系”之类的表述中，我们已能感到青年福柯的这个新的档案范式肯定会是一种无法直接描述和把握的当下建构的场境存在一类的东西。所以，它们不可能在死亡的文字和物性遗物中被直观。也由此，青年福柯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永远不可能透彻地描述某一种社会、文化或者文明的档案，也不可能描述一个时代的档案。这是由于，所有档案的建立都是经过意识形态栅格化的，统治者只会留下对自己有利的物证。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描述自己的档案，原因是，我们总是在某种先在的“规则的内部”谈论档案的。当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所有档案的本质都是差异(différence)。福柯在此书中30次使用différence一词。档案的生成就是与原话语构序—构式实践发生的存在论差异，当建构性的当下话语实践成为档案时，即不再是它自已。这是极为深刻的指认。

档案的描述是在刚停止成为我们自己的话语的基础上展开它的可能性(possibilités,和控制它的可能性)；它生存的界限(seuil d'existence)是由把我们同那些我们不再可能说的东西和将我们同我们话语实践之外的东西隔开的那些断裂建立起来的；它始于我们自己语言的外形；它的地点是我们的话语实践的差距(l'écart)。[9]

正是这种存在论上的历史差距把我们从那种虚假的连续性历史中分离出来,它消除了时间上的虚假同一性,中断了“先验目的论(téléologiestran-scendantales)的连续过程”。福柯正是这样从学术研究细节的微观操作上实现自己对目的论式的连续历史观的拒斥。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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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证明了我们就是差异性(différence)，我们的理性就是话语的差 异，我们的历史就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本我就是面具的(masques)差 异。它们证明差异远不是被遗忘的(oubliée)和被覆盖(recouverte)的 根源，而是我们自身之扩散和我们造成的扩散(dispersion)。[10]

我们就是差异，我们差异故我们在:被同一化同质化的理性逻各斯遮蔽了话语塑形的差异，线性的总体性历史遮蔽了真实时间的差异，原初的本我遮蔽了面具下生存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他与德勒兹的差异观是基本一致的。差异是同一的反面，差异是我们的本质，也是历史的本质。在福柯的认知考古学的档案中，正是差异构筑了历史。或者反过来说，也正是人们对差异的遗忘生成了传统的总体性历史观。青年福柯认为，“这种从未完结的，从未被整合地(intégralement)获得的发现形成了话语塑形的描述,实证性的分析,陈述场域所测定的一般视域(l'horizongénéral)”[11],而对这种档案的探究就生成了新的考古学(l'archéologie)的主题：“实施于它的陈述功能的层次，它隶属的话语的塑形层次和档案的一般系统的层次。考古学把话语作为档案特殊的实践(pratiques spécifiées)进行描述。”[12]新的考古学的真正对象是档案，这个档案将是从死去的文字和物性遗物中重新激活话语塑形中曾经突现的陈述功能构境场存在，它将复构话语塑形事件场的不同构境层次，考古学研究就是从档案中重构话语实践的发生。对于这个被激活的历史性的话语实践，我们已经领教过其复杂的构境意蕴。

走笔至此,青年福柯的新考古学终于算粉墨登场了。虽然福柯自己也感觉到，使用“考古学”这个概念“也许过于严肃”。而布朗肖则认为，福柯的“认知考古学”这一标题本身就很危险，“因为它使人联想起应当摒弃的东西——本原的逻各斯或本原的言说”[13]。因为考古学的直接之意总会让人联想到是要寻求那些不可见的原初物的努力。这恐怕也是福柯后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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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谱系学的原因之一。

二、什么是福柯的考古学?

以青年福柯自己的说明,如果哲学是“诊断”思想的事业,而考古学则是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描述思想的方法”。以我之见，青年福柯的所谓考古学其实是一种基于重现隐性话语实践的历史研究之上的方法论自觉。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每一个时代都是重要的。考古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福柯的文本中，是1960年作为博士副论文的《康德<人类学〉导论》，在这一本小书中，福柯第一次使用了“文本考古学”这样的概念。如前所述，在早期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中，在那篇被福柯自己删除的第一版序言中，他曾谈及一种“沉默的考古学”[14]。这种“沉默的考古学”源自他的老师杜梅齐尔提出的不同于传统考古学的“再现的”考古研究方法。也是在那个文本中，青年福柯较早地使用了“认识考古学”这一概念。[15]虽然在《词与物》一书中，他已经明确命名了这一方法，但也只是在《认知考古学》一书的最后，他才算是比较详尽地讨论了自己这一特殊的方法论。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只是说，《词与物》中的考古学“不是某个学科，而是一个研究的领域(domaine de recherche)”[16]。考古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个新的思考构境领域。

青年福柯在《认知考古学》中，第一次明确突破了前人关于传统考古学学科的专业理解域，即那种将“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无声的古迹、无生气的遗迹、无前后关联的物品和过去遗留事物的学科”[17]。这是对具体考古科学的一种故意贬谪。福柯居高临下地声称，自己所要面对的“考古”对象并非是曾经实在的物质遗留事物，而是在穿透“档案”之后呈现的物性实在尺度上并不在场的“未说出之物”。以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话语来形容，即是不再面对对象性意义上的“什么”(Was)，而是要追问让存在者历史性的是其所是的“怎样”(Wie)。从而，青年福柯标榜的新考古学旨在看到那些寻常历史学家看不见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有足够深刻的体知。有谁能看到曾经发生过的话语塑形和陈述构序场境本身？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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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福柯说,他用考古学划定的这一研究领域恰恰就是过去人们标识为“观念史”的空间。在他看来，新的考古学既不是古物和遗迹的考证，更异质于整个传统观念史(l'histoiredesidées)中那种着眼于目的论的连续性研究范式。考古学恰恰拒斥“唯物主义”、“辩证法”、“本原”、“存在”和“真理”等一些概念从古到今的演变史研究，它着眼于断裂中对每一个概念历史情境的关注。青年福柯明确指出，由于他的新考古学的出发点是寻求“话语的断裂(scansion dudiscours)”，所以这种研究的根据不再会是完整的“作品、作者、书籍或者主题”等传统的连续体，而是处在差异性构境中的“话语实践”和“言说场”背后的话语构序和塑型之档案的重新激活。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称自己的考古学为“错位(décalé)的分析方法”，在法文中，这个décalé有与现实错位和脱节的意思。这种错位分析的考古学“不是在时间中，而是根据对象所处的地位来进行分析”；“不是在演变中研究思想史，而是从思想的底下研究这样那样的物怎样成为认知之可能的对象”。[18]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关于“福柯的认知考古学继承的是巴塔耶的异质学(Heterologie)”[19]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哈贝马斯对福柯考古学的具体理解却流于肤浅，他竟然基于传统认识论视域而将福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指认为“隐匿着的意义基础，关注的是需要费力气挖掘的基础结构”[20]。这个指认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故而，新的考古学将起用“一整套”古怪的器具，或者说弄清楚这个长期以来被冠之以“观念史研究”之名的领域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必须使用全新的方法和测定手段”。青年福柯不无得意地自诩,为此，“我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概念(话语塑形、实证性、文献),我划出了领域(陈述、陈述场、话语的实践)”[21]。新概念系统与新的研究平台，这里的关键话语改变是功能和凸显建构性的塑形、场与实践。当然他也承认，新考古学所面临的工作将十足艰巨。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青年福柯宣称，自己的考古学研究与传统观念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四个重大的原则性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中关于新事物(nouveauté)的确定。考古学的对象不再是观念史中那些围绕在主体周围的被凝固化的“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而是曾经在某个当下建构和解构的“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desrègles)的实践”[22]。话语不是死去的史料,不是符号背后的本质，话语之考古的实质是作为被重新复构和建树(monument)的话语。比如关于红色五月风暴记载史料之考古研究，并不是要指认几个人物和暴力事件，而恰恰是要重构出当时导致运动爆发出来的隐性话语实践场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评论福柯的考古学“从某种角度上说总是现在时”[23]。虽然这个“现在时”不可能直接等于1968年彼处的“现在时”。在这个构境层中，考古学的对象总会是激活档案中话语重构的新事物。二是关注非连续性和差异性的矛盾(contradictions)分析法。考古学不再致力于发现传统观念史中那些连续的和把历史事件联贯起来的“同一性”、“一致性(de cohérence)”和“内聚力”之类的东西，而是关注在矛盾和不同差异性构境中出现的“话语的特殊性(spécificité)”。它不再做作地建构观念史中那种走向光明和胜利的科学或者文化的“光荣经”(doxologie)，而恰恰要对那些被主流目光所忽视的不直接在场的话语方式本身作出差异分析。光荣经是一种力量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亮史，而考古学则是走向历史记载黑暗中的沉默差异和不语的矛盾。比如将“五月风暴”视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的做法与全新异质性社会运动(没有目标的“蔷薇花革命”)的差异。三是与主体性霸权意识相反的微观性的特殊描述。考古学不再试图建立一种之于研究对象的主宰(souveraine)状态，而是要微观地刻画话语塑形的“个体化”(individualise),“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types et des règles depratiquesdiscursives)”。从抽象和一般走向微观的个别，正是这种态度，才会使福柯有可能走向对沉默史实的特别关注(如疯子、麻风病人和流浪汉等边缘群体的生活)。四是转换的测定。考古学也不试图重建人们言说时那种瞬间发生的本己性所思所感，它“只是一种重写(réécriture):就是说在外在性的固有形式中,一种对已写出的东西的调节转换”[24]。重写不是对原构境层的还原，而只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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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更微观地看，考古学与传统观念史的异质性还表现在：

第一,考古学的根本着眼点是非连续性。这一点，我们已经熟知，这是福柯新史学的根据。相对于传统观念史研究中那套假设一种完整的历史性事物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享有某种同一性的持存状态，并由此关注历史的连续性、同质性的思想史构境范式，考古学则将着力揭穿同一性事物之连续性的历史持存的幻象。青年福柯说，传统的观念史研究所采用的那种贯穿所有事件和学科的透视法(perspective),是“一门起始和终结(commencements etdesfins)的学科,是模糊的连续性和归返(retours)的描述,是在历史的线性形式(forme linéaire del'histoire)中发展的重建”[25]。有如资产阶级制造的启蒙进步史观，它正在强化为全部非西方世界的必然道路。他说，传统的观念史总是一种对逻辑构序的“同心圆”(cerclesconcentriques)的描述,这种描述总是关注某种“暗中的诞生、遥远的关联、在表面之下滞留的持久性”。在青年福柯看来,历史构式中的“起源、连续性、总体性(Genèse，continuité，totalisation),这些就是观念史的重要主题”[26]。相反,考古学的研究正是对传统观念史逻辑构序的否定: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让人看到那些被传统统治者和历史学家有意无意遮蔽起来的东西，或者说，“它更趋向于分解由历史学家不厌其烦纺织起来的所有这些网络;它使差异增多，搅乱沟通的线路，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27]。就像青年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将连续的启蒙进步幻象以认识型的异质布展截断为三种不同的资产阶级文化世界的构序一构式存在。一言以蔽之，考古学不在于寻找处于连续性历史链环中的遗存文物或化石，而是先要打破这种连续的历史网络和幻境本身。这显然是深受康吉莱姆的非连续性科学认识史学观影响的结果。

第二，考古学的工作是揭露总体性历史被制造的秘密。与传统那种“光荣经”(doxologie)的观念史研究根本异质的是，福柯的考古学不再关注主体性的有着合理性逻辑之光普照的“正史”，而“讲述邻近的和边缘的历史”(l'histoiredes à-côtés et des marges)。比如,不讲客观存在的自然的发生史，而讨论自然史概念本身的被历史制造出来的认识型规制事件；不讲堂皇的追求真理的科学史,而是讲述那些貌似不完整、不严格的主观认知的历史；不讲经典迭出的辉煌文学艺术史,而讲“小道传闻史、街头作品史”[28]。后来，福柯的这种面对历史的态度被一些后现代思想家概括为“卑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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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考古学的本质是主体性的解构。新的考古学“并不贯穿意识一认知—科学(conscience-connaissance-science,这条轴线不能摆脱主体性指针)，它贯穿话语实践—认知—科学(pratique discursive-savoir-science)这条轴线”[29]。此处的关键在于祛主体性。考古学反对制造历史构序网络中存在的主体强力意志，“意识一认知一科学”的轴线内核是意识主体发动的对象性活动，由此建立向自然立法的知识概念体系和科学图景;与此相反,考古学所描述的更多是针对那种看不见主体作用的客观话语实践，在这里，“话语实践—认知—科学”的轴线将“不再建立任何价值等级”，也不刻意去发现某个人(主体)“首次肯定发现了某个真理”[30]。因为,这种所谓的“发现”和“发明”，不过是一定历史性先验话语结构的特定历史构序和构式之结果罢了。

第四,考古学的真正对象是客观发生着的认知(savoir),而不是主体性的知识(connaissance)。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福柯对知识(connaissance)与认知(savoir)的刻意界划。所谓认知,是祛主体之后获得的处于场境状态中的话语实践的塑形系统和科学话语。“这个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ensembled’éléments),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认知。”[31]认知不是传统科学理性构架中那种死去的概念性知识，而是一种过去和现在应该说出的东西，“认知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它是不同的客体(différents objets)构成的范围(domaine)”,认知是一个话语实践的认知场，“概念在这个场域(champ)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32]。考古学就是要重现这个认知场境。也是在这个构境意义域中，青年福柯才将自己的考古学直接指认为“认知考古学”。由此，我们才能发现将福柯的L'Archéologiedu Savoir一书译成“知识考古学”有多么离谱。我注意到，福柯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中较早谈及“认知考古学”的，但在那时，福柯尚未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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