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这个表述中几乎完全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也是按照马克思所开辟的经济—政治构序观念言说的，但福柯就是不提马克思，更没有直接的引文。福柯明确指认，17世纪资产阶级治安权力诞生中最根本性的事件，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城市一市场(ville-marché)成为了一种国家干预人们生活的模式(modèle de l’intervention étatique sur la vie des hommes)”[31」。福柯在此讲座中73次使用marché及其相关词。此处提及的国家干预生活的模式，指的并不是国家通过某种直接的力量去操控人们的生活，而是指国家发展经济并鼓励人们追逐财富以改善生活，城市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的安居乐业，由此，来促进社会的根本安定。换而言之，发展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指认。从政治统治转向经济发展间接支配生活，这是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变。

福柯进一步分析道，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会真正对经济生活发生兴趣。资产阶级心知肚明，要想让人们的生活更好一些、令人的生存更舒适一些，那就只有发展经济、积累财富一途,所以，“治安与商品至上(police et primat dela marchandise)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联系(lien fondamental)”[32]。只有当人们不再关注政治而“潜心于某物(à quelque chose qu'il s'adonne)”以维系自己的生命存在，社会才能治安！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高明所在:不谈政治的生命政治。

如果国家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 de l'État)第一次对人类存在和共同存在(l'existence et de la coexistence humaine)的纯粹物质性(matérialité)感兴趣，对交换和流通的纯粹物质性感兴趣；如果国家治理术第一次将生存和舒适一生存(mieux-être)考虑在内，通过城市以及健康、街道、市场、人物、道路等问题来考虑生存和舒适一生存的话，那是因为此时商业(commerce)被思考为增强国家力量的一种主要工具，因此也是旨在增强国家的治安的优先内容。[33]

第十四章 从牧领到治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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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政治权力控制完全不同，以经济活动为中心是资产阶级新的治理术所真正关注的现实落脚点，作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第一次从社会控制的政治情境中走出来，转而对交换与流通的市场机制发生兴趣，国家治安的理想也不再直接是外部政治安定，而是由生活更美好曲线实现的政治治安。恰在人们开始一心追逐自身更舒适的生活与梦想之时，也就是自然性治安得以实现的时刻。这种深嵌入人的生命存在中的治安是现代资产阶级所细心塑形和构序的根本性的生命政治安定。

福柯历史性地指认,率先将这种思考引入到政治权力治理中来的是重农主义。我们能感觉到，福柯总是给予重农主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他笔下，似乎是重农主义第一次开启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世界。福柯的这种态度与通常的经济学学说史视角当然是迥异的。首先，当重农主义把农业生产农业丰收和农民生活得更好当作头等大事的时候,新型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构境中的社会治安就开始了。这是福柯的历史定位。其次，“治安体系的主要工具”是自发性的调节(réglementation),当然也是基于自然性的调节，是“根据事物本身轨迹进行的调节”。[34]福柯在此讲座中近39次使用réglementation一词。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此词的使用语境。其三，人口不再是财富本身，而只是提供了可变劳动力的数量,人也由此成为纳入到治安机器的“自然数据”(donnéenaturelle)。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重农主义发动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贸易，由此诞生了在听任每个人以生存得更舒适为目标而进行的商业和生产活动中的自发调节，一种基于资本主义商品一市场经济活动而自发生成的社会治安调节器。此后，我们还会看到福柯在同一构境线索中对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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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专门指认道，重农主义的社会治理术将我们引入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管治的新的方向上去，即“当代的现代性治理术的一些根本性路线”(deslignes fondamentales de la gouvemementalité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5]在福柯眼中，资产阶级这个现代性治理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在重商主义之前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都还处于“非自然性、绝对的人为性”(Non-naturalité，artificialitéabsolue)的管治模式之中,或者叫“国家理性的人为主义”(artificialisme de cette raison d'État)的话,那么，重农主义则凸显了一种非人为的自然性,或者说“另一种自然性(autrenaturalité)”[36]。也可译作他性自然。具体而言也就是依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的非人为的自发现象、自然事件，“当价格上涨时，如果放任价格上涨，价格就会自已停止上涨的那套机制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让人口被高工资所吸引，直到某一时刻工资停止上涨,于是突然人口就不增长了”[37]。此亦即福柯特别指认的那个另一种自然性—这个他者式的自然性不同于通常的外部自然世界，而是真实发生在社会生活之中的似自然性。福柯辨识说，

这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des processus de la natureelle-même)，而是人们之间关系的特殊自然性(naturalité spécifique auxrapports des hommes entre eux)，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spontanément)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是某种东西的自然性，其实这种东西彼时还不存在，可能没有被命名，但至少开始被当作一样东西来思考和分析，这就是社会的自然性(la naturalité de la société) [38]

福柯在这里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关键词，首先是完全异质于自然界的社会的自然性。我们已经看到，在先前的讨论中，福柯将其直接标识为似自然性(quasi naturel)。福柯在此讨论中40余次使用naturalité一词。应该说，福柯的这一认识与马克思是接近的。马克思发现，作为支配经济运行过程主要规律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当事人个人面前，还是当作盲目的自然规律来发生作用，并且要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39]。依马克思所见，“在私人劳动产品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40]。福柯说,这个特殊的自然性并不是一般自然物质存在的自然属性，而是人与人在商品一市场经济中的活动关系建构起来的，同时是自发生成的类似自然存在状态的自然性，就如同上述的市场中的价格关系、人口增长与工资的关系、失业与劳动力需求自动调节的关系，以及资本自发流向经济结构中利益最大化的方面等等。福柯界划，重农主义正是以这种社会自然性来直接反对原先在社会治理存在的外部干预的“人为性”。在这种构境层中，似乎福柯在指认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正是在重农主义那里才第一次被真正建构起来。我们看到，福柯没有按照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路径，而是依古典经济学的发生学来定义资产阶级政治生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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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呈现的这种新的社会的自然性就是资本主义全新的社会治理的真正基础。这可以由三个重要的场境存在来支撑：其一是公民社会(lasociétécivile)的出现，

经济学家(économistes)正在呈现的基础领域、客体场(champ d'objets)、可能的分析域、干预和认知的场域(domaine de savoir et d’intervention)，正是社会和存在(société comme étant)中人们的共同存 在的一种特殊自然性。社会作为人们自己特有的自然场(champ spécifique de naturalité propre à l'homme)，将会导致一种被称为公民社 会(la société civile)的东西，出现在国家面前。[41]

此处所指的经济学家，当然是在重农主义出现之后活跃的古典经济学家。客体场或说对象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似乎是人之外的客观存在这种由认知干预来支撑的自然运转的客观过程，则建构了社会存在中的特殊自然性和自然场。所谓自然场，即是在经济运行中自发调节的价值规律和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各种力量和活动关系自发构序的场境。在此，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福柯思想构境中的场境意识。其实，这也就是黑格尔一马克思思想构境中在社会层面上的由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等经济活动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或者政治生活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la sociétécivile)。福柯在此讲座中15次使用société civile这一词组。重要的是，这个作为自然场的公民社会在福柯眼里就是由经济机制生成的社会权力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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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建构社会自然性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认知和科学。显然，福柯有一阵子没有谈及这个与生命权力同构的认知和科学话语了。其实，福柯在先前已经指认过,新的社会治理(干预)的实施方式是认知,真正治理社会的已不再是君主，而是掌握着科学话语的专家(“穿白大褂的家伙”)。“科学知识(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对于好的治理(bon gouvernement)来说,是必不可少的。”[42]依福柯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真正的统治者并不是那些作为总统、首相之类的工具性面孔，而恰恰是资本操纵的知识人专家。

其三，人口因素作为自发调节的自然现象出现。这一点，福柯在前面的讨论中其实已经涉及。它是指人口与经济活动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服从于自然程序(obéissent à des processus naturels)”[43]。

非人为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价值中立的科学与认知，自然调节的人口，这三个重要的场境存在凸显出资产阶级新的社会的自然性，并生成资本主义制度全新的社会治理的真正基础。

注释

第十四章 从牧领到治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治理机制

[1][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注2。

[2]同上书,第106页。

[3][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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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从牧领到治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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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的幻象:市场与公民社会的治理技艺

在1978—1979年所作的《生命政治的诞生》的演讲中，福柯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现实基础是18世纪以来生成的政治经济学,而后者的真正对象是在经济自发活动中生成的治理实践里建构起来的自然性。自然性，其实就是指商品一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流通中的自发性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种无人的自发活动无意间生成了一种新的客观的真实性，它所自发建构的真言化场所是资产阶级社会生命政治治理的现实基础。福柯宣称，正是在经济人和无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双重假定中，产生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治理技艺。以我的推断，这是晚期福柯重新回到马克思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思想观念转变。

一、回到马克思:作为社会治理实践映像的政治经济学

1979年1月10日，福柯开始了题为“生命政治的诞生”的演讲。[1]开篇之际，他首先突出地阐释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研究的独特方法。福柯说，被他指认为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治理艺术”(Artdegouverner)的事体,其实并不属于传统政治学中的理论概念体系，也不是某种被自觉实施的理想化科学管理方式，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真实发生的现实治理实践(lapratique gouvernementale)。福柯在此演讲中近180 次使用pratique(实践)一词。此词成为晚期福柯十分重要的哲学话语关键词—这也反映了福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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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走向现实的一种理论倾向。

要很鲜明地排除把一些概念作为第一位的、原初的、完全既定的对象(objet premier，primitif，tout donné)，比如统治者(souverain)、君权(souveraineté)、人民、臣民（sujets)、国家、公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而所有社会学分析以及历史分析和政治哲学分析正是利用这些共相(universaux)来实际地考察治理实践。我恰恰将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从实践所呈现的样式出发，同时从它的自我反思和自身合理化出发，来考察国家和社会、统治者与臣民等这些东西如何实际地被建立起来(effectivement se constituer),并探寻它们所处的位置。[2]

显然，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方法论表述。也是福柯向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方法的公开致意。不是从抽象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概念出发，也不是先去设定统治者、臣民和公民社会，而是从资产阶级17—18世纪之后的政治治理实践出发，从治理与治理对象本身的具体建构和实际位置出发，直接面对现实中的治理这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的思考逻辑。以福柯自己的话说，即“隐性的马克思主义”。用库兹韦尔的话来表述，则是“福柯暗中采用了马克思的思想”[3]。但是对此要再做一个边界限定，也即这是晚期福柯重新回到马克思，也是他自己对前期《词与物》等文本中唯心主义方法论之自省。在这个意义上，当谢里登指认福柯“从未怀疑过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分析20世纪社会、经济和政治诸形态的用处”[4]时，显然是不精准的。因为他无视福柯从对马克思的表面拒斥到重返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构境内部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再看他一段更深更自觉的方法论概括：

不是从普遍概念(universaux)出发推导出具体现象(phénomènes concrets)，更不是从作为某些具体实践必须遵守的可知性栅栏(grille d'intelligibilité)的共相出发，我想要从这些具体实践出发并且某种程度 上在这些具体实践活动的栅栏(grillede cespratiques)中检验普遍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的幻象:市场与公民社会的治理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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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5]

是的，这与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简直如出一辙。实在不难感觉到，每当福柯深入到社会现实和历史深处，他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靠近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晚期福柯思想构境方法的真正本质。我猜测，这里的“可知性栅栏的共相”正是多年以前福柯从康吉莱姆和阿尔都塞处改造所得的那个认识型，现在，观念文化中认识型不再是制约(“必须遵守”)具体社会实践的前提，而是倒过来的构式关联—实践的栅栏决定普遍观念！实践的栅栏(grille de ces pratiques)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恰恰表明了福柯在自己的研究中已经达及马克思一列宁发现的实践构序结构一逻辑构境层，再回溯一下看，这恐怕也是先前他在认知文化领域所发现的认识型制约作用的真正现实基础。“实践的栅栏”不仅说明了福柯的实践唯物主义观念，而且也呈现了他所达到的对实践活动当下建构和解构的功能性结构的自觉认识:由实践活动结构所建构起来的有序性栅栏是整个社会认知栅栏的现实基础。所以，福柯此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恰恰是从“普遍概念不存在(l’inexistencedesuniversaux)”[6]这个重要论断出发的——他这是在拒绝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前提，那么，如果一切假设性的普适性的概念都被否定了，人们就必须自己去亲眼看一看那些被指认为“疯狂”、“不正常的人”和“性”是不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东西，看一看西方社会中曾经存在于中世纪的政治统治是否今天仍然在持续，才能判断今天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存在中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政治。从事历史研究，就不能让先验概念和抽象的非历史性的共相优先，而是现实历史一社会实践优先。这是福柯给予我们的方法论上的重要警示！有趣的是，福柯在这里也没有标注什么“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标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恰恰就是表面虽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却将马克思的一些历史性的话语普适化，造成了实质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座架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内省的。这也是福柯为什么能够说明疯狂的社会历史一文化建构性，辨识出性别及其支配的统治本质，以及他为什么能排除资产阶级启蒙以来的全部政治学话语，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现实中捕捉到在“普遍概念”和美丽口号(谎言)遮蔽之下的以社会治理—治安——为本质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构序的根本缘由。在这一点上，福柯的确十分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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