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以福柯之见，正是这种改变，使得政治权力的作用点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作为新的统治者，资产阶级

不再是通过公开处决中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游戏运用 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esprit)，更确切地说，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 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着的表象和符号的(de représentations et de signes)游戏。[3]

这个所谓表象和符号的游戏也就是福柯已经指认过的，新的权力不再直接作用于肉身，而将作用于政治灵魂。何以实现？福柯的回答是:资产阶级所借以控制人的灵魂的东西，正是“启蒙思想家(Idéologues)’已经建构的话语”，即在人道主义旗号下的民主与科学的话语。这是令我们震撼的断言！福柯指认道：

这种话语实际上借助关于利益、表象和符号的理论，借助该理论所重构的系列(séries)和发生过程，为统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处方：权力以符号学(sémiologie)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表面(surface d’inscription);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politique des corps)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4]

我们约略能回忆得起来，所谓利益、表象和符号的理论，看起来都十分接近于福柯自己在《词与物》一书中有关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古典时期中认识型构架的描述。在那里，表象与符号同时被视为词对物的烙印，用以表征一种暴力性构序和支配关系。然而到了此处，福柯却将表象指认为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的工具，表象成了肉体政治学的原则，也由此，福柯才会断言“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这期间，话语与存在关系的构境层显然已经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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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式的话语内涵重构。

首先，人道化的统治表现为认同性的自我奴役。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福柯援引了法国政治家塞尔万[5]的一段表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6]这是极深刻的隐喻。在福柯眼中，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新的统治形式，正是与之前的外部强制(高悬的皮鞭)截然不同，“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即通过控制人们的内在思想中的构境式认同使其自我奴役！接着，福柯进一步将之深化为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中独特的自我规训下的自拘性。这种让人们去自觉认同和追逐的思想锁链就是启蒙的解放旗帜！人们不再为上帝而活，不再奉君主之命而战，现在人们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世界中只为自己的幸福而存在。而这种幸福的根源基于金钱，所以，时间就是金钱，人的一切存在都由自己追逐的金钱化时间所塑形，人们是自愿认同这一走向幸福的理想的。其中所发生的资本权力对存在的支配与控制，无形之中转换为人们心甘情愿的自我奴役。况且，这一切又都是在科学认知的符号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塑形方式下进行的。福柯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权力关系。

其次,福柯将这种新型的人道化的“符号技术(sémiotechnique)”统治术 界定为“意识形态权力”(pouvoiridéologique)[7]。这倒是意识形态理论中 一个新的发明。在福柯看来，这种意识形态权力与传统的外部专制权力之 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所具备的某种场境式的无形性和匿名性(ano nymes)。他指认道:这种新型的资产阶级

权力关系不是在人群的上方，而是在其结构之中恰当地与这些人群的其他功能衔接，而且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方式起作用。与之相适应的是匿名的权力工具(instruments de pouvoir anonymes)。这些手段涵盖整个人群。它们作为等级监视手段，严密地进行不断的登记、评估和分类。总之，用一种秘密地把自已的客体化(objective)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认知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signesfastueu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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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社会中君王那种高高在上的表演性显赫威严以及直接强施于人们肉体上的可见暴力相区别，资产阶级制造的社会控制方式恰恰不是国家总统或首相那种有面孔的权威(在这里,虽然他们占有了原来“天子”的空位，但这些有面孔的权威只是一种表演性的摆设)，在此，权力已不被占有，而转化为渗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的无脸的匿名权力。权力，就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场境中，以看不见的、温和的身体化方式，自动地像机器一般运转其隐性塑形机制。

其三，这种以表象和符号控制为核心的权力技术学是一种表面上更加温和的惩罚方式，在一定的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让人感到温馨的人道化的惩罚艺术(L'art de punir)。艺术是美和享受,在美和享乐中开心地被支配和奴役，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新构境层。所以，现代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场建构的重要表象属性之一。

这是一种操纵相互冲突的能量(énergiesqui se combattent)的艺术，一种用联想把意象组合(associent)起来的艺术，是锻造经久不变的稳定联系的艺术。这就需要确立对立价值的表象，确立对立力量之间的数量差异，确立一套能够使这些力量的运动服从权力关系的障碍—符号(signes-obstacles)体系。[9]

在今天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中，政治权力控制和社会支配都已经不再表现为暴力强制,反而呈现为仿佛是艺术享受般的自主拥戴,这是资本主义新型社会控制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表述，叫“镇压通过后退的迂回在生效(La répression opère par le détour de la régression)”[10]这种被鼓励去认同的控制的艺术，通过资产阶级鼓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各种意象的组合，建构起一幅现代“人”的外部更加文明的人道化的呈现形象，以操纵实质中存在着的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能量冲突，使其屈从于某种看不见的权力关系网。于是，权力不再表现为直接的压迫，不再是被具象主体拥有的外部强制，甚至成为了人们自觉追逐的他性镜像(对解放、自由、民主的向往)。福柯犀利地说道，资产阶级的“惩罚应该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11]。用日下时兴的话来讲，这就叫自觉的法制观念。如今，“它作为景观、符号和话语而无处不在。它像一本打开的书，随时可以阅读。它通过不断地对公民头脑反复灌输符码而运作”[12]。公民意识镜像,即是将臣服性身体化的教化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将福柯这里的无主体的“惩罚艺术”解读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基于理性主体目光的新的“监管理性”[13]——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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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面，精于计算中的“人是机器”，人成为资产阶级权力摆布下自动驯服的政治玩偶。资产阶级的新型权力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谋算出来的，在呈现方式上它不仅表现为某种不是统治的艺术，而且还显现为非人为的工具性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韦伯奠定了资产阶级官僚制的可计算、可操作性的逻辑。福柯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古典时期”(17—18世纪)开始，人的肉体就被发现为“权力的对象和目标(objet et cible de pouvoir)”。当然，这一次，肉体已不再是专制暴力下被酷刑折磨和杀戮的对象，而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权力模式中的“被操纵(qu'on manipule)、被加工(qu'onfaçonne)、被训练的（qu'ondresse)对象。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14];被统治者不再是皮鞭和屠刀下“会说话的工具”,而是训练有素的独立法人主体，被启蒙和发动为一台台新型的法理型的政治装置和自动运行的劳作机器。后来，斯洛特戴克曾经将这种资产阶级的新型奴隶式主体性建构描述为：“让发号施令者似乎进入了听从命令者的身体内部，这样一来，听从命令者的服从和让步看起来就像听从了某种内心声音一样。”[15]这个观点是深刻的。

福柯声称,拉美特利[16]的《人是机器》(Homme-machine)正是有关这种“精于计算”的社会控制方式转变的深刻写照。他说，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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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对灵魂的唯物主义还原(Réduction matérialiste)，又是一般的训练理论(théorie générale du dressage)。其中心观念是“驯服性”(docilité)。该书将可解剖的肉体与可操纵的肉体结合起来。肉体是驯服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装置(automates)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体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玩偶(poupéespolitiques),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modèles réduits)。[17]

这里的Réduction matérialiste可以视作一种哲学立场的公开宣示。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福柯思想构境的三重断裂:一是《词与物》中认识型(词)对物性存在(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唯心主义构序；二是在《认知考古学》中认识型回缩到话语塑形和文本档案的重构；三是这里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资本对全部社会生活的控制和支配——机器般运转的唯物主义观察。每一步都是一种新的异质性构境突现。

福柯这里的解读是否切中拉美特利的原意，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过度诠释的文字的确揭示出今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本质。在福柯看来，“人是机器”这句话的深意就在于人已在新的肉体控制方式中成为某种自动运转的装置，实现其自动运转的核心机制就是作为政治玩偶本质的自我驯服。在此书中，福柯10次使用这个automate，13 次使用docilité一词。据马舍雷的判断，福柯的自动装置一说也与斯宾诺莎相关，“在斯宾诺莎最负盛名的论述中，即他把理解能力看作是精神的自动装置’(automatespirituel)。通过这个自动思考的机器的比喻，就把认知的起源和一种特殊的技术’联系了起来，即同时关于认知和权力的技术”[18]。然而，这种自我驯服是如何生成的呢？这正是福柯此书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福柯告诉我们，在18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体成为如此专横干预的对象，史无前例”。这个“史无前例”指的并不是通过外部暴力方式加诸肉体的强制，而是指权力施加于肉体的内部深层控制。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福柯实际讨论的控制对象再一次成为真实的肉体，而非他前面强调的政治肉体(“灵魂”)。这是他论述中前后悖反的一个小失误。福柯提醒我们关注这一新的精于计算的人体控制方式中存在的诸多“新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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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控制的范围(échelle du contrôle)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控制方式中，人体不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精确到细部的捏揉(le travailler dans le détail),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无穷细小的微分权力(pouvoirinfinitésimal)”[19]。真是太精辟了,福柯这里的“精确到细部的捏揉”和“支配活动人体的无穷细小的微分权力”，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控制范围和层面的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对肉体的压迫形式已不再是先前封建专制时将之关进地牢或施加酷刑那样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加诸每一个肉体细部的看不见的控制和奴役之中。我觉得，这恰恰是韦伯、法约尔[20]在泰勒制流水线生产机制下生成的肯定性科学管理的一种批判政治学翻转。这恐怕也是列宁在肯定性描述泰勒运作分节计算时没有想到的反转构境事件。[21]

其次，是控制对象(objet du contrôle)的不同。资产阶级新的社会控制对象“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élémentssignifiants)或人体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organisationinterne)。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22]。在这里，控制的对象不再是指向肉体存在状态的看得见、听得见的直接命令(圣旨、宣判书和禁令),而是看不见的各种力量活动和斗争的具体存在机制构序和做事情的内在行为塑形结构。控制，不再发生于人们可察觉的意识层面，它转入了无意识的肉体存在内部运转机制，在这里，权力已经悄然转化成了肉体本身生存的支配性力量线。福柯还说，令上述内在机制得以日常运转的“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exercice)”。操练(或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控制的微细权力运转机制成为一种身体化的存在。福柯随后还会专门讨论这个训练。

其三是控制模式(Lamodalité)的改变。与传统刑罚那种在瞬间抽打皮肤的鞭子和突然落下铡刀的断头台不同，而今的控制方式是一种持续的不间断的、没有明显痛楚的隐性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23]新的控制模式是在对时间、空间和活动本身的某种构序和重新编码中，实现对生命过程的总体控制。生活本身就是控制，活着就是支配。后来福柯专门讨论过对活人的支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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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讨论中，我们看不到原先那个满口“认识型”、“话语塑形”和“非连续性”的思辨哲学家福柯了，我们面前站着的是充满激情和斗志的无产阶级革命批判家福柯。这真是令人激动的改变。

二、纪律：身体化规训的自拘性生成

福柯指认，这种由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服一功利关系(rapport dedocilité-utilité)”的方法，就是资产阶级所谓法理型的“纪律”(disciplines)。[24]Discipline在法文中也有惩戒的意思，它是本书的重要关键词，福柯在此书中共计130次使用此词。在我看来，这个法理型的纪律应该是福柯在此书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发现之一!

我们知道，纪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说法，它出现在现代工厂生产、军事管理和学校教育中。通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纪律是一个无反思地被正面肯定的有效管理和社会教化措施。“遵守纪律”，是我们今天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反复训导孩子的口头禅。而在福柯这里，纪律则被历史地指认为代表了一种资产阶级全新的社会控制论核心，它的缘起是资本力量让劳动者通过对工厂中与生产运转机制相一致的纪律(技术规范要求)的自觉认同，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和操作，使外部的纪律(法规)内化为自我遵循的身体化规训，以实现对肉体的根本操纵和支配。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所谓民主社会中普遍发生的自我奴役的自拘性(法治人)的真实基础。我觉得，这是福柯思想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开始。还应该指出，福柯自己从来没有提及的马克斯·韦伯和青年卢卡奇，正是他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史渊源。韦伯在界划现代性法理社会的过程中，悬置了实质合理性的社会本质，通过形式合理性(即工具理性)将社会生活锚定在看得见的事实层面，并且由认知—技术建构生产(流水线)和社会存在的标准化、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过程。而青年卢卡奇则将韦伯的合理化结构颠倒过来，直接引出针对现代资本主义流水线生产程序中工艺技术对劳动者肉体和观念的新型物化现象的批判，由此进入马克思并未关注的控制一支配层面：生产有罪论。福柯此间的讨论，显然承袭了青年卢卡奇的思考线索，只是将后者进一步引申到社会政治控制的构境域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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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宣称,17—18世纪，由现代工业生产发明的“纪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formules générales de domination)”这是一种与传统社会控制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不再是可以被明确抗拒的外部强制。纪律控制的第一个构境层级，不是传统强权之下的认命和臣服，而是从内心里对法规的自觉认同和遵守。这是对上述相近观点的一个具体化论证。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发明纪律控制(法治)，开创了支配艺术的新纪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控制的外部压迫质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极为深刻地宣告启蒙运动既发现了自由，也发明了规训。福柯可能并没有看到过本雅明关于现代文明是进步同时也是野蛮的论断，但他的深刻见解与本雅明却是异曲同工的。对福柯的这个说法，布朗肖提出了异议，后者认为福柯夸大其辞，因为“规训史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比如说，通过某种成功的训练方法，一头熊被驯化，变成看门狗，或勇敢的警察”[25]。在这一点上，我愿意为福柯辩护，因为在工业生产中生成和凸显的纪律式的自拘性与基于肉体生理反应的反复驯化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的分歧只能说明布朗肖并没有真正理解福柯笔下资产阶级工业化中规训的本质。

也是为了进一步厘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纪律与传统社会中的外部压迫之间的异质性，福柯还细致地界划出四种差异性边界：

首先，这种新型的统治方式与过去的奴隶制(esclavage)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rapport d'appropriation)”，与之相比,纪律仿佛更“高雅”，因为它无需通过粗暴的直接奴役关系就能获得显著的实际效果。纪律不是那种基于占有关系之上的野蛮奴役，反之，它与支配对象的关系恰恰是非暴力和非强制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进入纪律(遵纪守法的自律)甚至会表现为具有某种文明化和有教养的特征。所以，人们并不排斥纪律的自律构序，反而积极努力地入序和臣服其中。土地上的农民在融入工业的进程中，去除主体性自觉遵守与机器体制同质的客观性的纪律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其次,纪律也不同于通常的仆役(domesticité)关系。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在此失效了，仆人的存在是在主人的个人意志“为所欲为”情境中确立的，而纪律则是“一种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无限制的支配关系”。纪律不是主仆关系中的单向性主人意志，而恰恰呈现为执行的自主性特征，遵守纪律者是主人，但他听从于纪律所指向的客观支配机制，所以，无悔和自愿地遵守纪律是长久有效的支配。其三，纪律也不同于附庸(vassalité)关系。“后者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但又保持一定距离的依附关系，更多地涉及劳动产品和效忠仪式标志，而较少地涉及人体的运作”，而纪律性支配则是建立在内在臣服基础上人体本身的自动驯服和自动运转。在这种认同性臣服构境中，被支配者反倒自以为是自主性的民主和自由的实现。在现代法制社会中，能够遵纪守法会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事情。其四，纪律也不同于禁欲主义(ascétisme)以及修行式“戒律”。宗教式的禁欲是看破红尘的出世主义，它的目的是“弃绝功利”，而纪律的“主要宗旨是增强每个人对自身肉体的控制”，恰恰意在增加入世的功利性。[26]如果，发财成了神性的天职，那么，规训和自制则是走向成功的通道。在一定的意义上，韦伯对新教的形而上学解读也内嵌了这一层构境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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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基于上述意义场，福柯指认资产阶级发明的“纪律”代表着在新的社会控制中“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27]。有用中的支配，这是资产阶级规训支配构序结构的第二个构境层级。传统奴役形式中皮鞭下的顺从未必就能实现最好的利用，反而是资产阶级通过“纪律”支配的肉体将达及更加有用中的顺从，因为，新的顺从是从调动肉体存在自主性基础之上的内部有效功能中发生的。此即为福柯笔下这个规训(surve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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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在他看来，正是这种规训对纪律的认同和训练，

正在形成一种强制人体的政策，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manipulation calculée)。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anatomiepolitique)，也是一种“权力力学”(mécaniquedu pouvoir)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服的”肉体(des corps dociles) 。[28]

这是说，不同于皮鞭的纪律制造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的特殊肉体，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所谓正常人的“才能”、“能力”和“创造性”，令其能自主性地发展，不断增强它，使之有用(成功)，从而进入主动入序和自动驯服的状态。以怀特的概括：资产阶级主张“驯服、努力工作、能够创造经济价值、自制、恪守良心，总之一句话，就是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正常人，”[29]。这是对的，正常人正是康吉莱姆和福柯批判性构境的起点。福柯辨识道：“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的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30]前一句显然是马克思的话语—福柯在这里想要强调，与马克思关注的经济剥削的层面不同他自己认为，资产阶级的纪律规训正是在生产劳作训练中，通过让人变得更具有能力和工作效率，在走向财富和成功中使其无意识地被支配。在一定的构境意义上，成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一个重要引导概念，所谓“成功人士”则是资产阶级自指的一种别称。巴里巴尔意识到了福柯对马克思话语的自觉运用。他说：“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吸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生产中劳动力的划分方法，来说明规训手段是如何通过抵消工人的对抗性来增加工人身体的效用的。”[31]但他却没有留意到福柯语中夹带的恶意的差异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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