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的使用频次均为零。

首先，依福柯的理解，资产阶级的生命权力并不排斥规训权力，而是包容原先的规训权力技术的，这两种权力技术处于支配生命存在的不同的等级层次中。这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断裂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重叠发生作用。其次，与原来的规训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整体，不再只是“针对肉体，而是针对活着的人”[1]。肉体，是人的现成的实体存在;活着的人则是指人怎样存在的生命活动和具体场境生活。可以感觉得到，福柯自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重大发现。

规训试图支配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分解为个体，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且可能被惩罚的个体。而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masseglobale)，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2]

规训权力将人分解成可直接监控的对象，从肉体上塑形和监控，而生命权力则是在更大的尺度上支配整体的生命(人口)，由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了不同于规训“肉体的政治解剖学”的全新的“人类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3]福柯在此讲座中18次使用 biopolitique一词。此词同样是在此突现的，以前的所有文本中它的使用频次皆为零。应该说，资产阶级的现代生命政治学是福柯极为重要的政治学断言，或者说，生命政治学是福柯发现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全新构式方式。在《性史》第一卷(1976年12月出版)的最后一章里，福柯首次在文本中提出了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的观点。[4]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左翼激进批判中的政治哲学话语(巴迪欧、朗西埃、齐泽克和阿甘本等)多半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就此，阿甘本这样提及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米歇尔·福柯致力于研究性的历史并揭示在其中起作用的权力的布展，他开始日益坚决地把自己的探索转向他所谓的生命政治—逐渐地把人的自然生命纳入权力的机制和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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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5]

福柯说，正是在资产阶级新建构的生命政治学中，才第一次出现了一种被重新建构起来的新的社会实体，即不是个人一肉体的人口(population)。“生命政治学与人口相关，人口作为政治问题”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对此，埃斯波西多[6]曾经解释道：“生命权力的特点在于整个政治、法律、经济领域都为人口的数量增长、重量提高而运作，故只关注其生物性：生命成为治理要务，治理全部的意义就是管理生命。”[7]当然，此处这个人口概念显然不是传统社会学或经济学中那种简单的人在统计学上的数量范畴，而是一个全新的被重新构境的政治学概念，即在人类生命整体存在意义上的政治治理对象。福柯说，新的权力控制不再是肉体之规训，而是“对生命，对作为类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régularisation),而不是规训”[8]。福柯在此讲座中22 次使用régularité及其相关词。依我的理解，这个régularité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以后，福柯用重新构境过的gouvernement(治理)取代了它。依福柯的界划，规训与调节,是资产阶级手中两种不同的权力运作模式。这二者，异质于专制统治中的显性暴力支配，它们的存在方式是隐性寄居于劳作结构和生命延续的细节之中，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可见的软暴力，而这一切恰恰都是资产阶级政治学在民主、自由和博爱背后故意遮蔽起来的东西。

在福柯看来，与传统封建专制中的阴暗的，总是要置人于死地的强暴权力不同，与资产阶级塑形肉体的规训权力也有差异，作为资产阶级新发明的

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由于这个权力的新技术，出现了一种连贯的、有学问的权力，它是“制定活着”(fairevivre)的权力。君主专制制定死亡，让活着(laissaitvivre)，而现在出现了我所说的调节的权力，它相反，要制定活着，却让死亡(laisser mourir)。[9]

显然，福柯这个思想构境层是比较难进入和理解的。依我的入境估判，福柯通过这段颇为绕口的表述是想指认，与传统专制权力中那种面向死亡的消极而悲惨的生存情境不同，也与机器般运转的规训构序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支配方式中的确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深层改变，即生命权力不再直接面对死亡(甚至很多国家直接取消死刑)和肉体塑形，转而关注让人“怎样”(comment)活着。用资产阶级的话语，就是摆脱专制的黑暗生活，在启蒙的阳光下民主、自由和博爱地活着。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资产阶级的生命权力就在这个“开心地活着”的场境层面上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干预和控制，表面看起来，这种干预和控制是为了提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实则却是让生命在更深的存在构境层中生不如死。这就是福柯所指认的资产阶级实际操作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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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这样，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中就出现了相互重叠的两个权力系列：“肉体系列一人体一规训一机关；人口系列一生物学过程一调节机制(mécanismesrégularisateurs)—国家”[10]。规训对象是人的肉体,依托的构序方式往往是生产过程和劳作机关;而生命权力的对象是广义的生命人口，它支配活着的生命过程的构序方式是生物学的调节。依福柯的看法，也是从19世纪开始，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才真正完全占有了人类生命本身:通过规训技术和调节技术两方面的双重游戏(doublejeu)，“它终于覆盖了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并且，

这个剩余的生命权力(excès du bio-pouvoir)在技术上和政治上给予人这样的可能性以后：不仅仅是安排生命，而是使生命繁殖(proliférer)，制造生命，制造怪物(fabriquer du monstre)，制造(至少)无法控制和具有普遍毁灭性的病毒。[11]

如果放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的这种观点听起来就仿佛是一个巫师的黑色预言，可悲的是，这则预言在21世纪的今天却已然成为现实，克隆和基因技术已经在挫败人类伦理底线的各种实验和发明中制造生命，制造怪物，制造毁灭人类自己的病毒。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权力的恶果已经直接显现。我不能不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是异常深刻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超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域，这是我们需要认真省察和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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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福柯开始了题为“安全、领土与人口”(Sécurité，Territoire，Population，1977—1978)的演讲。上文已经论及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的思想在此讲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深化。在1978年1月11日的演讲中，他说:“生命权力在人类中构成了基本的生物特征(traitsbiologiquesfondamentaux)，这些机制的整体将能够进入一种政治、政治策略(stratégiepolitique)和权力的一般策略(stratégie générale)的内部。”12福柯在此讲座中17次使用stratégie一词。与传统权力实施的方式不同，资产阶级全新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部署方式都是策略性的，它甚至已经不是规训权力中那种时间与空间中的微观肉体操持，转而进入了生命存在本身的无形构序和支配。这里的策略性即是指生命权力的非物性操作、不可见和非直接作用方式，它往往在生命存在的日常微细发生和惯性运转中融化为构式方式本身。所以，生命权力往往是不可反抗的，因为它就是资产阶级世界中的生命存在样式。抗拒它，即是不活。依埃斯波西多的看法，“一旦生命成为政治行为的直接关切，政治就完全进入了免疫(immunitas)模式”[13]。资产阶级构序方式就是生命存在的天然模式，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确证资本主义生存方式另一个天然性的重要现实基础。生命政治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免疫模式。由此，它将是无病可入、不可战胜的。这是一种深刻的指认。

福柯精心地界划道，要想进入他所讨论的这种新型生命权力的思想构境，首先就得在方法论上厘清，他所指认的权力“并非一种实体(substance)，一种流体(fluide),也不是什么出自某物(quelquechose)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系列机制和程序的集合(ensemble de mécanismes et de procédures)”[14]。这里的机制和程序的集合，就是在构序和构式场境存在中的权力布展。这是很难进入的一种新的理解构境层，它首先要从传统哲学理解中的实体本体论走向关系存在论，再从关系建构中发现生命存在的突现和场境建构性，最后再从新的生命政治构境层捕捉资产阶级生命权力的无形场境布展。福柯不断发明出来的权力力量线、牧领权力和治安等概念都是在这一新的构境层中建构和生成的。这一点，与我的构序—构式一构境思路倒是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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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专此明示，自己研究生命权力的方法与以往所有权力研究的不同点在于—并非基于可见的感性实体和外部强制，而是权力运作中不可见的功能性的力量场境及其活动机制。他说过，与封建专制条件下的强权相较，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异质之处就在于已经转换成不能直接占有的东西了，是一种看不见的构序力量和关系线。

其次，这些作为复杂权力关系出现的东西，不是独立实在的，不能“自动生成”(autogénétiques)和“自我持存”(autosubsistantes)。具体而言，资产阶级新型的生命权力关系不同于封建专制它不再以独立的政治特权或刚性法规出现，而只是依存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如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性关系之中具体寄居性地布展。

权力机制内在于所有这些关系(relations)之中，它们之间互为循环的因果(circulairement l’effet et la cause)，而且，很明显，就在人们可以在生产关系(relations deproduction)、家庭关系和性关系之中发现的权力机制之间，有可能发现单边的协调(coordinationslatérales)、等级化的依附(subordinations hiérarchiques)、同构现象(isomorphismes)、同化或技艺上的类似和连锁效应，它们使我们可以用一种逻辑的、协调的和有效的方式考察整体的权力机制。[15]

显然，福柯这里的relations de production就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此时此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话语的在场，再一次令我感觉到，一旦真的接近社会存在，福柯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近马克思。接下来，我们还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并不简单表现为独立的可见的政治强制和压迫。它们往往寄居于其他重要社会关系之中，作为这些关系的关键性构成质性潜在地发生场境支配作用:它们可能是单方面地发生调节作用，也可能是依附于生产关系、家庭生活或者性关系之中隐秘地产生影响，甚至表现为生活现象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同构性和更深一层技艺构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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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化的连锁反应。

其三,资产阶级的生命权力运行仍然是一种真理政治学(la politiquedela vérité)。福柯在此讲座中使用vérité一词近 100 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观点了。不同于传统的具象权力研究，福柯对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生命权力的分析往往是哲学式的，在他的脑海里，“权力机制的分析的作用就是揭示认知的效果，它们通过在我们社会中的斗争、对抗和战斗，以及作为斗争要素的权力策略生产出来”[16]。其实,我们已经知道,通过认知一真理塑形存在的权力策略，是福柯透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的重要武器。不过，他在这里是强调生命权力对真理性话语的借力。

福柯十分得意地自诩，如果说他对资产阶级生命权力的研究是在哲学高度上开展的话,那么这将是一种实践哲学(pratiquephilosophique)。[17]福柯在此讲座中155次使用pratique一词。并且，他也不是在传统政治学理论域中讨论学术，而是直接基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真实运转进而从中“深入到真实力量的战场内部”—亦由此，人们才能跟随他真正洞悉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权力的真实运行机制。这倒真不是一种空洞的大话。

二、似自然的人口:生命权力安全治理的对象

基于上述的方法论构境重设,福柯开始转向自己真正的演讲主题,即“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来。我们能发现，这与福柯先前已涉的讨论域并非是连续的。除去上面已经讨论过的人口，安全和领土都算是此时在福柯之思中突现的奇怪概念。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福柯具体讨论中的学术构境。

福柯声称，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的一般经营(l'économiegénérale de pouvoir) 正在成为一个有关安全的构序(l'ordre de la sécurité)”，或者说，资本主义正在进入某种由安全技术统治(dominée par la technologiede sécurité)所支配的“安全社会(société de sécurité)”状态。[18]福柯在讲座中353次使用sécurité一词，说明它是福柯这个话语文本中凸显的高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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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在此无疑是一个很突兀的说法。福柯越来越在概念的使用上模仿海德格尔，即将日常概念重新构境和深化为一个让人感到完全陌生的新词。此处，还必须指认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构境面，即福柯所体认到的资产阶级世界在社会控制上出现的日常化倾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已不再是权贵们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而是悄悄地转化为遍布日常生活本身之中的隐性支配。生活存在本身就是统治的实现，因此，日常生活的概念将取代传统政治概念。这是福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秘密构境意向。显然，这个“安全”并非我们常识中的平安，而是特指一种新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权力指向，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法典规制，也异质于我们早前不久刚刚熟知的规训塑形，而是一种无声的“安全部署”(dispositifs sécurité)。这个安全部署与福柯后面将重点讨论的治安(police)概念有内在的相关性。尤其应当指出，司法一法律机制、规训机制与安全机制，固然发生于资本主义不同的时期，但它们之间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交融，只是在不同时期内主导性的方面各异而已。福柯判定，现今居资产阶级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正是与生命权力相关的安全部署。

与这个安全部署相关，福柯在空间上也给予了一个比较性的参数。在空间上，与安全相对的是主权与规训，“主权（souveraineté）在领土(territoire)边界内实施，规训在个体的身体上实施，安全在整个人口上实施”[19]。此处我们再次遭遇souveraineté这个概念,但与上述讨论中涉及的主权理论不同——这一次,souveraineté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神圣天赋权利，而是转指国家主权。现在我们知道，主权的空间对应物是领土，由此，福柯才会明确指出，此处的国家主权主要与领土、城市，特别是首都的中心化相关联。显然，领土概念的出场是一个历史性的辨识。故而，如果把上述三者的活动空间和具体作用再作一个相关的对比，自然得出如下结论：

主权将领土首都化(capitalise)，提出了政府位置(siège du gouver-nement)的主要问题，规训架构起一个空间并且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的关键问题，安全则试图整治环境(d'aménager un milieu)，根据一些事件(événements)或一系列事件，或者可能的要素，这些系列都需要在一个多价的和可变的框架中来调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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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基于领土上的政府首脑所在，规训针对肉体的空间区隔和监督，安全弥散于环境中的事件。当然，福柯在此想重点讨论的问题，显然是被他指认为根据一系列事件“整治环境”的安全机制。福柯在此讲座中50次使用了événement一词。前面我们遭遇这个概念，还是基于认知考古学中的话语事件场。而在此处，événement是指非实体的社会生活建构场境，这个词也是后来巴迪欧哲学的核心关键概念。首先，此处作为整治对象的“环境”并不是拉马克提出的那个自然环境,而是一种在关系性社会存在(事件)中建构起来的似自然性的(quasi naturel)“人为的环境(milieu artificiel)”,或者叫“历史—自然的环境(milieu historico-naturel)”。[21]竟然在福柯的讨论中直接看到这个我自己也使用过的“似自然性(quasi naturel)”，这令我十分吃惊。[22]虽然他在此讲座中仅两次使用quasi naturel这个词组。[23]此外，福柯显然对黑格尔并不熟悉，所以他并不像青年卢卡奇和阿多诺那么了解“第二自然”构境中似自然性的更深含义。这个似自然性的社会存在环境正是生命权力要干预的真实目标，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福柯向我们强调的人口一自然,即“由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rapports sociaux et politiques)编织而成(tramée)的人口”—这种关系性的似自然存在在此恰作为另一种“人的类(espèce)”[24]。这有些像列斐伏尔改造传统的空间概念，在那里,空间已不再是物理的广延性，而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福柯这里，人口也不再是个人肉身的数量总和，而是社会关系建构的另一种似自然性的类存在。

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自然一自由：安全治理的现实基础

我们知道，福柯学术思想构境中最出彩的方面往往是对历史的关注，这一次他依然是直接回到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史中去寻找事实作为生命权力存在的例证。不过，历史证明这一回是在经济学(économie)学说史的角度上,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e)向重农论(physiocrates)的转换开始的。福柯在此讲座中，147次使用économie一词。这说明福柯已开始关注和直接利用学术语境中的古典经济学。上一次福柯集中讨论经济学还是在《词与物》一书中。显然，这里福柯的思想构境中不存在后来阿甘本重构过的économie—安济观。而且，依我的看法，福柯此处关于经济学学说史的思考也意味着他对马克思的一种无意识回归(“回到马克思”)的开始。我注意到，巴里巴尔正确地看到了发生在福柯思想进程中的这种对马克思的“从决裂到战略联盟”的转变，正是在福柯晚年的生命政治研究中，他“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分析的方法和概念也用得越来越突出”[25]。应该说，这是精准的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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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1月18日的演讲中，福柯站在一个比较性的视角上指认:基于对实体贵金属的追逐，17世纪重商主义的社会支配形式总是以人为的禁止和控制为前提的，比如当食物短缺时，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禁止出口、禁止囤积总之，社会控制始终处于一种可见的消极的限制和监控之中；而到了18世纪的重农论时期，自由贸易和流通开始真正发生作用，可就在这个人们一般看到经济政策和经济学思想变化的地方，福柯辨识到的却是资产阶级治理技术(techniques degouvernement)的重大变化,即在自由放任之下“安全部署(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的建立”[26]。在此讲座中，福柯88次使用 techniques 一词，9 次使用techniques de gouvernement词组。依福柯自已的判断，此时他已经不再处于认知考古学的研究语境之内，而是在“权力技术谱系学(généalogie des technologies de pouvoir)的线索之中”了。在此讲座中，福柯12次使用généalogie。这是前述认知谱系学向现实政治实践的进一步推进。福柯发现，同样是处理食物短缺，重农论没有提出限制和监控，反倒主张了一种与重商主义完全相反的非人为的自由放任的自发性构序态度，“通过让其做’(laisser-faire)，让其过’(laisser-passer)，放任他们,任其自然’(laisser les choses aller)”[27]。这种自由一自然的处理方式的结果是市场自发调节粮食价格，最终使食物短缺得到非人为的治理。这里发生的重要构序一构式方式的转换在于：人为构序向市场自发调节生成(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自组织构序)的转换。这就是从资产阶级经济运行模式中生成的所谓安全治理模式，这也是资产阶级新型生命政治权力治理安全部署的真正基础和核心运行机制。在我看来，福柯此处对经济学学说史的分析是准确和深刻的，由此得出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统治术的质变——安全治理的观点也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后来福柯所强调的资产阶级社会治安的初始现实基础和运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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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指出，为了差异性地看到安全治理的独特性，可以把这种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生命权力在自由放任中“让你活着”的安全治理(调节)方式与规训权力的作用机制作一对比：其一，规训权力总是向心式的，它习惯于通过对人的包围和封闭来进行社会控制;而新生的安全部署则是离心式(centrifuges)的，总是向外扩张，惯常通过生命存在开放式地引入新的因素来扩大自己。其二，规训权力不放过任何事体，习惯于通过微观到毛细血管的“不准”来建构人为的细微监控，并以此支配一切;而聪明的安全部署则是放任的，积极地让被控对象自由发挥自己的本性，没有绳索的放任即是新的更深的自愿臣服。其三，规训权力借助法律系统，通过禁止和允许生成特定的有序性，是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模式;而具有战略眼光的安全部署则从原先以禁止和阻挡为核心的否定性的思维转向肯定性！这种肯定性建立在对人的本性(自然，nature)的自由主义(libéralisme)的认同之上。福柯在此讲座中174次使用nature一词。这就走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核心政治意识形态构境中来了。自由主义也是当代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构式区域，它牵动着全部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和文化存在的稳定质性。

在福柯眼中，18世纪之后，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deliberté)真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一个历史发生事件。事实上，福柯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缘起于其早期写作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在那本书里，他已明确讨论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语境中的这种自由。那里他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这种自由和自然中的真正自由距离遥远:它处处受到限制和压迫，和个人最合法的欲望正对立:这是利益、合纵连横、金融组合上的自由，而不是人、精神、心灵上的自由”[28]。资产阶级的自由本质上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人的真正自由。由此，福柯明确指认出，资产阶级的自由首先是在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商品交换和资本重组上的自由，所有人在商品一市场经济交往中有平等的经商、劳作的自由，可是人与人的实质上的不同必然导致这种自由的结果是极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受盘剥，这是一种被资本掌控的经济关系绑架起来的自由。由此福柯才会指认，这种所谓的在市场交往中生成的自由，“不但不能使人重新拥有自我，还不断地把人和其本质及其世界相隔离；它使人迷失于他人和金钱的外在性之中”[29]。我认为,福柯对资产阶级自由观的认识是深刻和具有穿透力的。当然，那时的福柯在关于自由的认识上，还未曾上升到资本主义的整体社会治理和控制的构式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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