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也是依循了上述的历史研究方法，福柯再一次告诫我们，不能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传统中的那些诸如民主、自由、正义之类的虚假的普遍概念出发，而要真正深入到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去，才能掌握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秘密机制。在他这里，上述这个实践就是由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指认的全新的社会经济活动。福柯说，一切，都是从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实践中开始的。这又是在回到马克思特有的批判思想构境层中。

我们看到,福柯的分析首先从对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这一词组的历史性生成出发。他发现，政治经济学一语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开始出现的时候，既是指“生产和财富流通的一种严格和有限的分析”，也有广义上的“能够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méthodedegouvernement)”的意思。[7]福柯说，在当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词条中，它就是指“对于一个社会中诸多权力的组织、配置(distribution)和限制的一种一般性思考”，所以，福柯判定，“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能够确保治理理性(raison gouvernementale)作出自我限制的东西”[8]。福柯在此讲座中627次使用gouvernement一词，显然是此时福柯思想中重要的高频词。显而易见，福柯的意图是让政治经济学这一专门的经济学范畴跳出专业的界划，进入到一个更宽泛的理解领域，而后再将其植入自己的政治哲学构境之中。其间，显然有他故意的过度诠释因素。我觉得，只是在这一构境支点上，阿甘本对économie的重新构境恐怕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依阿甘本后来的解读，économie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oiko-nomia(家政学)，到了中世纪，oikonomia一词在神学领域仍然被较为广泛地使用，但它的意义构境已经不再是家政学，而是上帝不在场或空王位构境中的神恩安济。[9]以阿甘本后来在《王国与荣耀》(2007)一书中的解释，福柯此处使用的économie一词不能解释为通常现代性中的经济，而是一种特设性的神学安济。[10]它表征了资产阶级生命政治中的一种全新治安权力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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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福柯也会为自已辩护，因为他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以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实践为基础的。首先，他指出，从18世纪中期开始生成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在国家外部发展起来的法律思想，至少在最初的意愿上，前者并非只是为了反对和限制国家理性，而恰恰是“形成于国家理性为治理技艺所规定的各种目标框架之内”，是以“国家的富有”、“人口和生计之同时的、相应的和适当一致的增长”为目标。[11]与传统的政治统治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重心从一开始就转向了财富的积累和物的增长，民主式的政治一法律只是这种“国富论”的跟屁虫。这倒是一个新的断言。按福柯这里的逻辑，写下《国富论》的斯密倒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学的真正鼻祖。按这种构境思路，《国富论》就是《道德情操论》，或者前者是后者的内里。

其次，作为政治经济学中出现的第一种理论主体—重农主义，在经济活动的自然性上提出了对专制权力的直接限定:资产阶级全新的政治权力应该是一种无外部限制的权力，无外部抑制力的权力，它除了来自自身的界限外，“没有来自他物的界限”。你看，又是福柯偏爱的重农主义。这个作为外部强力的“他物”就是人为的可见专制权力。福柯认定，这是一种在经济活动中提出的重要政治断言，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新型的自然性的政治权力,才真正终结了“总体的专制”(despotismetotal)[12]。专制,不是在政治领域被送终的，而是在新的布尔乔亚经济活动中被抽去了结构性基石。政治经济学才是国王贵族的真正断头台!这是极为深刻的判断。

其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确立，攸关的并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什么基于“人类本性(naturehumaine)”之中的天赋权利(droits antérieurs)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治理实践的特定产物。福柯提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基于“治理术(gouvemementalité)经过运行所产生的真实效果(effetsréels)”的,决不是所谓的天然存在的人性的超历史的“原初权利”(droits originaires)。[13]资产阶级所谓的天赋权利说,其实是在将自已的私利硬说成每一个人的普遍利益和普适性价值。这是对的。

其四，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而是对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客观“发生的现象、过程和规律性(régularités)”的逻辑映像。[14]这几乎又是马克思的话语。那么,社会治理中的规律性是什么呢?福柯详细地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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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发现的，不是一些先在于(antérieurs)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有的特定的自然性(certainenaturalité)。治理行为的对象具有一种其独有的自然，并且这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15]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治理基础的自然性决不是天然性，而是特定经济运行中发生的似自然性或伪自然性。

我们看到，福柯这里的观点几乎每一条都直接针对资产阶级辩护者所鼓吹的先在的自然秩序和天赋权利。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是在治理实践中建构起来的自然性，这个自然性不是人之本性、不是一种“原初的和预留的区域”(région réservée et originaire)，而是“在治理术运行的底部，穿越它，进入它之中来运转的某种东西”。譬如，经济学家说，“人口向薪水高的地方移动是一种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指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非人为的自然规律，一种资本无形建构起来的他性的自然规律。

二、市场：从管治的公正到自洽之真的效用

在1979年1月17日的演讲中，福柯公开厘清，只是在18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开始形成、思考和描绘出新的治理技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理性展开曲线中的一个拐点(pointd’inflexion)”[16]。何出此言?因为，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的治理技艺在机制上、效果上和原理上都是新式的,其本质表现为“节度的治理”(gouvernementfrugal)[17]。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知这种对治理权力的构序缘起于政治经济学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法则，即拒斥人为性干预的似自然性。然而，此处的福柯又想让我们进一步认知到，资产阶级这种新的治理技艺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真理(vérité),或者是“真理的塑形机制(mécanisme de formation de vérité)”。请注意，这个真理概念不是传统认识论中的范畴，而是资产阶级生命政治学中的新范式。而且,这个建构和塑形经济生活存在的真理场域(lieu devérité)并不生成于经济学家的头脑(la tête des économistes),而是由客观的经济交往建构起来的市场(marché)。[18]这还是马克思那种从现实出发的逻辑。这也是福柯的场境思想从话语事件场、权力关系场向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互动关系场境—市场——的过渡。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里缘起的。在中文中，市，指做买卖或做买卖的地方。场字从土从易，易亦声。“易”意为“播散”、“散开”。“土”与“易”联合起来表示“一块平地，用于摊晒谷子”。在中国古代，市场起源于古时人类对于固定时段或地点进行交易的场所的称呼，指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市场主要不是指一个交易空间或场地，而特指商品交换行为建构起来的自组织构序、自洽经济构式过程，斯密和马克思分别用“看不见的手”和价值规律来说明这一过程的客观自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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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福柯的这种言说路径似乎令人费解。既然是对国家治理技艺的思考，为何先是突然提出真理问题，而后又再跳跃到现实中的市场？他想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福柯此处对国家治理技艺的说明，采取了完全超越传统政治学讨论的框架。他确实是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部运行中来说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转换的。更彻底一些说，不同于认识型的断裂，这是社会实践构序结构的断裂式转换。福柯告诉人们,市场在西方社会中出现得很早，从中世纪一直到17世纪都有，但传统的市场被标定为“公正的场所(lieudejustice)”,从公正的价格到公正的分配—一直以来，都是人为的管治保证了“欺诈的缺席(absencedefraude)”,从而维系了市场运行的公正化(juridiction)。[19]然而,到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市场却已不再是人为管治之下的公正化场所，一个重要的转折在此时出现:资本主义商品一市场经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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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服从并且应该服从“自然的”机制(mécanismes naturels)，即自发的机制(mécanismesspontanés)，即使人们无法掌握其复杂性(complexité)，但是由于它们是自发的，它们是如此自发以至于人们若想改变它们，就只能损害它们和改变其性质。[20]

此处，福柯对这种转折的背景并未作详细说明。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正是重农主义后开始的经济学主张，此处带引号的“自然性”指的其实就是商品一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一流通中的自发性调节。这个自发性的实质即斯密所指认的隐匿在市场活动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和马克思笔下那个价值规律。可是，福柯还是不愿意直接承认马克思的在场。福柯特别指认道，也是在这里，一种不同于人们主观认定的真理形式宣告生成了，即经济活动中客观发生的仿佛在人之外的自然真理(vériténaturelle)。这也就再一次证明，上述那个十分突兀的“真理的塑形和机制”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自然真理。福柯想昭示，正是这个自然真理，揭示了借以理解全部资产阶级生命政治世界的真正秘密。

福柯形容，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已不再像在有形管治下的“公正化市场”中那样，人为地制定“没有欺诈”的价格，而是根本就拒绝任何人为性的干预，完全任市场自行运转，由经济活动自发地生成某种价格(阿吉尔贝尔称为“自然价格”)。这是没有人参与的“一种自然的、低廉的、正常的价格”，它自发地、客观地突现式地建构出“生产成本和需要范围之间的恰当关系(rapportadéquat)”。这个非人为且由市场自身建构成的自发的客观的恰当性真实即是自然真理！关键在于，这个恰当性之真不是被命名和指认的公正，而是在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博弈互动过程中自发的、自然形成的自洽之真。福柯指认说，“市场应该是真理的提示者(révélateur)”,这是一种全新的“真理标准(étalondevérité)”，“可能使人们识别出正确的和错误的治理实践”。[21]读到此处，我们立即就会想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关真理标准的说法，福柯只不过将其具体化在市场经济实践中了。但是，福柯这里的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实践是科西克逻辑构境中的伪实践。[22]由这种实践识别出来的“正确与错误”恰恰是以资产阶级利益为证实—证伪轴心的。这正是福柯关于自洽真理构境的最深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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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市场通过交换可使人们把生产、必需品、供应、需求、价值、价格等联系起来而言，市场在此意义上建立了一个真言化场所(lieudevéridiction)，一个对治理实践来说的证实—证伪之场所(lieudevérification-falsification)。因此，正是市场将使得一个好的(bon)治理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按照公正来运作的治理。如今是市场使得治理为了成为一个好的治理应该按真理(vérité)来运作。[23]

依福柯的说明，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治理实践中的正确与错误不再是人为制定的公正标准(接近韦伯的价值合理性)，而恰恰是基于市场的自洽之真，是一种没有人的直接干预的证实和证伪的标准(接近韦伯的价值中立的形式合理性)。市场中无人的自发活动每时每刻都在无意识地建构着一种新的客观的“真实性”，这种自发建构的真言化场所是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在市场之上，还有政治权力博弈和公共舆论场(今天的网络舆论场)中的客观自洽构式。这将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基础。也是在这个新的构境意义域中，福柯说，

市场应该说出真实的东西(vrai)，应该说出与治理实践相关的真实。正是市场的真言化这个角色在此以简单的方式(façonsimplement)，命令、支配和规定了裁决机制(mécanismesjuridictionnels)或裁决机制的缺失，市场必须与这些机制衔接起来。[24]

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表述。福柯主张，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治理中，实践之真理不再被先验的理论概念和人为的主体所指认，而就是市场自然说出的真话，它是自然之真。正是这种自然之真,生成了社会治理中的正确与错误、证实和证伪的裁决机制。交给市场，这是全部资产阶级社会控制的真谛。对此，比岱的评论是深刻的，其实“市场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实现和加以普遍化的目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社会工程’：将社会转变为市场。国家不追求具体目标，也不进行评判和矫正，而只是确定游戏规则，任由经济活动参与者游戏”[25]。游戏博弈中的胜败是客观生成的，而胜者在效用场境中总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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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福柯无意中也说明了整个资产阶级真理观的异质性本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整个认识论上的一次重要革命。他认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真理标准，进而生成了一种新的真言化政体。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这种真理的历史或者谱系，就能发现:它从来都不是通过消除谬误来重构真实的，不是建构某种先后相继的连续的合理性、不是造成意识形态的断裂来获得科学—这个真言化政体的真正基础，只能是与市场治理实践的客观对接能发财就是真理，有用即是真理。

当然，福柯还指认，除去市场，资产阶级新的治理理性的现实基点还有第二个关键点(point d’ancrage)，“就是以国家公共权力的设计以及效用原则(principed'utilité)为参照指数来衡量它的干预”[26]。有用即真，实用主义一定会是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福柯这里所指认的与市场相对应的效用原则，其实是通过市场对多重利益(intérêts)所作的自发操控和调节，因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治理“不再是直接干预，不再是对物和人直接控制”，“治理只关注利益”的自发调节，只是“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27]。当然，福柯并非不知道凯恩斯革命及其之后出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但他在此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社会治理中的这种来自市场和效用的本质。

新体制下的治理，从根本上看，它不再实施于臣民以及通过这些臣民而被征服的东西。现在，治理将实施于我们所称的利益之现象共同体(république phénoménale des intérêts)。自由主义(libéralisme)的根本问题是：在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治理行为，它们的效用价值是什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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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构境层，即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核心的自由主义之本质，并非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理想的实现，而是现实社会治理中的效用。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福柯的分析。

三、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治理技艺的本质

在1979年1月24日的演讲中，福柯再一次直接讨论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观点或漂亮的口号，它直接就是资产阶级生命政治中新的治理技艺的本质。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思想断言和发现。那么,它是什么意义上的发现呢?福柯说,自己在这里谈论作为一种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显然不是在单纯的经济学或政治学学说的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而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现实。从现实出发，倒真成了福柯此时始终坚持的某种思考逻辑的底线。他认为，被自已指认为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特征更多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e)。[29]自由是一个主体性的概念，而自然则是非人为性，这是一个翻转性构境。

福柯判断，从重农主义开始，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就是基于一种全新的自由(自然)主义的方式展开的。还是重农主义，这已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历史分析套路了。在这里，真实发生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社会治理并不是从抽象的自由概念出发的，也不是以尊重个人的天赋的自由权利为前提的。在经济现实中，资本家心知肚明的是:“治理应该认识到经济机制自然的复杂性(nature intime et complexe ces mécanismes économiques)!”一旦认识了上述经济运行机制，就必须严格遵守这些看不见的经济自然法则。在这个意义上，实际发生的治理恰恰不是保障法人主体抽象的自由的权利，它本身就是自由的消耗者。“因为它只能在实际存在某些自由的情况下运转:市场自由、买卖双方的自由、行使所有权的自由、讨论的自由、必要时的言论自由,等等。”[30]但是,福柯强调自由不是抽象概念,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自由只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现实关系(rapport actuel entre gouvernantset gouvernés)”:一方面，社会经济现实本身“产生出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在产生自由时又具有限制和摧毁自由的危险”，所以，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处暗含着不断生成“自由的产生/毁灭关系（rapportdeproduction/destruction)”[31]。福柯在这里列举的事实是贸易自由问题。他说，18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贸易自由，可是其时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在现实中却遭遇了英国在生产和经济交往中建立的霸权。我们知道，德国的李斯特就提出了限制贸易自由的保护性关税，这一对贸易自由的限制成了德国等后发资产阶级反抗英国商业霸权的重要武器。这是现实中发生的自由的产生/毁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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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自由的产生/毁灭关系”并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生活中，也实际发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在我们上面提到的1979年那次演讲中，福柯很具体地讨论过资产阶级生命政治中的治安权力与自由的特殊关系：治安

权力的特殊之处是，一些人多少可以全面地决定其他人的行为，但是从来不会彻底地或强制性地进行。把一个人绑起来鞭打，他承受的只是施加给他的暴力，不是权力。但是如果他被诱使说话，而他宁死也不说，这样他就是被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为，他的自由就受制于权力，他就被治理了。如果一个人能保持自由，不论他的自由多小，权力仍能使他受制于治理(gouvernement)。没有潜在的拒斥和反抗(révolte)，就没有权力。[32]

真是太深刻了。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故意留给人们的自由(拒斥与反抗)正是治安权力部署的机制。

福柯宣称，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重要技艺，“自由主义每时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并生产自由，当然还伴随着(一整套)约束和制造成本问题(problèmes de coût que pose cette fabrication)”[33]。那么,自由制造的成本是什么呢?福柯的答案是:风险(danger)、控制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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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旧的专制体制下，当遭遇外部和内部敌人的时候，臣民可以向君主寻求保护，而在民主社会的自由主义治理中，这种保护不复存在，“自由主义在一个机制中运作，这个机制每时每刻都要围绕风险这个概念(notiondedanger)来评判个人的自由和安全”[34]。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操纵利益的治理技艺，那么它就必然同时成为“风险的管理者和安全、自由机制、自由/安全游戏的管理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信条就“危险地活着”(Vivredangereusement)。[35]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所有证券公司大厅的入口看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并且，在预知风险后的一切经济、政治和生活投入，其后果都只有自己负责。失败了，跳楼或上吊随便，人们至多投以怜悯的目光：一个活该倒霉的家伙。风险，这是自由主义治理的第一个必然后果!

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第二个后果，是福柯已经充分讨论过的资产阶级规训技术(techniques disciplinaires)中的“控制、约束、强制性手段的惊人扩张”，这些微观权力手段对人的控制“将成为自由的对等物和抵消力(lacontrepartie et le contrepoids des libertés)”[36]。福柯特别指认,这些规训技术“逐渐地重新掌控个人行为直到其最微小的细节之处，它们的发展和激增以及在社会中的扩散恰恰是与自由时代(l'âgedeslibertés)同时期的”，甚至说，经济自由与“规训技术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两种东西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37]这两种自由合谋产生的控制力量是惊人的。

其三，自由主义治理技艺所带来的第三个后果是恰恰只有更多的干预，才能引入更多的自由。福柯明确指认，当代资本主义治理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遭遇了自身的危机，所以，以罗斯福强调国家干预的“新政”为标志的福利政策，“就是在失业的危险情况下来保障生产劳动自由、消费自由、政治自由等更多自由的一种方式”。进而，凯恩斯主义就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因为它本身就是“通过一系列干预(intervention),对市场的、人为的、唯意志的、经济的直接干预”来保证自由主义的危险存在。[38]在这里，作为自由主义生成的否定性前提的人为性、干预式的控制，反倒成了“自由的原动力”了。我们前面说过，福柯熟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但他对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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