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然而，如果哲学文本(或学术文本)被异化成为貌似文学文本的东西，那么，解构也就只是一种恣意妄为。如果哲学文本真的是一种文学文本——如果我们可以证明，经过仔细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哲学与文学之间不存在文类上的差别—那么，德里达只要依靠一种修辞学的手段，就可以实现海德格尔的目标：从内部打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这种证明应该由解构行为自身来完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一再看到，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根本无法被严格局限于认知目的，从而消除其中的一切隐喻因素和修辞因素，消除其中的一切文学因素。在解构实践中，哲学与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显得十分微弱。最终，所有的文类差别在一种无所不包的文本语境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通过假设，德里达提出了一种“普遍文本”。剩下的是作为中介的自我刻写的书写一—其中，每个文本都和其余所有的文本交织在一起。任何一个文本，任何一种文类，它们在出现之前，都已经失去了对包容一切的语境以及无法控制的文本发生事件的自主性。这就是修辞学优先于逻辑学的基础之所在：修辞学涉及到的是文本的品质；而逻辑学是一种规则系统，只能用来指导论证的话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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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转变为“解构”，在哲学传统上起初并不显眼，但这种转变让激进的理性批判渗透到了修辞学领域，由此指出了一条走出自我指涉困境的路径：转型之后，谁如果还想解释清楚形而上学批判的困境，他就会从科学主义的角度误解形而上学批判。只有当下列命题为真时，这种论证才会具有说服力：

(1）文学批评并非从来都是一种科学研究，而是同文学对象一样，遵守修辞学标准。

(2)哲学与文学之间几乎没有文类差别，因此，我们可以用文学批评的手法来揭示哲学文本的本质内涵。

(3)修辞学优先于逻辑学，意味着修辞学要对无所不包的文本语境的一般性质承担全部的责任——在这个语境中，所有的文类差别都彻底消失了：哲学与科学无法构成自足的空间，同样，艺术与文学也无法成为虚构的王国，并像普遍文本那样要求具有自主性。

命题(3)消除了“文学批评”的专业化特征，并由此对命题(2)和命题(1)进行了阐述。文学批评是一种解释模式，有着悠久的传统。虽然如此，文学批评也可以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或者说，一种适用于日常话语及非日常话语的修辞性质的批评模式。解构方法把这种普遍化的批评用于自己的目的：针对哲学文本和科学文本的表层意义，揭示其中遭到压抑的修辞学意义。德里达要求“解构”成为一种手段，用于把尼采的激进理性批判带出其充满悖论的自我指涉性的死胡同，所以，德里达的观点和命题(3)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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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著作在美国著名大学文学系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正是因为这一观点。①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在美国一直都是一门学科，也就是说，在科学研究系统中获得了制度化。而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个自我折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一道被制度化了。的确，美国本土的自我怀疑构成了美国大学广泛接受德里达的背景，同时还有“新批评”的瓦解；新批评在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坚持语言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并从结构主义的科学激情中汲取了营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解构”思想流行了起来，因为它在完全相反的前提下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使命：德里达竭力反对语言艺术作品的自主性以及审美表象的独特性，认为批评根本不可能获得一种科学的地位。与此同时，对他而言，文学批评是这样一种典范的方法，它通过克服在场的形而上学思想和逻各斯中心论时代，承担起了一种普世性的传教使命。

消除文学批评与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也就把批评活动从伪科学标准的压制下解放了出来，同时又让它超越了科学，急剧上升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批评再也不必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它获得了文学的意义。从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以及保罗·德·曼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自我意识的明证：

① 主要有耶鲁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和哈罗德·布鲁姆。请参阅J. 阿拉克、W. 戈泽克、W.马丁(编):《耶鲁批评家：美国的解构主义》(The Yale Critics : 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1983。除了耶鲁大学之外，解构主义的中心还有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大学以及纽约的康奈尔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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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批评家和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一样，都是一些寄生虫。因为他们都存在于早已存在的语言的文本寓所中，这种早已存在的语言自身也是寄生性地从它们寓所接纳的东西中吸取养料。

解构主义者打破了阿诺德的传统观点，反对认为批评只有附属的功能：

现在，批评正逐渐化为文学，它拒绝其从属性的、阿诺德式的地位，并以无比的热情呈现出一种阐释的自由。①

因此，德·曼在他或许是最出色的著作中用处理文学文本的一般方法和策略来对待卢卡奇、罗兰·巴尔特、布朗肖以及罗曼·雅各布森的批评文本：

批评文本不是科学文本，因此，必须用那种研究非批评性文学文本的矛盾态度来加以解读。②

把文学批评作为形而上学批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把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提并论，同样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提高形而上学批判的地位，这就要求对德里达有关消除哲学与文学之间文类差异的阐释进行反向补充。乔纳森·卡勒提醒我们注意德里达用文学批评的方式处理哲学文本具有一种策略意义，其目的在于建议文学批评自身也把文学文本当作哲学文本加以对待。

① Ch. 诺里斯：《解构：理论与实践》(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New York,1982,第 93 页和第 98 页。

②德·曼：《盲点与洞识》(B/indness and Insight),Minniapolis,1983,第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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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阐释而言，两种类型差异同时维持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对哲学文本要尽可能地从哲学角度来阅读；而对文学文本，则应将之看作是一种虚构的、修辞性的结构。它的要素和秩序是由各种突发性的文本事件构成的。①

这样，命题(2)就变成了以下这个样子：

(2′)哲学与文学之间不存在文类上的差别，因此，我们可以从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来揭示文学文本的本质内涵。

当然，命题(2)和(2)都和命题(3)所主张的修辞学优先于逻辑学有着关联。所以，美国的文学批评家们也想阐明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普遍文学概念，作为对德里达“普遍文本”的回应。传统的哲学概念否定了哲学思想的隐喻基础，随着这种哲学概念的瓦解，虚构的文学概念同时也遭到了解构：

文学或文学话语这些概念都包括在了解构所对准的几组等级对立之中：认真与非认真、字面的与隐喻的、真实与虚构……解构所说明的是，这些等级都被那些打算改变文学语言地位的文本的运作给消解掉了。

① J. 卡勒：《论解构》，第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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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一个用条件句表达出来的观点：它是一切的出发点，包括新的形而上学批判所强调的文学批评的自我理解和解构主义对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显著矛盾的解决等等：

如果严肃语言只是调侃语言的一个特殊案例，如果真实只是一种其虚构性被遗忘掉的虚构，那么，文学就不是一种偏离正道的、寄生性的语言。相反，其他话语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普泛化了的文学，或原初文学。①

由于德里达不属于喜好争论的哲学家，因此，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通过考察他的那些在盎格鲁一撒克逊论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界的弟子们，来看看他的这个论点能否站得住脚。

乔纳森·卡勒非常清楚地勾勒出了德里达与约翰·塞尔之间隐蔽的争论，他想通过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来说明，任何企图把常规语言的日常领域与偏离常规的语言运用划分清楚的做法都要以失败告终。卡勒的这个观点在普拉特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中得到了补充和确证。普拉特试图通过结构主义诗学理论来证明，即使是想在虚构言语的非日常领域与日常话语之间划清界限，也是要失败的(请参阅本章第3节)。但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看德里达与塞尔之间的争论。

德里达和塞尔的争论非常复杂，卡勒强调指出，其核心问题在于：奥斯丁是否像看起来的那样成功地迈出了可靠、权宜而又有条理的一步。奥斯丁想要分析的是有能力的言语者通过直觉所把握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典型的言语行为可以取得成功。奥斯工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所使用的命题展开分析，这些命题非常严肃，也非常简单、非常明了。把规范的言语行为作为分析单元，也就需要一定的抽象概念。作为言语行为理论家，奥斯丁集中关注的是规范语言表达的范本，并且剔除了一切复杂的、派生的、寄生的以及非正常的表达。奥斯丁这样做，所依据的是一种“常规的”或规范的语言实践概念，一种“日常语言”概念，但德里达对其完整性和一致性提出了质疑。奥斯丁的意图很明确：他想分析“许诺”的一般特征，他所列举的例子都是真正把相应命题的表达作为许诺来对待的。而在某些语境中，同样的命题却失去了许诺的以言行事力量。在奥斯丁看来，演员在舞台上许诺、诗歌中的许诺或独白中的许诺就是“特例，它们毫无效果，也不值一提”。引文中出现或只是顺便提及的许诺也是如此。这些语境没有严肃认真地去运用完成行为式的命题，而是从派生或寄生的角度使用命题。正如塞尔反复提到的，这些虚构的、模拟的以及间接的使用方式之所以是寄生的，原因在于，从逻辑上讲，它们都假定，可能会运用一种合乎许诺语言的命题，这个命题严肃、明了而又有约束力。卡勒从德里达的论著中归纳出了三条重要的反对意见，它们的目的是要揭示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并且还要进一步指出，严肃与模拟、字面与隐喻、日常与虚构、规范与派生的言语方式的一般区分已经被打破了。

①卡勒：《论解构》，第181页。

② 德里达在其论文“符号、事件与语境”(Signatur,Ereignis,Kontext')的最后部分讨论了奥斯丁的理论，载其：《哲学的边界》，第142页以下。塞尔在其“重申差异：答德里达”(Reiterating the Differences:A Reply to Derrida')中对此做了回应，载：《雕刻》(Glyph)，1977,第1期，第198页以下。德里达的答辩文章发表在1977年第2期的《雕刻》上，题为“Limited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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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德里达用他的第一个论据在可引证性和可重复性与虚构性之间建立起一种并不十分清楚的联系。相比于直接做出的许诺，引用许诺明显是一种派生行为，因为引文只是间接地给出一种完成行为式的表达，而且，由于可引证性预先设定了重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预先设定了常规性，所以，它是一切依照常规而产生的命题(也就是完成行为式命题)的本质。这种命题是可以引证的，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则是可以用虚构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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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戏剧中的演员不可能做出许诺，那么现实生活中也同样不能，因为正如奥斯丁告诉我们的，使许诺成为可能的是惯例程序的存在，是可重复的形式的存在。我之所以能在现实生活中许诺，就是因为必然存在着像在舞台上使用的可重复程序和形式。严肃行为只是角色扮演的一个案例。①

很显然，德里达在论证中预先假定的就是他要证明的东西：一切允许重复示范行为的惯例不仅具有符号特征，而且从一开始就具有虚构特征。他还必须指出的是，游戏惯例最终是无法同行为规范区分开来的。奥斯丁把对许诺的引证当作是一个派生性形式或寄生性形式的例子，原因在于，间接引用形式消除了引证许诺的以言行事力量：许诺会因此而离开它“发挥作用”的语境—所谓发挥作用，就是调节互动参与者的行为，并带来重大的行为后果。只有实际完成的言语行为才是一种有效行为。从语法上来说，引证中提及或传达的许诺都离不开这种言语行为。这种失去了以言行事力量的环境也构成了引证与虚构陈述之间的桥梁。即使是舞台行为，也是建立在(演员、导演、舞台设计以及雇员的)日常行为基础上的。在这种框架语境中，许诺就可以以一种不同于“舞台上”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肯定会对行为产生约束力。德里达并不想“解构”日常语言在交往行为中所具有的这种杰出的功能模式。奥斯丁在语言表达的以言行事效果中发现了一种调节行为的机制，它把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规范言语置于一种不同于虚构言语、模拟言语以及内心独白的束缚之下。以言行事行为就是在这些束缚下发挥一种调节行为的作用，并带来了重大行为后果，而这些束缚也划定了“常规”语言的领域。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是交往行为中必不可少的理想假设来加以分析。

① 卡勒：《论解构》，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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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卡勒根据德里达所提出的反对奥斯丁和塞尔的第二个论据就和这种理想化有关。任何一种对言语行为的一般分析，都肯定能明确标准的言语行为取得以言行事效果所具有的一般语境条件。塞尔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种使命。①然而，语言表达随着语境的不同，也会改变其意义。而且，这种语境始终对进一步的明确化保持敞开的状态。我们语言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我们能够把命题从其原生语境中分离出来，并将之移植到其他的语境中—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嫁接”。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诸如“结婚誓言”这样的言语行为设想更新也更朦胧的语境。明确一般的语境条件，不会遇到什么本质上的限制：

假如一场婚礼万事俱备，可是新人的一方却处在催眠状态；或者婚礼在任何一方面都无懈可击，然而却是一场“排演”；或者说话人虽是一位主持婚礼的全权牧师，新人也拿到了结婚证书，但这三人这一回是在演戏，碰巧戏中有一场婚礼呢。②

① 塞尔：《言语行为》(Speech Acts),Cambridge,1969(德文版，1971);及其：《表达与意义》(Expression and Meaning),Cambridge,1979(德文版,1982)。

② 《论解构》，第12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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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作为变量可以改变意义，对于这个变量，我们既无法彻底遏止，也无法彻底控制，因为语境生生不息，即是说，要把握语境，在理论上我们无法做到毕其功于一役。卡勒明确指出，奥斯丁也无法通过求助于言语者和听众的意向而避免这一困境。不是新郎、新娘或牧师的思想决定仪式的有效性，而是其行为和行为语境在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起作用的是场景描述的可信程度：被引证语境的特征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改变以言行事力量的框架。①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塞尔做出了限定：一个命题的字面意义不能完全决定使用命题的言语行为的有效性条件，而是依赖于一种潜在的补充行为—用一系列关于一般世界状态的背景假设所做出的补充。这些前反思的背景确定性具有一种整体性特征，我们无法在有限的范围内把它们明确下来。因此，命题意义不管如何透彻，它们所涉及到的也只是对语言共同体生活世界具有构成意义的共同背景知识。不过，塞尔明确指出，进行限定，绝不会带来德里达试图克服的意义相对论。只要语言游戏发挥作用，构成生活世界的前理解未被破坏，参与者显然就会考虑到世界状况，而且，这些世界状况在其语言共同体中被认为是“规范的”。一旦单个的基本信念出了问题，他们还可假定他们可以达成一种具有合理动机的共识。这是两种高度理想化的立场。但是，这些理想化不是逻各斯中心论意义上的武断行为—理论家把它们应用于无法控制的语境，以便从外表上控制这些语境；相反，这些理想化是一些预设，如果交往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想成为可能的话，那么，参与者就必须做出这样的预设。

① 《论解构》，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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