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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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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0 | PRINTED_PAGE=2 / 132

至此，我们只是从主体对待源始力量的模糊态度的角度，即从解放的认同角度，初步阐述了神话思维模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启蒙看作是摆脱命运力量的失败努力。空洞而无望的解放，依然让神话力量的诅咒战胜了逃避者。对神话思想和启蒙思想的另一维度的描述，只出现在少数地方：在这些地方，解神话的途径被明确为基本概念的转换和分化。神话具有一种总体化力量：它把一切表面上可以感知的现象结合成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其中充满了对立关系和一致关系，而神话的这种总体化力量源自现代不再适合现代世界观的基本概念。比如语言，作为表达中介，语言并没有完全从现实中抽象出来，从而使得常规符号与语义内涵以及指涉物彻底分离开来。语言世界观与世界秩序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对事物的秩序和部落的认同构成威胁，神话传统是不会改变的。有效性范畴，诸如“对”与“错”、“善”与“恶”等，依然是和交换、因果性、健康、物质和财富等经验概念融为一体的。神秘思维不允许在基本概念上分清物与人、有灵魂的与无灵魂的、可以操纵的对象与具有行为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主体。只有解神话化才能驱除魔障，在我们看来，它混淆了自然与文化。启蒙的过程导致了自然的非社会化和人类世界的非自然化。借用皮亚杰的说法，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世界观的解中心化过程。

传统世界观最终世俗化了，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解释，它可以同世界本身区分开来。外部世界分化为存在者的客观世界和规范的社会世界(或由规范的人际关系调节的社会世界)。这两个世界都脱离了主观体验的内在世界。正如韦伯所说，这个过程在世界观的合理化当中得到了继续，而作为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些世界观又得益于它们自身的解神话化。如果说合理化(比如在西方传统中)即便在面对神学基本概念和形而上学基本概念的时候也没有望而却步，那么，有效性的关系领域就不仅仅摆脱了混杂的经验，而且还依据真实性、规范正确性、主观真诚性在内部进行了分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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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诺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必须放弃和超越这一批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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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描述神话与启蒙之间的复杂过程，认为这是一种解中心化的世界观的挑战，我们就可以确定意识形态批判程序可能出现的场合。只有当意义关联和现实关联、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都很明确时，只有当科学、道德和艺术各自都针对一种有效性领域，各自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并摆脱了宇宙论、神学和巫术思想的干扰时，才会出现一种怀疑，认为一种理论(经验主义的也好，规范主义的也好)所要求的有效性自主性是一种表象，因为不同的兴趣和权力要求已经潜入了它的机体之中。由于怀疑而产生的批判力图表明，遭到怀疑的理论在它们要求具有有效性的命题当中已经表达出了一种依附性，如果没有失去可靠性，这种依附性也就不可能得到承认。如果批判试图阐明的是，理论的有效性没有完全从它的发生语境中分离出来，理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与有效性不应有的混杂，而且，理论也因此而获得了自己的声誉，那么，批判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试图指出的是：在意义关联和现实关联之间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上，这些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是怎样混合起来的—这些关系之所以出现混乱，原因在于，有效性要求是由权力关系来决定的。意识形态批判自身并不是一种可以与其他理论并列而行的理论，相反，意识形态批判纯粹是对特定理论命题的运用。依靠这些理论命题，意识形态批判对遭到怀疑的理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为此，它揭示了这些理论的非真实性。意识形态批判继续把启蒙过程推向前进，为此，它指出，一种以解神话化为前提的理论依然受到神话的约束，还存在着一种以为得到克服的范畴错误。

①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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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一种批判，启蒙第一次具有了反思意识。而启蒙完成自我反思，依靠的就是它自己的产物—理论。不过，一旦意识形态批判本身被怀疑再也不能产生真实性时，启蒙的戏剧性就达到了高潮，这样，启蒙也就第二次具有了反思意识。于是，怀疑也就波及到了理性：意识形态批判在资产阶级理想当中发现了理性的标准，并且坚持这些标准。《启蒙辩证法》完成了这一步，它甚至使批判独立于自身的立足点。那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何认为他们有必要迈出这一步呢？

批判理论最初是在霍克海默的圈子中发展起来的，目的是要研究由于西方革命的缺席、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以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上台而造成的政治沮丧。批判理论试图阐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错误预测，但并没有打算彻底告别马克思主义立场。明确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最困难的时期，人们会获得这样的印象：理性的最后一点光芒已经从现实中彻底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坍塌的文明废墟和不尽的绝望。青年阿多诺从本雅明那里吸收的自然历史观念①，看来以一种未曾预见的方式获得了实现。历史在它快速发展的瞬间，凝固成了自然，并蜕变为无法辨认的希

① 阿多诺：《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 1 卷，Frankfurt am Main, 1973，第34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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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之乡。

当然，这些历史学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只有在显示出一种系统的动机的时候，才能在理论领域引起人们的兴趣。事实上.政治经验肯定会影响到法兰克福学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在一篇有关“哲学与分工”的笔记中，有一段读起来刚好像是对批判理论经典时期的概括：

(哲学)很清楚，根本就不存在行之有效的抽象的规范和目标，可以用来代替现实的规范和目标。哲学推理现实的自由正在于：哲学未经进一步的思考，就接受了资产阶级理想，尽管这些资产阶级理想不是被扭曲了，就是早已被现状的代言人宣布了；尽管它们有可能受到操纵，它们还是可以被看作是现存制度的客观意义，无论是技术层面上的客观意义，还是文化层面上的客观意义。①

由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其出发点在于，“资产阶级理想”当中表达出来并在“制度的客观意义”当中得到体现的理性潜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赋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一种带有欺骗性的外衣，显得像是可靠的理论；另一方面，它又为对一些理论形态的内在批判提供了出发点，这些理论形态成为了普遍兴趣，而实际上只为社会统治集团提供服务。意识形态批判借助误用的观念，揭示了自身当中所潜藏的理性环节，并把这些观念当作一种命令，认为如果过剩的生产力还在向前发展，那么，这种命令就会在社会运动当

① 《启蒙辩证法》，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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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落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批判理论家们还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理性潜能抱以部分的信任，认为在生产力的发展压力下，这些理性潜能会得到释放。在此基础上，他们制定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计划，其研究成果就是若于卷的《社会研究杂志》。根据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杜比尔阐述了为何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批判理论的这点信任也消失殆尽①，以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过时，而且他们也不再认为可以用社会科学的工具来兑现社会批判理论的诺言。相反，他们把意识形态批判推向极端和自我超越，而意识形态批判本来应当要完成对启蒙的启蒙。《启蒙辩证法》的前言就是以如下的坦白开头的：

许多年以来，尽管我们早就认识到，现代科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靠牺牲理论结构换来的，但我们始终认为，现代科学研究还是值得坚持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仅限于批判和继承专业学说，起码在主题上还拘泥于传统学科，比如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编的断片充分表明，我们必须放弃对当代意识的这种信任。②

如果这些悲观作者的怀疑意识道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实情，那么，意识形态批判就丝毫也没有保留下它所追求的东西。而如果生产力与它试图打破的生产关系进入一种有害的共生关系的话，那么，就再也没有任何动力可以让批判燃起希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已经动摇了，但他们依然想坚持启蒙的基本框架。因此，他们把启蒙对神话所做的一切再一次完整地应用到启蒙过程当中。由于他们反对理性作为其有效性的基础，所以，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总体性批判。可是，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批判的总体化和独立化呢？

① H. 杜比尔：《科学组织与政治经验》(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 und politis-che Erfahrung),Frankfurt am Main, 1978,第—部分。

②《启蒙辩证法》，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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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怀疑虽然具有了总体性，但并没有改变方向。它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理想的非理性功能，而且反对资产阶级文化本身的理性潜能，并因此而波及到一种具有内在程序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但其意图没有改变，依然是发挥一种揭示功能。没有改变的还有理性怀疑主义渗透进去的思维模式：现在，理性自身被怀疑成了权力要求和有效性要求的有害混合，但这仍然是启蒙的意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借助“工具理性”概念，对篡夺理性地位的算计性的知性进行清算。①这一概念同时也提醒人们，一旦目的理性膨胀成为总体性，也就取消了有效性要求与自我持存要求之间的区别，进而摧毁了有效性和权力之间的壁垒，消解了现代世界观以为彻底克服神话就可以实现的基本概念的分化。作为工具理性，理性把自身与权力混同起来，并因此而放弃了批判力量—这是应用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最后总暴露。意识形态批判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描述了批判力量的自我毁灭过程，因为它在描述时依然要用已被宣判死刑的批判。它用自身的武器来谴责启蒙的总体化。阿多诺显然认识到了总体化批判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矛盾。

① 请特别参阅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Vernunft) , 1947, Frankfurt am Main,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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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读起来像是在继续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思考这一内在矛盾，为什么只有这种矛盾的持续展开才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认识到主体对自然几乎带有魔幻色彩的铭记，而“一切文化当中未被认识的真理都包含在主体对自然的铭记当中”。①《启蒙辩证法》完成之后的二十年里，阿多诺依然保持着这样一种哲学冲动，从未回避总体化批判思维的悖论结构。这样始终如一实在了不起，堪与尼采相媲美，因为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是启蒙第二次反思的伟大范例。尼采把悖论结构推到了一边，用一种权力理论解释了现代性当中理性与权力的混同，而这种权力理论将自身再神话化，以审美断片的修辞要求代替了真理要求。尼采示范了如何把批判总体化的过程。不过，他最终却发现有效性与权力的结合是可耻的，因为它妨碍了一种被美化的权力意志，而这种权力意志充满了艺术创造力。通过与尼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总体化的批判没有固定的发展路线。在坚定的反启蒙的理论家当中，正是尼采把反启蒙推向了极端。②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尼采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承认，尼采是“黑格尔之后少数几个能发现启蒙辩证法的人之一”③。他们自然也接受了“关于统治与理性同一性的无情学说”①，即关于意识形态批判通过总体化而达到自我克服的学说。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忽略这样一点：黑格尔是尼采的杰出对立面。尼采如此坚定不移地反对理性批判，以至于否定一由于理性自身变得不可靠，因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想作为惟一可靠的标准而保留下来的程序—也都失去了尖锐性。尼采的批判耗尽了批判自身的冲动：

① 《启蒙辩证法》，第55页。

②和他的新保守主义传人一样，尼采也把自己打扮成“反社会学家”，请参阅H. 拜尔：《社会：死去上帝的悠长阴影》(Die Gesellschaft-ein langer Schatten destoten Gottes'),载：《尼采研究》,第 10/11 卷，Berlin,1982,第6 页以下。

③《启蒙辩证法》，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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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文明的一种对抗，统治者道德相反却代表着被压迫者。对衰微的本能的憎恨，实际上暴露出了统治者的真实嘴脸。这在他们的受害者那里就可以得到说明。但是，统治者道德作为强权和国教，却完全依赖着文明的力量，这支文明的力量就是那些密集的大众、切齿的仇恨以及与它曾经势不两立的一切。尼采的论点在实现过程中不仅驳斥了自身，同时又显露出了真实性。尽管其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欢呼，但它与现实的精神还是针锋相对的。②

这种对尼采的矛盾心理是有启发意义的。由此可以看到，《启蒙辩证法》更多是归功于尼采，而不是得益于一种反对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策略。但始终没有得到澄清的是，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又表现出对西方理性主义成就的冷漠。两位启蒙主义者怎么会如此低估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容，以至于他们所观察到的一切都是理性与统治、权力与有效性的混合呢？难道他们也受到尼采的启发而从已经获得独立的审美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中赢得其文化批判的标准？

① 《启蒙辩证法》，第143页。

② 同上，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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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首先是他们在内容上的一致性。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主体性的源始历史”所设定的基础结构，在每个细节上都与尼采的理论有着相似的地方。尼采认为，一旦人被剥夺了他们的“外在”本能，他们就不得不依赖于“意识”，也就是依赖于把外在自然对象化和扭曲化的机器：

他们被还原为对因果的思考、推断、计算以及联系。这些不幸的人啊。②

然而，与此同时，古老的本能必须得到驯化，找不到出路的需求本性必须受到压抑。在这样一个冲动与内在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内在自然的主体性，而且是打着“弃绝”或“恶劣良知”的旗号：

所有不能向外宣泄的本能都向内转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的内在化。这是人第一次发展了后来被称为“灵魂”的东西。整个内在世界本来像是夹在两层皮中间那么薄，而现在，当人的外向发泄受到限制时，内在世界就相应地向所有的方向发展，从而有了深度、宽度和高度。③

最后，统治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两个因素在人对人的统治制度中联系到了一起，并被固定了下来：

社会和和平的禁令都是建立在制度之上，因为它们强迫人们自我克制。那个被国家组织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古老自由本能侵害的可怕屏障—惩罚是这个屏障中最主要的部分使得野蛮人、自由人、漫游者的所有本能都转而反对人自身。①

① P. 普茨：《尼采与批判理论》(Nietzsche im Lichte der Kritischen Theorie')，载：《尼采研究》，Berlin,1974，第175页以下。

尼采：《全集》，第5卷，第322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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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尼采的知识批判和道德批判也预设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工具理性批判形式所阐述的思想：在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理想和真实性要求背后，在普遍主义道德的禁欲理想和正确性要求背后，潜藏着自我持存和统治的绝对命令。实用主义认识论和道德冲动学说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揭示为纯粹的虚构，其中，权力要求为自己的缺席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证辞—借助于想像力和“隐喻化的冲动”，外部刺激只是为相应的投射反应和一系列的阐释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在这些阐释背后，文本消失不见了。

但是，尼采用不同于《启蒙辩证法》的视角来考察现代性。也正是这一视角告诉我们，为何客观化的自然和道德化的社会会堕落成同样的神秘力量(或者是颠覆性的权力意志，或者是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相互联系。

这一视角是和审美现代性、解中心化的主体性一道打开的，主体性坚持自我揭露，并在先锋派艺术当中体现出来，摆脱了一切认识和目的行为的束缚，也摆脱了一切劳动和功利的绝对命令。尼采不仅是马拉美的同时代人和精神上的同路人；他不仅仅吸收了瓦格纳的晚期浪漫主义思想；先锋派意识在二十世纪文学、绘画和音乐中获得客观表现，并在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当中得到探讨之前，尼采第一个将审美现代性概念化。他赞美瞬间，颂扬动力，推崇现实性和新颖性，所有这一切都表达出一种具有美学动机的时间意识，表达出一种对于未被玷污的断裂的当下的渴望。超现实主义者具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意图：打破沉沦历史的连续性，而这种意图在尼采这里已经露出端倪。审美反抗的颠覆力量，后来也激发了本雅明甚至还有魏斯的反思，而它早在尼采反对一切规范的经验中已经形成。正是这种力量把道德上的善和实际中的功用都中立化了，并在秘闻与丑闻的辩证法当中、在对世俗恐惧的陶醉当中表现了出来。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和耶稣是伟大的对手，他们是真理信仰和禁欲理想信仰的维护者：正是他们否定了审美价值。尼采坚信，只有艺术——“在艺术当中，谎言变得神圣，欺骗的意志也变得神圣”①，只有审美恐怖，才不会被科学和道德的虚构世界所迷惑。

① 尼采：《全集》，第5卷，第322页。

②哈贝马斯：“后记”，载尼采：《认识论著作集》（ErkenntnistheoretischeSchriften),Frankfurt am Main, 1968,第 237 页以下。

③ G.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und die Philosophie), München, 1976，第3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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