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福柯说，荒蛮状态下是不可能出现什么疯狂和疯子的，因为没有建构出一个关于“正常人”的标准，自然就没有不正常的疯狂；而这种在现时代被钉上确凿科学标签的不正常的疯狂，在以前的神性存在中，仅只是一种魔鬼附体的异端而已，只是到了20世纪，才由现代医学给疯狂套上颈圈，把它塑形为自然现象，入序于这个世界的科学真理链。一定的科学话语建构了一定时代的存在，这就是即将出场的认识型文化制约论的雏形了。

继而，青年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进一步追问“通过什么代价人们才能把说话的主体、工作的主体和生活的主体问题式化(problématiser)并加以分析”？他当时给出的答案是:认识型的座架。这个从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出现的不断爆裂转换中的西方文化认识型，显然不同于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的略显笼统的工具理性构架。由此，福柯才会着手分析古典和现代认识型中“一般语法、自然史和经济学的产生”。对自己的思考之路，福柯继续回忆道：“接着，我提出了关于罪犯和惩罚体系(systèmepunitif)的同类型的问题：怎样才能说出关于自我之可以成为罪犯主体的真实？我关于性的问题的研究则追溯得更远：主体怎样说出关于自我作为性快感主体的真实，以及用何种代价来说?”[164]这显然是指他后来完成的《规训与惩罚》和三卷本的《性史》。这泛指了福柯中后期全部思想时期的学术构境实质。

认知话语对象化的实践

1969年，福柯成为法兰西院士的候选人，候选职位是思想系统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教授。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反讽——在学理上，福柯要否定的正是系统的思想研究方式，可是在现实中，他却又不得不去获取这个“坏的”学术权力话语。现实生活中的福柯不得不提供一个以法兰西学院允许的话语构序体系为标准写下的“候选陈述书”。我不能确定，这当中是否存在一定的表演性。[165]文中，他有节制地谈及自己先前进行和未来将开展的研究。因为，虽然福柯此时已经经历了“五月风暴”，而且这场重要的文化革命显然深深触动了他的原有思想构架，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平化和调整好内心里开始涌动的现实资本主义政治权力批判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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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再一次回忆说，在最早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年轻的他主要希望弄清楚疯子在一套“怎样的机构和实践体系”中受到约束和界定。结论有二:一是这种约束和界定首先与“一整套精确明晰的认知”相关；二是这种约束和界定具体实现为“一种有条理的日常活动”。[166]在那里，青年福柯显然还没有将认知与权力直接链接起来。虽然福柯已经发现，疯子与正常人的区分就是取决于正常与不正常的认知标准和构序，但实际上，包括在不久之后写下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福柯都还是从实践的视角切入，探讨认知是如何具象地支配和控制社会生活的。进而，福柯专门指认道，在后来的《词与物》中，他是在一个与具体实践相反的方面进一步去思考认知(词)对更大尺度上存在(物)的支配(构序)问题的，这就是所谓认识型的理论。这是一个大的方法论上的飞跃。

不考虑整个实践和制度层面(不过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重新讨论它的念头)；而是考虑特定时期这些认知领域中的少数几个(17、18世纪的自然分类、普通语法以及财富分析)。依次考察它们，以便界定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概念的类型，以及界定它们所检测的理论的类型。[167]

显然，福柯在这篇陈述中没有直接指认认识型这样一个已经被放弃的概念，他只是平淡地提到认知的概念或理论类型。关于《认知考古学》一书，福柯则强调了认知是介于意见和科学之间的一个特殊层面，“这种认知不但体现在理论文本或者经验方法之中，也体现在一整套实践活动和制度之中”[168]。在那里,认知对象化的话语实践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福柯开始将认知话语更多地置于社会现实的塑形和构序效应研究中去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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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自己下一步在法兰西学院将开展的教学计划的勾描中，福柯提出自己的思考点仍将集中于有关认知的三组问题上:一是认知的位置和界限，以及描述认知的方式；二是认知与科学话语之间的关系；三是认知序列的因果关系。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认知科学的研究方向。进而，福柯指认这三组问题又与认知的三重表现相关联：“它是对一系列实践活动和制度的描述、汇集和协调;它是各门科学建构过程中不断变换的焦点；它是复杂因果关系的构成成分,科学的历史就处于这种关系之中。”[169]这是对认知问题的思考追加了来自实践与历史维度的参数。追踪后事可以发现，福柯在第一年的授课“认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1970—1971)”中的确实施了上述计划，但他更关注的对象却转换为以认知对象化的话语实践为核心的现实历史分析。福柯提出：“话语实践并非生产话语的纯粹和简单的方式。它们体现在技术进程中、在机构内、在一般行为的诸多样式里、在传播与扩散的形式中，也在同时利用并维护话语实践的教育形式中体现。”[170]话语实践不是主观的，而物化在实现的资本主义技术进步中，同时也是教育实践的核心内容。也是在这一演讲的最后部分，福柯开始提出要关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政治斗争。这可以视为不久之后的《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前奏。这也意味着，权力问题，将浮现于福柯思想构境的前台。

权力研究的异质性眼光

福柯自承，权力问题始终是自已关注和思考的中心问题，但在早期的两部著作《古典时代疯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他并未直接使用权力这个概念。之所以如是，外部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通常还只是在政治一法律的话语场中描述宏观权力,譬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国家机器(appareilsdel'État)”和“阶级统治”的指认，似乎一说到权力，就是那种可见的、直接发生打压和控制的暴力。这绝非福柯真正想去关注的东西。而我们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中所看到的那种打着科学理性和知识的旗号，实际上却建构着某种不可见的生活塑形和自然—社会存在构序的匿名软暴力认知，这已经是对资产阶级新型权力在主观层面上的深刻反思。但是，除去另类的边缘生存，社会生活总体显然还不是福柯那时所面对的正面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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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人们开始普遍关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在基层发生的日常控制和支配，从而去直面生活细节中的微观政治权力。福柯评论道，如果在先前的宏观权力观中，“人们把权力等同于一种说不’的法律，认为权力尤其具有剥夺权”[171],可那恰恰是一种消极的、可见的权力观。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游戏正是建立在这一可直观的“不”与“可以”的政治辩证法之上的。福柯并不相信这种骗人的把戏。他透视性地指出，之所以现时代资产阶级的

权力得以稳固，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它不只是作为说“不”的强权施加压力，它贯穿和产生物，引发乐趣，形构认知，生产话语(produitdudiscours)。应该视权力为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réseauproductif)，而不是将它看作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fonction de réprimer)的否定性机构。[172]

资产阶级不再说“不”，反倒是到处张贴“可以”的告示，资产阶级所谓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构序基础正是将传统政治权力暴力机关从一个“否定性机构”变成了肯定性机构！这似乎成为一种新的共识，红色五月风暴一周年之际，鲍德里亚[173]在1969年5月发行的《乌托邦》(Utopie)第2、3期上撰写《游戏与警察》(“Le ludique et le policier”)一文，其中他指认：“在文明的国家，镇压(répression)不再是一种否定，也不再是一种侵犯(agression)，而是一种氛围(ambiance),这便是安定下来的日常性。”[174]让你有乐趣、让你认知新事物、让你生产物、让你成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正是通过这种走向幸福的虚假伪境的建构，新型的不可见的资产阶级微观政治权力才贯穿整个社会存在。这就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多年后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权力(治安和治理)的另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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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福柯指出，从17一18世纪起，“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种开始通过生产和劳役来行使的权力。这主要是让人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提供生产性服务。为此必须实现一种真正的权力归并，即权力必须达到人的身体、举动、态度和日常行为”[175]。这是在告诉我们,与传统专制政治的外部暴力不同，资产阶级控制世界的权力最初是从劳动生产内部发生的，不是“词”对“物”的构序，而恰恰是在工业生产的全新劳作中，资本主义直接塑形新的社会存在！事物的构序首先发生在生产中！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的分析在大的构序尺度上是精准的。[176]资产阶级权力由生产启始，通过全新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构序链，塑形劳动者的身体、规训人的言行举止，以及布展市场中介空间中新型日常生活。这显然异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基本意向。其次，福柯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大工厂运行的技术机制和流水线上，“发展出一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不止息的监督”。177]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管理”。应该说，福柯的这一观点是对青年卢卡奇技术物化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控制论批判(《启蒙辩证法》)的进一步深化。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篇的专题研究中具体讨论。

1976年,福柯写下了《性史》(Histoire de lasexualité)第一卷“认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178],这本书第4章“性的部署”(Le dispositif desexualité)的第2节以“方法”为标题。在其中，福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资产阶级权力的独特看法。

面对资产阶级新的权力布展，福柯先写下了三个“不想”:不想把今天的权力看成一种由国家机构和相应的装置(appareils)组合起来的可见的“特定的权力”；不想将今天的权力理解为“一种奴役的方式(moded’assujettissement)”;不想将今天的权力仅仅视为“一套普遍的统治系统(système général de domination)”。[179]显然,之所以有这三个“不想”,都是与传统社会里那种由国家强制和外部专制压迫组成的可见可感的权力相对而言的。在福柯眼中，现代资产阶级的权力完全与后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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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desrapports de force)，它们内在于自已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自身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加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成形为链条或系统(formerchaîneou système),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180]

无疑，在福柯笔下，资产阶级的权力不再是某种视而可见的，能被直接把持的事体，而是已经通过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逐渐布展成某种无法直观的力量关系构序链，这是一种情境论意义上的新型关系场境，固然它不如传统社会的皮鞭那么实在可感，可却比皮鞭、锁链之类的外在的强制和控制具有更强的隐性支配力量。也是在这个深层构境意义上，福柯说：“权力是关系;权力不是一种东西，它是一种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能够引导另一个人的行为或决定另一个人的行为的关系。自动地在一些也属于它自己的客体方面决定它。”[181]依德勒兹的解读，福柯所使用的“力量关系”一语来源于尼采，“他的力量关系的概念走出了简单的暴力，这来自尼采，但他将此概念延伸，并比尼采走得更远”[182]。在福柯这里，不像传统专制暴力单方面的有脸压迫和消极的被奴役者，资产阶级在生产、经济交往、政治斗争，甚至在每时每刻的细小日常生活中都建构了各种不同的力量多方面的角逐和博弈的关系场境。在这里，被压迫者恰恰表现为能动的主体，他去生产、购物、投票和旅游，表面上看完全是自由自主的，可是，正是在这些自主生存的力量引导上，资本控制和构序了生命存在本身的内驱力:在经济争斗和生存竞争中，深层控制存在的实质上不平等的社会构序得以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自由的生存形式本身恰是资产阶级权力部署的方式，或者说是一套从根本上塑形存在的不可见的链条和网络。这是当代政治哲学批判中极为深刻的一个新构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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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福柯描述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新型权力已不再集中于某个高位的权力“中心点”(pointcentral),而是遍布在日常生活里各种力量角逐关系建构起来的塑形和构序社会场(champsocial)中。因为,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息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没有面容的权力无所不在(Omniprésence du pouvoir)!福柯深刻地指认道，资产阶级的“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给予的一个复杂的策略性情境(situation stratégique complexe)的名称”[183]。资产阶级权力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可见的复杂的策略性情境。后来，福柯用部署范式来指认它。依我的理解，这是一种构境论的语境。

笔锋至此，福柯已可水到渠成地指认资产阶级这种新型权力关系的特征了:其一,权力不是可获得、取得或分享的某种物(quelque chose)，它不可见，不是有脸的暴君，而是从无数不平等的、变动中的互动关系中生发出来的策略性构序。其二，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知识关系(rapportsde connaissance)和性关系],相反,它们内在于其他关系之中。甚至，只有在这些其他关系的发生过程中，权力才能被部署。其三，权力不来自上层，而是发自下层(bas)。关于这一点，福柯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力已不再体现为君王那种可见的高高在上的王权，而是作用和体现于对生活微细层面的支配。其四，权力关系既是有意向的，又是非主观的(nonsubjectives)。让人难以置信和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权力的发生过程是似自然性的，在自发中实现意图，这无疑是最高明的统治。其五，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résistance)，资产阶级权力布展的方式却正好是反抗的收编，它依反抗而发生作用。这一点尤为重要，权力恰恰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points derésistance)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réseaudepouvoir)中到处都有”[184]。现代权力的辩证法表明，可以抵抗恰恰是资产阶级奴役的一种方式。

1982年，晚期福柯在一次讲座中又进一步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权力解读为四种控制和支配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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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技术：使我们能够生产、转换或操控物；(2)符号系统技术：使我们能够运用符号、意义、象征物，或者意指活动；(3)权力技术：它决定个体的行为，并使他们屈从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支配权，也就是使主体对象化；(4)自我技术：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完美不朽的状态。[185]

福柯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他认为这四种权力技术都与某种支配类型相关联，很难独自发生作用。他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人们可以发现“操控物与支配权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一种技术与统治的关系，第二种技术曾经是福柯自已关注的对象，比如在《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中，而他自已现在更关注的是后两种权力技术，即“支配的技术和自我技术”，甚至，福柯眼中的过去的整个历史，“就是关于支配权及自我的认知所编成的历史”[186]。其实，这已经是福柯晚期思想的思考焦点。

真理是个坏东西

与资产阶级学术传统中那种以标识正确认识为旗帜的真理观不同，福柯视真理为权力的帮凶—既然认知就是权力，那认知中正确的真理就会是权力支配中的核心骨架。比较通俗的解释为:认知和权力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认知越多，权力越大—因为认知提供了话语孰是孰非的真理标准。这又是一则耸人听闻的断言，从中我们不难听出尼采言说的回声。为什么?福柯答道:资产阶级社会建构起一套自己的真理制度和一系列不停歇地作为真理起作用的各种话语的一般政策(politique générale),并将其“用于区分真假话语的机制和裁决机构(lesmécanismes et lesinstances),用于确认真假言说(énoncés vrais ou faux)的方式;用于获得真理的技术和程序”[187]。如果说,在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没有对错的信仰——神学话语支持了现实中的“不讲理”的宗法等级,而在推翻了神学统治的布尔乔亚世界中，启蒙之后的自由一民主生存则拥戴了正确认知的科学真理。在一定的意义上，在这个新型的社会存在中，真理即合法存在的通行证，而非真的谬误就得下地狱。我们不难发现，福柯晚期关于真理话语的批判性思考，很深地关联于他早期对于社会生存中正常与不正常的关系的内省，正常生存的背后恰恰是真理话语。故而，在今天的资产阶级生存中，真理本身就成为一把切割存在与不存在的权力(la véritéest elle-mêmepouvoir)之刃！用德勒兹略显夸张的话来讲，“绝没有一种真理模型不指向某种形式的权力，也绝没有一种知识科学在行动上不展现为或含括某种操作中的权力”[188]。1980年，福柯在为《哲学辞典》撰写的关于自己的“福柯”辞条[189]中，甚至指认“真理游戏”(jeux de vérité)直接进入了存在本身。[190]这当中，深深嵌着晚期海德格尔的本有论思考。对此，福柯有些沉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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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关于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五个从历史上看极为重要的特征：真理以科学话语(discoursscientifique)的形式和生产该话语的制度为中心；它受到经济和政治的不断激励(经济生产和政治权力对真理的需求)；它以各种形式成为广泛传播和消费(diffusion etconsommation)的对象(它流通于社会肌体中相对广泛的教育或新闻机构)；它是某些巨大的政治或经济装置(大学、军队、新闻媒体)的非排他的，但居主导地位的监督之下生产和运输的；最后，它是整个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意识形态斗争)的赌注。[191]

无疑，福柯此时眼中的真理，已经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可舍去生命去追求的科学真理。在福柯笔下，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被伪饰起来的真理话语是一整套隐性支撑社会统治的软暴力与言说(énoncés)的生产、规律、分布、流通和作用相关的塑形一构序逻辑的程序。那些穿着白大褂的科学专家手中高举的真理火炬照亮之处，总是得到没有任何防范和怀疑地绝对相信和遵从，由此，科学真理便以这样的流通方式与资产阶级总是力图遮蔽起来的权力制度相联系，与某种看不见的权力构序效能相联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科学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居统治地位的时代中从来不反思的真理制度。这样的真理制度，当然不只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认的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idéologique ou superstructurel)的性质;它甚至是整个“资本主义塑形和发展的一个条件”(une condition de form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ducapitalisme)。[192]当然,这是一种人们无法直接察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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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剖白道，长久以来自己关于疯狂和性的研究都“不是要写一部有关禁止的社会历史，而是要写一部有关真理’的生产的政治历史”。不是说“不”的游戏，而是“为真理献身”的崇高践行。这又是整个传统真理问题构境意向的翻转。因为，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迈向真理”。我指的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获取“真实的话语”(可是这些话语又在不停地变化)是西方的核心问题之一。有关真实的历史，这还是一块处女地。[193]

也是基于这样的语境，福柯才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理解中针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研究。先前，意识形态总是被当作真理(真实)的反面—“妨碍真实的话语生成的东西”—虚假关系建构的存在幻象而在场的，是谎言的运行机制。比如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观点。福柯驳斥道，意识形态之作为“谎言的运行机制”在场恰是一种假象，因为，资产阶级设定的真理(真实)才是真正的谎言。拉康先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在他那里，真实只是一种存在论上的不可能性。[194]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实现其合法统治的真正秘密就在于“真理的生产”和“权力的效应”之同谋。[195]资产阶级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的真理话语。或者依齐泽克的说法，真理即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对此，霍奈特曾经将福柯的“科学支配”观与阿多诺做过一个比较，在他看来，“福柯不是从一个对自然的工具性支配所确定的相关框架，而是从一个由社会斗争的策略性要求所确定的相关框架中推导出科学认识的那些条件的；使他感兴趣的不是科学经验与自然之间的那种隐秘的关联，而是科学经验与策略性行为之间的那种隐秘的关联”[196]。霍奈特的这个评论是不够精准的。因为，在早先的《词与物》中，青年福柯也关注过在古典认识型中科学话语(林奈的分类学)对大写自然史的构序，只是在《规训与惩罚》之后，福柯才将谱系学的构境焦点集中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策略部署背后的技术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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