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福柯追溯道，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发明并不是一个简单出场的东西,它“由许多往往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processus souventmineurs)汇合而成的”[32]。在此书中，福柯9次使用这个他挪用自配第的anatomiepoli-tique(政治解剖学)。必须强调，此处这个往往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很关键，资产阶级的规训政治通常都不呈现为激烈的显性政治变化，而恰恰是通过不显著的发散性的微细质点偏移来逐渐实现的。这些不起眼的“小过程”可能起源各异、领域分散，但却深刻地生成了支配构序层面上的“相互重叠重复或模拟，相互支持”，最终“它们逐渐汇聚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一般方法的蓝图”。这种貌似平静的表面特征，也是福柯所认定的资产阶级政治运作的重要隐性机制，政治运转恰恰发生于传统政治学讨论语境下不是政治活动的巨大灰色盲区构境中。在福柯这里，不是政治就是资产阶级最大的政治!这恐怕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关注到的事情。

福柯判断,这种规训最初是在西方的中学里萌生的，随后进入初等教育。谢里登注意到，在英国最古老的“初级”学校中的班级就被称为“标准”(standards)，而福柯所读的法国著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是“规训学校”(ecolesnormales)。[33]很快,规训就蔓延到医院领域,再经过几十年工夫,它们就彻底改造了军队组织;并且，“自17世纪起它们就不断地向更广的领域扩展,似乎要涵盖整个社会”[34]。从而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控制的基本模式。其实，规训生成的真正基始之处是现代工厂，或者说，它就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基本工艺结构中对主体的要求。福柯在下面这一段描述中正确地提及了这一历史质点。福柯发现，

它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传播有时很快(如在军队和技术学校或中学之间)，有时则很慢、很谨慎(如大工厂的隐秘的军事化，militarisationinsidieuse)。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们采纳它们都是为了适应特殊的需要，如工业革新，某种传染病的再度流行，来复枪的发明或普鲁士的军事胜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完全被铭刻(inscrivent)在一般的和本质的社会转变(transformations générales et essentielles)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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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此间最关键的是在大工厂中发生的“隐秘的军事化”规训，恰恰是因这种生产构序和关系构式中的机制铭刻在人的劳作存在中，继而才在其他社会活动中次生为一种全面的存在塑形和构序场境。这也就是说，对社会转变的铭刻,是从最根本的劳动生产构序中开始的。全社会的自我规训是客观存在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被构序(组织化)的顺应结果。哈维直接指认说，马克思在福柯之前最先说明了资本主义规训中“特殊的监视空间的建构”，并且还专门从《资本论》第一卷中援引了两段长长的表述，即18世纪工厂“习艺所”和按照军队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工厂的自然规律”[36]。这似乎意味着，福柯的思想构境与马克思是完全同向的。我基本赞同哈维的观点。

福柯指认，资本主义社会生成规训的“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anatomie politiquedu détail)”。在已经述及的部分中我们看到，福柯对配第这个政治解剖学的挪用主要是喻指资产阶级对社会权力关系的细节化分解和重构。过去格言中所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在资产阶级的规训政治中被深刻地具象化了。福柯说，虽然在中世纪时，“细节”已是神学和禁欲主义的一个范畴(神性与上帝存在于节欲向善的生活细节之中)，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细节(détail)才成为决定一切的东西。资产阶级政治的细节本体论异质于传统权力运行的宏观对象化，后者譬如看得见的枷锁、屠刀和地牢，而资产阶级在明处收起了看得见的利剑，却从暗处举起了隐性的权力射线刀;在看得见的政治行为中已看不见政治的身影，它转而作用于规训之下全部生命存在塑形与构序的细部。福柯说，资产阶级的权力策略往往是“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的微妙安排”，这是精辟的判断。人们要遵守的纪律，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是生成看得见的权力控制，而是将权力分解为看不见的细小权力支配技术，“这些技术都是很精细的(minutieuses)，往往是些细枝末节(infimes)，但是它们都很重要，因为它们规定了某种对人体进行具体的政治干预的模式，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37]。所以,面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控制权力,“要想描述它们,就必须注意各种细节”。这是福柯不断唠叨，一再提醒人们注意的细节政治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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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物(petites choses)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认知、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小事情(vétilles)中产生了现代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人(l'homme del'humanismemoderne)。[38]

这里所谓的“小事物”、“小事情”，不由让人想到列斐伏尔[39]在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中述及的“小事情异化”。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大约是在1958年《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提出的。这正是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宣告的那个作为晚近发明的“人”。现代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人即是主体性的个人，在福柯看来，这个主体性的现代人诞生于理性的启蒙，一整套的认知、方法、立场和观点规训式地建构了主体关系存在中的所有小事情和生存细节存在场境，其至整个人就是资产阶级权力关系布展的建构结果。我想指出，福柯此处的主体建构论显然比他的老师阿尔都塞在1969年提出的意识形态质询建构说要深刻，因为前者的主体建构论是在存在论构境之中的。

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曾回音袅袅地布告道，这个人会像海滩上画出的面孔一样被抹去，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他更深的喻义是整个资产阶级主体性的历史有死性。

三、小事情和细节支配：规训的微观控制论

可是，资产阶级权力布展的细节本体论究竟是如何通过纪律的规训建构起主体性的人的呢？在福柯端出的有趣的透镜之中，这个过程至少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微观权力对空间的分区等级化治理。福柯认为，资本主义的微观权力统治—“纪律是从对个人的空间分配(la répartition des individus dansl’espace)入手”的。[40]他发现,在17—18世纪工厂、学校、医院和军队开始兴起的纪律(规训)中,都有一个对个人“自我封闭场所”的要求。福柯指认，这种自我封闭的空间缘起于中世纪的修道院模式，而今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空间控制方式。[41]鲍德里亚肯定性地指认：“制造业的封闭(renferme-ment manufacturier)，便是福柯所描写的17世纪封闭状况的神奇扩展，工业’劳动(非手工业的、集体的、没有生产资料的、受监视的劳动)是否就最早出现于(naissance dans les premiers)大型综合医院(hôpitaux généraux)中?”[42]在福柯看来,这种封闭空间中实行“单元定位”的分区控制(quadrillage)原则,给进入其间的每个人划定了一个特定的位置。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交往和劳作中“含糊不清”的空间分配,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人的空间定位使原先农业土地上那种无益而有害的人们不受控制而四处流动，时而人员扎堆、时而门可罗雀的情况不再出现。空间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福柯是否受过他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福柯此处所讨论的空间问题仍然是人体所处的物理空间区隔，而不是列斐伏尔的那种非物理的社会关系构境空间。福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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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les présences et les absences)，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交往(les communications utiles)，打断其他的交往，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因此，这是一种旨在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纪律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espace analytique)。[43]

在福柯指认的这种空间区隔中，人被固定在一种可以解析的功能性空间位置上，目的是为了让肉体的存在和活动更便于监控和控制并且，资产阶级的现代建筑学也开始与这种空间中的功能性位置(emplacements fonc-tionnels)相结合了。也就是说，生命活动空间在物性结构中被锚定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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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现代医院、工厂的建筑都已经依据这种特定的空间分配原则被搭建起来。笔锋及此，福柯列举了法国东部城市茹伊一个叫奥伯凯姆普夫的工厂中发生的一切。[44]此外，福柯还指认,在这种封闭的控制空间中，规训的“各种因素都是可以互换的”，因为各个因素都是不同定位中的不同等级中的因素。由此，“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fonctionnels et hiérarchiques)空间体系”[45]。资产阶级的建筑空间是其功用化定位的物性实现。

福柯敏锐地注意到，在这些现代大工业生产中建造起来的新型建筑空间里，“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监督每一个人”，并且还能监督活动过程的各个阶段。一个固定的惩戒栅格(grille)从而形成：

一方面根据生产的阶段或基本运作(opérations élémentaires)，另一方面根据各个进行生产的人员，将生产过程分割开，使劳动过程显示出来。劳动力(force de travail)的各种变量——体力、敏捷性、熟练性、持久性——都能被观察到，从而受到评估、计算，并且与每一个工人联系起来。这样，由于劳动力以一种完全可见的方式分散在一系列个人身上，所以它可以被分解为独立单位。[46]

规训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基本运作中发生的，劳动力本身的劳作场境即是由生产过程的分割和组合精密建构起来的，这使得规训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存在论情境中的事情。这种存在中的生产构序机制同时也构式了整个新世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福柯这里的分析与《词与物》中的构序论分析，就不难体会到他的思想构境从唯心主义观念制约论向唯物主义跨出了多大一步！他现在完全是从现实社会生产—劳动的构序—构式来观察全部存在的质性改变的。我觉得，这是福柯关于规训发生的基始性的十分重要的一段描述。因为，当他将资产阶级的权力控制很深地与生产基本运作过程相链接的时候，就彻底地越出了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质性批判。新型的奴役基于生产力构序中的控制属性，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依循青年卢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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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辩证法》中的重要发现。

我注意到，福柯的学术知已德勒兹充分意识到了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他说，福柯的“大规模惩罚体系与生产体系之间是可能有对应的:规训机制与18世纪的人口增长，也与力图提高产量、凝聚力量、榨取人体可用力量的生产成长不可分离”[47]。德勒兹宣称,福柯的这种观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图景中的“金字塔意象”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构序金字塔，权力只是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强力现象—绝对是不同的，福柯的权力功能论打破了那种虚假的上下层结构有序性，在福柯这里，规训权力直接生成于底层的生产！并且，规训也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在对象。

一切都是经济学，都是诸如已预设这些权力机制的作坊或工厂，其权力机制由内部作用于身体及灵魂上，也由经济场域内部作用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上。…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仍停留的金字塔意象，功能论的微观分析体现出一种严格的内在性，权力聚合点与规训技术在此形成互相接合的环节，群体的个体(身体与灵魂)则由这些环节中经过和驻留(如家庭、学校、军营、工厂；必要时，监狱)。[48]

我认为，德勒兹此处的评论是深刻的。虽然德勒兹所指认的“马克思主义的金字塔意象”只是斯大林教科书的伪像，但福柯关于规训权力统治的思考构境层已经突破了马克思原来设定的经济的社会构形中的较为简单的上下层社会结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自省的。

福柯说，也是在这里，资本主义的“纪律的第一个重大运作就是制定活物表’(tableauxvivants),把无益或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有序的多元体(multiplicités ordonnées)”[49]。我们久违了的那个 tableau和 ordre 又出场了。在本书中，福柯 18次使用 tableau一词；126次使用 ordre(构序)和désordre(祛序或无序)两词。在此时的福柯看来，表格是资本主义古典时期在“科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技术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甚至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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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 世纪，表格既是一种权力技术(technique de pouvoir)，又是一种认知程序(procédurede savoir)。它关系到如何组织复杂性(multiple)、获得一种涵盖和控制这种复杂性的工具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给复杂性一种“有序性”(ordre)的问题。[50]

关于tableau和ordre这两个概念，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作了相对集中的分析和讨论，但在那里，福柯指的主要是词对物的烙印；在此处，所不同的构境域挪移是，tableau和ordre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文化认识型的话语构件，而是现实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市场经济构序和塑形的客观机制。它更意味着权力对生命肉体的支配和控制。通过构序和表格，权力在生命肉体和政治灵魂上烙印。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考构境层。

其次，是规训对生命活动的持续性微观控制。相对于上述的空间定位，这也就是资产阶级微观权力对生命时间的支配。在福柯看来，规训对生命时间的这种控制通过三个主要手段铺展：“规定节奏、强制确定日常事务、调节重复周期(établir des scansions, contraindre à des occupations déterminées,régler les cycles de répétition)”[51]。与农耕社会中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时间不同，由工业生产生成的现代社会存在中的时间是有节奏的，并且这个节奏不再是自然周期，而是工业和经济周期规制下的日常生活节奏。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表述，即生活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生命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条件。福柯的这一思考将直接通向之后的生命政治批判。

继而，福柯再告诉我们，17—19世纪资本主义的工厂生活就是将过去发生在教会控制下的修道院中的由精细时间控制的生活方式移植到工厂管理中来罢了，所谓“工厂一修道院的构架”就这么生成了。[52]我以为，福柯的这个说法是欠妥当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存在的时间节奏一定不是对修道院时间控制的挪移，而是工业生产构序和塑形所需要的内在节奏。其实，这也就是新型的持续规训生活。福柯形容道，处在资产阶级规训之下的时间，被十分细致地划分和规划，呈现出运动的节奏和规律，肉体以高度的“精确、专注以及有条不紊”投入其间，生成一种适应高效率和高速度的特殊的姿势(geste)。有如《城市之光》艺术夸张构境中离开流水线仍然抽风的卓别林。在福柯看来，功效性的姿势是肉体被资产阶级规训工具符码化(codage instrumental)的重要环节，一个被规训的肉体是一种有效率的姿势的前提条件。在不断从眼前流动的生产流水线上，如果劳动者不在规定时间和节奏中操作，则立刻会遭到机器的伤害。在此，福柯还十分详细地描写了现代化的军事训练过程中士兵肉体的经验与枪械的操练步骤和程序，以说明“对肉体进行工具符码化”程序。[53]福柯认为，随着资产阶级规训“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权力控制(les contrôles minutieux du pouvoir)也随之渗透进去”[54]。由此,肉体被资产阶级规训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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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造就了一种肉体—武器(corps-arme)、肉体—工具(corps-in-strument)、肉体一机器(corps-machine)复合。这是要求肉体仅仅提供符号或产品、表达形式(formes d'expression)或劳动成果的各种支配方式中走得最远的一种。权力所推行的规则同时也是制定运作结构(construction del'opération)的准则。因此，惩戒权力（pouvoir discipli-naire)的功能看上去与其说是简化不如说是综合，与其说是剥削产品不如说是与生产机构建立一种强制联系。[55]

请注意，上述这一段讨论其实正体现出福柯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一种很深的构式论差异对比:与马克思看到资本通过无偿占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实现的经济剥削不同，福柯看到的是在生产机制中发生的某种改变，即劳动者在自身的生产过程中被劳作的“动作结构”塑形化的权力支配，在他看来，在肉体一机器的塑形过程中发生的奴役似乎比马克思看到的那种外部经济关系控制更深层、更不可抗拒。在这一点上，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岱的一个评论值得我们深思：“福柯比那些在他之前、在韦伯之后的思想家更深刻的是，他显明了现代政治理性不仅系由市场形式’发展出来，而且由组织形式’发展出来。他在医院、监狱、学校、军营、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活动等领域中探讨了那些含糊不清的理性，不断以新的方式提出，彼此关联的各种知识权力’的问题(它同时也和其他领域如性和疯癫有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领域和市民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的概念是不同的)。这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对于马克思的补充’，因为，通过知识—权利的方式研究治理问题，福柯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一个新的研究领域。”[56]这个分析中的基本要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还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福柯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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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认，经由上述的支配技术，肉体就被塑形为一种新的客体(objet nouveau)——规训客体，它甚至在逐渐取代机械物体。

这种新的客体是自然的肉体，力的载体，时间的载体。这种肉体可以接纳特定的、具有特殊的构序(ordre)、步骤、内在状况和结构因素的操作。在成为新的权力机制(mécanismes dupouvoir)的目标时，肉体也被呈献给新的认知形式(formes desavoir)。这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思辨的(spéculative)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manipuléparl'autorité)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57]

我们能感觉到，在这一复杂的构境层中，福柯在做一种很深的反驳：即资产阶级所宣称的那种从专制土地上解放出来的物理学的肉体、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以及作为理性机器的肉体背后，被忽略的真相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经济活动塑形和特殊构序出来的规训客体是作为认知和权力目标指向的对象存在的，通过生产本身的时间步骤、内在操作状况和塑形结构因素，成为一种被权威操纵、训练有素的肉体规训客体。毫无疑问，福柯笔下这种规训客体更容易被构序和结构化的现代生产所操演。对福柯的这一观点，霍奈特有如下评论：“现代权力技术的特色在于它不仅能压制或直接控制人类的肉体行为，而且能系统地生产这种行为，但于他而言，人类肉体行为的制造和生产意味着借助不断的规训来赋予原来不稳定和肉体运动机能以那种僵硬的、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也就是使人类肉体的运动过于“标准化’。”[58]我觉得，霍奈特的评论过于狭窄了，韦伯的标准化操演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流水线构序的条件之一。福柯这里的批判思考的构境层远比“标准化”要深要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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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规训通过一种新的认知和权力形式在生产和工作中塑形了肉体，它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把分散在肉体中的“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装置(appareil efficace)”[59]。这个装置也是福柯此书中使用的高频词，共计128次出场。不难发现，在关于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研究中，福柯较多地引入了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术语，譬如机制、操作、装置。他就是想打破传统政治学领域固有的话语体系。据阿甘本考证，他在阅读伊波利特的一本名为《黑格尔历史哲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Hegel)的著作的时候发现，伊波利特在研究黑格尔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中，关注到了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即操作践行中的实证性(Positivität)。黑格尔所指认的这个实证性，就是宗教神学在日常生活中“从外部强加给个体的信条，法则和仪式”。阿甘本指认，在伊波利特那里，“青年黑格尔给予实证性以历史要素的名字(像某种外在力量强加给个体的法则，意识和制度那样为人所承载，但这些东西，可以说，又在信仰和情感的系统中实现了内化)，那么福柯则借用了这个术语(后来这个术语变成了‘装置’)”[60]。

其三,规训的进步一创世组织(L'organisation desGeneses)。福柯说，规训不仅仅是一种支配和控制，还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性技术。这与前述那个纪律中发生的功效性相关联。他以法国17世纪创立的戈布兰(Gobelins)[61]工场学校为例,从其中的六年学徒、四年服务和一次资格考试的培训全过程说起，勾勒出这种创造性的规训新技术。福柯发现，“这种新技术用于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profit ou en utilité toujours accrus)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62]。资产阶级规训权力成功控制肉体的奥妙,就在于它本身是一种随着资本无限追逐财富过程而生成的生产性的向前创生运动。即前文曾经提到的纪律认同中有用的驯服。霍奈特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福柯眼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权力的发挥“不是压制性的作用，而是生产性的作用，它们因此生产社会的行动能量，而不是压制这些能量”[63]。这是对的。由此,规训生成了“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tempslinéairedont les moments s'intègrent)”,亦是一种“进化的’时间”(temps évolutif)。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行政的和经济的控制技术揭示了一种系列的、有定向的、累积的社会时间,发现了一种进步’(progrès)意义上的进化。规训技术揭示了个人系列,发现了一种创生’(genèse)意义上的进化”[64]。财富的积累和肉体的技术化塑形都生成了一种增长和发展的向度，由此，资本主义社会进步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才出现。这是大写的人的创世记，也是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文明进化论和进步史观真正的缘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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