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在福科那里，科学史扩大成了理性史，因为他把疯癫的形成过程看作是理性建立的过程。福科曾经宣称，他想要“书写边界的历史……有了这些边界，一种文化就可以拒绝某些外在的东西”①。福科把疯癫归入临界经验——在这些临界经验中，西方的逻各斯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异质的东西，因而充满了矛盾。越界经验包括与东方世界的接触并沉浸于其中(叔本华)、悲剧乃至整个古典的再发现(尼采)、深入到梦境(弗洛伊德)以及对古老禁律的破解(巴塔耶)，甚至还包括人类学报告中所提供的异国情调。除了曾有一次提及荷尔德林之外，福科完全忽视了浪漫派。②

① 福科：《疯癫与文明》（Wahnsinn und Gesell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69,第9页。

② 谢林和浪漫派的自然哲学家早先把疯癫看成是由于驱逐而导致的理性的他者，当然，他们所使用的调和视角对于福科是很陌生的。由于疯子(或罪犯)与公共生活关系的合理总体性之间的交往纽带被一刀两断，因此，双方都会发生畸变。那些回到理性的强制规范之中的主体所受的损害并不比那些被规范驱逐在外的少。疯癫与邪恶以两种方式来否定规范性，为此它们不断威胁规范性：看起来规范性由于受到阻碍，因而秩序成了问题；或者通过剥夺规范性把它自身的局限性展示出来。当然，疯子和罪犯只有在理性颠倒的时候才能发挥这种积极的否定作用，也就是说，在从交往理性中分离出来的时候。

和巴塔耶和尼采一样，福科摈弃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框架，因为它要把握的是理性自身内在地固有的辩证法。对福科来说，理性话语总是扎根于独白理性的不同层面上。这些意义基础处于默默无闻状态，但奠定的是西方理性的大厦，不过，它们自身毫无意义。假如理性要通过与他者的交往或冲突来显示自身的话，就必须把这些意义基础挖掘出来，如同对待史前沉默的文物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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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疯癫与文明》中还是出现了一个浪漫主义的主题，当然，福科后来放弃了这个主题。巴塔耶发现，在迷狂的自我越界和放荡的自我毁灭的规范经验中，异质力量已经进入了一个具有强制规范的同质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同样，福科则认为，在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现象背后，即在疯癫的各种表象后面，还存在着一种需要我们去揭示的本真性：

人们不得不洗耳倾听这世界的低语，并尽力去感知那些从未写入诗歌的诸多形象和从未获得清醒状态所特有的色彩的诸多幻想。①

但是，福科很快就意识到，想要“在疯癫被博学的知识捕获之前的爆发阶段”把握住疯癫的真实性，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使命：

试图在其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去感知这些语词的行为，必然属于一个早就控制住它的世界。

堪称是研究理性历史的科学史学的楷模，他们接受了尼采的观点，认为理性只有排除了异质因素，只有沿着单子式的自我中心化的道路才能把自己建立起来。独白理性之前，没有理性可言。因此，疯癫不是分裂的结果：在分裂过程中，交往理性开始僵化为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疯癫的形成过程就是理性的形成过程，而理性仅仅以西方自我关涉的主体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德国唯心主义所主张的“理性”想要比欧洲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切都更加原始，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虚构，借助这种虚构，西方确立了自己的特殊性，确立了一种带有妄想色彩的普遍性，既遮蔽又实现了理性统治一切的要求。

① 福科：《疯颠与文明》，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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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福科在这里想到的还是一种话语分析，他试图用一种深层解释学的方法去探索疯癫与理性分道扬镳的起点，以便从表达中揭示出没有言说出来的一切。①这一意图指向的是一种否定辩证法：它试图用同一性的思想手段来打破同一性思想自身的魔力，以便在工具理性的发生史中追溯单子化理性最初僭越和脱离模仿的场所，然后哪怕是用一种悖论的方式也要把这个场所确定下来。如果说这就是福科的意图之所在的话，那么，他就必然要用考古学的方法在一个已经遭到破坏的客观理性的废墟上四处摸索，而通过追忆，从这些无言的证据中，一直都会出现一种充满和解希望的视角，尽管这种和解的希望长期以来始终未能如愿。不过，这是阿多诺的视角，而非福科的视角。

谁如果只是想揭露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真实形象，他就不能让自身沉湎于理性的“人类学睡眠状态”所滋生出来的梦境之中。三年过后，福科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序言中自己开始呼唤秩序。他想在将来放弃对语词的论述和关注，放弃深入文本内部的解释学。他不想再到疯癫话语背后去寻找疯癫本身，也不想再到像医生目光一样犀利的考古学背后去寻求身体与先于任何一种话语的目光的无言碰撞。与巴塔耶不同，福科不想再借助回忆进入遭到排斥和遭到排挤的事物他再也不指望异质因素了。解释学不管多么具有揭示的力量，都要把它的批判和某种预言联系在一起。而一种冷峻的考古学却要摆脱这样的预言：

①“既然我们缺乏最初的纯粹性，对结构的探讨就必须做出这样的抉择：同时把理性与疯癫区分开来和联系起来。我们必须努力发掘它们之间稳定的交互关系、模糊的共同基础以及原初的对立状态，从而使理性与疯癫之间的同一性和对立性具有意义。因此，这样瞬间做出的抉择肯定还会出现：在历史时间中，它属于异质因素，但一旦超出历史时间，它又变得无从把捉。它把那种神秘昆虫的窃窃细语与理性的语言和时间的诺言区分了开来。”福科：《疯癫与文明》，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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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不应该被看作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作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遮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序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全面系统的话语史。①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在尼采的影响下，福科把历史学作为一种反科学和隐藏在理性历史当中并因而遭到贬斥的人文科学对立起来。这种历史学的概念在上述引文中已经露出端倪。有了这个概念，福科认为，他早期有关疯癫(和治疗心理学的诞生)以及疾病(和治疗医学的发展)的著述，有些是“盲目的努力”。在深入考察福科之前，我想还是先来指出一些贯穿于其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主题。

① 福科：《临床医学的诞生》(Die Geburt der Klinik), München, 1973，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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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疯癫与文明》中，福科就对话语与实践之间的特殊关系做了研究。这里说的不是大家熟知的他企图从科学的外部条件来阐释如何重构科学发展的问题。(在福科那里，)对精确话语的结构性描述，从一开始就替代了充满问题的理论历史的内在视角。这些话语最初出现在一些遭到精神史和问题史遮蔽的断裂之中，也就是说，这些话语发端于新的范式开始反对旧的范式之际。而且，科学家的话语与其他话语非常相近，比如哲学话语以及其他学术话语，诸如物理学家、法官、行政官员、神学家和教育者的话语。当然，人文科学—构成了福科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并不只是处于其他话语语境之中。对于人文科学的发生历史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被纳入其中的无言实践。福科把这些实践理解为对行为方式和习俗的调节，它们有着制度上的保障，通常还有着完整的结构，甚至凝固成为仪式。福科把对其他互动参与者行为自由的强制性影响或不对称性影响等因素纳入“实践”概念。法律判决、治安措施、教育方法、拘留、惩罚、控制、肉体和精神的操练方式等，都是社会化的组织力量强行侵入生命机体的例证。福科接受一种彻底的非社会学的社会概念。福科在开始的时候还对人文科学抱有兴趣，只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媒介在现代性中加强和促进了上述神秘的社会化过程，即以肉体为中介的实际互动的权力化过程。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澄清：话语(科学话语和其他话语)与实践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是一方主宰另一方？还是要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或是要根据因果循环模式来加以理解，或看作是结构与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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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科始终坚持他对于疯癫史的划分。中世纪盛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背景，并又指向古希腊逻各斯的开端；①在此模糊背景下，文艺复兴的轮廓比较清楚地显示了出来。而文艺复兴本身又成为古典时期(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的一个衬托，福科对古典时期的描述是清晰而充满同情的。这样，十八世纪的终结也就成了理性史这一出戏的转折点。现代性由此发轫，其核心内涵是康德主义哲学和新人文科学。传统上都是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角度来命名这些时代，福科却根据理性与疯癫之间的转换关系而赋予这些时代以一种更深的意义。福科指出，十六世纪在处理疯狂现象时充满了某种自我批判式的焦虑和坦率。理性依然还是可以渗透的—疯癫与悲剧和先知之间依然保持联系，是虚假真理的所在；疯癫具有一种镜像功能，用一种反讽的方法揭露出理性的脆弱。容易产生幻觉是理性自身的特征。文艺复兴时期尚未彻底消除理性与其他者之间关系中的一切可逆性。由此来看，有两个过程成为理性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一是十七世纪中叶出现的隔离浪潮，1656年，短短几个月里，每一百个巴黎市民中就有一个遭到拘捕，被关进收容所。二是十八世纪末，这些隔离场所和收容场所变成了封闭性的机构，由医生像对待精神病人一样加以照看—这就是精神病院的诞生，今天，它们依然存在，但反精神病学运动一直在呼吁要消灭它们。

先是对疯子、犯人、流浪汉、浪荡子、穷人以及一切怪人毫无选择地加以隔离，然后又建立起诊疗机构处置精神病患者；这两个事件代表着两类不同的实践，都是为了把异质因素从逐步稳固下来的独白当中隔离出去。而这场独白是在主体与其自身之间展开的：主体通过把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客体，最终把自己提升为人类的普遍理性。和福科的后期研究一样，对古典时期与现代加以比较，也构成了这些著作的核心。两类隔离实践有一点是一致的：强行做出区分，从疯癫现象中严格清除掉那些与理性相似的特征。但是，对一切异常事物一律加以监禁，意味着要在空间上对孤立的处女地和想像空间加以分割，而不是要有克制地直接面对导致恐惧的混乱；这些混乱必须作为苦难和病理而被融入自然秩序和人类秩序：

① 《疯颠与文明》，第8页以下。我未能考虑到最近已经出版的《性史》第2卷和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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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所禁闭的不仅仅是把疯子、浪荡子、病残者和罪犯混在一起的抽象的非理性，而且还有一大批怪诞者，一个蛰伏的怪物世界……被博斯的作品的晦暗色调所淹没。①

只有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人们对疯癫的恐惧才不断高涨，因为人们担心收容所一旦被冲破，疯癫随之会蔓延开来；同时，人们对神经失常的人的同情也与日俱增，并且谴责自己把他们与肮脏的犯罪联系在一起，而对他们不理不睬。收容所先前一直都是为病人准备的，而现在对收容所病人的临床医治，也就逐步与把疯子作为科学对象以及把精神错乱者作为精神病理学处理对象一致了起来。这种临床医治同时也意味着苦难的人性化和疾病

①《疯颠与文明》，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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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化。①

这样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福科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人文科学与隔离监控实践之间的积极关系。精神病机构的诞生，即一般诊所的诞生，是规训化的一个典型形式。福科后来干脆称规训化为现代统治技术学。这种封闭机构的原型福科最早是在临床改造的收容所中发现的，现在又重新呈现为工厂、监狱、军营、学校和军校。这些全景式的机构消灭了古代欧洲生活中原发的差异性，并把作为特例的监禁变成了一种正常的“寄宿”形式，福科认为，这说明监管理性取得了彻底胜利。这种理性不再仅仅是征服了疯癫，而且也征服了单个有机体的需求本性和全人类的社会机体。

对这些机构来说，一种客观化的审视目光具有一种建构力量，因为它通过分析看破了一切，并施展控制的力量，渗透到一切事物当中。这是理性主体的目光，这个主体失去了与周边环境的所有直觉联系，摧毁了主体间沟通的一切桥梁，陷入了独白式的孤立，其他主体只有在处于冷漠的观察客体的位置上才会向他开放。这种目光在边沁所勾画的“全景监狱”中似乎形成了

① 福科细致地描述了一家收容所，它在十八世纪末的改革时代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外表，还是功能，可以说是在精神病科医生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变化：“这个村庄曾经意味着，应该将疯子禁闭起来，保护有理性的人免受其害；此时，它却显示，疯子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使他处于一种相当于自然法的状态，因此他和有理性的人和好如初………在这些制度机构中没有任何实质变化，但隔离和禁闭的意义却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具有积极的价值。这里原来是一个晦暗冷寂的黑夜王国，在这里非理性回归到其虚无状态。现在这里则开始被一种获得解放的疯癫必须遵从的自然状态所填充。”(《疯颠与文明》,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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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建筑结构。①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了人文科学的诞生过程中。人文科学，特别是临床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人类学，与权力技术学之间有着一种联系，似乎天衣无缝，这点并非偶然。权力技术学在封闭机构中找到了其建筑上的表达。人文科学被转换成了疗法和社会技术，构成了主宰现代性的新的规训力量的有效中介。之所以如此，要归因于人文科学家的穿透性目光能够占据全景监狱的核心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别人，但不会被别人看到。早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福科就把解剖学家的目光——拿人的尸体做实验——看作是人学的“具体先验性”。在疯癫史中，福科继续探讨收容机构与医生一病人关系之间的原始亲缘关系。无论是在监视机构的组织结构中，还是在对病人的诊断观察中，都区分开了看与被看，这样也就把诊所的观念与人的观念联系了起来。这是一种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一同获得统治地位的观念：对对话关系的破坏，使得主体——他们通过独白而与世隔绝———互为客体，而且仅仅成为客体。

精神病机构和临床心理学是改革的结果，福科以此为例，最终阐明了人道主义与使得现代性批判变得尖锐和无情的恐怖之间的内在联系。精神病机构诞生于启蒙的人性观念之中，福科由此第一次证明“解放与奴役是一种双重运动”，后来，他从惩戒系统、教育体系、保健机构、社会福利等改革中再次看到了这一运动的大规模出现。从人道主义出发把疯子从被废弃的监禁场所中解放出来，从医学的角度建立保健机构，对精神病人的精神病学处置、精神病人争取到了心理学理解和治疗学照顾权利等等，所有这一切由于管理机构的建立而成为可能，这些机构把病人当作需要不断监视、控制和隔离管制的对象，当作医学研究的对象。在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中获得制度化的治疗方法，是认识疯癫的基础，它赋予成熟的病理学以客观性，并进而将它纳入理性世界。精神病学知识在解放和排斥意义上意味着一种模棱两可的解脱，对病人如此，对医生以及实践中的实证主义者同样如此：

①“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子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望塔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子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福科：《规训与惩罚》(Überuachen und Strafen),Frankfurt am Main,1978，第256页以下。“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同上,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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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的知识假定了那些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让自己摆脱了疯癫，让他们自己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它的危险与魔力……从起源上这就意味着确定了某种不变得疯癫的方法。①

我不想详细讨论上述四个观点。相反，我想探讨的是：福科用一种人文科学的历史写作方式——始于考古学，后来扩展为谱系学—是否成功地完成了对理性的彻底批判，而又没有陷入这种自我关涉性研究的困境。如果说历史学家本人必须在理性视野之内展开研究活动，那么，福科早期著作中的方法论问题(如何才能描述清楚理性与疯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史)，也就和话语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一样悬而未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著作前言中，福科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未加回答。然而，在他1970年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说中，这一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答案。理性与疯癫之间的划界作为三种排斥机制之一在此又一次出现了，而这些机制是理性言语构成的依据。对疯癫的排斥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采取一些显著的行动，让难以驾驭的言语者远离话语，压制那些令人不快的话题，对表达进行审查等；另一方面又采取一些根本无法注意到的行动，在习惯性的话语中把有效命题与无效命题区分开来。福科承认，按照隔离疯癫和排斥异质因素的模式来构想排除错误命题的规则，初看起来是难以置信的：

①《疯颠与文明》，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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