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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这里,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正是资产阶级权力部署的重要帮凶和同谋。
在1976年1月21日的演讲中,福柯提出,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主权论根本无法适用于分析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复杂权力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权力根本就不是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强权,而恰恰是种种看不见的场境状态中的“能力、可能性和力量”。与之对照鲜明的是,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主权论所预设的民众、权力统一体和合法性三要素,根本无法用来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生成的那种看不见的奴役的本质。
也正因为福柯将认知和知识揭露为规训权力运转的主要依托,所以他必定要选择以保存、传递和创造认知为业的学校和各种学习教育机构作例子。福柯认为,不能孤立地去分析学校在社会中的一般教化作用,而要将之置于整个统治装置系统的场境存在中去观察。所以,
除非试图从奴役的多样性出发(从儿童到成人,从后代到家长,从无知的人到学者,从学徒到师傅,从家庭到行政机关,等等)观察它们如何运转,如何相互支撑,这个机构如何确定一些整体策略。所有这些统治的机制和操作者都是由学校机构组成的整体机构的实际基石。因此,如果你们同意,应该把权力结构(structures depouvoir)理解为穿越和利用统治的局部战术(tactiqueslocales)的整体策略(stratégies globales) [63]
福柯的言下之意是,看起来与政治统治权力无关的学校,其实正是资产阶级规训权力关系最初始的规范化训练,或者说,教育恰恰是资产阶级统治整体策略的局部战场。福柯在此讲座中8次使用stratégies一词。当我们强迫孩子每天学习奥数、学习各种乐器和技能时,正是在实施规训布展的权力关系。其间,在“从儿童到成人,从后代到家长,从无知的人到学者,从学徒到师傅,从家庭到行政机关”等等的社会教化进程中,的确看不见强权统治者的面容,但却发生着最深层的资产阶级建构世界中的支配和控制。这是阿尔都塞在1969年认真讨论过的问题,并且,由布尔迪厄等人系统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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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知谱系学:辨认资产阶级法典上已干的血迹
如果认知装置和知识场是资产阶级规训权力运转的依托,那么,在封建专制巨大身影倒下的地方,就并非真的洋溢着宁静的和平。福柯要做的,就是在布尔乔亚世界表面自由和民主的宁静中,重新辨识出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战争。他十分肯定地说,资产阶级的法律根本不是在牧羊人常去的清泉边上绽开的,而是在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中诞生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确定和发现过去可能已经掩盖起来但仍然被深深记录下来的被遗忘的真实斗争,实际的胜利和失败。它要辨认出在法典中已干的血迹”[64]。福柯这里的观点很像马克思当年指认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原始积累时犯下的杀戮罪行和资本每一个毛孔都沾满着血迹的断言。当然,这种辨认首先必须通过对历史研究的批判性反省来完成。依我的看法,这也是福柯继《认知考古学》之后,再一次回到历史方法论这个重要的主题。
在1976年1月28日的演讲中,福柯指出,先前的历史研究话语,其本质大都是权力话语(discours du pouvoir),因为后者从来都是与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权力联姻的。这是一个新的概括。过去福柯只是指认出历史方法论中的总体性、连续性和目的论,而在这里,他直接指认传统总体性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君王权力话语。一部传统历史的记载不过是每一个时代中现实君王权力允许人们记录的东西。首先,通常我们听到的那些历史故事无外乎总是在编织王国的古老、伟大祖先的复活和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由此增强权力的神圣性,使统治及其延续获得不朽的合法性。所以,“历史,就是权力的话语(discours du pouvoir),义务的话语,通过它,权力使人服从;它还是光辉的话语(discours del’éclat),通过它,权力蛊惑人,使人恐惧和固化”[65]。或者说,在过去,历史话语就是通过辉煌的故事蛊惑和束缚现实中的民众,从而使权力永远固化成统治有序性(ordre)的保证。在原先批判总体性、目的论历史观的地方,福柯直接指认了权力对历史构序的强暴。福柯在此讲座中共计100次使用ordre一词,说明此词此时仍然处于较高使用频次中。其次,福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资产阶级带来了新的启蒙的历史话语,也是资产阶级“权力的著名炫目之物(fameuxéblouissementdu pou-voir)”。之所以说它是炫目和耀眼的,因为正是它,第一次分解了专制强权的同一性,“打碎了光荣的连贯性(continuité de la gloire)”,也打破了社会存在的固化和停滞不前。这一切的实现,恰恰由于启蒙的话语就是理性认知和科学的话语。此前,启蒙总是被视为解放的话语,可是福柯却要用一种新的谱系学研究重新批判性地考察启蒙——也是一种新的权力话语——这就是被他称为认知谱系学(généalogie des savoirs)的研究。福柯在此演讲中42次使用généalogie一词。这显然是对此前他自己的认知考古学的超越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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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2月25日的演讲中,福柯指出,通常关于认知形成和发展的科学史研究中,存在一个“知识一真理(connaissance-vérité)”的轴线,而认知谱系学的思考轴线则是透视性的“话语—权力(discours-pouvoir)”。福柯在此讲座中,36次使用了相对于savoirs(认知)的connaissance一词。并且,他用权力替代了真理。福柯说,自己的认知谱系学就是要挫败布尔乔亚在17—18世纪假造出来的走向光明的“启蒙的问题式(problématiquedesLumières)”,
它必须挫败在那时(再加上19世纪和20世纪)被描述成启蒙、进步的东西:知识对无知(connaissance contre ignorance)的斗争,理性对幻想的斗争,经验对偏见的斗争,推理对乖谬的斗争,等等。这一切被描述和象征化(symbolisé)为阳光(jour)驱散黑暗(nuit)的步伐,我认为这是必须摆脱的:不是把18世纪的进程理解为阳光与黑夜、知识和无知的关系,而是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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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看到启蒙就是光明之路的地方,福柯在谱系构境中却看到了另一种东西。福柯深刻地指出,自己的认知谱系学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启蒙的进步话语:相对于传统的专制,资产阶级看起来美好的认知话语发生的历史不是阳光与黑夜的关系,不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历程,而是一部新型的资产阶级认知一权力关系布展的历史。福柯这里的观点很深地同向于本雅明。福柯揭示道,在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某种生产性的认知技术(savoir technique),所有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是最早洞悉知识=财富、知识就是权力奥秘的人,所以,通常独占的认知(技术)会被资本家们策略性地投入使用和机会主义地秘密隐藏起来,谁手中握有新的认知,谁就会在生产、经济、政治和文化存在中真正握有决定新世界主导地位的权力。这是福柯发现的资产阶级新世界中的秘密。在认知的谱系研究轴线中,福柯极为深刻地看到了真实发生着的认知话语一权力斗争:“围绕认知,关于认知,关于它们的散布和混乱的重大的经济一政治斗争;围绕经济的感应现象和与独占某种认知及其布展和秘密(dispersion et à son secret)联系的权力后果(effets depouvoir)的重大斗争。”[67]我以为,这是十分深刻的思考。福柯想告诉我们,围绕认知所发生的这场可耻的资产阶级利益之争,显然不是光明对黑暗的前进步伐。
当然,这场“组织技术认知”的斗争肯定是以资产阶级的大获全胜为终局的。福柯发现,走向现代性的资产阶级发动了一系列活动、事业和制度建构,来响应这一场认知一权力的斗争。此处,福柯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竟然又是著名的法国“百科全书运动”(Encyclopédie)!在先前人们的印象中,百科全书运动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次重要践行,可在福柯的认知谱系学构境中,它却成了资产阶级以认知(权力)构序世界和规制社会生活以谋取私利的工具。福柯明确厘清,在一般的思想史研究中,百科全书运动总被认为是哲学唯物主义的一次胜利,是从政治层面上以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从思想上以科学反对基督教文化的,可事实上,它的本质却“地地道道是(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技术认知的同质化(d'homogénéisation des savoirs techn-ologiques)”运动。[68]对此,他曾经分析过,“《百科全书》的任务是驱逐非认知、获得认知和光明”[69]。这是说,百科全书运动在用科学认知打破神学禁锢的同时,却用一种新的认知同质化塑形和构序了世界,而这种同一性的构式恰恰是资产阶级支配和征服整个存在的前提。在这一同质性认知构序中,福柯发现了四种重要的操作:“挑选、规范化、等级化和集中化(sélection,normalisation,hiérarchisation,et centralisation)”[70]。挑选是指取消和贬低那些无用、不可通约和经济上昂贵的认知;规范化是指打破认知之间隔离的障碍,使相互交换得以实现;等级化则生成认知体系等级,令一些低等认知得以入序另一些认知;集中化使对认知的控制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不是科学认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现实构序和社会支配的内在同一性需要。福柯这里对于百科全书学派的分析是令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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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谱系学构境中,福柯列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现代大学。他指认,大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是垄断和挑选知识,进而培养资产阶级的精英接班人。在大学之中,认知成为学科,业余学者消失,
根据认知的质和量分为不同的级别,教育的角色包括隔离大学机构中的不同级别;通过某种有权威的科学团体的建构使认知同质化的作用;取得一致的组织;最终是间接地或直接地形成国家机构的集中。[71]
现代资产阶级的大学是专业化等级的最初界划,科学组织和训练是以后资本主义社会规训的基础,并且为将来的组织化构序提供观念前提。我们看到,布尔迪厄的《再生产》(1970)等重要论著具体研究了这一主题。
福柯宣称,更重要的事件是:从19世纪开始,以认知为装置的规训开始在全社会布展开来。从此,权力的规训技术从最微细的层面上生发,开始控制人的肉体和灵魂。并且,与规训权力布展有所差异的事件还包括了福柯新发现的生命权力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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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福柯的思想构境总有创见。1976年的讲座中他突然提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在社会控制中发明了一种不是规训权力的权力新技术,亦即直接干预生存的生命权力。与更多地作用于人的肉体的规训权力不同,这种新的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总体性生物学活体存在,也是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物和认知对象的人口(population)。正是在对人口的治理中,诞生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下全新的治理术——治安,这是资产阶级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政治权力操作场域的结果。治安,亦即社会治理中的经济学——它同样不是通过人为的强制实现的,而是驱使社会生活在自然性上自行运转和自发调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治理术的本质正是作用于复杂情境中的微观生命权力支配。
一、“怎样”活着:面对生命权利的权力技术
到了“必须保卫社会”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也就是1976年3月17日的讲座开始之后不久,福柯突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断言:他有一个新发现,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不同于规训权力的权力新技术,这就是直接干预生存的生命权力(Bio-pouvoir)。他所自造的Bio-pouvoir一词,根据我所作的词频统计,这一概念正是在此突现的,因为在此前的《词与物》、《认知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不正常的人》中,Bio-pouvoir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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