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而到了此时，福柯关于资产阶级自由的看法则更加深刻和成熟。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确实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一整套在现实的经济一政治中发生着社会控制作用的虽公开化然却无法透视的隐性安全机制。他说，资产阶级“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技术是自由，实际上，这个自由应当纳入权力技术的更替和转换(mutations et transformations des technologies depouvoir)中来理解。以一种更精确和更个别的方式来理解，自由并非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与安全部署的建立相关的东西”[30]。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即为福柯此处所指认的充分反映资产阶级安全部署的本质！福柯在此讲座中60余次使用liberté一词。这是一个新观念。

新的观念是：对人的治理(gouvernementdeshommes)本质上首先应该考虑事情的本性(nature des choses)而不是人的恶习，对事物的整治(administration des choses)首先要考虑人的自由(liberté des hommes)，考虑他们想做什么，考虑他们的利益是什么，考虑他们之所想，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要素。权力的物理学(physique dupouvoir)或者说把自己理解为在自然的要素(l'élément de la nature)中的物理运动的权力。权力把自己理解为一种调节(régulation)，它只有通过人的自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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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运转。[31]

在福柯笔下，自由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而首先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精妙的生命政治权力技术。它是资产阶级治理活人和整治物最重要的安全部署：它不再着眼于人为性地禁止或阻挡人的恶习、犯罪，而是让人的本性(自然)、让过去被压抑的“肮脏”欲望和私利自由地释放出来，任其自由角逐，最终由市场的自发性调节来达到根本性的社会一政治安全之序。由此，市民社会中充分原子化的个人在这种资产阶级安全部署之下的自由生存将是无怨无悔的，这是生命政治最核心的本质。也是在这个构境意义上，福柯在转喻的构境中，将安全部署中的权力指认为物理权力—言下之意，相对于传统政治权力的人为主体性，资产阶级的这种新型权力不再是简单的可见的禁止，而恰恰是让权力在人们所说的天然的、“实在的要素(éléments deréalité)”上发生不可见的客观物理作用，

这些机制的目标是消灭一些现象，但完全不采用禁止的方式“你不能这么做”，也不是“这是不能发生的”，而是通过现象本身(phénomèneseux-mêmes)来逐渐消除这些现象。把这些现象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而不是以强制的法律对它们说不。[32]

我觉得，福柯这里对“物理”的使用是很深刻的—资产阶级新型的生命权力已不再是主体强制，而是让资本主义生存方式成为生命和事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客观机制。通过现象本身消除现象，通过人的“本性”的自由释放来治理人此即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科学秘密。我以为，这是福柯有关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研究中最深刻的内容之一。

四、第二自然性:基于人口的安全治理

1978年1月25日，当演讲过半，福柯突然提到，在西方18世纪初叶，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人物，他是全新的，以前没有人看到，他也没有得到过承认和认识,这个新人物在18世纪开始的时候闪亮登场，他就是人口(population)”[33]。从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人口并非一般人口学意义上的规定,而是“作为权力的关联物和认知的对象(corrélatifde pouvoir et comme objet de savoir)”[34]。相对于传统人口学的语境,这当然是一个颠覆性的重新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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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再次指认道,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之中，也就是从多数人们看到经济学进展的地方，他却在政治学意义上发现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在那里，人口已经从传统的被统治的对象转变为资产阶级汲取统治力量的来源人口提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成为国家力量的原动力。所以，在重商主义那里，“人口是财富的来源,是生产力(forceproductive),也是规训的框架(encadrement)”。同时,重商主义也将人口视作法律主体的集合，这主要是在“统治者与臣民的轴线(l'axe du souverain et des sujets)上思考人口问题”[35]。而与此相反,后来的重农主义的人口策略则有较大的调整，他们不再将人口简单地视作主体性的法律一政治概念，而是开始将人口“看作集合(ensemble)的过程,对这些过程的处置(gérer)应该置于它们所具有的自然(naturel)之中,并从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性出发”[36]。这是正确的判断，重农主义开始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纳入到非人为的自然性运转上来。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已经遭遇过福柯此处论及的自然场境，它实际上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即在社会生活中生成的人的似自然性(quasinaturel)。不难看出，福柯思考重农主义的角度同样是在经济学之外的并且，这一次，他的着眼点是社会权力的支配方式改变。从经济学语境中体悟出哲学方法的变革，从经济学研究中探寻政治统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的科学思路。

那么，福柯所看到的人口的自然性是什么呢？缘何人口不再是可见的法律主体的集合，而变成了不可见的生命权力“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技术一政治对象(d'objet technico-politique)”？这的确是很难进入的思考构境层。为此，福柯指出了两条破解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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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安全治理中对人口自然状态的曲线控制。曲线控制，是福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治理构式特性的一个重要发现，相比之传统权力作用的直接性，资产阶级将自己的权力动作通通削除了直接显现和直接作用的特征，转而采取了曲线式的隐蔽作用和控制机制。杀人不见血、打人不见拳，且永远不在犯罪现场，资产阶级的安全治理是一次对人的完美的谋杀(鲍德里亚语)。福柯说，18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指居住在领土上的个人的总和”，也不是一个给定的不变要素，即作为统治者的直接支配对象，而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形成一个不透明的动态关系,并由此生成为一种“自然现象(phénomènedenature)”。福柯在此讲座中190次使用nature一词，说明nature概念正在成为此时福柯思想构境中比较重要的关键词。福柯指认道，这个自然现象与传统的统治者法律意志论(volontarismelégaliste)相比而言是“更有深度的东西”。[37]显然，这个自然性的人口指的还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对象，而是指让人口处于自身本然的状态中，只通过改变相关的其他因子和要素来对其发生间接的影响，这就是曲线控制。譬如，改变现金流或者出口比例来调整就业率，进而对人口发生影响和作用。比之资产阶级法律意志中的直接控制来说，这是一个不易发现的间接发生作用的、很复杂的曲线控制。以至于，福柯故作神秘地将其称为一种新的生命权力技术：

不再是使臣民对统治者意志的服从，而是控制一些看起来与人口不相干的事物，通过计算、分析和观察思考，人们知道控制这些事物可以实际上对人口施加影响。我认为，人口的这个可以渗透的自然性(naturalité pénétrable)，使得权力的合理性组织的方法(l'organisation etla rationalisation des méthodes)发生了重大转变。[38]

让人口在一种间接控制的变数关系中发生自发性的自然改变，而不再是通过外部强制来直接控制，这是一种新的基于非人为的自然性的生命政治权力运作方式。我们知道，这正是资本主义商品一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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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安全治理中人口作为自然现象的第二种实现方式，是让其本性中的欲望(désir)自由释放出来。与传统社会视欲望为人生大敌不同，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中，欲望是人基于自然本性的正当的行为动机，而不是神学构境中的魔鬼。我们在卢梭的《忏悔录》中，可以看到这种自利式的欲望的公开在场。在由不同的个人构成的人口中，“欲望，所有个人都因它而动”。并且，整个资产阶级的消费世界都是由欲望的制造而驱动的。故而，“拉动消费”都会成为所有现代性政府的统一口号。资产阶级正是要利用欲望的自然性特点,使其直接进入“权力和统治技术的内部”[39]。与传统的封建专制不同，资产阶级不再压抑人对金钱、权力、名望和性的欲望，反而刺激和鼓励它们的充分释放,而在其自然存在的状态中实现自发调节，从而布展安全权力对人口的治理。福柯指认，这正是整个资产阶级功利主义(utilitariste)哲学的建构基础。在福柯的同页手稿上还有这样一句话：这种“功利主义哲学对于人口治理的作用，如同意识形态对于规训的作用”[40]。这是一个有趣的比较。如果说，意识形态仍然是规训权力的帮凶，而去意识形态化的功利主义则是安全治理的构序支撑。

由此,人口就作为一种自然(本性)现象入序进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的技术权力领域，“第一次,不再把人称为人类’(legenrehumain),而是人种(l’espècehumaine)”[41]。福柯的言下之意,过去,人将自己与一般动物进行差异性类别化以实现区分，而在资本主义全新的人口要素中，人却再一次回到自在状态中的物种的生物圈(biologiquepremière)。即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动物。福柯深刻地指出，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自在)人口相一致的，还包括全新的社会上层存在中的由自然化分布活动和放任发声自发建构起来的“公众”(public):即由“舆论、行为方式、习惯、恐惧、偏见和要求”建构起来的社会实在。公众不是主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在自发建构意义上的自然场境存在—这正是全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秘密。福柯认为，这提供了一个“从物种的生物学本源到通过公众概念所提供的可控制的外形(surface)”,这是一个自在性的全新实在场(champ de réalitésnouvelles)。这个自在的实在场正是资产阶级新的权力技术布展中的另一个对象。福柯在此讲座中仍然84次使用champ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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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安:面对人口的治理术

福柯指出，他越多提及作为自然的人口，也就越少涉及君王式的可见统治者(souverain)。因为，面对人口这样一个新的自在实在场,资产阶级的策略正是非人为的治理(gouvernement)。福柯在此讲座中568次使用gouver-nement一词。这显然是他此时高度关注的问题。福柯说：

“国王统治(règne)，但不治理(gouverne)”，治理与统治之间的关系翻转过来，相比主权(souveraineté)，相比统治，相比帝权(imperium)而言，治理更为基本，我认为，现代政治问题是完全与人口紧密相连的。其系列是：安全机制(mécanismesde sécurité)—人口—治理和人们所说的“政治”这个领域的开放，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构成了应该加以分析的系列(série)。[42]

据阿甘本的考证，“国王统治，但不治理”一语出自神学家厄里希·彼得森[43]关于神圣一主制形象的评点：“主上统治，但并不治理”(Le roi règne，maisil negouverne pas)[44]。福柯宣称,在资产阶级现代生命政治建构的这个全新治理场中，传统的有面孔的统治者(奴隶主和国王)固然消失了，但无面孔的治理这种基于生命本身的控制却“更为基本”。这里的“无面孔的统治”并非说今天的总统和首相都是无脸的怪物，而是揭露这种民主政治中领导人肉身的假面性。福柯甚至认为，从魁奈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在“处理人口问题的治理”。这个新的人口，才是当代资产阶级政治中治理艺术(l'art de gouverner)的真正对象。[45]福柯在此讲座中120 余次使用artdegouverner，这一词组也可以被译作治理技艺。更有甚者，就连整个西方人文科学的出现，也“必须从人口的诞生出发来加以理解”。换句话说，西方人文科学中后来出现的那些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大致上都与对这种重新构境中的资产阶级人口治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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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2月1日的演讲中，福柯明确指认道，治理在西方最早出现于16世纪，在打破封建专制和宗教改革的两个维度上生成了一般意义上治理的问题式(problématique)。[46]依福柯的看法,正是在社会治理的原则“传递到个人的行为和家庭的治理中”时,才出现了所谓的面对日常生活的治安(police)问题。[47]如前所述，这个police是一个颠覆性构境论意义上的概念重写。福柯在此讨论中329次使用police一词，而在上一个讲座中，他只使用了6次。这说明police一词在此讲座中是比较性词频统计中明显的突现现象。福柯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新型治安的内在机理正是将政治经济学的非人为的自然法则“引入到政治操持内部中(l'intérieurdel’exercice poli-tique)”来的结果。[48]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法则就是放任自由的自然性!福柯指认治安的本质就是“对事物的正确处理(a droite disposition des choses)”,而按照经济学的原则，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让其自然发生、自我调节。在这个构境层中，治安就是社会治理中的经济学(économie)，它同样不是人为的强制，而是让社会生活在自然性上自行运转和自发调节。如前所述，阿甘本将福柯此处的économie回溯式地诠释为神性的安济(oikonomia)。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福柯在此讲座中147次使用économie一词。资产阶级现代治理术的本质正是作用于复杂情境中的微观权力支配，在这个意义上，“治理的工具不再是法，而是多种多样的策略(tactiquesdiverses)”[49]。是的,对福柯政治哲学构境中的这个无形的权力布展策略，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认道，

在18世纪，治理的技艺转向了政治科学(science politique)，统治权结构(structuresde souveraineté)支配的政体(régime)转向了治理技术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着人口而发生的，因此也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发生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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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认。福柯认为，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统治权消失了，恰恰相反，“统治权问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如此尖锐”！今天的统治权更根本地作用于人口的生物学基质，相对于有脸的帝王，它只是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了。福柯专门交待，之所以提出治理问题，并不是说“规训社会代替了君权社会(sociétédesouveraineté)，然后治理社会代替了规训社会。绝非如此。实际上有一个统治权一规训一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部署(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51]。这不是一个线性的替代过程，而是多重权力作用叠加生成的一种复杂的权力力量线建构起来的治安场。

在福柯看来，资产阶级针对人口治理而发明的新的生命权力技术或者安全部署就是他要研究的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52]福柯甚至宣称，倘若让他给这一演讲重新命名的话，他肯定不会使用“安全、领土与人口”，而会使用“治理术’的历史(histoire de la gouvernementalité)”[53]。福柯在此讲座中105次使用gouvernementalité一词。福柯指认，资产阶级的这种基于生命政治的新型“治理术”在现实权力操控中有三个运演层：

一是“由制度、程序、分析、计算(calculs)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部署”[54]。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明:治理术由多种不可直观的复杂计算、分析等技术和策略构成，其知识形式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应该主要指重农主义一斯密一李嘉图式的商品生产和市场法则——其主要功用恰恰不是经济活动而是生命政治，其权力治理的目标是人口，其技术手段就是不可见的治安或安全部署。二是这种权力技术形成了“一系列治理特有的装置(appareils)”和“一整套认知(savoirs)”构成的趋势,并日益占据了与王权和规训权力对峙中的主导地位。换而言之，在与传统王权和规训权力的共存中，治理权力已经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三是传统的司法国家(État dejustice)转变为“治理化”的行政国家(État administratif)。[55]这是政体结构中的功能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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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指出，自18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就进入到一个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的时代(l'ère delagouvernementalité)。在这种治理术的运作中，通过对身体的“投入、殖民化、利用、卷入、改变、转移、扩展”，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运行更加微观化，细小化，先前宏大的权力暴力逐步转化成通过看不见的“微细管道”和“网状组织”对生命直接发生作用的治理权力。[56]由此，新的资产阶级特有的生命政治治理化的国家，在平和的自然式治安生存中生成一个庞大的冷血权力巨兽。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国家是冷血巨兽中最冷血的”，可是，资产阶级生命政治场境中塑形出来的治理化国家更冷血。

注释

第十三章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2]同上。

[3] 同上。

[4]福柯指认说，从18世纪开始，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权力政治时期，“生命进入历史，人类生命特有的现象进入了认知和权力构序，进入了政治技艺的领域”。参见[法]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5][意]阿甘本：《生命的政治化》，严泽胜译，载汪民安编，《生产》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6]埃斯波西多(RobertoEsposito,1950—),意大利当代哲学家。毕业于那不勒斯大学,现为意大利高等师范学院教授。代表作有：《一致性:起源和命运共同体》(1998)、《生命政治学和哲学》(2004)、《人和事：从身体的角度》(2015)等。

[7][意]埃斯波西多：《生命政治》，载汪民安等编，《生产》第九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9页。

[8][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232页。

[9]同上书，第 233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aris, Gallimard, 1997, p.220.

[10]同上书,第235页。

[11]同上书，第 238 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el Foucault，«II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aris, Gallimard, 1997, p.226.

[12][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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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同上书,第8页。中译文有改动。Ibid.，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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