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1973年“监狱情报团体”的第四篇监狱调查报告《监狱中的自杀事件》，在德勒兹的主持下正式出版。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开讲“规训的社会”(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1972—1973),这一课程后来改名为“惩罚的社会”(La sociétépunitive)。5月，前往蒙特利尔、纽约和里约热内卢等地进行学术访问。9月，出版《我，皮埃尔·里维耶》(Moi，PierreRivière....）（伽利玛出版社)，这是一部有关残杀父母的皮埃尔·里维耶的回忆的研究报告，后来被勒内·阿里奥于1975年搬上银幕，深受欢迎。10月，出版《这不是一只烟斗》(Cecin’estpas unepipe)。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检验了导致监狱诞生的种种发展。与萨特、克拉维勒一起创办《解放报》(Liberation)。在纽约作讲演。

1974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讲“精神病学的权力”(Le pouvoirpsychi-atrique，1973—1974),并主持有关18世纪医院结构以及自1830年以来精神病治疗学法医学科状况的研讨会。4月，由于《研究》杂志曾经发表《同性恋百科全书》，受到法律追究。福柯为此发表谈话，指出：“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同性恋才能获得发言和进行正常性活动的权利?”7月，对德国导演斯洛德(Schroeter)、希尔伯贝格(Sylberberg)及法斯宾德(Fassbinder)等人的影片深感兴趣,并会见瑞士导演丹涅尔·施米特(DanielSchmidt)，对影片中的性与身体的表现方法等问题发表意见。福柯等人还发表《公开讨论监禁制度》的备忘录，呼吁政府改善并维护犯人的基本人权。年底，在里约热内卢主持有关“城市化与公共卫生”及“19世纪精神病治疗学中的精神分析学系谱学”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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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主持有关《精神治疗学的法医》研讨会，开讲“不正常的人”(Lesanormaux，1975—1976)的系列课程,并研究了变态集团的构成。2月，继续研究画家马奈等人的作品，深入研究绘画与摄影的相互关系。《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正式出版(伽利玛出版社)，引起巨大反响。《观察家》杂志发表专刊《法国大学的偶像:拉康、巴特、利奥塔和福柯》，描述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课时的那种庄重、严肃及倍受尊敬的、几乎接近于偶像崇拜的神秘气氛。春天，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论述与镇压”和“弗洛伊德以前的儿童性欲研究”等演讲，引起美国大学生的广泛兴趣。同时，还对当地同性恋、吸毒、禅宗、女性主义等社会小团体的活动深感兴趣，大加赞扬。9月，参加支持西班牙反弗朗哥独裁政权的被囚政治犯的游行，要求西班牙政府给予无条件释放。

1976年 “必须保卫社会”(II faut défendrela société,1975—1976)在法兰西学院开讲。福柯宣布他将结束五年来对于权力的镇压模式的研究，并试图将权力关系的运作过程描述成战争模式。福柯说：“已经耗用五年的时间研究规训问题，今后五年将集中研究战争和斗争。……我们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行使权力。”5月，在柏格莱和斯坦福进行学术演讲。8月，《认知的意志》手稿完成。12月，《认知的意志》作为《性经验史》第一卷(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La volonté de savoir)正式发表。这是《性经验史》的导论。福柯原先打算撰写六卷本的《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Lavolonté de savoir)，第二卷《肉与身》(La Chair et leCorps)、第三卷《儿童十字军》(LaCroisadedes enfants)、第四卷《女人、母亲与歇斯底里者》（LaFemme,lamère et l'hystérique)、第五卷《性变态》(Les Pervers)、第六卷《人口与种族》(Populations et Races)。主张在现代社会中，“性”不仅被压抑，而且还被生产和激发出来;反对性解放的流行思想，认为政治斗争的目的不在于解放某些遭禁锢的东西,而是一种自我的生产(une production de'soi)。福柯对“秩序”有自已独特的理解，政治问题就是在主体欲望的真实中摆脱禁锢主体的枷锁。因而必须根据快乐不断增长和强化的路线来“非性化”。正式出版研讨班的两个成果：一是福柯主编的文献集《我，皮埃尔·里维耶，残杀了我的母亲、弟弟和妹妹：19世纪的一桩弑亲案》(Moi,Pierre Rivière，ayantégorgé ma mère, ma sæur et mon frère... : Un cas de parricide au XIXe siècle) ;—是1973—1974年研讨班的论文集《治疗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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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鲍德里亚发表《忘掉福柯》。事先福柯已经看到此文，并与鲍德里亚讨论，本来福柯准备写出答辩文章，同时发表，可是后来福柯没有完成自己的答辩论文。

《认知的意志》在读者中受到欢迎，特别是受到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的喝彩。由于《规训与惩罚》英文版的出版，福柯受到美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在勒加米歇剧院组织示威大会，抗议法国总统德斯坦接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有许多苏联的异议人士参加。福柯公开强调政治避难的重要性。年底，访问东、西柏林，讨论监狱问题，被联邦警察逮捕。

1978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讲“安全、领土与人口”(Sécurité，Territoire,Population，1977—1978)的课程，重点从原来的权力问题转向治理(lagouvernementalité)问题。福柯的课程论及了政治知识的发生，重点关注人口的观念和保证人口控制的机制。开始起草《性经验史》第二卷。4月，访问日本，连续发表“性与力”、“权力的基督教教士模式”、“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等演讲。5月,出席法国哲学会,发表“什么是批判?”(Qu'’est-cela cri-tique?)的学术演讲，但福柯表示:他个人倾向于将题目改为“什么是启蒙?”8月，福柯因车祸脑震荡而入医院。后来，当萨特在1980年逝世时，福柯曾对莫里亚克说：“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车祸时，汽车震撼了我，我被抛到车盖上面。我利用那一点时间想过:完了，我将死去;这很好。我当时没有意见。”9月，匆匆访问伊朗，试图支持当时反抗独裁统治的伊朗民主人士。11月，同萨特等人积极支持越南难民。12月，与杜齐奥·特萨巴多里(DuccioTrombadori)访谈，后者向福柯建议,开展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讨论。福柯为意大利报纸《罗马晚报》(CorieredelaSera)报道了伊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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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课程“生命政治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1978—1979)开讲。此课程所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现代自由主义社会。凭着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考察，福柯的教学论述了生命权力问题。福柯宣称：“国家没有本质，国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概念，本身并非权力的自律源泉。国家无非就是无止境的国家化过程。”在法兰西学院就接纳越南船民一事组织一次新闻发布会，与会者有萨特和阿隆。福柯对一家日本报纸说：“移民问题日后将成为重大政治问题之一。”从年初开始研究古基督教教父哲学文献，主要探讨基督教关于“忏悔”的历史，以便探索基督教采取何种方式，对基督教徒个人进行思想控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性经验史》第二卷的基本内容，并将基督教的这种特殊的思想控制方式称为“牧领权力的基督教教士模式”。4月，福柯为法国第一本同性恋杂志《同性恋脚》(LeGai Pied)的创刊号撰写一篇支持自杀的文章。为此，福柯遭到法国各大报刊的批判。10月前往斯坦福大学，为坦纳尔讲座作“牧领权力”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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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在法兰西学院开讲“对活人的统治”(Du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1979—1980)。2月，福柯接受《世界报》访问，要求该报不发表他的名字，《世界报》为此称之为“戴假面具的哲学家”。3月26日，罗兰·巴特因车祸去世。4月19日，福柯参加萨特的葬礼，同成千上万的群众护送萨特的灵柩前往墓地。8月,阿兰·施里旦(AlainSheridan)发表论福柯的英文著作《求真意志》(The Will toTruth)。9月，英国记者柯林·哥尔顿(ColinGordon)发表英文版的福柯文集《权力与知识:福柯访问及著作选集》(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10月，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教授，在伯克利发表“真理与主体性”(Truth andSubjectivity)演讲,并参与“从古代晚期到基督教诞生时期的性伦理”的研讨会。11月，在纽约大学发表“性与孤独”演讲。在达尔姆斯学院发表“主体性与真理”及“基督教与忏悔”演讲。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生命权力的诞生”的演讲。

1981年年初，在法兰西学院开讲“主体性与真理”(SubjectivitéetVérité,1980—1981),探讨“自身的技术”(technique desoi),作为管辖自身的方式(comme modalités du gouvernement de soi)，究竟如何运作。5月，在鲁汶大学法学院发表“做坏事，说好话:论法律程序中的招认和见证的功能”的演讲。福柯认为，资产阶级现代法律中的某些重要程序，是延续和继承基督教“忏悔”的手段,玩弄权术游戏。10月,受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邀请，前往洛杉矶，参加“知识、权力与历史:对于福柯的著作的多学科研究取向”的研讨会。会见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洛文塔尔(LeoLowenthal)和美国学者马丁·杰(MartinJay)等。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法国的权力哲学家》一文。福柯说：“我更加感兴趣的，并不是权力，而是主体性的历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准备建立“福柯一哈贝马斯研讨会”，哈贝马斯希望他的主要论题是“现代性”。福柯开始与波兰团结工会合作。

1982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讲“主体解释学”(L'Herméneutiquedusu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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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82)。4月，福柯抗议捷克当局逮捕在布拉格访问中的德里达。5月，前往多伦多参加“符号论及结构主义方法”研讨会，会见席尔勒(JohnSearle)、艾柯(UmbertoEco)等人。发表“古代文化中对于自身的关怀”的演讲。从此，福柯研究重点转向斯多葛学派哲学。6月，打算辞去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教授职务，以便移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7月，患慢性鼻腔炎。8月，巴黎犹太餐厅遭恐怖分子炸弹威胁，福柯决定经常前往进餐，以示抗议。10月，在维尔蒙大学发表“自身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演讲。

1983年 福柯的教学把目光集中在自我的控制和真理讲述(作为政治德性)的论题上。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有关自由主义和统治艺术、真理讲述和自我关切的讲演。在法兰西学院开讲“对自己与他人的治理”(Le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1982—1983)的课程。3月,完成《性经验史》第二卷的绝大部分草稿，书名为《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plaisirs)。哈贝马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与福柯会见。英文版《福柯作品评注》(MichelFoucault: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由米歇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主编，正式出版。4月，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关于自身的艺术与自身的书写”的演讲。10月，再次访问伯克利，连续作六次学术演讲，并在布尔德和圣德·克鲁兹作两次学术演讲，致使他极度疲劳，决定不再在法兰西学院授课，并从此回避在公众场合露面。准备翻译埃利亚斯的《死者的一次性》。12月,卧病不起。

1984年年初，接受抗菌素治疗，身体稍有好转。福柯在一封致莫里斯·炳格的信中说：“我得了艾滋病。”2月，身体再度感到疲倦，但坚持恢复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对自己与他人的治理:说真话的勇气”(LeCouragede la vérité 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II,1983—1984) ,并修改《性经验史》第二卷草稿。3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福柯合作研究的师生，针对20世纪30年代后西方国家政府统治心态的变迁，寄来一份研究计划，其中提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在社会生活、经济计划及政治组织三大方面进行了重建。他们为此主张对新产生的政治合理性(nouvelle rationalitépolitique)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五项研究计划：(一)美国的福利国家与进步主义(Le WelfareStateet le progressisme auxEtats Unis);(二)意大利的法西斯与休闲组织(Le Fascisme etl’organisationdesloisirsenItalie);(三)法国的社会救济国家及其在殖民地的城建实验;(四)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五)包豪斯(Bauhaus)的建筑与魏玛共和国。这时，福柯经常到医院就医。但他并不要求医生给予治疗，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还留有多少时间?”早在1978年，福柯曾经就死亡问题,与法国著名死亡问题研究专家阿里耶斯进行讨论。他当时说：“为了成为自己同自身的死亡的秘密关系的主人，病人所能忍受的，就是认知与寂静的游戏。”3月10日，福柯在继续修改草稿的同时，会见被警察驱逐的马里和塞内加尔移民，并要求政府当局合理解决他们的问题。5月，《文学杂志》发表福柯专号,庆贺《性经验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Le usagedesplaisirs)和第三卷《自我的关怀》(Le souci de soi)的出版。6月，福柯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发表最后一篇重要论文《何为启蒙?》(Qu’est-ce queles Lum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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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25日下午1时15分 福柯逝世于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世界报》(LeMonde)、《解放报》(Libération)和《费加罗报》(Le Figaro)均在头版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

1984年6月28日至7月5日，《新闻周报》(Les Nouvelles)发表福柯最后一次访谈“道义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

1994年，福柯生前发表的大量论文和访谈被辑为四卷《言与文》(Dits etécrits，1954—1988，I-IV),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1997年开始，法国的瑟依和伽利玛出版社根据录音和其他文献整理出版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全部演讲集。当年首先出版的是《必须保卫社会》(II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5—1976)和《不正常的人》(Les anormaux,1974—1975)。

2001年,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讲座集《主体解释学》(L'Herméneutiquedu

附录二:福柯生平与主要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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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jet,1981—1982)在瑟依和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2003年,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讲座集《精神病的权力》(Le Pouvoirpsychi-atrique，1973—1974)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2004年，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讲座集《生命政治的诞生》(Naissance delabiopolitique,1978—1979)和《安全、领土与人口》(Sécurité,Territoire,Popula-tion,1977—1978)出版。

2009年，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讲座集《对自己与他人的治理:说真话的勇气》(Le Courage de la vérité 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II, 1983—1984)出版。

2012年11月,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讲座集《对活人的治理》(Dugouverne-mentdes vivants, 1979—1980) 出版。

2013年12月,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讲座集《惩罚的社会》(Lasociétépuni-tive,1972—1973)出版。

2014年5月，福柯的《主体性与真理》(Subjectivitéet vérité：1980—1981)出版。到目前为止，福柯讲座集没有出版的还有《刑事理论与制度》(Théories et institutions pénales : 1971—1972)。

张一兵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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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蒙·鲁舍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法国现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为：《我的灵魂》(1897)、《替身演员》(1897)、《非洲印象》(19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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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这本书的写作同样是规划写作中的意外副产品。在完成《回到海德格尔》第一卷之后，我必须得让自己从海德格尔那种压迫人的呼吸困难情境中逃走，这是避免自己思想迷乱的唯一办法。所以，我重新回到了相对比较轻松的当代后马克思思潮的研究。

按照2007年开始的新的译介计划，我们准备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关于朗西埃、巴迪欧、维利里奥、阿甘本、齐泽克、斯蒂格勒和斯洛特戴克等人的欧洲激进思想家系列丛书，因为蓝江博士已经在重点研究巴迪欧的思想，所以我先选择了朗西埃和阿甘本。可是，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在这两个人的思想构境和演变进程中都感到了福柯无所不在的影响。特别是阿甘本，他干脆就直接将福柯的整个方法论和后期生命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构境前提。为此，我不得不重新阅读十几年前曾经自认为是认真看过的福柯。这一看，结果是又掉进了“危险的福柯”的话语事件之中。

十多年前我阅读的福柯，主要是他的《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的汉译本。作为一种新的思考方法，我赞同过他提出的思想史中的非连续性观念，这正好又与我熟悉的阿尔都塞的“断裂说”相关。这一特殊的方法论构式直接影响了我“回到马克思”的重新解读。这一次再读福柯，预期的思考重点是他“晚期”的生命政治哲学。为此，我不得不认真将他的东西从头至尾再精读和重新思考一遍。好在，在我离开福柯的这段时间里，又有一大批他的重要文献从法文译成了中文，并且，在关于福柯思想史研究方面，除去原来我就很喜欢并受益良多的刘北成教授的《福柯思想肖像》以外，又多了一本多斯的《结构与解构》。更重要的是，汪民安教授在这些年中，先后出版了多部福柯的评论文集和研究专著，必须承认，他算是国内关注福柯和法国当代激进思潮的专情如一的重要学者。正是在我第二次阅读福柯的时候，有机会在北京与汪民安教授一起讨论阿甘本的译著问题，他向我建议，应该认真思考福柯对整个当代欧洲哲学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福柯是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而我作为国内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人物”应该“做福柯”。应该说，他的真诚多少打动了我。当然，更多是基于我自己当下朗西埃和阿甘本学术研究的内驱力，于是我下决心认真做一下福柯。加之，在我们已经初步建成的大型经典学术著作原文文献数据库中，福柯的法文文献已经全部做完，这使我有可能在阅读中文译本时，努力将所有福柯法文文本的关键词全部认真对着字典一个个重查重思一遍。感谢汪民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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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认真按照时间线索，将他的主要学术文本认真细读和重构似乎还是有意思的。有趣的是，在我开始写作和发表海德格尔的论文之后，有人就做作地惊呼“谁的海德格尔?”其实在当代学术研究中，这早已经不是一个疑问，当然是我所理解和重新构境的海德格尔。我不蠢的地方，恰恰是不会将自己的诠释假想为等于海德格尔的原初思想构境。这是信徒式诠释者和哲学家的区别。福柯解读也是如此，本书中的福柯是被我重新构境的全新话语事件，福柯的文本作为历史档案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生活构境重新激活并有可能复构那些曾经鲜活的认知一权力批判话语的谱系研究对象。真相是:话总是在想说我，可我却在话语事件中显现自己。文本与我的关系不是我一它关系，而是我一我关系，我即是佛。这恐怕是那些故作有思想的文化商人们永远无法进入的构境层。

因为杨乔喻正写作阿尔都塞和朗西埃的博士论文，所以我们会讨论一些重要的共同学术背景，在一些文献收集和提要的英译方面，她也帮了我不少忙。谢谢杨乔喻。刘冰菁在法文文献方面也参与了一些收集和翻译工作，一并致谢。

我将此书献给自已最小的姐姐张莎莎。因为年龄只相差一岁，所以，在我孩童的时代，甚至到中学，我们的心会更近一些。总是调皮捣蛋的我，会经常让她替我在老师那里受过，包括写不真的请假条来掩盖我逃学之类的事情。回想起来，心里还真有些内疚。谢谢小莎姐，没有过去那些美好的自由时光，哪有今天的我呢？绝大多数从小熟悉我的人都会想这样一个想不通的问题:这个人真是原来那个在人家家门口扔鞭炮、把泥巴涂在别人窗户上的家伙？可事实是，就是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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