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我们看到，福柯颇有几分诡秘地宣称：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谱系(généalogie)。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已超常的独特性。[10]

这是点题。福柯用他引自尼采但已加以重新构境(1974)的所谓的谱系学，聚焦西方近代司法制度中的惩罚方式的转换，进而探讨整个西方政治权力运作的秘密策略(tactique)。福柯在此书中8次使用généalogie一词。较之正在弱化的考古学，这也是他对自己新补充的研究方法的明确指认。他说，这将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的“权力技术学”(latechnologiedu pouvoir),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权力关系与客体关系(des rapports depouvoir et des relations d'objet)的一部共同历史”[11]。我们能感觉到，福柯开始故意使用科学技术话语，反讽式地改造传统政治学。以后，我们还会不断看到这种全新的政治技术话语塑形方式。福柯的这种谱系研究是一箭双雕的：既采用了更加精准的科学术语，也更深地说明了被遮蔽起来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内在谱系关系。至此，词与物的构序关系正式转换为权力与客体(含被对象化的政治肉体)的支配和统治关系。青年福柯那种对看不见的认知构序关系的关注开始转向同样看不见且不可触及(impalpables)的资产阶级现代权力支配。这是我们前面已经指认的那种构式领域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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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新质点，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策略中，权力不再是一种可占有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突现的力量博弈关系。一方面，原来福柯关注的主观话语事件场突现被客观社会现实中的支配权力布展的复杂力量博弈突现所代替；另一个更深的哲学构境层方面，这是关系本体论的一种升级版，如果在马克思、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本质即是关系或关涉，而福柯则将这种关涉演变为斗争态势。如果说，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那里是社会实践场和意蕴场，而福柯这里则将其激化为一种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是我们要尤其关注的理论塑形突变点。

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新型的规训权力的质性不再是可以占有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看不见的效应性的支配关系。这一点，与马克思解读资本的质性不是物而是功能性的支配关系的观点是相近的。对此，德勒兹解读道，福柯的“权力没有本质，权力是操作的；它也不是一种属性，而是关系；权力力量关系的整体，它通过被统治力量并不比统治力量少。这两者都构成特异性”[12]。可感的自由的本质,注重可见形式化法理型社会构架的属性,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卫道士们热衷说明民主政治的法宝，可是，福柯对布尔乔亚权力的透视却是在不可见的操作性关系构境层中开始的。在德勒兹看来，福柯提出的这种新权力观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学转换，它打破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全部观念基础压迫与反抗，新的权力构式本质恰恰不是可见的权力压迫。

福柯关于权力的伟大论题会在三个标题下开展：权力本质上不是镇压的(因为它“煽动、激起、生产”)；它被运用先于被拥有因为只有在可决定的形式(阶级)与被决定的形式(国家)下，权力才被拥有]；它经由被统治者不亚于统治者(因为它通过所有结成关系之力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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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论题”有些夸张了，这有吹捧的嫌疑。意思是对的，福柯眼中的资产阶级的权力不是可见的压迫和奴役，它恰恰反向实现于非压迫性的幸福生活和创造性生产;这种新型权力是在被成功运用于微观生活的塑形之后，才被资本所牢牢拥有；资产阶级的权力恰恰不是从政治机构中实施的，它的政治机构往往表现为反权力的民主表演，这种社会中的隐性权力恰恰是由被统治者的存在从下往上塑形和构式的。

实际上，关于这种转换的深刻构境层，早在多年之前福柯就做过清晰的说明。在1971年与乔姆斯基的一次对话中，福柯明确承认自己对政治的关心，但是他告诉我们,这种关心的重点思考对象恰恰是被遮蔽起来的“目前控制和抑制我们社会肌体(corps social)的政治权力的所有联系(touteslesrelations)”。他认为,过去在欧洲社会里，由于传统政治学的影响，“人们习惯地认为权力仅限于掌握在政府手中，并由于某些特殊机构诸如政府行政部门、警察局、军队和国家机器而得以行使权力”[14],即从上而下的权力实施，权力实施的对象是有罪的犯人。而现在，福柯却要引导我们去发现那些“表面上与政治权力无任何干系，似乎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事件和现象。因为，今天资产阶级最大的政治恰恰在政治之外。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福柯认为，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运行，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从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肌体的细部上塑形存在。福柯宣称，在资本主义新的社会现实中，资产阶级“政治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它有许多隐蔽的中心和几乎不被人知的支撑点(des centres et despoints d'appui invisibles)”,这些不可见的支撑点根本不再出现在过去专制政治权力暴政的表演中心—监狱、刑场，也不在资产阶级所标榜公开公正的场所——警察局和法院，依他的看法，今天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权力控制作用的恰恰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中立或独立的机构”——没有犯人的家庭、工厂和学校。可是，看起来非政治化和中立的它们却在这种表面的平和里不断生成着某种“暗中作祟的政治暴力(la violencepolitique qui s'exerçaitobscurément)”。例如，“学校体制从外表上看是分配知识的,而实际上是为某个阶级掌握政权而将其他所有阶级排斥出权力机构而服务的”[15]。学校是生产社会未来精英的，它实际上扮演了通过知识塑形主体区隔社会存在等级和预设未来社会权力的有序结构。在另一次访谈中，福柯说：“如五月风暴令人信服地表明的，课堂发挥一种双重压抑的功能：一方面，它把一些人排除在课堂之外，另一方面,又对接受知识之人强加规范和标准。”[16]福柯的这一批判性思想构境，后来被布尔迪厄所光大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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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与肉体驯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福柯告诉我们，西方资产阶级惩罚制度改变的真正现实基础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我以为，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定位。这也是福柯走向社会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构境支点。细心些看，你会发现原先在《词与物》中人为设定的多种观念认识型差异消失了，作为认识型话语构件的斯密—李嘉图一类的抽象理论也被弱化了，现在福柯开始关注的已经是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这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近的理路。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系统(systèmeindustriel)需要的是一个自由劳动市场”，这显然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判断。我们不难发现，与前面的《词与物》中福柯对马克思的直接反感不同，在整个《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写作中，福柯竟然十分紧密地依靠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构境，特别是他对《资本论》中的大量论述的互文性引用。据我的观察，这种变化是在《认知考古学》一书的最后论述中逐步出现的。在福柯笔下，不仅原先在刑场上高高举起的断头刀已经不复存在,从19世纪开始，惩罚制度中的强制性劳动也逐渐式微。当下，西方资产阶级制造的新的惩罚制度已经呈现为一种关于普通百姓肉体的“政治经济学”(économiepolitique du corps)。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文本的写作中，福柯尽量不使用“人”的概念，而多用肉体(corps，人体)。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福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话语的直接征用。

与我们前面看到的那种直接施之于肉体的残暴杀戮不同,资产阶级新型的肉体政治经济学不再去简单地消灭罪犯的肉体，而是经济地驯服、开发和利用一切人。在经济地利用一切存在中去支配世界，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福柯说,这也是一种新的政治场(champpolitique)。福柯在此书中42次使用champ一词，以突出社会生活的建构性群现场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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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场(champ politique)对肉体的浸入(plongé)，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联系(relations complexes et réciproques)，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force de production)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rapports de pouvoir et de domination)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系(systèmed'assujettissement)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force de travail,在这种体系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17]

这真是令人吃惊的表述。依福柯新的政治批判构境域，资产阶级新型政治的核心质性是生产力的概念。我们都知道，生产力的概念是马克思基于斯密的劳动生产力、赫斯的共同活动和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而总体综合创造的科学概念[18],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构序存在论本质。福柯在说明现代政治的本质时，首先启用的就是生产力的概念，这是非常深刻的思考点。将惩罚对象从被残酷消灭的肉身塑形成可以发挥经济功用的工具性力量，即“对肉体的经济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征服构序体系。这种征服是比通常的外部政治统治要彻底和根本得多！我觉得，这就是福柯对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思想贡献。福柯在这里突破的理论边界还包括了马克思对生产过程与政治支配之间的隔离，即生产无罪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败坏的东西只是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而福柯则明确指认出，使资本逻辑得以真正支配世界的东西恰恰是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对象性支配和控制原理，支配自然物质对象的劳动塑形是资产阶级社会构序存在的现实基础，生产力即是最大的政治！这种观点也是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由之一。当然，我不完全赞成福柯的观点，因为他这里的批判张力缘起于一种非历史的浪漫主义狂想，而人类绝不可能有一天不从事这种作为社会存在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但是，我也认为，福柯的确提出了值得我们今天在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发展生产力时应该认真思考的更深一层的问题生产构序对存在本身的病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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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这个新的征服构序体系不再依靠传统政治统治中的“暴力或意识形态的工具”(instruments soit de la violence soit de l’idéologie),它面对肉体，“既不使用武器，也不借助恐怖”，不再是消灭肉体，也不再让肉体痛苦不堪,而是通过一种对肉体力量的控制和“关于肉体的认知’(savoirducorps)”来解放和规制肉体。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认知即是资本主义世界中通过构序控制和支配自然存在(物)，进而奴役和强暴肉体(人)的重要工具。资产阶级的“这种认知和这种控制(maîtrise)构成了可以称为肉体的政治技术学(la technologie politique du corps)”[19]。这是一个新的命名。肉体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话语)开始过渡到肉体的政治技术学，这种政治技术学是具体针对肉体控制的，相对于传统的可见的直接肉体强制，它的肉体塑形方式反而是看不见和发散式的。福柯宣称，在更大的宏观层面上，相似的改变也在发生，譬如当今的国家机器和各种社会机构所运用的也都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que du pouvoir)。福柯在此书中6次使用microphysique这一特殊表述。我们已经在先前遭遇过这种科学话语的全面入侵。这就是福柯在这本书所建构的政治哲学构境中所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了。

首先，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是一种策略(stratégie)。福柯在此书中24次使用stratégie一词。我们在上述《认知考古学》中已经看到了福柯对资产阶级策略学的讨论。这种策略是无形的话语计谋，是在实体性社会历史观中无主体的看不见的暴力。[20]福柯说,现在,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再像过去奴隶主对自己所有物实施占有权利那样去实现自己，而是经由一张无形的策略关联网。在这一点上，霍奈特的理解是正确的，他发现福柯是在“尝试以策略性的行动模式为基础来理解复杂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和再生产”。霍奈特认为，福柯的权力关系可以被理解成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不同的形势和不同的场所获得的权力地位像一张网一样被连接成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横向上，也就是从那种永不停息的斗争的事件发生流(Ereignisstrom)的同步剪辑的虚构的视角来考察，在不同的社会战线上获得的战果总在充实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总体，因此，社会秩序在每一个瞬间都在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权力首先不外乎是社会生活情境的不同场所的同样的行动成就在瞬间的一种衔接。”[21]霍奈特此处的分析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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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对于资产阶级这种新型权力的策略关联网，

它的支配效应(effets de domination)不应被归因于“占有”(appro-priation)，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manœeuvres)、战术(tactiques)、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联系网络(réseaude relations)，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交易的契约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总之，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22]

策略，是福柯在《认知考古学》中重点讨论过的新观点。在那里，福柯指认了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运作中新的社会统治形式，即话语实践中的策略塑形(formation des stratégies)。我注意到，福柯在此文本中42次使用了这个重要的塑形(formation)概念，比如“认知塑形”、“关系塑形”和“传统塑形”等。[23]可是，中译者将此词的原意基本上抹去了。这是一个文本转译中留下的文本思想构境中的极大缺憾。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福柯也对话语塑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他看来，话语塑形不是要造成一个凝固化的刚性结构，而是要实现在话语实践中的“布展的系统”(systèmesdedispersion)中当下建构和解构的动态功能情境。[24]而在这里，在政治哲学构境中的策略学主要不是面对思想史中的话语实践，而是面对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政治统治实践和权力运行机制。具体到这里，福柯的意思恰恰是: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中已经看不到外显的暴力和强制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形的话语塑形策略；新的权力不再是点状打击，而是发散式的网状布展:它不是对象性的占有，而是行使中的策略和计谋。譬如今天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商品消费策略，它不再强卖，而是先制造虚幻的欲望，令你自愿发疯一般地去追逐(LV包、Nikon800、Iphone6…)。这也是福柯所指认的看不见的微观权力物理学中的支配典范。也由此，德勒兹才说，福柯“对权力策略关系的研究始于《规训与惩罚》，并吊诡地在《认知意志》中达到顶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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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恰恰是在拒斥的反抗中布展。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政治哲学发现。资产阶级新型权力的实施，不仅是对被支配者强加某种禁锢和压制，相反，“它在干预他们时也通过他们得到传播;正是在他们反抗它的控制时,它对他们施加压力”[26]。这是福柯极为深刻的一种权力分析，也是他在权力批判中的一个奇异性思想构境中的深刻观点。对此，德勒兹评论说，福柯发现了“权力包围(被统治者)，通过并穿透他们，权力靠他们支撑，就如同当他们要反抗权力时，也轮到他们要透过权力对他们的运作点来发动一样”[27]。权力不是权力拥有者(布尔乔亚)的单方面的事情，而恰恰是由被权力控制者即新型民主奴隶自愿来维持和建构起来的。在福柯看来，传统政治控制中经常出现的禁锢与反抗关系在新的权力运作中发生了逆转，现在的资产阶级权力关系开始“深入到社会深层”，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生成了一系列复杂的传播机制，在肉体的微观存在中复制权力机制本身，并且，权力支配恰恰通过禁锢和反抗而传播和布展。相似的事件，比如对色情的禁锢：不让知道越想知道，不让看越想看。这正是它得到放大传播的布展方式。当下，我们在西方社会中看到的在街上划定的一个范围中发生的游行示威，在白宫和白金汉宫前张起的抗议帐篷，可以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媒体上公开骂政府，都是证明民主社会的权力合法性标识。一定的意义上，让你反抗正是支配你的一种隐秘方式。真是无比精彩。

其三，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非单义性发散机制。新型的资产阶级权力不再是一对一、点对点的直接压迫和强制，而是无形的发散和空气般弥漫渗透。“它们不是单义的(univoques);它们确定了无数冲撞点(despointsinnombrables d’affrontement)、不稳定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力量关系(rapports deforces)的颠倒。”[28相对于传统政治统治中的可见的宏观权力支配，福柯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发散式的新型权力指认为无形的“微观权力”(micropouvoirs)，恰恰是在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原子式生存中，这种“权力应该分布在能够在任何地方运作的性质相同的电路中，以连贯的方式，直至作用于社会体的最小粒子”[29]。依马舍雷的考证，福柯的这个打上引号的“微观权力”缘起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第三部分。[30]所以，它不是一种可感知的禁锢或一道明确的不让逾越的边界，它的布展恰恰是通过无数的接触和碰撞点建构了一张浸入网络。这种微观权力的真正作用对象，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小事情塑形。以看不见的权力微细粒子的形式，弥漫在生活中，使你像需要空气一样离不开它—此即为资产阶级新型社会控制的真谛。当然，布尔迪厄认为：“福柯的权力分析关注统治的微小结构和权力斗争的策略，导致排斥普遍性，尤其排斥对一切被普遍接受的首先形式的寻求。”[31]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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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知就是权力:堂皇的知识负载看不见的微观权力

基于上述这种全新的政治哲学思考构境，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有: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新型的微观权力为什么、凭什么能捕捉到所有人的肉体和灵魂？它与过去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的高悬的皮鞭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权力究竟如何具体转换成一种无形的策略？对此，福柯给出的答案是令人吃惊的。他宣称，新型的微观权力的布展，最大的帮凶就是我们一直在追随和拥戴的(科学)认知。这是青年福柯关注的认知范畴与权力概念的一次重要链接。当然也是前述《认知考古学》思想构境中没有达及的更深层面。或许，这也是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指认工具理性奴役自然和社会之后，又一个将震惊所有人的断言。也是从此时开始，自培根以来一直作为启蒙与科学旗帜的口号——Knowledge is power被重新构境为认知就是权力！这印证了青年福柯早先的一种忧伤的预感：“当我们以为被知识带领进永恒的光明的时候，它却插进黑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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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我们不要相信康德所宣称的那种理性知识是人获得自主意识的启蒙前提，似乎“弃绝权力是获得知识的条件”[33]。福柯的批判矛头显然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这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的攻击方向是一致的。为此，福柯晚年还专门反讽式地重写过一篇《什么是启蒙?》的文章。后文中，我们将专门讨论。福柯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全新的政治统治中，往往事情的真相与表象正好是颠倒的。这又是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构式方式。

权力制造认知(le pouvoir produit du savoir,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认知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认知，也不仅仅是因为认知有用，权力才使用认知);权力和认知是直接相互连带的(s'impliquent directement)；不相应地建构一种认知场(champ de savoir)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ne suppose et ne constitue)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认知。[34]

这正是我前面已经指出的重要转变：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讨论了词(认知)对物(自然存在)的暴力烙印，在《认知考古学》中，福柯已经讨论了认知在历史方法论层面有可能生成的隐性暴力，而在这里，福柯更多地关注了认知对社会存在本身的权力支配。

福柯的言中之意: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摆脱了外部专制性的新型的权力恰恰是认知的共生物，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科学认知并非只是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被资本所利用，它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力在根基上是共生共谋的，准确地说，它正是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一种新的认知一权力关系。由“拷问自然”(培根)而来的科学认知所建构起来的认知场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中新型权力(支配一切的力量)布展的基地，同时，这种隐性的权力也是认知生产的必要前提。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由此福柯才说，对这种新型的“权力一认知”(pouvoir-savoir)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知识主体(sujetdeconnaissance)相对于权力系统是否自由”这一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伪问题的基础上;相反，“知识主体及其对象和模态(modalités)应该被视为权力一认知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转变(transformations historiques)的众多效应”[35]。我已经说过,connaissance一词是福柯区别于savoir(认知)的专有名词，通常更偏向于静态的知识，我更愿意将其意译为知识。福柯在此书中36次使用了connaissance一词。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所要确证的人本主义主体性(个人)，不过只是认知一权力关系的一种场境建构物，认知对象和用以座架存在的塑形和构序范式也都是这种关系场实现出来的效应。这也是对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所指认的“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的具体指证。在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中，正因为推倒了上帝，自由的人类主体才得以实现，正是有理性、有知识的人在反抗权力的过程中创造了反封建的认知体系，在祛魅中生成了启蒙的现代科学构架;可是福柯却要告诉我们，“不是知识主体的活动(l'activité)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认知，相反，权力一认知，贯穿权力一认知和构成权力一认知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认知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domaines possibles)”[36]。这是一种稳准狠的迎头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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