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我们先来看福柯在1975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不正常的人》(Lesanor-maux，1974—1975)。这个anormaux在法文中也有反常、例外，以及疯子和精神病人的意思。当然，这个主题与他早年从事的疯狂史研究有一定的内在关联。通俗地说，福柯指认了疯子不是天生的、不是生理固化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事实。这与波伏娃所说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观点相近。萨义德曾经说：“自一开始，福柯似乎就把欧洲的社会生活理解成边缘人、罪犯、另类与可接受者、正常人、一般的社会人或同类之间的斗争。”[3]这是对的。谁能裁定一个人的存在是正常的或不正常的?谁有权将这种社会存在中出现的反常判定为疾病?这种切割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权力就成了福柯这一演讲的核心追问之焦点。

在1975年1月8日的演讲中，福柯直接指控,能够判定人的生存之正常和不正常的质性是一种“可以杀人的话语”(discoursquipeuvent tuer)。话语与杀人的直接链接是从这里开始的。相对于《词与物》中面对自然物的构序烙印者和《认知考古学》中作为历史陈述档案被激活后的构式历史的话语实践，这个第三种面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杀戮话语已经在政治哲学的构境中走出去很远了。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这种话语关系着人们的自由与监禁、生存与死亡的裁决,如果某人被它认定为是在不正常地活着，那就如同在存在论上的死去。就是在此构境意义场中，福柯将这种真假二值逻辑构境中的裁决指认为一种可以杀人的真理话语(discoursde vérité)之刀。这是资产阶级新型政治塑形方式的真正缘起。这一点，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资产阶级科技意识形态的批判构境是相通的。所谓真理话语，即身披科学资格外衣以之言说的权力话语，或者叫“专门由具有资格的人在科学制度内部系统阐述的话语”[4]。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权力话语正大行其道。福柯认为，这个可以杀人的真理话语刀正是支撑整个西方社会司法制度的政治构序的核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权力和医学权力的新型权力，此时他将其命名为“规范化权力”（pouvoirdenormalisation)。normalisation在法文中也有正常化的意思。正常化与福柯这里的思考焦点是相关的，它指打造正常人生活存在的构序过程。处在规范化之外，即是不正常的人。这正是他此讲座的标题。福柯在本讲座32次使用normalisation一词。规范化概念，应该是福柯由老师康吉莱姆所著的《正常与病态》处挪用过来的一个相近医学观念。[5]正是这种以科学话语为构式本质的真理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作为同性恋者的福柯，深恶痛绝地列举了他自己身受其害的西方社会自17世纪以来对性的规范化技术过程。在他看来，所谓正常的异性恋，亦不过是社会规范化建构出来的，因为它只不过是科学(真理)的文明样态与被划定的人的“自然”属性。这可能有些说过了，因为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大概多数民族的异性恋都是生发于科学技术出现之前，讲得再尖刻一些，异性生殖是发生在生物界生存之中的。福柯说，这种规范化权力所处的位置是超结构的(supra-structurel),往往属于“上层建筑的构序”(l’ordre dela superstructure)。[6]这是福柯对马克思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喻的引用，此处的上层建筑标注了规范化科学话语的政治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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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1月15日的演讲中，福柯通过比较西方社会历史中对两种疾病—麻风病(lépreux)与鼠疫病(pestiféré)—的处置方式的不同，来说明这种规范化权力布展的独特质性。在同期《规训与惩罚》关于监视的相关讨论中，福柯也涉及这两种疾病的处置。在中世纪的西方，存在着一种对麻风病人的特定处置方式，即对麻风病的排斥(l'exclusion)。排斥，指的是将麻风病人与社会正常生活隔离开来，患者被驱逐到人群之外的无法接触的黑暗之中。被排斥和驱逐—实际上就被剥夺了正常生存的权利麻风病人甚至可能被宣告为在正常生活中已死亡和消失。通常，已经“死亡”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被转让。福柯指认，对待麻风病的方式是一种消极的隔绝方式。其次，在中世纪结束之后，特别是在17一18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对待同样是流行病的鼠疫的控制方式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出现了与排斥相反的容纳的(inclusion)方式。与麻风病人的被排斥和遗弃的方式不同，鼠疫病人成了“细致详尽的分析和精细的分区管理的对象”—这一次，鼠疫病人不再被简单地驱逐和排斥于社会之外，而是以一种检疫隔离分区的精细化治理被监控起来，病人不再处于边缘化的黑暗之中，而就在可见的光亮之中。“他不是要被驱逐，相反是建立、固定、给定他一个位置，指定场所、被分区控制的在场(présences quadrillées)。不是抛弃(rejet)，而是容纳。”[7福柯想说的是,对同类的传染疾病的处置方式中悄然发生的深刻变化，其实也是整个社会政治权力运行方式转换的一个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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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毛细血管化。在福柯看来，与传统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外部宏观强制不同，资产阶级新型的政治“权力的个人化(individ-ualisation)、分化和细分化(subdivision)最终走到与细小的个体连接起来”，可见的外部暴力转换成不可见的微观权力，“政治权力的毛细血管(capillaire)不断地作用于个人自身，作用于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居所(habi-tat)、他们的定位(localisation)、他们的身体”。[8]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福柯这个非常重要的隐喻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毛细血管化。与一个人身体中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相似，资产阶级新型政治权力的毛细血管遍及社会的全部细部存在—生活的所有时间节点、人们居栖的住所和一切可能的行动空间，甚至他们的肉身存在。在同期进行的一次关于监狱的对话中，福柯将这种“毛细血管式的微型权力(pouvoir microscopique)”形象地比喻为“神经突触式的权力体制”：“它的存在形式像毛细血管一样，它与每个人的切身相接的那一点：它进入人们的肌理，嵌入他们的举动、态度、话语，融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每日的生活。”[9]依弗雷泽的说法，正是这些“各式各样的微型技术”被无名的医生、典狱官、教师，运用于无名的医院、监狱和学校中而得以完善，它们远离古典政体的强权中心”[10]。在我看来，这其实仍然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向我们呈现的那个重要的社会权力质变过程:从高调渲染的、戏剧化的可见酷刑向认知对肉体和灵魂看不见的支配的转换—从专制到开明统治，从意志到真理，从否定到肯定，从消极到积极的转换，这里更加突出强调的是其布展方式从宏观强制向生命细微存在构境的无形支配，毛细血管和神经突触形象地呈现了规范化权力的物性结构和精神传导构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在这些演讲中依循的主要思考线索与他同期写作的《规训与惩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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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积极技术。这也是福柯讨论过的问题。福柯指认说，这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古典时代中“权力的积极技术(technologies positives de pouvoir)的发明”。福柯在此讨论中近500次使用pouvoir一词，说明权力问题是他在法兰西系列演讲开端就凸显的中心思考点。在他看来，与传统中习惯于打压、奴役人民的消极权力不同，

我们从一种驱逐、排斥、放逐、使边缘化和镇压(réprime)的权力技术，过渡到一种总之是积极的权力(pouvoirpositif)，一种进行制造(fabrique)的权力，一种进行观察的权力，一种获得认知的权力和从其自身的效果出发自我增殖的权力。[11]

此间的积极的权力有两重构境意思：一是指这种权力“不是与无知相联系的，而是相反，与保证认知之构成、投资、积累和增长的整个一系列机制联系在一起”[12]。新型权力的支撑点不再是无知的暴力,而是资产阶级启蒙之后的科学认知。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注释。并且，这种科学认知将是布尔乔亚世界中财富投资、积累和增长的内部机制。科学致富，知识就是赚钱的力量！二是强调积极的权力是一种借由获得知识进而得以实施生产和制造的权力,或者叫“生产和生产的最大化(maximalisation)”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构序的内驱力已经是科学知识:科学就是生产力！所以今天会有“知识经济学”之说。福柯这个积极的权力令人联想到他同期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关于规训权力的生产性的讨论。对此，弗雷泽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如果“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我们也许可以说，前—现代权力的功能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的系统配置，而现代权力定位在扩大再生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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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喻虽然有趣，可是在福柯那里，传统权力强迫生产，但它本身是非生产的。

其实，福柯笔下这个资产阶级的新型权力就是今天被我们叫做“管理学”的东西,而福柯在这一演讲中称其为“治理的艺术”(artdegouverner)。art de gouverner也可以译成治理技艺。此处是福柯这个讲座中对 art degouverner这个词组的唯一一次使用，但它在之后的讲座中将变得愈发重要。不过，福柯在此讲座中已经30多次使用gouverner和gouvernement等词。请一定注意，这个区别于社会强制的治理是福柯关于资产阶级新型权力理论中一个关键性的范畴。概言之，所谓治理，就是资产阶级所发明的以毛细血管和神经突触方式布展的新型积极权力。

福柯告诉我们,这个资产阶级的治理范式在广义上有三层意思：一是18世纪或古典时期资产阶级发明出来的“权力的法律一政治理论”(théoriejuridico-politique du pouvoir),这是指法制的规训本质。二是整个国家机关和各种相关的制度及其衍生物，制度化是规训操作的保证。这前两者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方面。三是“调整了权力操持的一般技术”(techniquegénéraled'exercice du pouvoir)。[14]这是不被关注的方面。福柯在此讲座中93 次使用technique一词，显然是一个准高频词，可以看出它在该时期福柯思想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这是一种对人进行治理的一般技术，相对于传统的权力意志,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异化(aliénation)”[15]。福柯在此讲座中28次使用aliénation，但都不是在传统人本主义逻辑话语中出现，而是对一个具体的颠倒性现象的指认，并且大多数都是在 aliénation mentale(心理异化)的构境层中使用的。

这种技术构成了表象(représentation)背后的(envers)法律和政治结构(structures juridiques et politiques)，以及这些机关进行运转和产生效力的条件。这个对人进行治理的一般技术有一个部署类型(dis-positif type)，即我去年给你们讲的规训化组织(l'organisation discipli-naire)。这个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人们可以把这个目的称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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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16]

正是这个不可见的技术却构成了可见的法律和政治结构及其运转体制的条件。字里行间，福柯特意旁及的几个理论镜像的链接点:一是在《词与物》一书中，他将在17一18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认识型”指认为表象符号系统，而这里只是强调了表象背后的政治一法律结构；二是这个所谓的治理技术就是他自己不久前刚刚讨论过的规训组织，此处的进展只是在于，福柯开始将这种治理技术组织的内部机制指认为客观的部署(dispositif)。在法文中，dispositif也有装置的意思，但从福柯此处具体的思想构境来看，这个dispositif指的显然不是可见的具象式的机械装置。在本讲座中，福柯10次使用dispositif一词。必须指出，法文中其实另有装置(appareil)一词。正是这个看不见的权力部署和布展系统,建构出让整个社会处于更深一层的支配之中的正常一不正常的规范化效果(effetsdenormalisation)。

不难注意到,福柯在此并没有详细解释显然很重要的部署(dispositifs)一词。我留心到,在不久之后的1977年法国Ornicar?杂志[17]的一次访谈[18]中,福柯通过三段表述具体标识了dispositif的基本构境意义域。他说，

其一，部署的要素包括了“话语，制度，建筑形式(aménagements architec-turaux)，调控决策(décisions réglementaires)，法律，行政方式，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19],显然,这当中既有社会生活中主观的话语、科学陈述和哲学，也有客观的制度、建筑形式、决策和行政方式等操作性构架，几乎涵盖了全部社会生活。当然，这并非就是笼而统之地指认上述那些东西全都是部署，而只是强调这些看似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资产阶级新的社会控制战略中，都可以通过部署的构式方式实现看不见的社会治理。所以福柯才说,部署是“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ensemble résolument hétérogène)”，或者说,“部署自身就是能够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网络(réseau)”[20]。集合与网络二词都在于表征部署的场境存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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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部署之网是通过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策略功能”的看不见的塑型(formation)发挥作用的—这仍然是隐性的微细控制和奴役。那些表面看来是话语、是建筑物、是慈善事件的事体，恰恰都在部署着资产阶级对每一个生活细节的塑形和改造，人们就如此这般地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教化中的治理。人的成人、成熟和成功，都是资产阶级治理权力部署的阶段性成果！今天，我们周遭那些被捧上了天的成功人士，实则就是资产阶级治理部署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幻象建构物。

其三,部署“代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结构”[21]。之所以说部署的本性在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因为它是“对力量关系中一种理性而具体的干涉的操控”，并且，福柯还认为这种权力操控的目的是“特定的认识型(épistémè)所支持的力量关系之策略的集合”[22]。也是在这里，福柯承认自己在《词与物》中所使用的认识型概念过于狭窄，以至于令自己进了死胡同，而这里的部署才是比“认识型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认识型只是“特定的言谈的部署(dispositifspécifiquement discursif)”。[23]这倒是对原有的认识型范式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关系说明。其中更重要的改变，是从狭窄的主观话语作用深入到社会权力部署的客观场境制约作用。我注意到，布洛塞也提及了福柯思想中“从认识型过渡到部署”的转换。[24]布洛塞的判断对错参半。正确之处在于，布洛塞看到了部署范式的出现，在其表征的意义上十分接近于原先福柯用以描述认识型文化中的规制作用；错误的是，认识型与部署并非对同一描述方式的线性替代。我以为，福柯有关资产阶级现代性权力部署的表述令人惊叹，眼光精准、入木三分。当然，相比之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这个哲学化的dispositif也会令政治学家很难理解。

我还注意到，福柯的知己德勒兹对部署这个概念也作了细致解读，依他的解释，部署是

一个交织缠绕、线索复杂的组合体。它由线构成，每条线各异。社会部署中的这些线并未勾勒出或环绕着那些权力、对象、主体、语言等都是同质性的体制，而是遵循着某些方向、追溯着一些总是不平衡的平衡。这些线现在正集结起来而后它们又自此分开。每条线都是断裂的，并服从于方向的变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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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德勒兹式的复杂构境空间。继而，德勒兹进一步将部署细分为不同的构成因素，如“可见性线、发音线、力线、主体化之线、分离线、劈开线、断裂线”,还有“层级线或沉积线”等等。[26]坦白说，德勒兹的解释究竟是让福柯的部署概念更清楚了，还是更混乱了—不得而知。我大体是倾向于后者。

有趣的是，似乎德勒兹特别喜爱福柯的这个部署范式,在1994年写下的《欲望与快感》一文中，他又专门讨论了福柯的这个权力部署问题。德勒兹指认:“《规训与惩罚》的一个基本论题是权力部署(dispositifsdepouvoir)”,这是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他认为，这表明福柯已经开始“超越《知识考古学》中仍然具有的话语塑形(formationsdiscursives)与非话语塑形(formationsnondiscursives)二重性”[27]。这是很高的评价,因为部署的出场是范式革命了。依德勒兹所见，这种重要的范式革命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就其自身和左派主张’而论，这是关于权力概念的深刻的政治革新,与全部国家理论(théoriedel'État)相对立”[28]。这是说,如果说福柯的权力观在当时表征了一种“五月风暴”之后的激进话语，它的深刻变革意义在于意识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策略的断裂，即从传统的国家机器直接暴力论(马克思一列宁话语)转向全新的无形微观部署机制。第二，福柯的部署概念甚至又僭越了弗洛伊德和阿尔都塞在支配问题上的深刻构境层，“权力部署既不通过压抑(répression)也不通过意识形态(idéologie)发生作用”，“《规训与惩罚》所建构的不是压抑和意识形态概念，而是规范化和规训(de normalisation,etde disciplines)概念”。[29]我们知道,压抑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中从外部控制转向人的内部心理自我支配的重要一步，马尔库塞和弗罗姆已经将其成功地运用到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去了;而马克思揭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论，经过曼海姆和阿尔都塞,已经在解释当代资产阶级社会观念奴役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是，这两方面都是心理和观念层面的自拘现象，德勒兹指认福柯的权力部署既不是压抑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全新的微观权力物理学，它恰恰是从生产和实践的客观层面发生的自我微观规训(micro-dispositifs)和自我惩罚机制。这不是主观界面上的东西，而是客观层面上的身体化的存在。第三，权力部署是一种物理学，但它绝“不可还原为国家机器(appareild’État)”，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求助于一种图表、一种内在于整个社会场(champsocial)中的抽象机器(machine abstraite,诸如全景敞视主义，它由看见而不被看见的全部功能所规定,可用于任何一种多样性)”[30]。或者说,“《规训与惩罚》的两个方向：一是微观部署分成小部分和扩散的特征，而另一方向也是遍布整个社会场的曲线图(diagramme)或者抽象机器”[31]。显然,德勒兹的观察是细致而深刻的。不过，“曲线场”和“抽象机器”一类塞进来的私货恐怕不会让福柯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而是相反。第四，权力部署无处不在，它通过不可见的“种种力量关系(rapports deforce)”得以布展。这个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是福柯很快就要谈及的新概念。第五，到了《认知的意志》一书中，福柯则进一步提出“权力部署是真理的构成要素”。但是，德勒兹直接批评了福柯的权力批判中缺少了“反权力”的激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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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也是在此处，福柯第一次明确自述自己的规范化思想缘起于老师康吉莱姆。他坦承，康吉莱姆在《正常与病态》(LeNormal et lePathologique)一书中已经从历史上和方法论上讨论了建构正常性的规范问题，并初步生成了一批观念。首先，康吉莱姆已经界定了“规范是权力意图(prétentiondepouvoir)的载体”，也就是说，康吉莱姆指认规范(“正常”)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相对于过去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价值中立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逻辑引导;其次，规训所具有的定性和矫正功能表现出，它“不是排斥和抛弃，相反，它总是与介入和改造的积极技术、与某种规范计划相联系”[32]。因而,福柯觉得，自己正是在老师思想的启发下,才得以从规训进入到更隐秘的规范化权力部署的思考中。规训与规范化，由此被内在地联结在一起了。这倒是一个诚实的他性镜像指认。

同样也是在这里，福柯明确反对了马克思将政治一法律一类的政治权力简单地切割到“上层结构层次(niveau superstructurel)”的观点。可是，福柯的具体批评似乎又恰是建立在一种马克思式的比较性历史分析之上的：把权力视为肉体暴力式的外部强制的观点，只是取自奴隶社会的模式；而权力的功能主要是禁止、阻止和独立的观念，则是种姓社会的模式;封建社会的权力模式在于强迫实施财富转移，剥夺劳动;而到了资产阶级式的行政君主政体中，行政权力的控制已经开始“叠加到给定的经济水平上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了。[33]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明。显然，福柯在这里的思想构序中突然使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群。后面我们将看到，这种对马克思不加注释的援引会愈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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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觉得，如果放到一个更深的思想构境层中去看，福柯此处这个历史性说明是一种双重反讽:一是直接针对马克思将社会结构界划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做法，因为这可能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发生的特定历史现象，将这一社会结构普适化本身就是反历史的。对这一点，我必须为马克思辩护。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结构的那个著名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其实只是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特设性说明，将“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喻转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本身只是斯大林教科书体系过度诠释后产生的严重错误。二是福柯自己思想构境中存在悖结。前文中我们已看到，他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口口声声反对历史研究中的连续性总体观，特别是反对将社会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一封建社会一资本主义社会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线性模式,可是到了这里，他自己却又沿这种线性历史逻辑来说明社会权力的历史性生成。在我的感觉中，此时的福柯之思正在发生一种逐渐的改变：他越是接近历史现实，就越会无意识地重返真实的马克思。当然，他准确地抛弃了前苏东斯大林教条主义解释框架中的虚假马克思，回到历史的马克思的语境。这一点，在此后的多次演讲中，我们可以越来越强烈地感知到。

其实，福柯想指认的是，从奴隶社会到资产阶级的行政君主制，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权力支配点的历史性转移，即从社会结构的上层向生存根基的下移。能感觉得到，福柯这个思路针对的正是传统解释语境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上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甚至福柯也觉得自己是在批评马克思，因为后者没能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这种政治权力支配落点的质性改变。根据福柯此时的看法，自18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的统治方式中就已经出现了全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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