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与此相关，与科学认知最接近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自然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1972年与德勒兹的一次对话中，福柯这样谈及权力与知识分子：

权力不仅存在于上层机构(instances supérieures)的审查中，而且深 深地、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réseau de la société)中。知识分子 本身是权力系统(systèmedepouvoir)的一部分，那种关于知识分子是 “意识”和言论代理人(agents)的观念也是这种系统的一部分。[37]

第九章 政治肉体控制:作为认知一权力存在的效应机制出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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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福柯的看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历来被赋予批判现实之使命的知识分子，也成了资产阶级权力布展本身的一种隐性塑形方式。这也是一种可怕的逆行话语运作。所以，福柯特别反感于知识分子对工人指手画脚，他显然不喜欢萨特等人将自己视作被压迫民众的代言人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做派。对此，他曾经说，“工人不需要知识分子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因为，“知识分子进入的是信息系统而不是生产体系”。[38]我以为，福柯的这个断言对错之处均在。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情境中，科学认知当然是反对专制权力的有力武器，认知也真的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解放的世界，否认这一点即是非历史的观点;但福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敏锐地发现正是在这种新的政治解放中，认知却悄然孕育了新的非外部强制的权力，即控制与支配全部存在的权力，这种权力也为认知对存在本身的本质性占有提供了可能性空间。然而，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权力的同谋，也只是指在资产阶级学术体制内操持非批判话语的知识分子。否则，福柯自己又身在何处呢？在另一个非资产阶级的星球上吗？他为什么又要与萨特一起站在1968年以后的法国学生运动的前列呢?

基于这样的判断，福柯提出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对肉体的政治干预(l'investissement politique du corps)和权力微观物理学”。Investissement一词在法语中有投资和包围之意。他要求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暴力一意识形态(violence-idéologie)对立、所有权观念、契约和征服模式；在认知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有利害关系’和无利害关系’的对立、知识的模式(modèle de la connaissance)和主体的优先性(primat du sujet)”的对立。[39]总之,福柯要求我们抛弃所有的政治学传统中关于权力(可见暴力)与认知(价值中立)的看法,以接受一种全新的政治“解剖学”(anatomiepoli-tique)(配第语)。仔细去看,这个政治解剖学的内容确实是全新的：

我们关注的是“政治肉体”(body politic)，把它看作一组物质因素(éléments matériels)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relais)、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认知联系(relations)服务，而那种权力和认知联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知对象(objets de savoir)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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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福柯前文已经说过,19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社会惩罚已经从肉体酷刑转向对肉体的“经济的使用”，但在具体的讨论中，我们却不难看到他在思考今天的惩罚“是以人们的灵魂为对象—置于政治肉体的历史中”[41]。这个作为灵魂出场的政治肉体是很难理解的。依我的看法,所谓政治肉体,即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而是从政治场存在中重新建构起来的关系生命体。它很深地关联到后来阿甘本所说的那个“赤裸生命”。我注意到，霍奈特就无法理解这个作为政治肉体出场的特殊“灵魂”，他还在“人的心理阅历质(Erlebnisqualität)”和“人类观念世界的映像”的主观构境层中指证福柯的灵魂说的“粗糙”和“没有说服力”。[42]

福柯宣称，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已经是一种从暴力性的惩罚权力转向现代“灵魂”(政治肉体)隐性塑形支配的微观物理学。首先,之所以指认它是物理学，恰恰因为这种权力不仅仅是主观的话语运作，而且“它确实存在着，它有某种现实性(réalité)，由于一种权力的运作(fonctionnement),它不断地在肉体的周围和内部产生出来”[43]。虽然资产阶级新型的权力是看不见的，但它却是场境建构意义上的客观实在。依我的判断，这是福柯对自己原有的认识型观念决定论的内省和改正，也是他确立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基本原则。其次，这种权力的作用对象是一种特殊的灵魂，这个灵魂与过去那种在宗教神学语境中所说的精神性的灵魂不同，它不再是一种“生而有罪并应该受到惩罚的”、被给予的灵魂，“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substance)，而是一种因素(l’élément)。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认知的指涉(référence)，某种机制”，这种灵魂就是场境突现中的关系性存在。甚至可以说，这种灵魂就诞生(naît)于“各种惩罚、监视和强制”中的场境突现。[44]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说法。与上述专制式的宏观支配转换一致，资产阶级微观权力物理学所面对的这种灵魂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就是某种由认知指涉所建构起来的关系性构境对象，它的现实存在就是权力施加其某种看不见的惩罚、监视和强制的效应结果和场境存在。可能，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那个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现代主体性的政治肉体，它就是新型权力存在的依存方式。应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个新的思想构境层面。我觉得，这是福柯对他的老师阿尔都塞写于1969年那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中主体建构说的改造和深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阿尔都塞指认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质询式建构，主体不是实体，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家庭、学校和日常生活而每时每刻建构起来的场境存在。[45]福柯直接摈弃了意识形态的说法，将其穿透为资产阶级的微观政治权力布展，个人主体正是作为这种微观权力作用的效应结果。它同样是一种建构，但却是由权力布展(还有下面要谈到的规训)凸显的。在1984年去世前的一次访谈中，福柯这样谈及主体：“我不相信存在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forme universelle de sujet)。我对那样一种主体观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正相反，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的实践中建构起来的(constitue à travers des pratiquesd’assujettissement)”[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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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笔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型权力支配所转向的所谓“灵魂”显然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它已不是我们常识中那个与肉体对立的精神存在，而是与现代社会权力布展相对应的场境存在载体。更重要的是，福柯指认的这个新的灵魂——在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正是被我们称为“人”或是主体性的东西。在那里，它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体存在。可是，福柯却将之透视为另一种关系性存在事体。福柯说，这个主体性的灵魂只不过是现代权力的一套布展机制(engrenage)而已，“借助这种机制，权力联系(relations de pouvoir)造就了一种认知的潜能(savoir possible),认知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47]。依康德的启蒙定义，主体性是与认知(理性)共同发生和相互依存的，福柯的观点在反讽的构境层中与此倒是一致的。具体表现为：围绕着这种认知的空间的“现实一指涉（réalité-référence)”,人们在建构起各种理性概念的同时,还划分出各种主体性关系存在的分析领域:心理主体、主观世界、人格结构、意识层面等等。尤有甚者,围绕着这个主体性的人,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destech-niques et des discours scientifiques)以及人本主义的道德主张(morales del'humanisme)”。此即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被吹上了天的科学与民主,即我们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资产阶级精神中的那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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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向我们描述的人(L'homme)，让我们去解放(libérer)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远的征服效应(l'effet d'unas-sujettissemen)。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在(l'existence)—它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prison du corps)。[48]

这是福柯对整个资产阶级启蒙意识形态的宣战。人从神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人从现实的专制土地上挣脱出来—在原先的政治预设中，这被视为是启蒙中的人的政治解放。福柯在此书中26次使用homme一词，而359次使用了corps一词。显然他更倾向于使用肉体概念，而不是人的概念。可是，在福柯新的透视镜中，这种启蒙和解放本身却隐含着“更深远的征服”！对此，布朗肖以赞许的口吻评论说：

我们比以往更加屈从。只是，这屈从不再是粗鲁野蛮的，相反，它变得奥妙起来。从这种屈从中，我们得出了光荣的结论：我们是主体，是自由的主体，可以将欺骗性权力显现出的纷繁多样的模式转化为知识。[49]

人作为启蒙了的理性认知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其真实本质却是对政治肉体的深层支配，这种支配是通过披着启蒙外衣的内在自拘性来实现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认它是“肉体的监狱”。我们不难发现，在政治哲学上，福柯远比马克思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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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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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遵守纪律:资本主义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

福柯认为，不同于专制权力的外部强制，资产阶级将现代社会控制方式演化成为一种支配的艺术，这种隐性奴役的本质就是规训，即形成以一种自觉被遵守的纪律为生存原则的自拘性。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走向光明的“启蒙运动’既发现了自由权利，也发明了纪律”1]。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第三部分第一章中重点讨论了这种规训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新的肉体控制方式中，人成为一尊自动运转的装置，这种自动运转的核心机制竟是某种自我驯服。自我驯服的基础在于对纪律的自我认同在持续不断的训练和操作中，外部的纪律内化为自我遵循的身体化规训，社会对肉体从根本上的塑形操纵和根本支配由此实现。与前述认识型主观地强暴全部存在的唯心主义绘本根本不同，这里的福柯简直就是一位马克思阵营中的战士。本章将讨论福柯这一重要的政治哲学观念。

一、匿名的惩罚艺术和自动驯服机器

福柯深刻地看到，较于封建专制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工业生产和商品一市场经济中“出现了新的资本积累方式（nouvellesformesd'accumulation du capital),新的生产关系(rapports de production)和新的合法财产状况”。这都是在肯定性地复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质性描述的观点。这种做法与他《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中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福柯开始成为没有“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的赞同者。当然，这会是一种双重姿态：一方面福柯开始在一些重要的思考构境支撑点上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另一方面，他也在不断突破马克思原有研究构式的边界。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辨识的。因而，在社会控制的层面上“越来越有必要确定一种惩罚策略(stratégie)及其方法,用一种有连续性和持久性的(la continuité et de la permanence)机制取代临时应付和毫无节制的机制”[2]。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福柯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统治新策略的无面孔和微观布展机制。福柯是在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对世界的深刻改变，在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社会构序、控制的对象和塑形范围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专制社会里没有节制的暴力处罚方式对新的社会生活已不再适用，这就迫使资产阶级需要确定新的策略以对付变得更微妙而且在社会中散布得更广泛的目标。反专制的结果是从外部塑形上根本祛除直接暴力，所以，不可见的软性支配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场的出发点。福柯宣称，这种新的策略必须使“惩罚技术更规范，更精巧，更具有普遍性”。或者说，这就是新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支配艺术构境。统治成为艺术，这是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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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控制形式的这种改变依循了主观层面上的“人道化”和物性操控层面的“精于计算”的两个原则，由此在具体权力运演中已逐渐生成了“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économiecalculée du pouvoir de punir)”。不难发现，福柯反复在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话语移植到政治学领域中来。

第一个层面，人道化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标榜的光亮面具。启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这是以人道主义的民主方式反对专制统治下的直接暴力，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要控制和奴役人们，但人道主义的旗帜必然迫使资产阶级的社会支配方式变得更加温和和富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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