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

在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中或多或少明显保持的幻想，就是一场革命的持续迫近，通过它的瞬间完成这场革命必须赋予意识形态理由，赋予从意识形态中衍生的组织实践的模式理由。无政府主义在1936年确实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形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指出，一方面，全面起义的信号是军队强加的军事政变(pronunciamiento)，另一方面，这场革命在最初的日子里并没有完成，原因是佛朗哥①政权在半个国家中依然存在，还得到国外的强大支持，而且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起义已经被打败，还因为资产阶级的残余力量相对强大，而共和国阵营中还有其他一批国家式工人政党。因此，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显得无法将革命的半途胜利进行到底，甚至连捍卫这些半途胜利也做不到。那些公认的革命领袖都成了部长，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人质，而资产阶级国家摧毁革命，为的是国内战争的失败。

95

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 scientifique)，它将其整个真理等同于经济中的客观过程，等同于受过组织教育的工人阶级对这种必要性进行认同的进步。这种意识形态在教学演示中重新找回了信心，虽然这种教学曾经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但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搭配上凝视的参照：然而，这样一种态度既丢失了黑格尔总体历史的维度，又丢失了空想主义批判(最大程度的批判是傅立叶①)的现存总体性的静止形象。正是基于这种科学态度，即以对称方式推动伦理选择的强硬态度，希法亭②的废话才这般证明，他当时说，承认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并不提供“有关应该采取的态度的指示。因为承认一种必要性是一回事，而着手为这个必要性服务则是另一回事”(《金融资本》)。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即历史的统一思想，对于马克思和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与需要采取的实践态度毫无区别，这些人通常应该是他们所同时采纳的实践的受害者。

第四章 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57

94

①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政治人物。在20世纪 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中，他率领民族主义军队打败了共和军，推翻了民主共和国，从1939至1975年担任国家元首，实行独裁统治。

96

社会民主组织的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交给了教授们，让他们去教育工人阶级，而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则是与这种被动学习相适应的形式。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对政治经济斗争的参与当然是具体的，但在深层却是非批判性的。它以革命幻想的名义进行着，依据的显然是一种改良性实践。这样，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坚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们的成功所打碎。运动中议员和记者们的分离，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招募的那些人带向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工会官僚已经成为劳动力的经纪人，将劳动力当作物有所值的商品去出售，即使是那些从产业工人斗争中招募的人，或是从他们中选拔出来的人，情况也是如此。为使他们所有人的活动保持某种革命性，就必须让资本主义幸运地处于无能境地，即在政治上可以容忍合法动荡中的改良主义，而在经济上却无法支持它。产业工人的科学所保障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兼容性，而历史则时时刻刻都在否决。

58

景观社会

①傅立叶(CharlesFourier，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与圣西门、欧文并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宇宙统一论》《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等。

②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1877—1941)，奥地利裔德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著有《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金融资本》等。

97

这个矛盾，伯恩斯坦很正派地想展示其现实，因为他是最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民主分子，也是最直率地与资产阶级科学方法论相结盟的人，而这个现实一而英国工人的改良运动，在放弃革命意识形态之时，也表现出这种情况在被展现时若不受质疑，就只能通过历史的发展本身。此外，尽管伯恩斯坦充满幻想，却否定了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将奇迹般地迫使社会主义者就范，而社会主义者只想通过某种合法的祭奠从革命中继承遗产。社会深度动乱的时刻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到来，而且在觉悟方面也是富饶的时刻，它曾经两次表明，社会民主的等级并没有在革命层面上进行教育，丝毫没有让德国工人变成理论家：首先是该党的大多数成员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然后是在战败后，他们参与镇压了斯巴达克团①革命者。工人出身的艾伯特②还相信原罪，因为他承认自己“像对待原罪那样”痛恨革命。这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代表制的最佳先驱，然而不久后又以绝对敌人的身份反对俄国和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他制定出这种新型异化的准确纲领：“社会主义意味着努力劳动。”

第四章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59

① 斯巴达克团(LigueSpartakiste)，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领导人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等。斯巴达克团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

②艾伯特(FriedrichEbert，1871—1925)，德国政治家，社会民主党成员，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宁不过是位忠实一贯的考茨基①主义者，在俄国条件下应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俄国的条件不允许第二国际进行相应的改良主义实践。无产阶级的外部领导，通过纪律严密的地下党来实现，这个党又服从于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知识分子，这种领导在此构成一种职业，而且不愿意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领导职业妥协(此外，沙皇政治制度也无法提供这样的开口，其基础将构成资产阶级政权的先进阶段)。它因此成为社会的绝对领导的职业。

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随着战争的来临及国际社会民主党面临战争时的垮台，得以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民主幻想的血腥结局曾经将全世界变成了俄国，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统治着由危机时期导致的第一次革命决裂，向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奉献出它的等级模式和思想模式，以便对统治阶级“用俄语说话”。列宁并没有指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责备它不再是革命的意识形态。

60

景观社会

98

99

①考茨基(KarlKautski，1854—1938)，德国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有《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社会主义纲领》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土地问题《社会革命基督教之基础》《取得政权的道路》《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等。

100

就在同一历史时刻，即布尔什维克为了自身在俄国取得胜利之时，还有社会民主党为了旧世界而胜利地战斗时，这个时刻标记了一种事物秩序的完全诞生，而这个秩序则位于现代景观的统治中心:工人的代表与工人阶级彻底对立。

101

罗莎·卢森堡①在1918年12月21日的《红旗》②中写道：“在所有先前的革命中，战斗者都亮出面孔进行厮杀：阶级对抗阶级，纲领对抗纲领。而在当今的革命中，旧秩序的保卫部队并不打着领导阶级的招牌前来干预，而是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号。如果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公开和坦诚地提出来的，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如今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中就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任何迟疑。”因此就在德国无产阶级激进思潮毁灭的前几天，它发现了整个先前过程(工人代表曾经对此做过重大贡献)曾经创造的新条件的秘密:保卫现有秩序的景观组织，也是外表的社会统治，其中的任何“中心问题”都不再能“公开和坦诚地”提出。这个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代表，既成为社会普遍做假的主要因素，也是这种做假的中心结果。

第四章 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61

①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ourg，1871—1919)，德国思想家、革命理论家。她参与创立了斯巴达克团和德国共产党，1919年在斯巴达克团起义中被杀害。著作有《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资本积累论》政治经济学导论》等。

②《红旗》(RoteFahne)，由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8年在柏林创办的德国共产党报纸，宣传斯巴达克团的革命思想，后成为德国共产党机关报。

102

效仿布尔什维克模式而建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它诞生于俄国的落后状况，还有先进国家工人运动对革命斗争的放弃，然而它却在俄国的落后中巧遇到所有的条件，推动这种组织形式朝着反革命颠覆的方向发展，这种颠覆已经不知不觉地包含在它初始的萌芽中；而欧洲工人运动的大众在面对1918—1920年间的“这里就是罗得岛，你跳吧！”①的重复放弃，包括暴力毁灭激进少数派的放弃，都有利于过程的完整发展，让其骗人的结果在人们面前得到肯定，被当作无产阶级的唯一解决办法。诉诸代表制的国家垄断，诉诸工人权力的捍卫，这就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行为，使它成为它该是的那样：无产阶级所有者的政党，它主要消除的是从前的所有制形式。

103

在对20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倾向资产阶级的弱点，农民占大多数的分量，无产阶级集中而具有战斗性的决定作用，但在全国又处于极其少数的地位——的总是不太令人满意的理论争论中，所有考虑到的对沙皇独裁的清算条件最终在实践中揭示了它们的解决办法，依据的却是在假设中并不在场的资料：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官僚，在夺取国家权力之时，也给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工农民主专政”是毫无意义的空话；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同时坚守阵地，既反对农民地主阶级，又对抗国内、国际的白色反动派，又反对自身那外化和异化成工人政党的代表，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的、言论的、不久还有思想的绝对主人的政党。托洛茨基①的持久革命的理论和帕尔乌斯②，即列宁在1917年4月实际结盟的理论，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是唯一变得真实的理论，这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且仅仅是在官僚阶级政权这个未知因素被引入之后。在意识形态最高代表手中的专政集中，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多次冲突中最一贯捍卫的集中。列宁每次反对其政敌时都很有道理，其原因在于他支持由少数派绝对权力的前期选择所带来的解决办法:在国家层面上拒绝给予农民的民主，也必须拒绝给予工人。这就使得人们拒绝将民主给予各同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全党中如此，最终直到政党的最高等级。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即喀琅施塔得③苏维埃被军队镇压而且淹没在诽谤中时，列宁就发表了这个结论去驳斥组织成“工人反对派”的左翼官僚主义者，而斯大林则将这个结论的逻辑扩展到某个世界的完美分裂中：“这里或那里，我们要的是枪杆子，而不要反对派……我们讨厌反对派。”

62

景观社会

①“这里就是罗得岛，你跳吧!”，原文为拉丁语“HicRhodus，hic salta”，意为“证明你的能力”。

第四章 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63

① 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1879—1940，俄语为 Je Tpou)，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亲密战友，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著作有《俄国革命史《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被背叛的革命文学与革命》等。

②帕尔乌斯(Alexandre Parvus，1867—1924，俄语为 Ap Iay)，俄国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

③喀琅施塔得(Cronstadt)，俄罗斯重要军港，位于芬兰湾东端科特林岛，东距圣彼得堡29公里。1921年，一群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士兵和平民支持者发动反对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叛乱，史称“喀琅施塔得叛乱”。他们要求实行言论自由，改变苏联战争政策，停止共产党对苏维埃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私人财产。苏联红军总指挥托洛茨基派军队进入喀琅施塔得，及时地镇压了叛乱。

官僚制度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唯一所有者，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后，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通过与农民阶级的暂时结盟，它首先在内部保证了自己的政权。它也从外部保卫了这个政权，通过使用第三国际官僚政党的工人士兵，让其充当俄国外交的补充力量，以便破坏任何的革命运动，还支持一些资产阶级政府，想在国际政治中(1925一1927年中国的国民党、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等)得到某种支持。但是官僚社会必须通过对农民阶级实施的恐怖去继续它自身的完成，以实现历史上最为粗暴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斯大林时期的这种工业化揭露了官僚制度的最近现实：它是经济权力的继续，是对保持劳动商品的商品社会本性的拯救。这是统治着社会的独立经济的证据，以至为其自身目的重新创造了它所需要的阶级统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创造了一种自主的威力，只要这种自主性还存在，这种威力就可以到达取消资产阶级的地步。在布鲁诺·里兹①的理解中，极权官僚阶级不是“历史上最后的所有制阶级”，它仅仅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替代性统治阶级。没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被一个简化的亚产品(sous-produit)所替代，它不太多样，而且集中于官僚阶级的集体所有制中。这种统治阶级的不发达形式也是经济不发达的表达方式，而其前景仅仅是追赶世界某些地区的发展迟缓。正是工人政党，按分离的资产阶级模式组织的政党，向额外的新版统治阶级提供了国家等级的环境。安东·西利加②在斯大林的监狱里做了这样的记录：“组织的技术问题曾经显示为

64

景观社会

104

①布鲁诺·里兹(BrunoRizzi，1901—1977)，意大利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苏联：官僚集体主义世界的官僚化》。

②安东·西利加(AntonCiliga，1898—1992)，克罗地亚政治家和作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令人困惑的谎言之国的十年》。

社会问题”(《列宁和革命》)。

105

革命的意识形态，被分离物的协调，即列宁主义构成其最大意志主义努力的协调，决定着对推动自身的现实的管理，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改造，这种协调成了不协调中的真理。这个时候，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个目标。不再被人否定的谎言将变成疯狂。现实与目的一样，被分解在极权的意识形态宣告中：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存在的一切。这是景观的地方原始主义，然而其作用在世界景观的发展中举足轻重。这里正在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它不像到达物质富足阶段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从经济上改造世界；它只是从治安角度改造感知(perception)。

106

执政的极权意识形态阶级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的政权：它越是强大就越是断定自己不存在，而它的力量首先用来断定它的非存在(inexistence)。它就在这一点上比较谦虚，因为它正式的非存在也应该对应于历史发展的顶峰(necplus ultra)，同时，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其坚不可摧的指挥。到处都是官僚制度，对意识来说它该是个隐身的阶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变成了一种疯狂。绝对谎言的社会组织就来自这种根本的矛盾。

第四章 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

65

107

斯大林主义是官僚制度本身中的恐怖统治。建立该阶级政权的恐怖主义也一定会打击本阶级，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法律保障，没有任何存在被认可为有产阶级，也不能将这个存在扩展到它的每个成员。真正的所有制被掩盖了起来，只有通过虚假意识的道路方能成为所有者。虚假意识只有通过绝对的恐怖才能维持其绝对的权力，在绝对恐怖中，任何的真实动机都将以失败告终。执政的官僚阶级的成员们，对社会只有集体地拥有的权利，只能充当基本谎言的参与者：他们必须扮演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角色，即使必须是意识形态非忠实性的文本的忠实执行者。但是对这个说谎存在者的实际参与，本身也应该被认可为一种真实的参与。任何官僚者都不能个体地支持其面对政权的权利，因为要证明他是一位社会主义无产者，这就表明他是官僚者的反面；而要证明他是一位官僚者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官僚制度的官方真理就是不要存在。这样，每位官僚者就处在绝对依赖的状况，依赖于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心保障，它承认一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集体参与，这一政权是意识形态不能消灭的所有官僚者的政权。如果说形成整体的官僚者能决定一切，那么他们自身阶级的一致就只能通过集中于一人身上的恐怖主义权力的集中来保证。在这个人身上，常驻着政权中唯一谎言的实践真理：其不容讨论的边界定位总是得到校正。斯大林不需裁决就可最终确定谁是拥有权力的官僚者，也就是说能确定谁应该被称为“执政的无产者”或“日本天皇和华尔街雇佣的叛徒”。官僚制度的原子只能在斯大林个人身上寻得其权利的共同本质。斯大林就是这个世界的君主，他以这种方法自命为绝对的人，在这个人的意识中，就不存在其他更高的精神。“世界的君主拥有对世界是什么的真实意识有效性的普遍威力就在它施行的毁灭暴力中，以对抗与它形成对比主体的自我。”他既是确定统治场地的强权，也是“破坏这个场地的强权”。

66

景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