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这是对整个现代法国思想界的一种基始情境重构:完全重塑了的马克思的历史性、费希特的绝对、柏格森的生命绵延、克尔凯郭尔新人本主义中的重复与真实，以及胡塞尔现象学所建立的括号中被悬置的历史理性，伊波利特打开了一扇通往崭新思想世界的全景式门窗。这对于福柯自己以后要踏上的另类思想构序之路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1968年，伊波利特去世，福柯在纪念文章中叙及：伊波利特在高师课堂上“耐心呼唤出的那种现场感或亲近感是令人永志不忘的”。1975年，伊波利特已经去世多年，福柯将自己刚刚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一书送给伊波利特夫人，书中题写着这样一句话：“伊波利特夫人，怀念他，我的一切都属于他。”

此外,杜梅泽尔[20]也是福柯经常提及的一位思想引路人。福柯指认，在杜梅泽尔关于欧洲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从文化总体的整合视角分析神话、艺术、宗教、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的方法，在他那里，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总体结构是统摄性的。这很可能是福柯后来文化认识型的引导性构式缘起之一。杜梅泽尔曾经说：“对我来说，结构’这个词能使人想起马塞尔·莫斯常常使用的那种蜘蛛网的形象。在一个思想系统里，只要抽取一个概念，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因为各部分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着的。”[21]结构,不是外部的结绳织物,而是蜘蛛吐出的易碎网状塑形,其中，每一个概念都功能地链接于“随之而来”的关联作用。我们会看到，福柯对结构范式的了解并非从语言学结构主义那条线索，反倒是从另外一些学科途径获得的。当然，从结构之网到福柯后来的话语和权力栅格网，还会有一个更重要的重新构式。1961年，当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杜梅泽尔作为一名宗教历史学家何以在灵感上对《疯狂史》一书产生影响时，福柯回答道：“通过他的结构观念(idée de structure)。就像杜梅泽尔研究神话那样,我试图发现结构式的经验形式(formes structurées d'expérience),其格局(schéma)及其改变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重新找到。”[22]这里的影响核心点是重新解读后的形式,这是一种结构化的经验形式塑形，或者是动态中生成和改变的格局。Schéma一词，在中文里也译成图式，如在康德—皮亚杰的哲学文本和话语构境中。福柯自己说，正是杜梅泽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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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我以一种不同于传统诠释方法(méthodes de l'exégèse traditionnelle)或语言形式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话语的内部经济(l'économie interne d'un discours);是他教会了我通过互相比较来观察话语之间的 功能关联系统(système des corrélationsfonctionnelles);是他教会我怎样 描述话语的转化及其与制度的关系(rapportsà l'institution)。[23]

这三个“教会”，对福柯的方法论塑形无疑都是奠基性的:一是令他获得了不同于解释学和语言形式主义(其实就是结构主义)的内在话语分析法，这是我们指认的那个从形式向话语实践(“经济”)的转化;二是学到了如何在这种话语分析中，进一步功能性地把握话语复杂关联的系统；三是领会到了如何观察和把握话语系统的转换，以及它与制度的关联。我们会在福柯不同时期和不同层面的思想构境中看到这三个重要学术基点的激活。

决定福柯思想谱系的特定时代背景

虽然也是生活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但通常影响其他众多思想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并不一定就是福柯学术塑形和构境的真正渊源。我们可以来看看，在福柯自己的眼中，那段日子里还有哪些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潮曾经让他眼睛为之一亮呢？

福柯告诉我们，在他开始思考的时候，亦即1945一1955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建构了一个萨特认为时代不可超越的(indépassable)方法视域(sorted'horizon)，当时这个视域实际上占有了强大的统治地位(domi-$\mathrm { n a n t } ) ^ { \prime \prime [ 2 4 ] }$ 。这是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了的非常重要的背景。福柯学术思考的起步之时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在法国学术界居统治地位的历史时刻。他说，特别是在当时的大学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开始主要表现为“胡塞尔—马克思(Husserl-Marx)的东西,即现象学与马克思的关系(lerapportphénoménologie-marxisme)。这是一批人的研讨和努力的关键，梅洛一庞蒂、萨特,从现象学到马克思主义,都属于这个视域”[25]。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嫁接，这倒是我们过去不太注意到的方面。在法国，直接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关联在一起的是唐·迪克陶。[26]实际上，现象学不过是梅洛-庞蒂和萨特的理论起点，并且，萨特更多的是转向被法国化诠释的海德格尔，而当梅洛-庞蒂告别马克思的时候，萨特则坚定不移地走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27]不久,当结构的思想和方法从语言学中升腾起来的时候，“人们又开始用结构主义代替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faire coupleaveclemarxisme)”。这是一个十分精准的时间过渡节点。福柯回忆道，他还记得，也正是那个原来跟随胡塞尔的梅洛-庞蒂最先在课堂上开始讲授索绪尔[28]的。人们开始发现,现象学的主体无法在自成一体的话语结构中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再辅以拉康从后精神分析学的语境中对伪自我、伪主体性的本体论证伪,现象学彻底失去了在学界的构序基础和话语塑形资格。面对不断用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来嫁接马克思的人群，福柯反讽地评说道,他们“每个人都拉住马克思主义的手组成一圈美妙的圆舞(jolieronde)”[29],当然,翩翩起舞时,另一只手也还搭着其他时髦的哲学话语。这倒确实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构境的一副真实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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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福柯的老师之一阿尔都塞正是他所提及的这种以他性学术话语与马克思主义联姻运动中的一员,在巴黎高师就是“阿尔都塞主义”[30]。但福柯显然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这种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广泛的普遍的运动”。1948年起，阿尔都塞担任巴黎高师的哲学辅导老师，他被学生们戏称为“哲学眼睛鳄(caïman)”。阿尔都塞对当时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困境的福柯，给予了精心的照顾。由此，在师生之谊外，二人也成了终身的朋友。对福柯而言，阿尔都塞既是学业上的引路人，也是最初政治方向上的指引者。正是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福柯在195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那个时代的激进青年的眼中，法国共产党正是黑暗资产阶级社会中发光的异质性他者。[31不过，福柯很快就发觉这个“他者”是虚假的，或者用拉康的话来说，是一个让人盲从的魔鬼大他者。于是，他选择了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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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福柯这里想专门辨识的是：当时还有一些人并未追随这场运动，即法国学界中一批“对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其中最重要、也是对他“最有影响的是康吉莱姆，他曾在法国最年轻的大学执教。他的许多学生既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学派(freudiens)，也不属于结构主义。其中包括我本人”[32]。此处可能也是福柯最明确的一次对师承学统的验明正身了。他声称：“我从来不是弗洛伊德派的，亦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从来不是结构主义者。”[33]福柯想告诉我们,他最早真正跟随的思想引领者其实是康吉莱姆。用巴迪欧的话来讲，就是“他背后隐藏的导师一直都是康吉莱姆”[34]。这可能是不少福柯研究者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先生康吉莱姆与法国科学史

1978年,福柯为自己的博士指导老师之一康吉莱姆[35]的论著《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36]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导言。[37]在文中,他明确指认,在自己整个思想构式的发生学层面上,最不应该被忽略的思想来源就是康吉莱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关于法国激进思想的研究中，康吉莱姆恰恰是最不为人所熟悉的人物之一。依布尔迪厄的说法，他常常是将“舞台的正面留给了他人”[38]。福柯对这一点的指认甚至显得有些极端：

若要抛开康吉莱姆，那么你就不会懂得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主义(l'althussérisme)以及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你也不会懂得在布尔迪厄、卡斯特(Castel)、巴斯隆(Passeron)这样一些社会学家的作品中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些东西使他们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学领域；你就会忽视精神分析学家，尤甚是拉康学派所从事的理论研究的整个情况。还有，在1968年运动前后的整个思想意识辨认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由康吉莱姆所造就的那些人的或远或近的位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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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确如此,康吉莱姆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思想大师。阿尔都塞、布尔迪厄，拉康,以及在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中突然走红的那些另类思想家——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发现康吉莱姆的思想烙印。康吉莱姆是他们内心中共同认同的大他者。依布尔迪厄的判断，康吉莱姆恰好是萨特存在主义胜利时代中的异端思想的“避难所”，这使得阿尔都塞、福柯等人将康吉莱姆作为某种外来思想配置的“图腾标志”，“这些人试图与占统治地位的模式决裂并通过聚在他的名下，组成‘看不见的学院””[40]。阿尔都塞的另一位学生马舍雷[41]就指出，在那时，大学学习中的“我们以康吉莱姆的著作占领对历史的分析”[42]。这恐怕也是福柯当时的心情写照。马舍雷甚至说，康吉莱姆是“福柯唯一承认的导师”[43]。

其实，早在1971年，福柯就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话语的构序》中十分高调地谈及康吉莱姆对自己的影响。他说，正是康吉莱姆令自己

理解了这样一个洞见，即科学史不一定得囿于一种抉择中，要么是罗列科学发明，要么是描述与科学的模糊起源沾边，或与被驱逐于外的东西相关的观念和意见，而是有可能且必须把科学史写成一套既连贯又可转化的理论模式和概念性的工具(instruments conceptuels)。[44]

用理论模式和概念工具来观察科学史的内部结构转换进程，彻底摆脱经验堆砌和知识性的量的进化的传统思想史模型，这是康吉莱姆给予福柯的最初的方法论构式启示。

在福柯抹不去的记忆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法国学界中活跃着两个基本的思想流派，“一边是萨特和梅洛-庞蒂这条线索，另一边是卡瓦耶(Cavaillès)、巴什拉和康吉莱姆”[45]。此即为所谓现象学派与科学史学派的分野,应该说也是当时法国学界中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构境源生基础。福柯认为，其实，这二者都缘起于同一个思想事件，即1931年胡塞尔《笛卡尔的沉思》一书被译成法文。正是在对该文本的解读中，生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构序倾向：一是从胡塞尔对意识的精密分析中，导引出“主体哲学”(philosophie du sujet)的思想构境域,其代表性文本是青年萨特发表于1935年的《自我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 de l'ego);另一种倾向则从胡塞尔思想中的形式主义和科学理性根源入手，引领出走向构式论的思想域，其代表性文本为卡瓦耶[46]写下的《公理法》(Méthode axiomatique)和《集合论的塑形》(Formation de la théorie des ensembles)。1983年，在与罗蒂等人在美国所进行的一次访谈中，福柯称卡瓦耶为“对数学史内在结构的发展饶有兴趣的数学史家(historien des mathématiques qui s’intéressait au développement deleurs structures internes)”[47]。巴迪欧也以赞许的口吻说,“卡瓦耶提前了20年做了60年代哲学家们试图做的事情”[48]。这有可能是指库恩[49]拉卡托斯[50]等人后来对科学结构(范式、研究纲领)的关注。福柯显然隶属于后者。这后一条重要构境线索里的关键词是形式(forme)和塑形(Formation)。关于这个当时很热的“形式”，福柯曾经这样评论说，“追问形式'(interrogation surla forme),是一个在20世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形式问题在塞尚、立体主义者、勋伯格、俄国形式主义者或是布拉格学派那里都是存在的”[51]。塞尚[52]和立体主义[53]同属法国20世纪的美术先锋运动，其中，尤其追逐形式重构因素在绘画传统中生成的变革。勋伯格[54]是20世纪新音乐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所创造的12音阶[55]半音形式系统建构了一种有解构意味的无调性，从而打破了古典调式构序音乐对人的音乐欣赏结构的压抑和统制。勋伯格对阿多诺的无调式的否定辩证法也有着重要影响。[56]俄国形式主义者以及布拉格学派,正是法国语言学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实际上，塑形，也是胡塞尔现象学形式显示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它在海德格尔后来的思想构境中，又有更深的发展。这一关于形式在各个领域中的情境泛化中，我们不难体知青年福柯认识型最早塑形的思之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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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宣称,正是由卡瓦耶,巴什拉[57]和康吉莱姆共同建构的法国科学史和科学认识论研究，在后来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危机中拯救了整个法国学术界。这个思想危机，可能是指红色五月风暴后整个左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巴迪欧也认为，在一切偶像都轰然倒地后，康吉莱姆是五月风暴之后仍然被公认的学术权威。[58]其实，福柯这里的话中还有另一番深意，即他认为大多数人只看到了语言学结构主义与法国人本主义的存在哲学之间在学界显性表层上的对峙，而事实上，真正在学术构境的深层上对存在哲学之消解起到决定作用的力量却是大家并不熟悉的法国科学史和认识论研究。因为，恰恰是从这条线索中，才生成了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等人对法国存在哲学中新人本主义逻辑构式的真正解构和致命打击。当然，福柯在此想突出介绍的主要还是深深影响了自己的老师康吉莱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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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告诉我们，如果说科学史的研究在法国当代思想界居于隐性构境层的“核心的位置”(placesicentrale),那么康吉莱姆就赋予了这一隐匿在黑暗处的科学史研究以某种特殊形式，从而使其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改变”(déplacement significatif)[59]。依马舍雷的说法,“康吉莱姆在我们的时代一直都是另类思考规范的开创者”[60]。

首先，福柯认为，就科学史的研究领域而言，正是康吉莱姆将传统科学史研究中那些形象高贵的顶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研究域降至中间层，即生物学、医学等离生活世界更近的领域。这个所谓的中间层，也是福柯开始思考“疯狂”和“临床医学”的地方。1976年6月，A.丰塔纳和P.帕斯奎采访了福柯。当提及关于《疯狂史》、《词与物》到《规训与惩罚》的思想历程时，福柯做了如下的追忆：1950—1955年间，法国知识界正热衷于讨论科学的政治地位和意识形态功能，而福柯却已经意识到，聚焦物理学、有机化学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传统做法，“解释标杆”过高了，他宁可选择与人的存在状态更贴近些的精神病和医学。福柯指出，精神病和医学的认识论断面(profil épistémologique)相对物理学和有机化学这样的科学域而言，“更低一些”。这是写作《疯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外部原因之一。此间，我们已可清晰地体知到福柯所强调的康吉莱姆对他的“降域”影响。从其他非哲学的领域中透视传统形而上学逻辑构序中的盲点，这是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由经济学一历史研究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全新哲学话语开辟的另类思考空间。当然，福柯则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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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康吉莱姆在科学史研究中“重提非连续性’这一主题”(reprisd’abord le thème dela“discontinuité”)[61]。固然,非连续性是巴什拉和科瓦雷[62]等人原先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但福柯宣称,只是在康吉莱姆这里,非连续性这一表征科学认知结构的整体突现式的革命(révolutions)范式才重新成为整个思想史研究中的关键性概念。而我们都知道，也正是这个非连续性，构成了福柯早期研究中认识型范式、考古学方法和后来的谱系学历史研究的核心构境点。

其三，康吉莱姆重申了真实话语历史中的“回归法”（méthoderécurrente)[63]。其实，这也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构境中的“回到事情本身”。在前面的词频讨论中，我们指认过福柯文本中时常出现的大写的返回(Retour)、回到(revenir)、重新发现(redécouverte)等概念。具体而言，这里的回归，就是从连续的总体性的思想史假象返回到非连续性的科学话语的改变，因为科学史的真相是：科学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造成和重构(reconstituant)自身的历史。福柯以肯定的口气评论说，康吉莱姆指引人们看到,科学史恰是由作为历史的方法论的科学认识论(épistémologie)所构式的，“认识论并不是整个科学的一般理论(théoriegénérale)或一切可能的科学表述的一般理论，认识论是对各种实际展开的不同(différentes)科学活动的内在规范性(normativitéinterne)的探求”[64]。我推测,这个作为内在规范性构式所出现的一般认识论正是福柯后来认识型概念的构境缘起，只是在杜梅泽尔的引导下，它从科学认识论结构生成为整个文化塑形的内在规范性结构。这是一个很深的理念构序方向之溯源。

其四,康吉莱姆首次将生命科学置于这种“历史的一认识论透视”(per-spectivehistorico-épistémologique)之中。这个perspective概念用得非常精辟，生命不再仅仅是科学对象，而是历史和认知的交叉关注点。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康吉莱姆在对生命科学的关注中,尤为凸显概念的塑形(formationdes concepts)问题。[65]其实，在康吉莱姆对科学史的定义上，塑形概念也是核心范式。在他看来，科学史就是“关于科学概念塑形(formation)、祛形(déformation)和修正(rectification)的历史”[66]。本书后面的讨论中将具体地指出，福柯思想中formation这个如此重要的学术概念在中文翻译构境中却悄无声息地被遗失了，大量关于福柯的文本被译成中文时，formation通常就译成了常识中的“形成”。事实上，这个概念在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福柯精辟地评述道，现象学之所以追问现成在手之物(vécu)，即是让世人深思令其是其所是的“活生生的”(vivant)塑形事件本身。福柯认为，康吉莱姆证明了我们“生活在按概念构造的环境中”，而这层深刻的反思正是在他将现象学的方法从意识领域下降到生活之中时才达及的。概念塑形环境，这是青年福柯《词与物》唯心主义创世论的真正缘起。“形式概念(former des concepts)，这是一种生活方式(manière devivre)，并不是消灭生活的方式，它不是生活的固定化，而是一种在不断变动(mobilité)中对生活的制作(façon de vivre)。”[67]如果说,胡塞尔发现了现成对象的观念塑形和形式显示的秘密，那么康吉莱姆则揭示了现实生活的建构性塑形本质。我觉得，这是十分深刻的构境层，形式到塑形，再到生活的制作，如果再向物质实践跨出一步，这里的康吉莱姆就会很深地与黑格尔—马克思的劳动塑形和实践构序观直接连接起来。在这一思考路向上，海德格尔做得更好一些。[68]另外,这个观点显然深深地影响了福柯后来的生存观以及生命政治学的批判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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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康吉莱姆在生命和科学史的运动中发现了真理与谬误的相对性。福柯肯定地说,与尼采那个著名的“真理是最深刻的谎言”(lavéritéquec'était le plus profondmensonge)说相一致，康吉莱姆指认，“真理是最近的谬误(récente erreur)”，因为,人类生命中所能发明的最奇怪的一种生活方式莫过于真假二值论和对真理的膜拜。在康吉莱姆眼中，生命的真正本质就在于生命之中内含谬误，“认识源于生命的谬误’而非通向关于世界的真理”[69]。这个观点十分接近后来波普尔[70]的证伪主义和试错论，即科学的尺度恰恰以自身包含错误为前提的，可错性即真理的存在方式。以至于康吉莱姆自已就被指认成一个关于“谬误的哲学家”（philosophedel'erreur)。正是在这样的深刻和复杂思想构境支援背景中，福柯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疯子”与正常人、病人与健康人、认知与真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的真假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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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由于福柯在自己新的历史研究中，特别是《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两部著作里引进了间断性或非连续性的观念，并且他所提出的决定一个时代文化整体质性的认识型概念，又看似十分接近于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共时性视角,因此有人就将福柯指认为法国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的代表。譬如，皮亚杰[71]明确指认福柯的《认知考古学》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72]。可是,福柯对这种说法给予了直接的否定:“我看不出还有谁比我更反对结构主义(antistructuraliste)。”[73]这令我想起,2001年，德里达访问南京大学时，同样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结构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以福柯自己的判断，“60年代法国和西欧的所谓结构主义运动其实是对东欧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dogmatismemarxiste)中解放出来的努力的一种回声”[74]。这是一个挺奇怪的说法，因为福柯将形式主义中的布拉格学派直接归属于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运动。这倒是一个值得追问的新的思考点。福柯甚至指认，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不过是20世纪欧洲整个形式主义(formalisme)运动的一个“小插曲”(petit épisode)。根据布朗肖的判断，福柯之所以拒斥结构主义，是“感觉到结构主义中存在着一种先验主义的残余”[75]。这也许是对的。而我推测，福柯可能是觉得，如果作为认识型的思想构境渊源来说，语言学结构主义在理论上远不如法国科学认识论来得深刻;并且，虽然福柯并不否认结构主义对自己的影响，但我估计他是认为自己后来发明的考古学和谱系研究大大超出了结构主义内具的理论张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福柯的具体话语分析中初见端倪。

一个具体的例证是：福柯对人们将他指认为结构主义式地“将其历史学说建立在间断性(discontinuité)之上的哲学家”的说法，也颇感“哭笑不得”。他辩白说，自己在《词与物》一书中只是想说明，在某些形式的经验认知中，如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精神病学、医学，变化的节奏并不遵循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和缓而又连续的发展图式，因为从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这些学科的认知和话语的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制度”(nouveaurégime),导致先前的学科系统功能的“突然中断”(brusques décrochages),进而发生某种整体转换。这也是当时他所提出的所谓认识型的断裂式的转换。虽如此，他也决不是想说“间断性万岁”![76]当然，福柯本人也承认，在《词与物》一书中，当他力图说明这种决定了认知性质的“差异性的制度”(différents régimes)时，确实过度地将对这个制度的关注与语言话语的理论形式混淆在一起了。这也成为他在后来的理论思考中着力避免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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