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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克思理论与科学思想紧密联系起来的东西，便是对社会中真正实施的各种力量的理性理解。然而这个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思想的一个彼处，科学思想只有在那里被超越后才能保存下来：这就是对斗争的理解，而不是对法则的理解。“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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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时代，它想要科学地建立历史，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可支配的科学，它自身更应该是与经济学一起历史地建立的科学。反过来，只有当这种历史仍然是经济史时，历史才会绝对依赖于这种认识。曾经有多少历史的部分，就在经济本身中改变其基础科学资料的总体过程中—况且已经被科学观察的观点所忽略，这便是社会主义者的算计所展示的空洞无物，他们以为已经建立起一种危机的精确周期性；自从国家的持续干预成功地补偿了趋向危机的效应，同类的说理在这种平衡中看到了一种最终的经济和谐。克服经济问题的计划，着手掌握历史的计划，如果它必须认识而且为自己找回社会的科学，那它自己就不具有科学性。在最后这个运动中，在自以为通过科学知识主宰当今历史的运动中，革命的观点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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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空想思潮，尽管它们自身历史地建立在对现存社会组织的批评中，但恰恰可以被称为空想的思潮，原因是它们拒绝历史一正在进行的真实斗争，还有时间的运动，这个时间超越了它们对幸福社会空想形象的永久完善而不是因为它们拒绝科学。相反，空想主义思想家们完全被科学思想所统治，正如科学思想在前数个世纪中逐步立足(s'imposer)那样。这些思想家寻找着这个普遍理性体系的圆满完成:他们丝毫不把自己看作手无寸铁的预言家，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展示的社会权力，而圣西门主义①则甚至相信能通过科学去夺取权力。正如桑巴特②所说：“他们怎么能通过斗争来夺取必须被证明的东西？”然而，空想主义者们的科学观念并不扩展到这一认识，即不同社会团体在现存境况中都拥有利益，它们有保持这种境况的力量，而且也具有对应于这般立场的虚假意识的形式。因此，科学观念就在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现实之内，而这个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需求的引导，而产生于这般因素的社会需求，它所选择的不仅仅是可以被接受之物，也包括能够被找回的东西。空想社会主义者被科学真理的展示方式所禁锢，根据其抽象的纯粹形象去设想这个真理，这个形象正如社会的先前阶段所看到的那样，是个逐步立足的抽象形象。正如索雷尔③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基于天文学模式，空想主义者想象会发现和展示社会的法则。他们所瞄准的协调，与历史相对抗的协调，来自一种应用的尝试，应用于最不依赖于历史科学的社会。它试图让人们认可它，抱着与牛顿主义①同样的实验性清白，而持续预设的幸福命运，“在其社会科学中，扮演着与在理性力学中成功发现惯性的那个人同样的角色”(《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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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sme)，法国哲学家圣西门创立的学说。圣西门(Claude-Henri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19世纪初叶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把他同傅立叶、欧文并列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品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

②桑巴特(WernerSombart，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著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等。

③索雷尔(Georges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以宣传革命的工团主义理论而著称，也是法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著作有《关于暴力的思考进步的幻想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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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决定论(déterministe-scientifique)方面恰恰是一个缺口，“意识形态化”过程就通过这个缺口乘虚而入，在他活着时是这样，在他留给工人运动的理论遗产中更是这样。历史主体的到来被推延到更迟的时候，而只有最杰出的历史科学，即经济学，才能越来越全面地保障一种需求，对自身未来否定的需求。然而由于这种做法，革命的实践则被推到理论视觉的场域之外，而革命的实践才是这个否定的唯一真理。因此就有必要耐心地研究一下经济发展，还要以黑格尔式的安静情绪去接受它的痛苦，这一点在其结果中还是“良好意向的公墓”。根据革命的科学，人们发现在当今，意识总是到来得太早，而且意识必须传授于人。“历史曾经指责我们，针对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恩格斯后来在1895年这样说过。马克思一生都保持着其理论的统一观点，不过其理论的表述却处在一种主导思想的土地上，即精确表现为针对特殊学科的批评形式，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正是这种肢解，后来又被人们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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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顿主义(newtonisme)，牛顿的哲学体系，即关于天体运动和万有引力的理论。

最终肢解，造就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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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的缺陷自然也是他那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缺陷。在1848年的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发布持久革命的命令；巴黎公社在孤立无援中战败。因此，革命理论还没能达到其自身的全面存在。被限制在大英图书馆里捍卫革命理论，在学者研究的分离中提炼革命理论，这就会导致理论本身中的损失。恰恰是这些关于工人阶级发展前途的科学证明，还有与这些证明相结合的组织实践，到了某个更为先进的阶段，将成为无产阶级觉悟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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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地捍卫无产阶级理论的斗争中，任何理论的不足，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有可能导致一种认同，即从革命夺取政权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等同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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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过去重复的实验去建立一种展示的倾向，即证明无产阶级政权的科学合法性，这从《共产党宣言》时起就让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变得昏暗，让其支持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形象，这种发展是由阶级斗争带动的，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每次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但是在历史的可观察现实中，还有“亚洲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见证的那样，尽管有各种阶级冲突，却保留了其稳定状态，同样，农奴的起义从来没有战胜过男爵贵族，古代的奴隶反抗也不能战胜自由人。线性的图式首先就看不到一个事实，资产阶级是曾经得胜的唯一革命阶级；它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唯一阶级，即经济的发展对它来说，既是控制社会的原因，也是控制社会的结果。同样简单的思考导致马克思忽略了国家在阶级社会管理中的经济角色。如果说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似乎解放了国家经济，那仅仅是因为古老的国家在一种静态经济中与阶级压迫的工具混为一体。资产阶级在中世纪国家的虚弱时代，在平衡的权力被封建分裂的时刻，发展了它独立的经济威力。而近代国家通过重商主义，开始支持资产阶级的发展，在“放任自流、货物通畅”的时代，最终成为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后来它又在经济过程的精明管理中显示出一种核心威力。然而马克思也曾经从波拿巴主义①角度，描述了近代国家官僚制度的雏形，即资本与国家的融合，构成一种“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的国家权力，一种旨在奴役社会的有组织的公共力量”。在这样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将放弃除事物经济历史之外的任何历史生活，它情愿“与其他阶级一样被迫成为政治的虚无”。这里就已经展现出近代景观的社会政治基础，近代景观将从负面定义无产阶级，将其定义为历史生活的唯一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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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唯一的阶级，真正与马克思理论对应的两个纯粹的阶级，即《资本论》中全面分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个革命的阶级，然而其状况则大相径庭：资产阶级革命业已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还只是一个规划，它是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诞生的规划，而且在性质上与前者完全不同。忽略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特色，那就掩盖了这个无产阶级规划的具体特色，这个规划就不能实现，充其量只能穿着其自身的色彩，而且会遇到“其任务的艰巨性”。资产阶级能够登上权力舞台，因为它是发展中的经济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成为觉悟的阶级才能让自己成为权力。生产力的成熟并不能保障这样一种权力，即使通过权力带来的不断剥夺的迂回方法亦然。雅各宾派①夺取国家权力的方法不能成为它的工具。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帮助它将部分目的装扮成普遍目的，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够保留真正属于自己的任何部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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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e)，即参照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NapoléonBonaparte，1769—1821)的历史功绩发展起来的治理国家的思想。狭义的波拿巴主义主张建立共和的帝国制度，并且由波拿巴家族的人担任国家元首；广义的波拿巴主义指建立一个执法权强大和中央集权的全民国家，但本质上遵循共和思想，通过公民投票定期向人民咨询。这是建立在国家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融合基础之上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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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在其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特定时期，曾经过分地期待于科学预见，以至创立了其经济主义幻想的知识基础，那么众所周知，他个人并没有屈从于幻想。在1867年12月7日那封著名的信件中，附着一篇他自己批判《资本论》的文章，恩格斯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刊物上，仿佛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政敌之手，马克思在文中清楚地展示了他自己科学的局限性：“……作者的主观倾向(也许是他的政治立场或他的过去强加于他的)，也就是说他表现自己的方式，还有他向别人表现当今运动最终结果和当今社会进程的方式，与其真正的分析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马克思在自己揭露其客观分析的“倾向性结论”之时，通过讽刺，即与强加于他的科学外(extra-scientifique)选择相关的“可能”的讽刺，同时指明了两个方面融合的方法论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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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雅各宾派(lesJacobins)，法国大革命时期三大派别之一，后期首领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主张暴力革命，实行革命的大恐怖，最终导致“热月政变”和大革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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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历史斗争的本身中，才必须实现认识与行动的融合，让每个词语将真理的保障放置到另一个词语中。让无产阶级构成为主体，就是对革命斗争的组织，就是在革命时刻对社会的组织：正是在这里应该存在着觉悟的实践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实践的理论在变成实践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证明。不过，这个组织的中心问题，在工人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是革命理论最少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理论还拥有从历史思想继承下来的统一特点(而该理论自我赋予的任务恰恰是发展一种实践，直至一种统一的历史实践)。相反，对这个理论来说，这里是个不结果之地，因为它允许采用那些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借来的国家和等级的应用方法。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建立在抛弃该理论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又倾向于禁止人们维持统一的理论，将其分解为特殊的和碎片式的不同知识。理论的这种意识形态异化，在自发的工人斗争中出现一种检验时，便不再认可对它自己所背离的统一历史思想进行的实践检验；它只能协助去压制对工人斗争的表现与记忆。然而，斗争中出现的这些历史形式，它们恰恰构成了理论所缺少的实践环境，以便让这个理论成为真正的理论。这些形式是理论的要求，但还没有在理论上进行表述。苏维埃并不是一个理论的发现。况且，国际劳动者协会的最高理论真理便是其实践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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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斗争的初期成功，引导第一国际从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混乱影响中解放出来，这种影响一直残留在国际里。然而它不久后遭遇的失败和镇压，将无产阶级革命的两种观念的冲突推向了前台，这两种观念都包括了某种独裁的维度，由于这个独裁维度，无产阶级的有意识自我解放便被放弃。确实，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变得不可调和，而且是双重的争论。该争论既涉及革命社会中的权力问题，又涉及运动的当今组织问题，从这个方面到那个方面，对手们的立场都背道而驰。巴枯宁抨击那种通过专断使用国家权力而消灭阶级的空想，预想一种官僚统治阶级的重建和渊博专家的专政，或那些名人的专政。马克思曾经认为，经济的矛盾和工人的民主教育之间不可分离的成熟，会将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缩减到简单的法律认可阶段，使得客观确立的新型社会关系合法化，于是他便揭露巴枯宁及其支持者身上的阴谋精英的独裁主义，这些阴谋精英毫不犹豫地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形成一种险恶用心，试图将貌似革命而又不负责任的专政强加于社会，或者强加那些自封的革命者的专政。巴枯宁也确实招募了一批支持者，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视角：“作为大众风暴中心的隐身领航员，我们应该引导这场风暴，不是借助明显的权力，而是通过所有联盟者的集体专政。这个专政没有绶带，没有头衔，没有正式权利，而正因为它没有任何权力的外表而变得更加强大。”这样就形成了关于工人革命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每种意识形态中都包括了部分的真实批判，但是却失去了历史思想的统一性，把自己建立为意识形态权威。那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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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①，它们曾经忠实地服务于这些意识形态中的这个或那个，但在所有地方，其结果都大相径庭，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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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看作即时地在场（immédiatementprésent)，这一事实同时构成无政府主义真正斗争的伟大和渺小(因为在其个性的变种中，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显得微不足道)。从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中，集体无政府主义仅仅保留了结论，而它对这个结论的绝对要求，也同样表达在其对方法的果断蔑视中。因此它对政治斗争的批判停留在抽象层面上，而对经济斗争的选择也只能根据最终解决的空想来确定，这个最终解决是在这个场地上一下子获得的，就在全面罢工或起义的那一天。无政府主义者需要实现一个理想。无政府主义是对国家和阶级的意识形态式否定，即对被分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条件本身进行否定。正是纯粹自由的意识形态使一切变得平等，排除关于历史邪恶的任何想法。这种关于融合所有部分要求的观点，给无政府主义提供了表现拒绝现存条件的功绩，它针对的是生活的整体，而不是围绕某种特有的批评专业化。但是由于这种融合是以绝对方式考虑的，依据的是个体的任性，而且是在融合真正实现之前，因此也会将无政府主义指责为一种很容易见证的不协调。无政府主义只须重新表述，在每次斗争中重新启动其简单的总体结论，因为那个早先的结论从一开始便被等同于运动的完整成就。因此，巴枯宁在1873年离开汝拉山同盟①时可以这样写道：“近九年来，人们为了拯救世界，在共产国际中发展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思想，如果仅仅靠思想就能拯救世界，那么我将向发明新思想的任何人发出挑战。如今的时代已经不属于思想，而是属于事实和行动。”这个观念可能从无产阶级历史思想中保留了这样一种肯定，即思想应该变成实践，然而这种肯定又离开了历史的场地，它假设从思想过渡到实践的相应形式已经找到，而且不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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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édération AnarchisteIbérique，西班牙语为Federación AnarquistaIbérica)，1927年在瓦伦西亚秘密成立的西班牙专门组织，主张以起义反抗资本主义统治，建立自由的共产主义(communismelibert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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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意识形态的信念，明显区别于工人运动的整体，他们会在自己和工人之间重新制造这种能力的分离，向尚未成形的统治提供一块有利的土地，这是那些自己意识形态的宣传者和保卫者的统治，遍布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很可笑的专家，因为他们的智力活动主要是对若干最终真理的不断重复。在决定中对意见一致的意识形态的尊重，在组织中就更有利于自由专家们那无法控制的权威；而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从被解放的人民那里所期待的也是同一类型的意见一致，并且通过同样的方法去获得。此外，拒绝考虑条件的对立，即现有斗争与自由个人社会之间的对立，在共同做决定的时刻，滋养了一种持久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离，正如西班牙层出不穷的无政府主义者起义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在地区层面上一次次被限制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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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汝拉山同盟(Fédération jurassienne)，活跃于19世纪70年代的瑞士无政府组织。受巴枯宁思想影响，瑞士的伯尔尼、巴塞尔、弗莱堡、日内瓦等都市于1872年联合成立了汝拉山同盟，成为国际反专制的先锋。1880年因政见分歧而自行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