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b)海德格尔在他的后期哲学中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现代性批判独立于科学分析。“本质之思”拒绝了一切经验问题和规范问题，而这些问题本来可以用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来加以处理，或用论证形式来加以处理。抽象的本质认识在未经反思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的偏见视域内越来越任意铺展。海德格尔对常人、公共性的专制以及私人的衰弱、技术官僚论和大众文化等都从时间层面上展开了批判和评判，但他缺乏原创性，因为他的这些观点都没有偏离德意志士大夫的一贯立场。②当然，海德格尔学派也做出了一些认真的尝试，他们试图把技术、极权以及政治等本体论概念进一步严格地运用到对当下的分析当中。但他们的这些努力表现出了一种反讽：存在之思越是认为远离了科学研究，就越是落入当代科学风尚的圈套。

(c)最后成问题的是天命的不确定性，海德格尔称之为克服形而上学的后果。由于存在逃脱了陈述命题的断言把握，由于存在只能间接地加以讨论，甚至只能“保持沉默”，因此，存在的天命一直都没有被发现。关于存在的言语虽然没有陈述内涵，但依然具有一种以言行事的意义，它要求服从成命。它在政治实践层面上的意义在于准备服从权威所具有的以言表意效果：权威虽然不确定，但具有灵性。后期海德格尔的修辞实际上是对文本所拒绝的陈述内涵的补救：它让接受者在对待伪神圣权力时能步调一致。

① 《尼采》,第1卷，第580页。

② F. K. 林格尔：《德国士大夫传统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Mandarins),Cambridge,1969;请参阅我为该书撰写的评论，载哈贝马斯：《哲学—政治巨擘》(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 1981,第 45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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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存在的看护者”。思就是回忆性的“自我要求”，它“属于”存在。存在的思性记忆服从的是“恰当性法则”。思“关注着”存在的天命。存在“召唤”卑微的看护者来保护它的真理。因此，存在“确保”圣者变得仁慈，而不幸的冲动却报以愤怒。这是《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中广为人知的思想，而且后来也在不断地重复。《存在与时间》中的语言同样流露出了空洞抉择的决定论。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表明，他对于克制也是作好了无意义的屈从准备。可以肯定，“思性记忆”的空洞形式同样也可以用其他的立场来加以填补，比如无政府主义者的颠覆性的拒绝立场。这种立场与其说是切合当下的情绪氛围，不如说是对某种更高事物的盲目屈服。①我们可以任意让同一个思想结构在时间历史中获得实现，但是，这种任意性依然具有迷惑性。

我们如果认真思考一下这些结论，我们就可以对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提出质疑：它超越了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而且事实上也脱离了现代性话语。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得益于一个“转向”，其目的是要走出《存在与时间》的困境。不过，只有当我们把海德格尔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论证放到其他思想史语境当中加以考察，而不是拘泥于海德格尔通过回忆为自己所设定的思想语境时，我们才能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论证研究是一条死胡同。

① 请参阅 R. 舒曼：《论实践哲学的基础》(‘Questioning the Foundation ofPractical Philosophy')，载：《人文研究》(Human Studies)，第 1 卷，1980，第 357 页以下;及其《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inking in Heidegger')，载：《社会研究》(Sxial Research),第45卷，1978,第191 页以下;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海德格尔与行动问题》(le principe d'anarchie.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de l' agir), Pari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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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德格尔曾反复强调，他对此在作生存论分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重提形而上学发轫以来一直遭到遮蔽的存在的意义问题。他想占领一个制高点，因为正是在这个位置上，形而上学的历史显示出了其同一性意义，同时也走向完结。①海德格尔在后期提出的这个独断要求，掩盖了《存在与时间》形成的实际语境。我所说的不仅是十九世纪的晚期唯心主义，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整个德国哲学界(从李凯尔特经舍勒到哈特曼)的新本体论转型。哲学史称这段时期为新康德主义走向崩溃的时代——新康德主义在当时是惟一一种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学说，但所谓转型并不是要回到前康德的本体论。相反，各种形式的本体论思想都被用来把先验主体性拓展到认知领域之外，并使之“具体化”。历史主义和生命哲学已经揭示了传统的日常经验和超越经验、审美创造性、肉身存在、社会存在以及历史存在，并将它们提高为哲学考察的对象—这些超越先验主体建构能力之外的经验领域，不管如何，都打破了古典意义的先验主体概念。狄尔泰、柏格森和西美尔等用带有活力论色彩的模糊的生命力或意识流代替了先验综合的创造功能；但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摆脱意识哲学的表现模式。对他们来说，主体性观念已经具有决定意义：主体性把自己外化出来，目的是想把对象化重新融人到自身的体验当中。①海德格尔受到了他们的启发，但他意识到了意识哲学的基本概念并不适用。他所面临的问题是：消灭从康德开始投入使用的先验主体性概念，而又不抹杀主体哲学(最近的就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所探讨的分化的丰富性。

① W.舒尔茨从这个角度确定了“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载：《哲学通览》(Philosophischer Rundschau),1953,第 65 页以下;O. 珀格勒(编):《海德格尔》(Heidegger),Köln,1969,第 9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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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自己在《存在与时间》第10节提到了他所面对的问题语境，并且还提到了胡塞尔和舍勒：

人格不是物，不是实体，不是对象。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胡塞尔提示的东西——他要求为人格的统一提供一种建构，它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物之统一的建构。……人格的本质就存在于意向性行为的施行过程之中…所以，心理存在同人格存在毫不相干。行为被施行，人格是行为施行者。②

海德格尔不满意这一态度，他质问道：

① 西美尔:《论哲学文化》(Zur Philosophie der Kultur')，载其：《哲学文化》(Philosophische Kultur),Berlin,1983。请参阅我为此书所写的跋：《西美尔作为时代诊断者》(‘Simmel als Zeitdiagnostiker')，同上，第 243—253 页。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7页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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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施行”的存在论意义是什么？应当如何在存在论意义上正面规定人格的存在方式？

为了进一步消解先验主体概念，海德格尔使用了新本体论转型的词汇。但他在走向激进的过程中，依然坚持先验立场，主张对人格存在作为在世界中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加以反思。否则，大量的结构就会陷入生命哲学的概念漩涡当中。主体哲学也应当用一种先验的实存本体论的抽象性来加以克服，这种抽象性既突出也完整，甚至更加彻底。在这一标题之下，海德格尔用原创的形式把诸多理论方法强行联系在了一起，它们可是一直水火不容，而且，只有在面对彻底替代主体哲学的基本概念时，才展示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研究视角。

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中，海德格尔从概念策略上做出了三个重大抉择，为他的基础本体论铺平了道路：

第一，他赋予先验问题以一种本体论的意义。实证科学探讨的是本体问题，它们就自然、文化和世界中的存在提出命题。因此，从先验角度对这些本体论认识方式的条件进行分析，能够澄清作为存在领域的客观领域的处境。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首先理解为“关于自然这一存在领域的先天的事情逻辑”①，而不是首先理解为认识论。如果我们注意到，科学本身并非如新康德主义所说，可以还原为自由缥缈的认知活动，而是立足于具体的生活情境，那么，先验哲学的本体化倾向也就很好理解了：“科学是此在的存在方式”②。胡塞尔称之为科学在生活世界中的奠基。科学的客观领域或存在领域具有抽象的结构，其意义只有在向存在理解的回溯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而这些领域在它们的日常实存中会与世界中的存在者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可以把这种简单的交往提高为科学研究的精确形式。对于一个世界的不同理解，属于肉身一历史的具体实存。而存在者的意义在这个世界当中早已得到揭示，因此，存在者在科学中有可能会被客观化。如果我们以先验的立场去追问存在者的抽象结构，而这种结构又是由先验哲学以科学为主导所揭示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会遇到这种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理解。通过对各种世界理解的分析，可以把握住生活世界或“在世界中的存在”的各种结构，而这些结构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实存。由于它们先于整个存在者的范畴，特别是先于科学家可以采取客观立场加以对待的存在领域，因此，对在世界中的存在的生存论分析就获得了基础本体论的名声。这就是说，只有基础本体论才能让用先验立场揭示出来的局部本体论的生活世界基础或实存基础变得澄明起来。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1页。

② 同上，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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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海德格尔赋予现象学方法以一种本体论阐释学的意义。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就是从自身出发把自身展现出来的一切。由于海德格尔把“自明”换成“显现”，因此，他所说的是遮蔽、隐藏以及覆盖等对立概念。现象只能间接地显现出来。显现者就是存在者，并同时遮蔽了存在者的定在。现象是不能直接把握的，因为它们在它们的本体显现过程中并没有展示出它们的自身所是。所以，现象学和科学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现象学探讨的不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而是要解释现象中所隐藏的一切，并由此把现象付诸语词。现象学领域就是被存在者遮蔽的存在领域。因此，要想让现象到场，就必须付出巨大而不懈的努力。但和胡塞尔所说的不同，努力模式已不再是直观，而是对文本的阐释；不是对理想本质的直觉展示，而是对复杂意义语境的解释学理解，以使得现象成为自我定性。这样，海德格尔就为一种突出的真理概念作好了准备，并把本质直观现象学的方法论意义转化为它的对立面—生存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对摆脱一切自明性的意义的解释，取代了对直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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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海德格尔最后把对此在的先验分析方法和解释学分析方法同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主题联系起来。人的此在是依据它存在与否的可能性来理解其自身的。它必然要在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之间进行选择。它是一个“必须存在”的存在者。人的此在必须从它的可能性视界来理解自身，而且也必须把它的生存本身把握在自己的手里。谁如果试图避免这样的选择，他就已经决定选择飘零和堕落的生活状态。海德格尔把这种自我拯救的主题(克尔凯郭尔以一种存在主义的方式强调了这个主题)转换到了对自身生存的烦忧模式当中：

此在是一个存在者。它在其他的存在中涉及到了自我。①

但是，海德格尔对这个世俗化的拯救主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对自身存在的怕变成了烦，从而为分析人的生存的时间结构提供了主导原则。而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海德格尔运用这一主题的方法。不仅哲学家在追问存在意义时发现，他被引向了人的肉身—历史生存意义上的前本体论世界观和存在观。毋宁说，在确定这个生存自身的过程中，已经在关心他的存在，并确保他能够通过解释学把握住他“最切身的存在能力”。由此看来，人有史以来就是一种本体论的存在，从而使得存在问题在生存意义上必然要浮现出来。生存论分析源于人的生存最内在的冲动。海德格尔称它是生存论分析的本体根基：

① 《存在与时间》，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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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务是阐释存在的意义，那么此在不仅是首先要问及的存在者；更进一步，此在还是在其存在中向来已经对这个问题所追问的那一东西有所作为的存在者。于是乎存在的问题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把此在本身所包含的存在倾向极端化，把先于存在论的存在领悟极端化罢了。①

由此，我们可以把三种概念策略概括如下：首先，为了能够描述作为基础本体论的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把先验哲学与本体论结合了起来。其次，为了能够把作为生存论解释学的基础本体论贯彻下去，海德格尔把现象学转换成本体论解释学。最后，他让生存论解释学带有存在哲学的动机，目的是为了能够把基础本体论置于兴趣语境当中，否则，这些兴趣语境就会被贬低到纯粹生存的层面上。就在这个地方，本体论差异被遮蔽了，生存性的普遍性与经验存在问题的独特性之间严格的方法论区别也被打破了。

通过这一结合，海德格尔似乎已经成功地剥夺了主客体关系的范式意义。本体论转向打破了认识论的优先性，但又没有放弃先验问题。由于存在者的存在一直都和存在理解保持着内在关系，由于存在只有在人的此在视域之内才有意义，因此，基础本体论并不意味着倒退到先验哲学，而是把先验哲学推向了极端。但与此同时，生存论解释学转向又结束了自我反思方法，这种方法曾迫使胡塞尔采用先验还原。对前本体论存在理解的阐释和对日常生存意义语境的解释，取代了认知主体(即自我意识)的自我关系。最后，海德格尔对存在主义的主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从而使得对“在世界中的存在”的结构分析取代了客观经验的条件，并成为对好的生活这一实践问题的回应。真理的启示概念决定了判断在本真存在中的意义，并先于一切科学而与存在者发生关系。

① 《存在与时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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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真理概念是一条主线，由此，海德格尔引入了基础本体论的核心概念，即世界概念。世界构成了意义的显现视界，在这个视界里，存在者摆脱了生存论意义上围绕着存在而烦忧的此在，并把自我显示出来。世界总是先于通过认知和行为而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主体。因为不是主体与在世界中的事物建立联系，而是世界首先建立起了一种语境，为存在者提供了一种前理解。有了这种前本体论的存在理解，人从一开始就被放到世界关联当中，并优先于世界当中的一切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人并不只有在世界中才会被遭遇到。由于人在世界中有着特殊的存在方式，因此，他和解释世界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过程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并建立起了语境。因此，海德格尔把人的生存描述为此在，它“使”一切存在者通过与它发生关联而获得存在。此在的“此”就是存在变得澄明的地方。

相对于主体哲学而言，这一策略概念的优势是很明显的：认知与行为不再一定要被设想为主一客关系。

认识并不首先创造出主体同一个世界的交往，这种交往也并非从世界对主体的作用中产生出来。认识是此在根植于在世的一种模式。①

① 《存在与时间》，第62页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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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通过认知和行为而出现在作为事态总体性的客体面前；在这个主体的位置上，我们可以把用客观立场完成的认知活动和行为活动理解为源于生活世界的内在基本模式，而生活世界在直觉上被看作是语境和背景。海德格尔结合生活世界内在方式的时间结构而把它描述为烦的诸种模式。比如，

对某种东西有所行事，制作某种东西，安排照顾某种东西，利用某种东西，放弃或浪费某种东西，从事贯彻、探查、询问、考察、谈论、规定，诸如此类。①

《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的核心是对世界概念的分析。海德格尔从操劳的角度把(和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概念解释为因缘关系，而所谓操劳，就是在生活实践中用非客观化的立场对待生活世界中的物体。随后，海德格尔指出，因缘关系超越了可以上手的一切而获得普遍意义，并成为一种指设关系。只有依赖于远距离的立场转换，自然才能从生活世界的视域中脱离出来并被对象化。只有当存在者领域的世俗化过程被看作是纯粹表现的世俗化过程时，才会出现一个对象和实践的客观世界，而(意识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则可以通过认知和行为与这个世界建立起联系。

4

我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讨论海德格尔的分析(14—24节)，因为它们并没有偏离从皮尔斯到米德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路径。而海德格尔的原创之处在于用世界概念来批判意识哲学。但这样做很快也陷入了困境。这在第25节(“此在为谁的问题”)中看得很清楚。海德格尔先是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① 《存在与时间》，第56 页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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