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这种东西发生在18世纪和古典时期，也就是说，建立了某种权力，它相对于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相对于事先存在的社会系统，它所扮演的不是控制和再生产(de contrôle et de reproduction)的角色，而是相反，它在此扮演的是一个积极的角色。通过“以规范化为目的的规训”系统，通过“规训—规范化(discipline-normalisation)”系统，18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权力，它实际上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n’est pas répressif, mais productif)。[34]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再生产”，这几乎都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概念，这是福柯回到马克思的外部话语标识。应该注意，此处的“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是一个重要的质性切割。因为这里的生产性指的不是具象的塑形和制作，而是一种权力在积极的存在肯定和创造性中发挥的异样布展。依福柯的观点，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打倒了封建专制，还在于它对整个社会制度的重新组织和构序，其中，规训一规范化就是其新的权力技术发明的主要构成部分。福柯宣称，从18世纪开始逐渐发明出来的新权力技术也是一种权力机制的新经济学(nouvelleéconomiedesmécanismes depouvoir):这是“一套程序,同时也是一整套分析，使人们可以增加权力的效果，降低权力运转的成本并把权力的运用整合到生产机制之中”[35]。在此讲座中，福柯共计50余次使用économie一词，足以说明他正再一次靠近政治经济学。我们已经说过，阿甘本对这一范式的经济—安济的多义解读。[36]

在后来那场题为“领土、安全与人口”的演讲中，福柯曾再度回归到规训一规范化的主题上来。在那里，福柯明确指认了规训的四个特点：一是“分析和分解个人、地点、时间、举止、行动和操作”，通过分解为可构序的要素，对对象进行观察和修正；二是在要素的分类之上寻求最有效的行为塑形方式；三是建立最优化的顺序和相互协调的构式方式;四是建构长期训练和控制的程序。[37]这四点，都是我们在《规训与惩罚》中遭遇过的思境。福柯进一步说，规训的规范化进程，就是要划分出正常的人(normal)和不正常的人(a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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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disciplinaire)就是要首先提出一个模式，一个根据某一目标而确立的最优模式(modèle optimal)，规训的规范化操作就是要让人和人的举止都符合这个模式，正常的人就是可以与这个模式相符合的人，而不正常的人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38]

这仍然是对《疯狂史》以来的边缘性生存的谱系研究的理论概括：以认知为工具的规训一规范化，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划分存在状态的正常一不正常的真理刀。这把真理之刀不直接沾血，但却是最锋利的新型杀戮工具。疯子、不正常的性倒错和社会边缘上出现的异类都是这种真理规范化的刀下鬼。

二、作为一种部署的权力之“怎样”

1976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题为“必须保卫社会”(Ⅱfautdéfendrela société，1975—1976)的演讲。也是在这一年，福柯出版了前文已经讨论过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在这一演讲中，我们看到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全新政治权力的进一步的研讨。

不难看出，福柯在此完全是在运用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发出追问，即追问从“什么”向“怎样”的转换。[39]在1976年1月7日的演讲中,他说,在“权力是什么(qu'est-cequelepouvoir)?”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将权力视为一种可以直接占有的东西，像“拥有财产一样”占有它，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可能只是一种在其怎样(comment)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效力和关系”中存在的部署(dispositifs)。[40]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所蕴含着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构境中对现成“在手”对象的拒斥，福柯让我们关注事物的“上手”具体发生。也就是说，所谓部署，就是资产阶级权力怎样实施的具体机制。福柯在此讲座中7次使用dispositifs一词，频次略有下降。福柯自己得意地声称，他早在1970—1971年就开始讲述“权力的怎样(comment dupouvoir)”了。[41]但我觉得,这可能是读懂海德格尔方法论之后的一种事后标注。当然，我也确实觉得，福柯这里是将海德格尔的这种现象学追问深深地植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某种历史性转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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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福柯要求我们摆脱在权力理论上的所谓“经济主义”(économisme)。这种观点与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的福柯反对权力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讨论是一致的。福柯明确说，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的观点中，权力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即“既维持生产关系，又再生产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权力观中，权力较之经济力量似乎总是处于“第二位”的，并且权力也像感性的商品一样，可以被占有、转让。福柯明确反对这种权力观。

首先，福柯强调，基于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关于权力的分析势必要摆脱上述经济主义或者经济首要性的观点，因为与传统的外部强制不同，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新型权力恰恰就不再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立的“上层建筑现象”，资产阶级的控制社会的“权力的主要职能”直接就是经济功能(fonctionnalité économique)，这与前述规训权力的生产性和积极能动性相关。资产阶级权力的真正布展是依存在创造性的经济功能中的，由此，传统的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对立就被彻底打破。其次，这种新型的权力也不再是可以赠予、转让和赋予的可见皮鞭、杀戮工具一类的东西，因为它只是“在行动中存在(n’existequ'enacte)”的场境突现,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关系”(rapport de force)。[42]比如,当人们发疯般地追逐财富和成功时,无形中就被资本牢牢锚定在市场控制的游戏之中，这种权力控制的力量关系是无法直观的。我觉得，这个力量关系概念是福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发明。与上述部署概念的质性一致，力量关系同样也是一种非实体的功能性规定。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 60 次使用 rapport de force 这一词组。根据我的词频统计，这也是此时在福柯的思想构境中凸显的全新词组，因为这一词组在《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中的使用频次都是零，而在同时写作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它有1次使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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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中的这种新型权力是怎样生成自己的力量关系的呢？在1976年1月14日的演讲中，福柯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中正生成着一种“真理话语(discours de vérité)—法律规则(règles dedroit)—权力关联(relationsde pouvoir)”的三角(triangle)关系场境。依他的看法，资产阶级这种复杂的多重权力关系穿过和建构着社会实体，并且，这种建构的根本依托正是真理话语。这一观点与上述用以裁决正常/不正常生存的真理刀是同构的。今天的权力关系“不能在没有真理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运转的情况下建立和运转”，当然，权力关系的实施又靠法律规则来承载，由此就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建构性三角力量关系场境。[43]

福柯认为，要准确捕捉资产阶级这种新型的权力关系，还必须在方法论上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要试图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看得见的中心区域去寻找宏观的权力，而是要在权力“变成毛细血管(capillaire)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权力关系最地区性(régionales)的、最局部(locales)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44]。这又是谱系研究方法的运用。与传统西方政治学所关注的权力运行的宏观政治斗争场域完全不同，福柯让我们将目光从宏观阶级斗争转向最不起眼的局部和微观，才有可能真正捕捉到像毛细血管一样发生作用的资产阶级权力关系。我们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已经看到过这一观点的详尽讨论。在另一个地方，福柯具体解释道：“当我说到权力机器的时候,指的是它的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存在形式,它与每个人切身相接的那一点:它进入人们的肌理，嵌入他们的举动、态度、话语，融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每日的生活。”[45]显然,这是上述有关福柯反对将权力界划到“上层建筑”的观点的具体化分析——今天的权力恰恰不是在传统政治学关注的阶级对抗、法规设立和司法强制一类可见的外部压迫中部署的，资产阶级已经悄然将权力支配消融为日常生活中所有小事情的毛细血管。在传统政治学关注的民主政治和言行自由等形式政治游戏背后，福柯让我们关注接近劳作和生活的微观社会建构过程，因为他认为，越是微观的区域和生活细节中，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的渗透就越具有深入性和根基性。对此，弗雷泽说，福柯所指认的资产阶级权力“无处不在，权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权力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多数明显的细小环节和关系中，同样，它也存在于社团成员中，工业流水线中，议会中和军事设施中”[46]。所以，福柯的权力研究也可以被看作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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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要在主观意图(intention)的层面分析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换句话说，不是去关注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肉身)，琢磨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追求怎样的政治模式;而是应设法关注权力运行的实际场境效果，或者说，“在奴役程序的层面上，在奴役的时刻，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重要的已经不是诸如资产阶级政党的方针政策、三权分立和选举的形式等等这样可见的政治主张和具象的政体形式，而是要追问，在现实的社会存在中，资产阶级对被奴役者的支配和控制“是怎样从肉体、力量、能量、物质、欲望、思想等等多样性出发一步步地、逐步现实地建立起来的”。不是理念式的口号，而是塑形人们存在本身的微观权力部署。一句话，福柯要求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中“抓住作为建构臣民的奴役的具体机关”[47]。

其三，不要把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当作一种凝固化了的单质的统治力量，或者说，权力的力量关系从来就不曾是“单数的”(德勒兹语)。资产阶级的新型权力是流动的环节，或者只是“作为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福柯说，资产阶级新的“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新的权力是运转着的网络和动态场境，它在不断轮班(relais)的人手中流动。资产阶级的总统和首相都是一种暂时的象征，“权力通过个人运行，但不归他们所有”[48]。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韦伯在多本论著中都已经说明过资产阶级政治结构中这种不依存于个人的权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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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不在“上面”，而就潜化在位于社会底层的每个人的手中。正因为资产阶级新的权力不是“上层建筑”，所以我们必须真正从社会底层着手，分析“权力现象、技术和变形”，捕捉资产阶级怎样在人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对权力机制进行投资、殖民、利用、转向、改变、移位、展开”等等这些微观的专门技术。过去，权力是他性的外部强制；今天，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正是通过人们自己的生活细节发生作用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才指认资产阶级的权力是通过所谓公民社会中的不起眼的市民阶级的统治(domination de la classe bourgeoise)得以实现的。现在，“权力的微观机制(micromécanique)从某个时刻起体现和构成了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所感兴趣的”[49]。福柯在此讲座中10次使用 bourgeois一词。

其五，资产阶级政治权力打破了传统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表面同谋，新型权力网的布展基础不再是直接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而更多的是自我标榜出中性的认知塑形和积累(formation et de cumuldu savoir)的实际工具。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400余次使用savoir一词，显然，此词仍然是福柯此时思想中仅次于pouvoir一词的高频词。没有认知的形成、组织和进入社会交往与生活，资产阶级权力根本就无从生成自已微细的底层社会控制网络和无形的运行机制。这是福柯非常重要的观点之一，资产阶级权力的部署在表面上恰恰是反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权力(真理刀)就是看起来非意识形态的科学真理和认知。关于福柯的这一观点，我们已经有所了解。

总之，福柯要求我们把研究资产阶级权力的着力方向从国家机器、法律和意识形态转向统治本身在社会存在建构与生活中的微观发生和实际操作层面，转向没有面容的“奴役的形态(formesd'assujettissement)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认知的部署(dispositifs de savoir)方面”[50]。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知关系的部署就已经是权力关系的部署。事实上，我们不难想象，福柯的这种新权力观构境一定令所有处在传统政治史和政治学中的学者感到陌生，因为后者实在无法理解一种具体掌持者缺席的权力场。在1980年出版的《不可能的监狱》(L'Impossible prison)一书[51]中，法国历史学家莱昂纳尔(J.Léonard)就写下了一篇激烈批评福柯的文章《历史学家与哲学家》(“L'Historien et le philosophe”)，其中就激愤地谈到福柯在关于权力的研究中，大量使用了一些代名词动词(verbes pro-nominaux)和“任何人”这个人称代词(pronom personnel)。问题的关键在于福柯提到了这些权力、策略、技术和战术，“但我们是否知道那些行动者是谁？谁的权力？谁的策略?”[52]是的，福柯让全体在传统政治学和历史学中曾经游刃有余的人们不知所措。进入福柯所构式的这种“无主体”的资产阶级认知—权力场境部署，是需要一种深刻的穿透力和构境理解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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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没有统治者”的市民社会权力机器

福柯宣称，与封建专制的外部统治权相区别，资产阶级在17一18世纪发明(invention)了社会统治和支配的全新权力机器(nouvelle mécaniquedepouvoir)。福柯在这次讲座中共计816次使用pouvoir一词，可见它是福柯此时最重要的高频词。这种新的权力机器“有着很特殊的程序(procéduresbien particulières),全新的工具,完全不同的设备(appareillage)”[53]。乍看起来，福柯这种满嘴机械名词的讨论是无法对应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学领域的，可是，仔细去捉摸，又会体知到这种机器的隐喻是精深无比的。福柯说，

这种新的权力机器首先作用于人的肉体及其行动，超过其作用于土地(terre)及其产品。这种权力机器更是源自肉体、时间和工作，而不是财物(richesse)。此类权力通过监视不间断地运转，而不是通过不连贯的佃租(redevances)和持久的债务(d'obligations chroniques)来运转。此类权力以质点强制(coercitions matérielles)严密地分区控制(quadril-lage)而不以统治者的物理存在(l'existence physique)为前提，它决定了一种新的权力经济学(économie de pouvoir)，其原则是既增加受奴役者的力量，又提高奴役者的力量和效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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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极其重要的理论概括。在这里，福柯详细指认了资产阶级新的权力机器相对于封建专制的多重异质性：一是权力支配的对象的异质，相对于从封建专制控制之下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看得见的财物而言，资产阶级的控制对象是活人的身体，特别是人的肉体在一定的时间中的劳作和生活本身；二是权力支配和控制的方式的异质，相对于农耕方式中的地租和长期的债务而言，新的权力布展方式是一种不间断的微观监控和规训；三是权力存在的状态的异质，不同于封建统治者周身散发出的那种显赫的可见权威，新的权力存在转换成不可见的细微分区支配的质点控制;四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异质，它不再表现为统治者单向度地压榨被奴役者，而是建立在被奴役者的能力和效率提高与统治者更大获利的“双赢”基础上。由此，福柯将其标识为权力经济学！

更重要的是，福柯告示我们，资本主义治理社会的权力运作在根本上异质于资产阶级表面宣称的那种反对专制的主权(souveraineté)理论。中译文将福柯这里特意使用的反对专制性的资产阶级的主权souveraineté一词译作一般的统治权，这样的翻译无形之中就将其中特定的异质构境意义遮蔽了。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200次使用这个souveraineté，这说明主权问题也是此讲座的关注焦点之一。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发明的这种新的权力机器完全不能用通常他们所公开标榜的“主权的理论（théoriedelasouveraineté)”来表征。

这种新的，完全不能用主权的术语加以描述的权力，我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bourgeoise)的一项伟大发明。它曾是建立工业资本主义(capitalisme industriel)及其相联系的社会的基本工具之一。这个无统治者的(nonsouverain)权力与主权形式不相符合，这是“规训”(disciplinaire)的权力。它是用主权理论的术语完全不能描述和辩护的权力。其根本上的异质(radicalement hétérogène)，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带来主权理论的法律大厦的消亡(disparition)。[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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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福柯在此文本中最重要的理论指认之一,它表征了福柯极其重要的后马克思思潮的政治立场。福柯指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建构情境下，被资产阶级标榜成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市民社会的民主政治机制，口口声声自诩已经给予了每一个人天赋的平等权利，即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此处是福柯在这个讲座中唯一一次使用société bourgeoise，也可译作资产阶级社会。在后来的讲座中，他多用公民社会(sociétécivile)。然而，与这种表面的主权理论不相符合的现实是:乍看起来,这里的确没有了传统外部专制权力中高悬皮鞭的主人(maître)，“既没有权力也没有主人,更没有像上帝一样的权力和主人”[56],可是,资产阶级却在科学管理的口号之下瞒天过海式地实施了一整套的规训一治理，建构起更深更牢不可破的支配和奴役—尤有甚者，这种支配和奴役正是在表面没有统治者的民主状态中发生的。福柯得意地宣告，这个真相已足以让整个资产阶级政治主权论的法律大厦彻底坍塌。我觉得，这也是福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对此，阿甘本的评点是，资产阶级权力的“空王位”是更具支配力的，资产阶级“政治的核心秘密不是主权，而是治理……不是法律，而是治安(police)—也就是说，它们形成和支撑的治理机制”[57]。这是精准的。

福柯深刻地指出，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主要意识形态(idéologie)的主权论曾经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可是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恰恰是通过规训一治理权力，掩盖起自身的新型奴役本质，“抹去规训中的统治和统治技术的因素，并最终向每一个人保证，通过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他能运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58]。言下之意，资产阶级主权论的民主化承诺实质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因为，这种“民主与集体主权铰接在一起的公共权利的实现”，也正是将隐性的规训强制的机制很深地嵌入社会结构的过程。福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化运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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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方面有了公共权利的合法化(législation)、话语和组织，它们紧紧围绕着社会身体(corps)至高无上的原则，每个人的最高权利通过国家的代表来实现；同时另一方面，人们有了规训强制严格的分区控制，它事实上保证这同一个社会身体的内聚力(cohésion de ce mêmecorps social)。然而，这种分区控制在这种法律里却不会被记录下来，而它又是法律必不可少的附属物。[59]

规训强制的权力并不直接存留在资产阶级光鲜的法律规定之中，但它却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真实地运行和布展着。福柯发现，除去与主权直接相关的法律，规训还有它自己的话语，即由“认知创造的装置(appareils),以及认知和知识的复杂的场(savoirs et de champs multiplesde connaissance)”[60]。福柯总是十分精细地区分 savoir(认知)与 connais-sance(知识),以及与dispositifs(部署)不同的appareils(装置)。并且，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49次使用 appareil一词，70次使用 champ一词。这是福柯政治哲学构境中十分重要的两个属性范畴。福柯说，这恰恰是人们通常不会特别关注的方面，因为这种规训的装置和认知场并不是以法律的明示形式发生作用的，而是依托着令人亲近的认知创造力和天然规则(自然法，règlenaturelle)发生规范化运转。规训的规范化所参照的理论视野不是资产阶级每天挂在嘴边的主权论的法律体制，“而是人文科学(scienceshumaines)”这种高尚的思想情境。[61对此,哈贝马斯的如下概括倒是精准的：

规训力量无所不在，并发挥着规范化的作用，它通过驯服肉体而渗透到日常行为之中，并形成了一种不同的道德立场。无论如何都促使人们遵守劳动纪律，服从生活秩序。…各种肉体惩罚技术在工厂和车间、军营和学校、医院和监狱中同时得到贯彻。随后，人文科学用高雅的方式把这些肉体规训的规范化效果延伸到个人和集体的内心深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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