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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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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0 | PRINTED_PAGE=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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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识形态通过对绝对权力的拥有而成为绝对的意识形态时，当它从一种碎片的知识变成极权的谎言时，历史的思想就被完美地消灭，以至在更为经验的认识层面上，历史本身不能够再存在。极权的官僚社会生存于一种永久的现时中，那里所到来的一切仅仅是为该社会而存在，就像一个可以到达其治安的空间(espace accessible à sa police)。拿破仑所拟定的规划，即“以君主方式引导记忆的能量”，在对过去的持续操纵中找到了它的全面具体化，不仅在意义中，而且还在事实中。但是这种对任何历史现实的解放，其代价却是理性参照的丢失，而这个理性参照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大家知道，变得疯狂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应用使俄国经济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李森科①的骗局就足以证明。管理工业化社会的极权官僚的这种矛盾，夹在理性需求和理性拒绝之间的矛盾，从正常资本主义发展的眼光来看，也构成一种主要的缺陷。官僚制度像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不能解决农业的问题，在工业生产中最终也逊色于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工业生产是专制计划的生产，它建立在非现实主义和全面谎言的基础之上。

第四章 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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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森科(Trofim Lyssnko， 1898—1976，俄语为TJIbiceHko)，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他使用政治迫害手段打击学术上的反对者，使他的伪学说成了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并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生物界清除了李森科的学说，史称“李森科事件”，而“李森科主义”一词则成为被意识形态腐化的科学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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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工人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协同行动所绞杀，而法西斯主义曾经向俄国经验丰富的极权政党借鉴了其组织形式。法西斯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极端主义保卫，而这个经济受到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颠覆的威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戒严，即借助它而使社会得到拯救的戒严，赋予自身一种紧急状态的第一理性，让国家大量地干涉国家管理。然而这样一种理性本身就充满了其手段的大量非理性。如果说法西斯主义挺身去保卫已经有点保守(家庭、财产、道德秩序、祖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去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被危机逼疯的失业者，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能产生失望的人们，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它的意识形态所致。它以自己存在的方式展示自己：这是一种神话的暴力起义，它要求一个确定的群体去参与，使用的是古老的伪价值(pseudo-valeur)：种族、血统、首领。法西斯主义是技术上装备精良的仿古主义。其神话中被分解的代用品(ersatz)在景观语境中被借鉴使用，而这个语境则由更为现代的影响手段和幻想手段构成。因此，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景观形成中的一个因素，同样，它在古老工人运动毁灭中的份额，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性强权之一；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也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最昂贵的形式，它在正常情况下必须远离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角色所占据的前台，这个前台已经被这一秩序的更为理性、更为强大的形式所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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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俄国的官僚制度最终成功地摆脱了阻碍其对经济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痕迹时，当它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以便为己所用时，当它在国外被认可为超级大国时，它便想默默地享用自己的世界，消除这个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任意部分：它开始从根本上谴责斯大林主义。然而这种谴责还是斯大林式的，任意的，不经解释的，而且不断校正的，因为其根本上的意识形态谎言永远也不会被揭露。因此，官僚制度既不能够从文化上也不能够从政治上变成自由化，因为它作为阶级的存在依赖于它的意识形态垄断，而这种垄断以其沉重的负担，成为它唯一的所有制名称。当然，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其积极肯定的热情，但是从中残存下来的漠然粗俗还具有这种镇压功能，以禁止任何的竞争，俘获思想的总体性。于是，官僚制度与一种再也没有人相信的意识形态相联系。恐怖主义的东西变成了不起眼的东西，然而这种不起眼本身只能通过将它想摆脱的恐怖主义存放于后台才能保持下去。这样，就在官僚制度试图展示其在资本主义场地上的优越性时，却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的穷困亲戚。正如其真正的历史与其权利相互矛盾那样，正如其粗俗地保持的与其科学抱负相矛盾的无知那样，它试图与资产阶级在富足的商品生产中进行竞赛的规划就受到下述事实的阻碍，即这样一种富足自身就带有其隐性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 implicite)，通常会配备一种对景观进行虚假选择的无限扩展的自由，一种与官僚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伪自由(pseudo-liberté)。

第四章 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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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3 | PRINTED_PAGE=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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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的这个时刻，官僚制度的意识形态所有制的名称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崩塌。在国内建立的政权，作为根本上的国际主义模式，必须接受这一点，即这个模式不再能指望在每条国界之外还能维护其谎言的一致性。各国官僚制度所经历的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不同的竞争利益，它们已经成功地在单一国家之外拥有了它们的“社会主义”，这种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却导致了俄国谎言和中国谎言的公开和完全的冲突。从这一点出发，每个执政的官僚制度，或每个候选执政的极权政党，即斯大林时期在某些国家工人阶级中遗留下来的政党，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那些内部否定表现，随着工人反抗的兴起已经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如东柏林工人以其“冶金者政府”的要求对抗官僚者，并且一度危及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政权，作为对这些否定表现的补充，最终分析表明，对官僚欺骗联盟的世界性解体，是资本主义社会当前发展的最为不利的因素。资产阶级在虚幻地统一对现存秩序的任何否定之时，正在失去客观上支持它的敌手。这样一种景观工作的分工，当轮到其伪革命(pseudo-révolutionnaire)角色也被分裂时，将看到它自身的终结。工人运动分解的景观要素本身也将被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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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的幻想不再有其他当前的基础，除了在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同倾向之中，其中无产阶级规划与意识形态等级组织的等同，将从所有结果的经验中毫不动摇地存活下来。分离托洛茨基主义与对当前社会革命批判的距离，也同样会产生一个它在立场方面观察到的可敬距离，这些立场在真正的战斗中消耗殆尽时，就已经成为虚假的立场。直到1927年，托洛茨基也基本上与高层官僚保持一致，同时试图抓住这个官僚制度，让其在国外重新采取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人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为了帮助隐瞒那个“著名的列宁遗嘱”，他甚至用诽谤方式去否认其支持者马克斯·伊斯曼①，遗嘱的公开者)。托洛茨基被他自己的基本观点判了死刑，因为在那个时候，当官僚制度在自己的结果中得知，作为国内的反革命阶级，它就该以革命的名义，在国外也要选择真正地充当反革命，就像在国内那样。托洛茨基为建立第四国际所进行的后续斗争包含了同样的自相矛盾。他终生拒绝承认在官僚制度中有一个被分离阶级的政权，因为在俄国第二次革命期间，他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形式的无条件支持者。卢卡奇在1923年指出了在这个形式中最终找到的中介，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这时的无产者不再是其组织中所发生事件的“观众”，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了选择并且经历这些事件。卢卡奇将布尔什维克党所不是的一切描写成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功绩。虽然卢卡奇从事的是深刻的理论工作，但他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学家，他以粗糙地外在于无产阶级运动的那个政权的名义说话，相信并且说服人们相信，他自己和他的全部人格都处于这个政权中，就像是处于他自己的政权中。而后来的事情则表明，这个政权将以何种方式否认并且取消它的仆人，卢卡奇本人也不断否认自己，让人们较为清晰地看到他将自己认同于什么：他自己的反面，以及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支持的观点的反面。卢卡奇精心核查了评判该世纪所有知识分子的基本规则:他们所尊重的东西正好测出他们自己那可蔑视的现实。然而列宁在他的活动中却丝毫没有恭维这种幻想，他认为“一个政党不能通过检查其成员来证明在成员的哲学与党的纲领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卢卡奇不合时宜地介绍了梦想形象的真正政党，它只有在面对某件精确而局限的任务时方能一致：夺取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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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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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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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斯·伊斯曼(MaxEastman，1883—1969)，美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早年支持社会主义，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生活了近两年，见证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夺权斗争。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5 | PRINTED_PAGE=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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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托洛茨基主义的新列宁主义幻想，时时刻刻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否定，这个社会既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又是官僚制度，因此这种幻想在形式上独立的不发达国家自然会找到一个特殊的应用领域，在这些国家，国家与官僚社会主义的某个变种的幻想，被地方领导阶级有意识地操纵为经济发展的简单意识形态。这些阶级的混杂组成或多或少与官僚资产阶级幽灵的上升清晰地相连。它们在现存资本主义政权两极之间的世界范围内的游戏，还有它们的意识形态妥协尤其是与伊斯兰教表现了其社会基础的混杂现实，成功地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副产品中去除了任何的严肃成分，而只剩下了治安。某种官僚制度得以形成，为全国斗争和农民的农村起义服务：正如中国那样，这种官僚制度倾向于在一个比1917年俄国还要落后的社会中应用斯大林式的工业化模式。一个能够将国家工业化的官僚制度，可以从夺取政权的军事干部的小资产阶级出发而形成，正如埃及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在某些事情上，如阿尔及利亚在独立战争之后，在斗争中组合成准国家领导的官僚制度，也在寻找某种妥协的平衡点，以便与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最后，在黑非洲的前殖民地中，即在公开与西方、美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藕断丝连的国家中，正在形成一种资产阶级更为常见的是部落传统首领的强权通过对国家的拥有而形成：在这些外国帝国主义还是真正的经济主人的国家，到来的是这样的阶段，买办们在出卖本土产品时，会得到本土国家的所有权作为补偿，这个国家在地方群众面前是独立的，而在帝国主义面前并不独立。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人为的不能积累的资产阶级，一个只会花钱的资产阶级，在它获得地方劳动的剩余价值的份额上是这样，在收受其保护国或财团的援助上也是这样。这样的资产阶级无法胜任资产阶级的正常职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而且在这些阶级面前树立起一种颠覆的模式，即或多或少适合于地方特色的官僚模式，这种模式试图抓住其遗产。但是，一个官僚制度在其基本工业化规划中的成功本身，必然包含其历史性失败的前景：在积累资本的同时，它也在积累无产阶级，在一个无产阶级还不存在的国家，它创造着自己的否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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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复杂而又可怕的发展中，这种将阶级斗争时代带向崭新环境的发展中，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失去了对其独立前景的肯定，归根结底是失去了他们的幻想，而非他们的存在。无产阶级并没有被取消。它还顽强地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过强化的异化中：它是劳动者的绝大多数，而劳动者失去了其生命使用的任何权力，而他们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把自己重新确定为无产阶级，即这个社会中事业的消极面。这个无产阶级在客观上将随着农民阶级的消失运动而得到加强，正像工厂中劳动逻辑的扩展那样，应用于大部分的“服务行业”和脑力劳动职业。主观上说，这个无产阶级距离其阶级的实践觉悟还相去甚远，不仅在职员们身上是这样，而且在工人们身上也是这样，工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古老政策的无能和欺骗。然而，无产阶级发现自身外化的力量正在协助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加强，而且不仅以其劳动的形式，还以工会、政党或国家强权的形式在加强，况且它组建这些机构是为了解放自己，此时，通过具体的历史经验，它也发现自己完全是任何固定外化和任何专业化政权的敌对阶级。它坚持的是不能给革命之外留下任何东西的革命，只有现时对过去的持续支配的要求，还有对分离的全面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必须找到其行动中的适合形式。任何对其贫困的数量改善，任何等级融合的幻想，都不能成为医治其不满足的持久良药，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在它所经历的某种特殊不公正中，因此也不能在对某个特殊不公正的纠正中，不能在大多数的这些不公正中而真正认识自己，而只能在被抛弃于生活边缘的绝对不公正中真正认识自己。

第四章 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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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7 | PRINTED_PAGE=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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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否定符号并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经过了景观整治的篡改，在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层出不穷。从这些符号中，人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在工人颠覆的第一次尝试之后，现在遭遇失败的却是资本主义的富足。当西方工人的反工会斗争首先遭到工会的镇压时，当青年人的反抗潮流发起第一次不成形的抗议，而且在抗议中对从前的专业化政策、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拒绝被立刻引导出来时，这便是新型斗争的两副面孔，而这种自发的斗争会以犯罪的面貌出现。这是无产阶级反抗阶级社会的第二次进攻的预兆符号。当这支还处于静止状态的军队的敢死队(entantsperdus)重新出现在这个战场上时，这既是另一个战场又是同一个战场，他们将追随一位新的“卢德将军”①，这一次，将军把他们投入摧毁放任消费的机器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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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终发现了一种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劳动的经济解放可以得到实现”，在本世纪的革命工人委员会中，它采用了一副清晰的面孔，在委员会中集中了所有的决定和执行功能，并且通过代表的方法互相联合，代表们对基础民众负责，而且可以随时罢免。这些委员会的实际存在还仅仅是一个简短的开端，并且立即遭到反抗，被不同的阶级社会的防卫力量所打败。而在这些力量中，常常必须算上它们自己的虚假觉悟。潘涅柯克①正好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工人委员会对某个政权的选择，不能带来解决方案，反而“提出许多问题”。但是这个政权恰恰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问题可以找到其真正解决方案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历史意识的客观条件全部具备。这就实现了活跃的直接交际，在这种交际中，专业化、等级化和分离都将结束，而现有的条件被改造成“联合的条件”。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主体可以从反抗凝视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它的觉悟已经达到觉悟所给的实践组织水平，因为这个觉悟本身就与历史中的一致干预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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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社会

①卢德将军(généralLudd)，有时称作卢德上尉，或卢德王，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说中的英国工人活动家。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逐渐排斥手工劳动，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工资下跌，于是工人们把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据说卢德王带领工人焚烧棉花仓库，捣毁织布机，以此作为反对企业主、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当时许多社会反抗运动都以卢德将军的名义发布公告或签名，史称“卢德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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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应该替代国际范围内任何其他的权力，而在这个权力中，无产阶级的运动便是它自身的产物，这个产物就是生产者自己。生产者对自己来说就是自身的目的。只有这样，对生活的景观否定才会轮到自己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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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是无产阶级运动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一时期最卓著的现实，然而这个现实却未引人注目或乔装得掩人耳目，因为它和运动的其他成分一道消失了，被当时的历史经验所否定和消灭。在无产阶级批判的新时刻，这个结果成为被打败的运动中唯一还没有被打败的一点。历史的意识知道它在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现在可以承认它，不是在倒流物的外围，而是在上升运动的中心。

第四章 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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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潘涅柯克(Anton Pannekoek，1873—1960)，荷兰天文学家，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他主张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共产主义，对抗列宁的革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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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革命组织，存在于工人委员会权力之前的组织它必须在斗争中找到它自己的形式出于所有这些历史的道理，它已经知道自己不代表等级。它只须自我认可为一种相对于分离的世界的根本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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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组织是实践理论的一致表达，实践已经进入与实践斗争进行交际的非单向交际，又从实践斗争走向实践理论。革命组织的实践就是推广这些斗争中的交际和一致性。在社会分离处于解体的革命时刻，这个组织作为被分离的组织，必须承认自身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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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组织只能是对社会的统一批判，也就是说是不向任何形式的被分离政权妥协的批判，在世界任何问题点上都不让步，它是一种全面宣布的批判，以对抗被异化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革命组织反抗阶级社会的斗争中，所用的武器无非就是这些战斗员自身的本质：革命组织不会在自己身上复制分裂和分等的条件，这些都是统治者社会的条件。它必须时时与占统治地位的景观中的变形做斗争。参与革命组织全面民主的唯一局限，就是全体成员对批判一致性的认可和实际的自动占有，而这种一致性必须在真正的批判理论中得到证明，在批判理论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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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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