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每个主观表达都可以被客观表达(它将保证每一瞬间 的意义意图的确定性)所代替。①

单个名称应当能够用说明来替代，场景和时间的直接表达则应当可以用时空位置等来替代。正如图根哈特所说，这种把主观表达转换成独立于语境的客观表达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单称名词和记述式表达一样，都是实用主义意义的范例，它们要想得到解释，就必须依靠规则在主体间的具体运用。而德里达对这一事态的解释则截然不同。胡塞尔不得不把所有的语言意义与涉及真实性的客观表达联系起来，而客观表达立足于对现实直观的满足，并且只强调认知功能。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这样认为，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症候，它源远流长，决非语言分析所能诊治：

当然，事实上，说每一个主观表达都可被客观表达替代，只是在断定客观理性的无限的边界。②

唤起德里达反抗情绪的，就是这种用理性限定语言，用知识限定意义的形而上学方法。在胡塞尔自明性的真理概念中，德里达发现，有一种形而上学依然在活动，它迫使我们把存在看作是在场或现实性。

正是在这个地方，德里达认为有必要激活在胡塞尔的论证中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因素而被悬隔起来的符号的外在性这是一种符号学的观点，而绝非一种语用学的观点。在德里达看来，在场证明经验具有同一性，而正是在这种同一性思想当中，暴露出了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实质之所以说现象学具有形而上学特征，是因为在直观中得到落实的意义意向消除了时间的异性和他性，而这两者对于同一对象的直观行为，以及对于语言表达意义的同一性都是重要的构成因素。在胡塞尔看来，自我给定的在场具有一种感应作用，而在这种感应作用当中，重复结构消失了，一旦没有了这种重复结构，一切也就无法从时间的洪流和经验的潮流中解脱出来，无法让自己在场，进而获得表现。

① 《逻辑研究》,第90页。

②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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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与现象》一书的核心是第五章。在这一章，德里达回过头来考察了胡塞尔对内在时间意识的分析，其目的是要用胡塞尔的矛来攻胡塞尔的盾，并把握住直观现实此在的不同结构；而直观之所以成为可能，依靠的则是先行或回归。一旦我们意识到囊括一切实际经验的记忆循环时，一种具有自我同一性的对象的彻底在场也就被瓦解了。“当下的”经验源于一种再现行为，源于对一种可以重复的认识的感知：时间间隔的异性环节和他性环节是瞬间自发性内在固有的。直觉定在的内在同一性，事实上证明自己是构成的和造成的。由于胡塞尔在写作《逻辑研究》时心中想到的只有先验主体性，而没有注意到时间化和变化是一个源始过程，因此，他也就无法搞清楚符号在建构自我同一的对象和意义时所发挥的作用。任何一种表现都联系着过去和现在，而对于任何一种表现来说，符号都是必不可少的：

每当一个音素或一个字母在一个公式或一种感知中出现时，这个音素或字母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另一个。但是，只有当一种形式的同一性使它得以重印出来，并且被承认时，它才能够作为符号和一般语言进行活动。这种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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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必然是一种理想。①

胡塞尔把自在意义的理想性与意见行为和交往行为以及表达和指涉的符号基础严格区分开来，相反，德里达所依靠的则是“能指的感知形式的理想性”。②然而，他没有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根据规则的具体运用来解释这种理想性，而是仅仅追求与胡塞尔的所谓在场形而上学划清立场。

德里达反对胡塞尔的核心观点在于：胡塞尔放任自己被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观念所蒙蔽自我同一的意义的理想性只能由活生生的在场来加以保证。这是一种摆脱一切经验内涵的先验主体性的内在经验的实际在场，对此，通过直觉就可以直接加以把握。否则，他就不会对如下事实视而不见：在看起来具有绝对性的当下之初，出现了一种时间差异和他性，德里达认为，它们既是被动的差异，又是制造差异的延缓。现在隐而不现。这种“尚未”构成了参照系，没有它，任何东西都无法被当作在场的事物来加以体验。德里达所怀疑的是，一种意义意向任何时候都能进入现实的直觉当中，并一道获得保障，进而融为一体。直觉永远都无法保证在表达当中显示出来的意义意向的变化能够得到实现。相反，时间的异性和他性对于如下二者都具有建构意义—无论是语言表达的意义功能，还是对象经验的结构。即便是在意指和言说的对象缺席的情况下，语言表达也必须能够获得领会；而对象结构只有在预先把握住了一种解释性的表达(即超越实际经验因而并不在场的表达)时，才能被明确和保持为一种现实的感知物。

① 《声音与现象》，第103页。

②同上，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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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感知都构成了胡塞尔用延展和记忆的概念所研究的重复结构的基础。胡塞尔没有认识到，这种再现结构只有借助于符号化的力量或符号的替代功能才会成为可能。表达具有外在的符合特征，这种外在性是基础性的，无法进一步升华。也只有表达，才会必然导致它自身与它的意义之间的差异；这是一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的差异在于语言意义领域与内在领域，带有自身经验的言语者和听众以及言语还有其对象等，都属于这个内在领域。德里达把表达、意义和经验之间的内在分化关系解释为一种闪耀着语言光芒的裂缝，只有在这道光芒当中，事物才能作为世界中的事物第一次呈现出来。只有把表达与意义结合起来，才能再现某种事物—德里达认为，这种符号的再现是一种时间化的过程，一种推延，一种积极的缺席和隐蔽——它们具体体现在直观行为的呈现和敞亮过程当中。

胡塞尔错误地理解了语言符号的重复性结构与再现功能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了阐明这一点，德里达引证了胡塞尔的一条附论：

我猜想那种伴随和支持我无声的思想的文字表象，有时也包含了那些用我自己的声音说出的词的形象。①

德里达坚信，胡塞尔之所以忽视了语言符号的基础特征，并把它当作是无关紧要的因素，其原因在于，在西方传统中，声音形式先于书写形式，语音表现先于象形表现，虽然这种优先性值得怀疑。声音的透明性是瞬间的，从而促使语词与表达意义之间的同化。赫尔德已经告诉我们，自言自语过程当中有着一种独特的自我关系。同赫尔德(和盖伦)一样，德里达也强调，通过我的气息和我的意义意向而活跃起来的表达具有内在性、透明性和绝对的亲近感。

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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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者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同时完成了三个几乎无法区分的行为：他产生了声音形式；通过自我影响，感觉到了语音的感性形式；同时，他还理解了意指的意义：

一切其他自我影响的形式应该或者跨越陌生领域，或者放弃普遍性要求。①

这种特性不仅表明口语的优先性，而且也暗示，概念的存在似乎无需肉身就可以在场，而且，可以通过在场者切身的自明性来加以证实。就此而言，语音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相互勾连的：

(声音)能够指出理想的对象或理想的意义……而不会 在理想性、在自我在场生命的内在性之外丧失自我。②

这就成了作为形而上学批判的文字学的起点：

在这种体验中，语词作为所指、声音、概念以及一种明显表达实体的不可分解的单元而存在。③

① 《声音与现象》,第135页。

②同上，第134页。

③ 《论文字学》，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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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语音中心主义正是形而上学强调在场优先性的基础，如果这种在场形而上学自身能够解释清楚，胡塞尔为何一直局限于从符号学的角度去考察符号的替代功能及其揭示世界的力量，那么，不再从自言自语的角度去解释语言表达的符号特征及其替代功能，而是选择书写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就是明智之举。因为，这种书写的表达反复提醒我们，“尽管主体完全缺席，尽管主体死了”，语言符号依然可以让一个文本得到解读，而且，虽然不能保证它能得到理解，却可以使它有可能获得理解。书写就是希望通过遗嘱而获得理解。德里达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批判，针对的正是这一充满策略性的环节：直到胡塞尔(甚至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一直把存在当作是在场而加以思考——存在就是“作为知识和控制而在场的存在者的产生和聚集”。①因此，形而上学的历史在现象学的直觉主义中达到了高潮，而现象学的直觉主义消除了时间落差及他性等源始性差异，然而，恰恰正是这些差异才使得对象与意义的同一性成为可能。现象学直觉主义所采取的手段，是用自身没有延异的声音通过暗示而对自我施加影响：

无延异的声音，无书写的声音，同时就是绝对鲜活的和绝对死寂的。

在这句话中，德译者用了一个人造词“Differänz”，来概括德里达的文字游戏，即法语中的同音异义词语：“différence”和“différance”。符号结构奠定了经验的重复结构，并与推延、犹疑、在权衡中保持克制、有所保留以及对后来兑现内容的暗示等所具有的时间意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替代、再现或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代替等所具有的参照结构，也就获得了一种时间化的维度和一种差异化的让步维度：

①《声音与现象》，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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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意义上，延异即是时间化，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诉诸时间性及时间化的迂回中介，它悬置了“欲望”或“意志”的完成或满足。①

德里达希望借助于“延异”这个充满时间动力的概念，遏止胡塞尔思想中的极端化趋势：胡塞尔试图得出“自在”含义摆脱一切经验内涵之后所具有的理想意义。德里达追究胡塞尔的理想化，一直深入到先验主体性的核心地带。其目的是要弄清楚在自我在场的经验的自发性源头当中所具有的差异，这是一种无法消除的差异。如果按照书写文本的参照结构模式来设想这种差异的话，它就会被看作是一个脱离主体性的操作活动，即无主体的事件(subjektloses Geschehen)。书写成了原始符号，它摆脱了一切实用的交往语境，并独立于作为言语者和听众的主体。

书写是后来确定下来的一切声音形式的前提，是一种“原始书写”，有了它无需任何先验主体的帮助，并处于主体的努力之前—也就有了意义和概念在其范围内表现出来的经验因素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有了世界和内心世界之间的差异性。“成为可能”是一个在区分中不断推延的过程。由此看来，区别于感性的知性，同时也是延宕的感性；区别于直觉的概念，同时也是延宕的直觉；区别于自然的文化，同时也是延宕的自然。这样，德里达就完成了对胡塞尔的基础主义的颠覆，因为主体性的先验源始力量变成了书写所具有的无名的历史创造性。现实直观中从自身出发而表现出来的在场，完全依赖于符号的再现力量。

① 德里达：“论延异”(‘Die Différance'),载其：《书写与差异》,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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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思路当中，德里达并没有彻底打破主体哲学的基础主义。他不过是让主体哲学所说的基础依赖于一种贯穿在时间当中的源始力量的基础——这个基础虽然更深厚一些，但也已经摇摇欲坠。德里达回过头来，彻底依靠这种没有主体的无名源始力量，而且是以一种源始哲学的方式：

要想思考和表达这样一个年代，要想从“规范”和“前源始”的角度来思考这样一个年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不同于符号和再现的名称，胡塞尔认为，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偶然的、附属的和次级的经验而孤立起来：这是符号的变化经验，它四处漂荡，没有定所，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它的在场充满神秘色彩。①

所谓第一或终极，并非存在历史，而是拼图游戏：古老文本中迷宫式的反映效果，其中每一个文本都指向更加古老的文本，而且，我们根本没有指望去把握住原始书写。谢林曾深入思考过这个世界在过去、现在及将来之间非时间化的时间性重叠关系；同样，德里达也坚持认为存在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过去，他的这个思想让人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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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认为，原始书写先于一切可以识别的记载；为了让这个想法便于理解，德里达根据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①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语言表达的首要媒介。他总是不断地向看起来非常庸俗的观点发起挑战，这种观点认为，语言就其结构而言强调言说，而书写只是对语音的模仿。当然，德里达所主张的，并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书写在年代上要早于言说。他甚至把他的论证建立在一种普遍的观点之上，即：书写是出色的反思符号。尽管如此，书写也不是寄生性的。相反，言说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书写的补充，所以，语言的本质，即意义在符号的常规基础中的固定化和“制度化”，可以根据书写的建构特征来加以阐明。一切语言符号都是独断的，与它所象征的意义之间保持着一种常规性的联系：

① 《声音与现象》，第16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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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的可能出现之前，在这一视野之外，约定的观念是难以想像的。②

德里达借用了结构主义语音学的基本概念。结构主义语音学认为，每个语音的关键特征都只能由一个语音与其他所有语音之间的系统关系来加以确定。但这样一来，单个的声音模式就不是由它的语音本质所构成，而是由大量相互关联的抽象的系统特征所构成。德里达颇为得意地引用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段论述：

语言能指……(从本质上说)并非语音，而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它不是由物质材料构成的，而是由从研究其他声音形象中分离出来的差异形象构成的。①

① 请参阅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Grundlagen der Sprachurissenschaft)，Berlin, 1967。

② 德里达：《论文字学》，第78 页；请参阅J. 卡勒的出色评述：《论解构》(OnDeconstruction), London, 1983,第 89—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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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考虑到的是符号的结构性能，无论在墨汁或气体当中，它都能表现出来。在这些抽象的表达形式中，德里达发现了语言的书写特征。面对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的表达媒介，这些表达形式都保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这种原始书写是言语和文字的共同基础。

原始书写所占据的是一个无主体的结构创造者所享有的位置，而在结构主义看来，这些结构不属于任何一个作者。原始书写在诸多符号因素之间造成了差异。这些符号因素相互关联，构成了一种抽象的秩序。德里达不无武断地把结构主义所说的这些“差异”，与根据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所得出的“延异”拼合了起来，按照德里达的理解，“延异”应当能够超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

(延异)使得说和写有可能结合起来—在通常的意义上正如它发现感性与理智之间，然后是能指和所指、表达和内容等相互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一样。②

一切语言表达，无论是语音形式的还是文字形式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一种自身并不在场的原始书写的推动下才运作起来的。由于原始书写先于一切交往过程和一切参与主体，因此，它履行的是揭示世界的功能。而且，它自己相当矜持，拒绝现身，只在制造出来的文本的参照结构(即“普通文本”)中留下踪迹。在关于原始书写及其踪迹的隐喻当中，再次出现了上帝的酒神动机：上帝通过痛苦的缺席让他的西方子女看到了在场的希望，而由于他痛苦地缺席，他的在场反而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41页以下。

② 《论文字学》，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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