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c)这种理想化假设的作用，同样可以在相同事实所导致的后果中看得清清楚楚。由于语境是变化的，可以向任意方向延伸，因此，同一部文本也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正是文本自身使其无法控制的效果历史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可贵的解释学观点，然而，由此并不会得出德里达故意带有悖论的观点：任何一种解释难免都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任何一种理解难免都是一种误解。卡勒对“任何阅读都是一种误读”这一命题做出了如下论证：

如果一个文本能被理解，原则上它便能被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场合下重复理解。当然，这些阅读或理解行为是各不相同的。它们涉及修正和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无伤大雅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个较其倒置更为可信的形式中，理解是误解的一个特殊例子，误解之一特定的偏离或确认。正因其为误解，故其疏忽也无伤大雅。①

然而，卡勒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况。只有当所有参与者都坚信能够真正达成沟通，而且在沟通过程中他们赋予同样的表达以同样的意义时，理解过程的创造性才不会受到质疑。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解释学试图努力克服时间差异和文化差异，并一直都把一种可能实现的共识作为行动指南。

在日常交往实践的决断压力下，参与者依赖的是一种协调行为的共识。解释越是远离这种“关键环节”，就越是可以真正摆脱关于达成共识的理想化假设。但它们永远也无法脱离这样一种观点：根据一种在理想中实现的共识，肯定可以对错误的解释做出彻底的批判。解释者并没有把这种观念放到他的对象身上。相反，他以一种参与观察者的完成行为式的立场，从直接参与者那里获得了这一观念，而后者只有在主体间赋予同一意义的前提下才能做出交往行为。所以，我不想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实证论来反对德里达的观点。并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实践在决定文本或命题的意义。①相反，语言游戏之所以发挥作用，仅仅是因为它们预设了超越一切语言游戏的理想状态，作为实现沟通的必要条件，这些理想状态带来了一种可以根据有效性要求加以批判检验的共识的视角。语言在这些限定条件下运作，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接受检验。在日常交往实践中，行为者必须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但日常交往实践自身却面临着自我证明的压力，也正是理想化的假设才使得这种自我证明成为可能。而有了日常交往实践当中的自我证明压力，“常规的”语言运用与“寄生的”的语言运用才会像奥斯丁和塞尔所主张的那样区分开来。

①《论解构》，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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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对德里达的第三个观点(也是他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批判，具体方法在于：我反对卡勒对德里达的重建，坚决主张可以把常规形式的语言与派生形式的语言区分开来。但我还没有阐明如何才能把虚构言语与规范的(即日常的)语言运用区分出来。在德里达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文学”和“书写”构成了一般文本语境的模式，而且，在这种语境当中，一切文类差别最后都消失不见了，那么，它们就不能作为一个自主的虚构王国而脱离其他的话语。上文提到过，对于德里达在美国文学批评界的追随者来说，主张语言艺术作品的自主性之所以难以接受，是因为他们想摆脱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美学的形式主义。

① 请参阅：《论解构》，第130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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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布拉格结构主义者想根据诗性语言与超语言实在性之间的关系把诗性语言与日常语言区分开来。只要语言表现出交往功能，它就必然会在语言表达与言语者、听众以及所表现的事态之间建立起联系。卡尔·毕勒在他的符号学中称之为符号的表达功能、请求功能和表现功能。①然而，只要语言具有一种诗意功能，它就会在语言表达与自身的关系当中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对象关涉、信息内容以及真理价值等有效性条件，都外在于诗性语言。一个表达只有在指向语言媒介自身、指向其语言形式时，才具有诗性意义。雅各布森把这一定义吸收到了他更加广泛的功能图式中。除了毕勒所说的基本功能—诸如表达言语者的意图、建立人际关系、表现事态以及其他两个与建立联系和代码相关的功能之外，雅各布森赋予语言表达一种诗性功能，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待信息自身的立场”上面。根据选择和联系可以等量交换的原则，诗性语言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但它不是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内容，相反，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一个对我们的划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后果：

任何把诗性功能领域还原为诗歌或把诗歌还原为诗性功能的做法，都有失简单，具有欺骗性。诗性功能不是语言艺术的惟一功能，而是一种主导功能和决定结构特征的功能，但一旦到了其他语言活动中，它所发挥的就是一种次要的和补充的作用。由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到符号的可感知性上，所以，这种功能加深了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根本区分。因此，语言学在研究诗性功能时，就不能局限于诗歌领域。①

① K. 毕勒：《语言理论》(Sprachtheorie),Stuttgart,1965,第 24 页以下。

② 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Linguistik und Poetik'),载其：《诗学》(Poe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9,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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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诗性语言只有依据一种特定功能的优先性和结构力量才能凸现出来，而这种特定功能永远都是和语言的其他功能一起得到满足的。

理查德·奥曼借用奥斯丁的理论，对这种诗性语言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在他看来，语言艺术作品的虚构性，也就是审美表象的发生，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而有了审美表象，在不断进行的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就会出现第二个非现实的层面。诗性语言的特点在于它具有“创造世界”的能力：

一部文学作品创造一个世界……并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受损且不完整的言语行为，而读者则通过补充一种合适的环境来完成这一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如果真的失去力量，就会造成虚构，这就意味着，言语行为被剥夺了以言行事的力量，只有在间接复述或引证中才能维持其以言行事的意义：

① 雅各布森：《诗学》，第92页以下。

② R. 奥曼：《言语行为与文学的定义》(Speech-Ac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载：《哲学+j修辞学》(Philosophy and Rhetoric)4,1971,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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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是这样一种话语：它的句子缺乏正常情况下都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以言行事力量。其以言行事力量是一种模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故意模仿一系列的言语行为，实际上，这些言语行为没有其他的存在形态。由此，它们引导读者去想像一位言说者，一种情景，一系列的相关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①

把以言行事力量悬隔起来，也就激活了一系列的世界关联，而言语行为正是因为有了以言行事的力量，才得以进入这些关联；此外，还使互动参与者无需从理想化的立场出发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并协调相互的行为计划，约束相互的行为后果。

由于文学作品的准言语行为不从事世界事务——描述、敦促、立约，等等——读者就可以以一种非语用学的方式来注意它们。②

约束力的中立化把失去效力的以言行事行为从日常交往实践的抉择压力下解脱了出来，并使之远离了日常话语领域，使它能够通过游戏的手法创造新的世界甚至于，单纯来演示崭新的语言表达所发挥的阐释世界的力量。把语言的功能单纯明确为解释世界，也就揭示了雅各布森所指出的诗性语言所特有的自我关涉性，这一点也促使哈特曼提出了修辞学问题：

难道文学语言不是我们给予一种措辞的名称吗？——这种措辞的参照框架是这样的：词语更多地是作为词语(甚至作为声音)凸现出来，而不是同时也作为可被吸收的意义。①

① 奥曼：《哲学与修辞学》，第14页。

②同上，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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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言语行为理论来反驳德里达所主张的文学艺术作品自主性的观点，普拉特利用了奥曼的相关研究成果。②她认为，虚构性、以言行事力量的悬隔以及诗性语言脱离日常交往实践等，不能算是明确的范畴，因为虚构的语素，比如玩笑、讽刺、狂想、叙述以及寓言等，充斥着我们的日常话语，而且绝不会构成一个脱离“世界活动”的自主领域。相反，非虚构性作品、回忆录、游记、历史传奇以及影射小说和恐怖小说等，比如T.卡波特的《冷血》，都是以文献为根据，因此，绝不会成为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虽然我们一般都把这些创作称作“文学作品”。普拉特利用W.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来证明③：自然叙事，即日常生活中偶然讲述或希望讲述的“故事”，和文学叙事一样，同样遵从一种修辞学的结构法则，并表现出相似的结构特征：

拉波夫的论据使得有必要根据并非完全是文学性的语言来解释叙事修辞；虚构的或模仿性地组织的言语几乎能在任何超文学的话语中产生，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对待虚构性或模仿。换言之，作品的虚构性与其文学性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④

① 哈特曼：《拯救文本》(Saving the Text), Baltimore,1981, XXI。

②请参阅奥曼：“言语、文学与空间”(Speech, Literature and the Space be-tween')，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5,1974,第 34 页以下。

③ 拉波夫：《城市中心的语言》(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Piladelphia, 1972。

④ 普拉特：《文学话语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1977;我要感谢卡勒提醒我注意到这部重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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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语言中充满了虚构因素、叙事因素、隐喻因素，也就是说充满了修辞因素，但这一事实尚不足以推翻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悬隔以言行事力量来阐明语言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因为在雅各布森看来，只有当语言解释世界的功能压倒了其他功能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决定语言艺术作品结构时，虚构性特征才可以用来区分文学与日常生活话语。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是对以言行事的有效性要求的破坏和部分省略，把故事与目击者的陈述、侮辱与戏弄、反讽与误导、假设与断言、狂想与感知、军事演习与战争行为、报道与实际发生的灾难等区分了开来。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以言行事行为都没有失去其协调行为的约束力。即便在那些不同的例子中，言语行为的交往功能也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因此，虚构因素无法脱离生活实践语境。语言揭示世界的功能，无法独立于语言的表达功能、协调功能以及信息功能。相反的情况则是卡波特对众所周知且经过仔细调查的事件的文学加工。这就是说，诗性语言之所以具有优先性和建构的力量，所依靠的不是虚构陈述对事件如实复原的偏离，而是一种成功的加工，它把事例从其语境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陈述，揭示世界，开阔眼界；在此过程中，陈述的修辞方式从交往陈规中分离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

看看普拉特是如何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把这种诗意功能凸现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她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从分析诗意话语与其他话语所共有的言语情境入手：叙述者或言语者面对公众，并要求他们关注一个文本。文本在提交报告之前，完成了一定的加工和选择程序。一个文本要想让观众有耐心和判断力，最终必须满足相关标准：它必须具有讲述的价值。是否值得讲述，可以根据某些重要的经验来加以衡量。就其内容而言，一个值得讲述的文本超越了言说情境所设定的局部语境，能够永远保持开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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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两种特征—阐述语境的可分性和敏感性，都是文学的重要特征。

当然，文学文本与一般的“复制文本”都有这样一些特征。这在其特殊的交往功能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它们旨在满足我所说的一字不差地再现事态与经验的目的，这些事态与经验在下述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寻常的或值得探询的：听者将按期望的方式做出充满感情的反应，接纳预期的评价与阐释，他们乐于这么做，而且在总体上感到整个这一切是值得的。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学家是如何从外部接近一个文学文本的。当然，文学文本必须满足一种关键的条件。就文学文本而言，值得讲述必须压倒其他功能：“最终，可讲性才会优先于确定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普拉特用格里斯的会话假设所明确的)日常交往实践的功能要求和结构性约束力才会失去其意义。每个人都努力提供信息，说出重要的内容，坦率直言，抛弃一切模糊、含混及冗长的表述等，所有这些都是规范性语言交往行为的理想前提，而非诗性语言的理想前提：

① 普拉特：《文学话语的言语行为理论》，第148页。

②同上，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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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可讲述内容时我们对于阐述的宽容(实际上是偏好)表明—用格里斯的话来说展示文本的数量、质量及方式的标准，不同于格里斯在他的基本原理中为陈述言语所提出的标准。

这种分析最终的结论是对它本来想要反驳的论点提供了确证。如果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和揭示世界的功能获得了优先性和结构力量，那么，语言也就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结构束缚和交往功能。虚构的空间是随着语言表达形式的反思过程而逐步展现出来的，它源于以言行事约束力量和理想化的失效，而正是以言行事的约束力量和理想化才使一种以沟通为取向的语言运用成为可能进而使协调行为规划成为可能，它超越了主体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我们可以把德里达与奥斯丁的争论理解为对具有自身独特结构的日常交往实践领域的否定，相应的则是对自主虚构空间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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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既否定了日常交往领域，也否定了虚构领域，所以，他会用诗性语言模式来分析任何一种话语，而且，在他的分析中，语言似乎完全受制于诗意的语言运用和解释世界的语言运用。由此看来，语言与文学或“书写”趋于一致。语言的审美化所付出的代价是对规范话语和诗性话语的本质特征的双重否定，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德里达为何会对充满紧张的两极麻木不仁：一边是语言揭示世界的诗性功能，另一边是语言内在的散文功能；而对卡尔·毕勒的功能模式加以修正，则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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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语言的内在散文功能。①

语言的中介过程，诸如知识传承、文化传统、认同结构以及社会化和社会一体化等，克服了世界上的问题。德里达无法认识的学习过程，其独立性得益于这些问题的独特性以及应对这些问题的语言媒介。对德里达来说，世界中的语言中介过程扎根于一个预设一切的世界观语境当中。它们被宿命般地交付给了难以控制的文本创造过程，并淹没在原始书写所展示出来的诗性一创造性的变化语境当中，注定具有局部性。审美语境主义使得德里达无视如下事实：依靠交往行为中的理想化，日常交往实践使得学习过程成为可能。而解释性语言必须依靠这些学习过程才能持续释放出揭示世界的力量。学习过程显示出了一种超越一切局部约束的独特意义，因为经验与判断只有依靠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才能构成。德里达忽略了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的有效性基础所具有的否定力量。他让语言创造世界的能力先于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属于作为媒介的语言，有了这种能力，如果交往行为者相互之间就客观世界的事物、共同的社会世界或各自所特有的主观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他们就与世界建立起了关联。

理查德·罗蒂也主张消除文类之间的差异，但他和德里达的区别在于他并没有从唯心主义角度出发，顽固地捍卫作为决定内在世界的超越事件的形而上学历史。按照罗蒂的理解，科学与道德、经济与政治以及艺术和哲学等，都离不开一个语言创造出来的美妙过程。和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一样，解释在语言革命化与语言规范化之间有节奏地变换。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罗蒂都发现了两种不同语境的上述变换：

① 请参阅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第37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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