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斯革命的理解却是独特的。

福柯入木三分地作出判断—这正是20世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根本性危机，也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个由自由原子的经济人建构起来的“公民社会”的真正危机。

我注意到，比岱曾经有一个有趣的分析，他比较了马克思与福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研究。在比岱看来，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同样关注了重农主义者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过与福柯这里的讨论正好相反，马克思聚焦的是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而福柯感兴趣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治理”。马克思想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抽象的财富、剩余价值；而福柯则想揭示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向的目标是生命、人口、财富和社会权力。”这是对的。因为在福柯看来，

他们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高权力”和古典时代的“国家理性”，引入了一种较为温和的“统治”的形象，这种“统治”将自己限制在推进(商品)经济的“自然过程”和“人口管理”的范围内，并通过“某些特定的自由形式”将自己理解为自然现象。自由主义发展出一种以国家财富为目标的知识，这种知识所关注的，不再只是臣民，也不是统治者，而是“人口”自由主义试图以此照顾生命本身。[39]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主要治理目标是“照顾生命本身”，这恰恰是福柯此处讨论自由主义的构境意向。所以，我基本赞同比岱的分析。

四、经济人与公民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技术学集合体

在1979年3月28日的演讲中，福柯重点讨论了经济人(l'homo oeco-nomicus)问题。福柯这里的思考，主要针对当时在社会治理中已经出现的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比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从1979年1月24日起，福柯就开始研究那种与自由主义的古典形式相对，一出现就引起轰动，更加片面地强调商品的自由主义的新形式：新自由主义’。他将后者理解为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回应，认为它存在于某种自由主义危机’中。”[40]这是精准的判断。福柯指出，经济人假设是贯穿于自18世纪始的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主题。在这种假设中，“经济人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其利益自发地（spontanément)趋同于(converger)其他人的利益”[41]。这是原先神学中那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另一种说法。经济人就意味着“放任自由”(laissefaire)，可是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经济人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原子(atomedeliberté)—因为在经济活动的结果上，他通常都会被作为可操控者重新引回经济环境中，成为从根子上并不自由的可操控的被治理者。以福柯之见，这是一个在自由经济人假设与现实市场经济活动的客观法则之间出现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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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福柯引述了孔多塞[42]的《人类精神进步》(LesProgrèsdel'esprithumain)。他说，在此书第9个时代的分析中，孔多塞讨论过这种被称为经济人的个人主体。其实，自由的经济人的个人利益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无数无法预见的东西，其中，“每个个人从属于一个整体，后者是一个无法控制、无法规定的，它是物的进程和世界的进程(cours de choses et lecoursdumonde)”,个人利益的实现,恰恰与“大量个人之外的要素有关”,于是,经济人只能处于某种不自由的“不定的内在场(champd'immanenceindéfini)”之中。[43]在福柯看来,在市场活动中被资产阶级假设为自由、自主的经济人,实际上处于“双重不自主(doubleinvolontaire)、双重不确定(double indéfini)和双重无法总计(double non-totalisable)”的可笑处境之中。所谓双重不自主,指的是大量偶然因素作用于经济人的活动结果上的不自主和他不自主地为他人利益做事;双重不确定和双重无法总计，指的是经济人的利益“所依赖的那些偶然属于一个我们既不能贯穿也不能总计的领域，另一方面，通过产出自己的利益而给他人带来的收益，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未明确,一种无法总计和不确定”[44]。福柯将这个看起来是独立主体的自由经济人勾勒为一个被市场中生成的看不见的手(main invisible)支配的可怜木偶。福柯在此讲座中20余次使用maininvisible这一词组。于是，在福柯此处的思考深境之中，我们再一次回到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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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有些类似于马勒布朗士[45]的无脸上帝。或者依阿甘本的解读，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之喻源自神学中的上帝的无形之手。[46]福柯看到的是,传统中人们通常会关注斯密所说的那只有力量的手，“即某种好像有神意的东西把所有分散的线条编织在一起”，但人们往往忽视的恰恰是斯密这里强调的“不可见性”(invisible)[47]。这个不可见性的直接构境意义是政治权力的不可见，是君主和所有主体性干预的不可见，在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自发地组合各种利益，同时它禁止所有形式的干预,甚至所有形式的、总体化经济进程的高瞻远瞩”[48]。阿甘本曾经引述迪迪耶·德鲁勒(Didier Deleule)的话说，“在现代思想中，从休谟到亚当·斯密，一个可以与神恩理论进行完美类比的概念出现了，它打破了第一原因的优先性，并用一种在内在性后果的纯偶然博弈所产生的构序取而代之”[49]。阿甘本这个“纯偶然博弈所产生的构序”是极为深刻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rationalité)恰恰是由经济进程的总体的不可知性(inconnaissabilitéde la totalité)所奠基的，所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一门无神论的学科,经济学是一门无上帝(sansDieu)的学科,经济学是一门无总体性(sanstotalité)的学科”[50]。这种性质当然也就是全部资产阶级公民社会(sociétécivile)的本质。福柯在此讲座中140余次使用 société civile 这一词组。

1979年4月4日，在年度讲座的最后一次演讲中，福柯集中讨论了公民社会的问题。在他看来，经济人与公民社会是资本主义体制中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自由的经济人的假设点“填满了公民社会之深厚的、完整的、复杂的实在性”，或者说，

公民社会是一种具体的集合体(ensemble)，在其内部中，这些理想的点，这些经济人应该重新归位以便对其管理。因此，经济人与公民社会属于同一个集合体，即自由治理术的技术学集合体(I'ensemble delatechnologie de la gouvernementalité libéral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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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构了一个无主体的经济场(champéconomique)，在这个自发运转的经济模式中，全新的自然主义治理技艺产生了，当这种治理引入到整个社会的控制中时，也就生成了所谓公民社会这一新的参照场(champ deréférence nouveau)。[52]福柯说,

公民社会不是一个哲学概念，我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治理技术学的概念(concept de technologie gouvernementale)，确切地说它是治理技术学的相关项，而治理技术学的合理措施应该以法律的方式与一种生产和交换过程意义上的经济相挂钩(indexée)。治理术的法学结构与经济学结构相挂钩：这就是公民社会的问题。[53]

这还是马克思的理路:经济实践结构裁决法学结构。福柯宣称，公民社会不是一个政治哲学理念，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相对应的社会治理技术学。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判断。在福柯这里，资产阶级的公民社会就是一种新型社会治理的实现，此间出现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治理，一种无所不包的治理，一种既服从权利法规又尊重经济特殊性(spécificité del'économie)的治理，它将是一种管理公民社会、管理国民、管理社会、管理社会事务的治理”[54]。

在分析了弗格森[55]《公民社会史论》(Essai sur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civile)一书中对公民社会的定义之后，福柯做出小结：资产阶级的公民社会的确建构了一种与传统君主权力完全不同的新型治理合理性—自由主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实质是“如何治理，如何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56]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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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同上书，第12页。

[13]同上。

[14]同上书,第13页。

[15]同上。

[21]同上。

[22]参见拙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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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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