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所谓考古学的，意指：这种批判并不设法得出整个认识的或整个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structures universelles)，而是设法得出使我们所思、所说、所做都作为历史事件(d'événementshistoriques)来得到陈述的那些话语。而这种批判之所以是谱系学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它并不会从我们所是的形式(forme)中推断出我们不可能做或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那种偶然性(contingence)中得出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possibilité)。[37]

与资产阶级的启蒙和批判逻辑不同，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研究不再从任何抽象的普世价值悬设(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出发，不再讨论某种先天性认知和道德律令中的“应该”，而是要真正面对作为我们所做、所说而出现的历史事件本身，恰恰要从事件的偶然建构中找出新的可能性。福柯强调说,只有在新的历史批判中，特别是在后一种谱系研究中，我们才可能穿透资产阶级表面公开标榜的“人类普遍利益”的美丽谎言，真正复构资本主义社会中认知和权力发生的“某种独特性出现的条件，这种独特性从众多的决定性因素中产生，但它不是它们的产物，而宁可说是它们的效果”[38]。这里发生的全新构境线索是:不是有A就一定有D，而是D不过是A、B、C等因素构成的独特性的场境效果。由此，一种捕捉资产阶级认知和权力实际功能性布展状况和效用的策略(stratégiques)的总体分析由此生成。福柯专门说：

在谈及考古学、策略和谱系学时，我想到的不是可以从一个引申出另一个的三个连续的层面(niveauxsuccessifs)，而是描述在同一个分析中必然同时出现的三个维度(troisdimensions)。正是由于它们的同时性，这三个维度会让我们重新把握所存在的肯定性，即那些使某种独特性可以被接受的条件。[39]

附文五 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从不被统治到奴役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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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宣称，他这里的考古学、策略和谱系学共同建构起三个思考维度，亦即所谓事件化(événementialisation)分析。现在，我们真是难得看到福柯这些早先的方法论话语和范式。具体到资产阶级社会权力的研究中，也就是“不应把权力理解为支配、控制、基本的设定、唯一的原则、解释或不可约的法律。相反,必须始终从与互动场(champd'interactions)的关系上来看待它,从与种种认知形式(formesde savoir)不可分的关系的角度考量它”[40]。简言之，即不能将资产阶级发明的新的社会权力看作一种简单的外部强制，而是要重新发现那种在资产阶级认知体系中逐步布展开来的治理权力，一种看不见的强制机制，与知识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以“相互接替和支持的游戏”。这里，只存在隐性的权力效应，而不存在看得见的皮鞭。

带着些许忧伤，福柯喃喃自语：“我不知道我们有朝一日是否会变得成年’。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41]福柯的这一断言后来为阿甘本所反向构境和发挥，他专门写下了《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Infanziaestoria, Guilio Einaudi,1978)[42]一书。

注释

回到福柯

[1]《什么是批判?》系福柯1978年5月23日在索邦大学举行的法国哲学年会上的演讲,公开发表于《法国哲学协会公报》1990年4—6月号。MichelFoucault，Qu'est-cequela critique? Bulletin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Avril- Juin, 1990, Paris, pp.36—63.此文并没有收入福柯的文集。福柯自己表示，他个人倾向于将题目改为《什么是启蒙?》。

[2]"What is Enligrhenment?"("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in Rabinow (P.),é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32—50. 1984 年 6 月发表的《何为启蒙?》一文成为福柯最后留给世界的思想遗产。

[3][法]福柯：《什么是批判?》，载《福柯读本》，严泽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4] 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976—1988, Paris, Gallimard, 1994, p.1450.

[5][法]福柯：《什么是批判?》,载《福柯读本》,严泽胜译，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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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宗教改革(Religious reform)是指开始于欧洲16世纪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它奠定了西方新教的基础，同时也瓦解了罗马帝国颁布基督教为国家宗教以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为后来西方国家从基督教统治下的封建社会过渡到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代表人物包括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1509—1564)等。而狭义上的新教及宗教改革，通常限定在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到1648年《威斯特法伦和约》的出台为止。

附文五 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从不被统治到奴役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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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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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生命:从外部强制到微观权力在身体中布展的转换

第四编

——福柯的生命政治话语

政治在向我靠拢。

——福柯

福柯总是扬起战斗的烟尘或声响，而思维本身在他看来如同一部战争机器。

——德勒兹

不难看到，在近期关于欧洲后马克思思潮的讨论中，生命政治似乎已成为焦点性的话题，譬如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和阿甘本，都津津乐道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隐匿的身体化的微观权力控制。然而，我发现这一被炒作和新潮式构境为显性批判话语的真正源头却是我们并不曾认真关注的晚期福柯。[1]1974—1979年之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演讲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生命政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的历史性诞生。除去1977年休假以外，短短五年中，他分别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新形式——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杀人不见血的真理刀(《不正常的人》)、资产阶级权力部署和认知谱系学(《必须保卫社会》)、生命权利问题(《安全、领土与人口》)、资本主义市场与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的诞生》)等重要政治哲学专题。本编将集中讨论晚期福柯这一重要的思想构境线索。

其实，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到，从《规训与惩罚》到生命政治论之间，福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批判性反思中存在一个新的断裂，福柯自已也并不回避这个问题。第一个断裂是从唯心史观的认识型决定论到从现实出发的资本主义规训支配。在1976年写下的《性史》第一卷中，福柯曾经直接说明过这一改变。他指认，资产阶级在17世纪之后统治生命的方式其实有两种：规训与治理。第一种即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的规训(disciplines)，它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如对肉体的矫正、它的能力的提高、它的各种力量的榨取、它的功用和温驯的平行增长、它有效的经济控制系统之中,这些都得到了显示出规训’特征的权力程序的保证”[2]。这也是前述福柯所谓的“人的肉体的解剖—政治(anatomo-politique du corps hu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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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福柯在新的断裂中的发现是资产阶级的第二种权力类型——生命政治学中的治安(police),它是在18世纪中叶才开始形成，“它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节控制(contrôles régulateurs)来完成的。这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une bio-politique de la population)”[3]。依拉姆克的说法，最早使用生命政治概念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关于种族调节和管理的著作中。[4]我个人以为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形似，福柯的生命政治论与前者讨论的完全不是同一个构境意义场。

生命政治是福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形式最重要的发现。他认为，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构成了资产阶级精妙的生命权力组织展开(déployéel'organisation)的两极。在资本主义古典时代中形成的双面技术表明了“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5]。依我的判断，福柯的这次思想转变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质变，更多的也是与这一时期他直接参与现实社会政治斗争实践相关的。[6]对此,阿甘本曾写下过一段小结性的表述，他说：

米歇尔·福柯在1977—1978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题为《安全、领土与人口》，旨在梳理出现代“治理”的谱系。福柯区分了权力关系史上的三种不同的模式：法律体系对应于领土主权国家的制度模式，而这个体系通过一个界定了什么允许，什么禁止的标准码来进行自我定义，最终这种体系建立起惩罚体系；规训设置对应于规训性的现代社会，其按照法律要求，将一系列的监控、医学和监狱技术付诸实践，其旨在规制、纠正和塑造主体的身体；最后，安全机制对应于当代的人口国家及其新型实践，这种实践，福柯称之为“人的治理”。福柯小心翼翼地强调说，三种模式并不是在年代上的承接关系，或者在一个时代中彼此相互排斥，而是共存的，它们以某种方式彼此铰接在一起，不过，在每一个阶段上，其中一个构成在该阶段上的支配性政治技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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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福柯先前的表述，阿甘本增加了规训社会之前的司法一主权之下的惩罚式的权力形态，这使得福柯此处政治哲学构境的历史轮廓更加清晰了一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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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布尔乔亚公民社会的新型权力部署

在福柯看来，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通过制造以科学真理为构式本质的规范性权力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科学“管理学”的东西，在这里，福柯把它命名为“治理的艺术”或治理技艺。而从19世纪开始，以认知为权力部署的规训就开始在西方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一治理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资产阶级世界中人的肉体和灵魂。本章，我们来看福柯的这一重要思想。

一、规训一规范部署：切割“正常”与“不正常”的真理刀

如前所述，1970年，福柯正式入选法兰西学院教席教授。从1971年1月开始,除去1977年的休假，一直到1984年他去世，福柯分13个专题,开设了“思想系统的历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的系列讲座。[1福柯事先按照学院候选程序向教授委员会提交了题为“应当进行思想系统的研究”(Il faudrait entreprendre l’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的报告。[2]因为前来听讲者并不是大学生，而是进出自由的社会听众，所以福柯的演讲并没有完全以学术文本话语进行，而是采用了较为通俗的课堂语言。这会让人感到福柯学术构境中的某种话语实践上的“断裂”。他原先曾经使用的一大批学术术语在这里似乎通通隐遁了，只是偶尔出现。例如在《不正常的人》演讲中，épistémè是零，archéologie出现了4次，stratégies 只出现了1次，discontinuité出现了2次，généalogie相对多些，也只出现了20次，等等。这种从学术文本到公众演讲的特定调适状况在后来的讲座中有所改变。当然，如前所述，这种词频变化也较深入地反映了福柯思想构境中的一些重要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的讨论中逐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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