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福科认识到，巴塔耶必须在色情的经验领域中寻求自我超越而又毫无节制的主体性，因为，巴塔耶严格地从无神论角度来思考神圣概念。神圣的世俗化的确是一种超越的模式；但巴塔耶并没有忽视如下事实：现代性当中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世俗化的了，而且，哲学家的使命也不在于创造一个存在神秘主义替代物。巴塔耶在性的经验视野与上帝的死亡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

不是要赋予古老的姿态以新的内容，而是要实现没有对象的世俗化，这是一种虚空而又面向自我的世俗化，其工具针对的就是它自己。①

接下来，我想首先阐明巴塔耶用社会的同质因素和异质因素分析法西斯主义对于现代性的结构具有怎样的意义。巴塔耶认为，现代性植根于理性历史之中，其中，自主的力量与劳动的力量相互冲突。理性历史从古代神圣社会一直延续到彻底物化的超级大国苏联。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封建社会最后残余的自主权都被消除了。然而，同质因素和异质因素的彻底分离，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由此来考察一种把社会平等和个人自主融为一体的社会形态。而巴塔耶从人类学的角度把异质解释为遭到隔绝和遭到歧视的部分，这就违背了一切辩证法思想。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巴塔耶到底想怎样来解释从僵化和物化的社会向个人自主权的复兴的革命性转变？普通经济学把自己关注的对象扩大到了整个自然界的能量守衡问题，因此，普通经济学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回应。但普通经济学研究陷入自我指涉的理性悖论当中。因此，巴塔耶最终依然摇摆不定：究竟是重新继承黑格尔的启蒙辩证法设计，还是直接依靠科学分析和语言神秘主义。

①《论知识的颠覆》，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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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意志帝国的掌权——远早于奥斯维辛———都是一些特殊现象，由此引发的不仅有误导，也有迷惑和惊喜。没有一种对时代保持高度敏感的理论，没有受到过法西斯主义的深刻影响，值得一提的主要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处于成型阶段的理论比如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巴塔耶的异质理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①1933年11月，海德格尔发表了选举演说，支持“元首”，而与此同时，巴塔耶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同，巴塔耶关注的不是从理论上可以阐明的经济原因和社会结构原因，而是新的政治运动的现象，特别是其显而易见的社会心理学的表现形式。他首先关注的是被动员起来的大众对卡里斯玛型元首的依赖，即法西斯主义统治作秀的一面——把元首推崇为圣人，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大众仪式；一种明显的暴力和催眠，对合法性的破坏，以及对表象民主和表象博爱的抛弃：

① 请参阅杜比尔：《科学组织与政治经验》（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 und politische Erfahrung),Frankfurt am Main, 1978;及其:《阿多诺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 (Die Aktualität der Gesellschaftstheorie Adornos')，载弗里德堡、哈贝马斯(编):《阿 多诺讨论文集》，第29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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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以道德认同的方式联系元首与其追随者的情感流…起到了一种产生增强力量并发展起一个过度暴力国家的公共意识的作用，它正以元首的名义无限制地集聚着，而且唾手可得。①

当时的巴塔耶是个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充分认识到了这场危机的客观前提—在这场危机中，法西斯主义是惟一的受益者。而早在把一种与现存社会结构毫无亲和性的暴力投入到这种功能缺口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生产机器就已经“由于其内在矛盾”而发生了崩溃。自由选择原理已经深入到民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也就是说，无论是私人业主，还是生产者或(投票箱前的)公民，都享有一种主观的选择自由：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最终获胜，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如下事实：一些德国的资本家意识到了，对他们而言，这种个体自由原理在一种危机状态下是多么的可怕。②

当然，彻底消除这一原理作为一种功能上的要求，其本身依然是“一种空洞的愿望”。我们无法用功能主义来解释法西斯主义所汲取的资源，即“耗之不尽的情感生活方式”。法西斯国家所汲取的统治力量，显然是源自现实社会的异质领域，这就促使巴塔耶去认真研究这些异质因素。他对有些学者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出发研究大众心理与自我分析①表示不满。相反，他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比自我反思的分析力量所能触及的无意识要更深一层。巴塔耶思考异质因素发生分裂的模式，不是弗洛伊德的压抑模式，而是排斥和对界限的强化，而我们只有用暴力才能打破这些界限。巴塔耶试图建立一种关于总体社会冲动守恒的经济学。他要阐明的是，现代性为何一定要排斥各种危及生活的事物，直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设计都还在坚持的启蒙辩证法为何会落空：

① 巴塔耶：《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Die psychologische Struktur desFaschismus')，载其：《自主权》(Soveränität),München,1978,第19页。

② 巴塔耶：《自主权》，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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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社会无法在其自身内部发现行为的意义和目的。这样，它就不得不依赖于它所排斥的强制力量。②

巴塔耶是涂尔干学派的传人。他把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以及道德生活的异质层面还原为神圣因素，而对于这种神圣因素，涂尔干通过与世俗世界进行对比来加以界定：神圣客体具有一种魔力，在诱人和迷人的同时，也发出恐吓和拒绝。一旦爆发，它们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并表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性—它们与世俗之物不可化约，并避开了一种同质化的考察方式，这种考察方式把“异”与“同”混为一谈，用熟知的东西来解释意外的事件。

巴塔耶还进一步明确了这种非生产性支出的特征：异质成分对世俗世界而言是多余的—从垃圾、排泄物到梦境、色情诱惑和性倒错，再到容易传染的颠覆性思想；从奢侈到满腔希望和神圣的先验性等。相反，日常生活中的同质因素和同构因素，则是与外部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用时间和金钱来抽象地衡量劳动，即作为同质化力量的雇佣劳动的。一旦融入科技，这种力量就会急剧增长。技术是科学与生产之间的纽带。和阿多诺一样，巴塔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① 请参阅 A. 米切利希：《大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Massenpsychologie undIch-Analys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 5 卷，Frankfurt am Main,1983,第83页以下。

② 巴塔耶：《自主权》，第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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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所创立起来的规则，在一个可以计算的生产世界的不同因素之间建立起了同一性关系。①

现在，法西斯元首和被迷惑的大众闯进了这个合理化的世界。巴塔耶说到异质存在时不无赞赏。在他看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作为“彻底的他者”而出现在以利益为取向的大众民主背景下的。他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暴力所吸引：

他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用暴力来压制人民、政党甚至法律—这种暴力打破了事物的正常发展，这是一种平静却令人生厌的同质性，它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自身。②

在法西斯统治下，同质因素和异质因素奇特地融合到了一起—一方面是诸如奉献、纪律和爱好秩序，它们属于同质社会的功能要求；另一方面却是大众的迷狂和元首的权威，它们显示了真正的自主权。法西斯国家融合了异质因素和同质因素。它是一种国家化的自主权。它继承了自主权的遗产，而这种自主权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宗教形态和军事形态。但在元首的自主权中，这两种因素却没有什么区别。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说到底就是人对人的统治。元首的光芒保证了大众的忠诚，并摆脱了任何一种合法性的要求。和卡尔·施米特一样，巴塔耶对无条件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是：主人的暴力就其核心而言具有卡里斯玛特征，并根植于异质因素之中：

① 《自主权》，第10页。

② 同上，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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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统治人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它囊括了统治者的异质性，至少就他作为统治者、就他为其权威的合法性而求助于他的本性或人格特质而言是这样，他把这种本性称为整体的他者，却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①

法西斯元首在行使权力时具有迷人的特征，调动了人们的每一根神经；巴塔耶把这种特征还原为一种具有本真性的自主权—由此，巴塔耶的分析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也就一目了然了，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和巴塔耶一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注的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层面至少在《反犹太主义要素》中是这样。②从精心设计并且高度仪式化的大众示威当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解读出了“可怕的模仿所提供的错误图像”，也就是对一种古老反映模式的复活和操纵。法西斯主义利用这种在文明当中已经消失的模仿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逃避与奉献、恐惧与神迷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压制这样的矛盾所导致的反思具有反讽意义：

①《自主权》，第22页。

②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99页以下；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请参阅H. 杜比尔、A. 索尔纳(编)：《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律和国家：社会研究所研究报告1939—1942》(Wirtschaft, Recht und Staa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nalysen des Instituts fürSozialforschung),Frankfurt am Main, 1981;M. 威尔逊:《社会研究所及其法西斯主义研究》(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und seine Faschismusanalyse),Frankfurt amMai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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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法西斯主义社会当中，合理性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不再满足于单纯地压抑本性。现在，合理性通过将本性的反叛潜能融入自身的系统来加以利用。①

就此而言，巴塔耶的分析与批判理论的概念还是共通的：法西斯主义最终的目的仅仅在于使得内在自然对工具理性的反抗服从于工具理性的命令。而巴塔耶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主要不同则在于：如何来定义被压抑或被禁止的主观自然。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而言，模仿的冲动带有一种承诺：“没有权力的幸福”②。而在巴塔耶看来，幸福和暴力在异质因素中是难分难解的。巴塔耶颂扬色情和神圣当中的“基本暴力”。借助于同样的思想框架，巴塔耶论证了法西斯主义中毫无根基的或“纯粹”的统治因素(卡尔·施米特语)，针对这种统治因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却提出了一种模仿的力量。

本雅明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索雷尔的总罢工神话，似乎预示了巴塔耶的纯粹自主权概念。但即便如此，本雅明也坚持把一种没有暴力的沟通主体间性作为出发点。革命的立法行为注定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它又奠定了一切自由制度的基础，而且必须在这些制度当中保持在场状态。它促使本雅明去构想一种作为“纯粹手段”的政治。这种政治差一点就和法西斯主义暴力区分了开来。但在本雅明看来，这种暴力具有自我目的，没有从工具的角度去调节正义，而是处于显现和行使过程之中，因此始终和一个没有暴力的一体化领域保持着联系。对本雅明来说，这是一个“暴力绝对无法接近的”人类共识领域，那就是“语言——真正的沟通领域”。①本雅明在他的救赎批判中十分关注这个观念，甚至想用无产阶级总罢工作为例子，来说明没有暴力的“纯粹手段”。

① 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Frank-furt am Main,1967,第 118 页。

②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04页。

③ 巴塔耶：《神圣的爱欲》，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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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超越暴力的出发点，巴塔耶肯定难以阐明在他那里奠定一切的区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掌权的区分，二者只是表面上有些相似。本雅明坚持认为，整个超现实主义事业“想为革命赢得狂喜的力量”②，这一点巴塔耶也想到了：这是一个摆脱了一切道德因素的审美政治梦想和诗化政治梦想。实际上，这也是法西斯主义吸引他的地方：

法西斯主义这一例证今天甚至使工人运动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但它足以告诉我们应当怎样顺利地获得一种更新的情感力量。③

于是，问题出现了：这些力量颠覆性的自发表现与法西斯将之纳入自己的轨道，这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如果我们赞同巴塔耶的立场，认为区别在政治形式上会有所反映，而根本不必到结果中去寻找，那么，上述问题无论如何都会让人觉得难堪。

① 本雅明：《暴力批判》(Zur Kritik der Gewalt')，载其：《新天使》(AngelusNovus),《选集》(Ausgewählte Werke),第2 卷,Frankfurt am am Main, 1966,第 55 页。

② 本雅明：《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us'),《选集》，第 212页。

③ 巴塔耶：《自主权》，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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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的著作中.巴塔耶试图在异质世界本身当中划定崇高与低俗之间的界线。这一意图收效其微，巴塔耶最终仅仅满足于提出他所极力反对的法西斯政治的功能变化。他建议创立一种异质性的科学：

它让我们能够预见到掠过上层建筑的社会情感反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控制住它们。……一旦形成对立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激进的命令形式与颠覆，那么，一种有关吸引和排斥(即由异质因素引起的矛盾情感)的社会运动的系统知识就会成为一种武器。①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巴塔耶详细阐述了当时他所设想的这门科学的基本要点。我想首先来考察一下他的历史哲学告别现代性的方式，以便深入讨论其普通经济学。巴塔耶希望这种普通经济学能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答案，这就是：究竟应当如何来思考从物化到自主权的转换。

3

早在1933年初，巴塔耶就发表了一篇讨论浪费概念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其带有摩尼教色彩的历史哲学轮廓。②作为共产主义者，巴塔耶的活动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劳动，即社会生产，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再生产模式。起初，巴塔耶完全是用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观点来描述现代阶级对立的：

① 巴塔耶：《自主权》，第42 页以下。

② 请参阅《社会批判》(La Critique Sociale)7,1933;德译文收入巴塔耶：《理论著作》(Das theoretische Werk)，第 1 卷，München,1975,第9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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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生产。而企业家的目的则是为了把劳动生产者置于凄惨的困境而生产。①

然而，巴塔耶随即又否定了这种众所周知的结论：为了自己而不断生产的“生命”，在劳动自身内部是一种合理的目的。相反，在巴塔耶看来，生产目的超越了劳动力的生产性消费与对使用价值的消费性占有(在这些使用价值当中，劳动过程获得了对象化)之间的循环。巴塔耶推动了他所依赖的人的活动的表现主义模式发生转向，从而消除了其实践哲学基础。也就是说，他在消费当中看到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边是生命所必需的劳动力再生产，另一边则是奢侈消费；这种奢侈消费让劳动产品摆脱生活必然领域，进而摆脱新陈代谢过程的主宰，而用于浪费。这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消费形式，从单个商品占有者的经济视角来看，它是一种损失，但它同时能够实现和证明人的自主权以及人的本真存在。

当然，马克思也曾提到过一个自由领域：它超越了必然领域，也超越了由外部自然的新陈代谢所决定的生产领域。但是，马克思把创造性地运用休闲时间纳入个体本质力量的外化和重新获得的模式之中马克思的参照点一直都是正在进行自我实现的完整个体。然而，巴塔耶非常现实地觉察到了其中的危险：劳动成为一种必然习性，只是打着自主自由的幌子在不断进行而已。他担心，在一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真正的自主权也会受到压制，如果按照收支均衡原则，合理利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没有为一种极端不同的消费形式留下空间，即没有为消费主体可以外化自身的浪费留下空间。这种非生产性的消费形式把巴塔耶推到了自我放弃、自我超越以及暴怒等病态的边缘。这种自我膨胀在奢侈消费中也留下了经济学的踪迹，

① 巴塔耶：《理论著作》，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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