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现代的道德概念是以肯定个体的主体自由为前提的。一方面，这些道德概念建立在私人权利基础之上，而这种私人权利认定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另一方面，它们又要求，每个人在追求幸福目标时都应与他人的幸福目标保持一致。只有从普遍法则这一前提出发，主体意志才能获得自律；但是，“只有在意志中，即在主观意志中，才能实现自由或达到自在的意志”。①现代艺术在浪漫派身上显示了其本质；浪漫派艺术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由绝对内在性决定的。F.施莱格尔一语道破的绝妙的反讽本质反映了一种自我日趋分散的自身体验，“对于这个自我，一切约束都被撕破了，他只愿在自我欣赏的环境中生活着”。②富有表现力的自我实现成了作为生活方式出现的艺术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当我的一切言行对于我只是一种显现，它们所取的形状完全由我支配时，我才是作为艺术家而生活着。”③所以，只有在感伤灵魂的主观折射中，艺术家才能表现现实，也就是说，现实“只是一种通过自我的显现”。

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④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康德的三大《批判》奠定了这种反思哲学的基础。他把理性作为最高法律机关，在理性面前，一切提出有效性要求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解。通过对知识基础的分析，纯粹理性批判承担了对我们滥用局限于现象的认识能力的批判任务。康德提出一种理性概念，用以代替形而上学传统中的实体性的理性概念。康德的理性概念分为不同的环节，它们只在形式上具有同一性。康德把实践理性能力和理论知识的判断能力区别开来，并为它们奠定了各自的基础。由于批判理性确立了客观知识、道德认识和审美评价，所以，它不但保证了其自身的主观能力，即它不但使理性建筑术透明化，而且还充当了整个文化领域中的最高法官。正如艾米尔·拉斯克后来所说的，哲学完全从形式角度把文化价值领域分为科学和技术、法律和道德、艺术和艺术批评，所有这些领域彼此对立，此外，哲学还在此范围内把它们加以合法化。①

① 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204页。

② 黑格尔：《全集》，第13卷，第95页。

③ 同上，第94页。

④ 参阅《法哲学原理》第124节的附释：“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现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这种法就它的无限性来说表达于基督教中，并成为新世界形式的普遍而现实的原则。它的最初形态是爱、浪漫的东西、个人永久得救的目的等等，其次是良心和道德，再其次是其他各种形式。这些形式一部分在下文表现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而另一部分则出现于历史中，特别是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历史。”(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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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八世纪末，从制度化角度来看，科学、道德和艺术还分化成不同的活动领域，各自探讨自身所独有的问题，分别为真实性问题、正义问题和趣味问题。就整体而言，知识的这些领域一方面与信仰领域、另一方面又与合法的社会交往以及日常共存迥异其趣。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黑格尔后来所说的表现主体性原则的领域。由于先验反思———主体性原则在其中似乎暴露无遗——同时要求充任这些领域的最高审判官，所以，黑格尔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现代世界的本质成了一个焦点。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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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把现代世界说成是一座思想大厦。由此可见，康德哲学尽管明确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征，但康德并没有把这个时代当作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的现代来看待。黑格尔也只是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把康德哲学看作是现代的标准的自我解释。黑格尔认为自己已经发现，康德经过深入反思之后有关时代的表达中仍然存在着不明确的地方，因为康德并没有意识到理性内部的分化、文化形态的划分以及所有这些领域的分离等就是意味着分裂。所以，康德就不去理会那因主体性原则而产生的种种分离所带来的需求。但是，一旦现代被看成一个历史时代，换句话说，一旦现代意识到脱离过去和必然的规约，自力更生地创造规范是一个历史问题，那么，哲学就不得不面对这种需求。接着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是否能够作为确定规范的源泉；也就是说，它们是否既能替科学、道德和艺术奠定基础，也能巩固摆脱一切历史责任的历史框架。但现在的问题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否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即它同样也适用于批判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的现代。怎样才能根据现代精神建构一种内在的理想形态，它既不单单是模仿，也不只是从表面上利用有关现代的诸种表现形式？

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便说明主体性只是一个片面性的原则。这条原则尽管绝对能够塑造出自由的主体和进行反思，并削弱迄今为止宗教所发挥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一体化力量。启蒙的反思文化虽然值得骄傲，但它和宗教“分道扬镳了，而且相互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①宗教的衰退导致信仰与知识的分离，而这一点又是启蒙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异化了的精神的世界”一章里曾就此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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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越普及，表现生活越丰富多彩，分裂的力量也就越大，整个教化也就越异化，生活追求重新和谐也就失去意义(这种追求曾被宗教扬弃过)。③

上述这段话摘自1801年黑格尔针对莱因霍尔德所写的争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黑格尔把破坏和谐生活当作实践的挑战和哲学的要求。④对黑格尔来说，时代意识走出了总体性、精神自身发生了异化这样一种状况，正是当时哲学研究的前提。哲学研究的另一个前提是“绝对”概念，这个概念是谢林首先使用的。借助“绝对”概念，哲学才能真正证明理性是一体化的力量。但理性应克服这种分裂的状况，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主体性不仅使理性自身，还使“整个生活系统”都陷于分裂状态。通过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体系的直接批判，黑格尔想揭示其中所表达的现代的自我理解。为了对生活分裂所面临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答复，黑格尔批判了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像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否则，哲学批判无法保证满足唤起客观性的要求。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也就是现代批判；惟其如此，现代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并从内部巩固自身。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除了反思之外，批判不能也不允许使用其他工具，因为批判发现，反思乃是新的时代原则的最纯粹的表达。①如果说现代应从自身当中寻求证明，那么，黑格尔就势必要根据一种启蒙原则自身内部的辩证法再去阐释现代的批判概念。

① 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23页。

② 黑格尔：《全集》，第3卷，第362页以下。

③ 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22页及下页。

①“当统一力量从人类生活中消失，矛盾也丧失了其生动的联系和交互作用，并各自获得独立，这时便需要哲学，就此而言，在必需努力地限定分裂的前提下，扬弃固定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矛盾，并把智性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既成看作一种生成，就完全是偶然的了。”(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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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将讨论黑格尔实施这一计划的具体过程，以及他在此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亦即贯彻了启蒙辩证法之后，推动整个计划的时代批判动力也将消耗殆尽。所以，我们首先要揭示出黑格尔所说的“哲学前院”中埋藏的东西。黑格尔把他的“绝对前提”安置在这所“前院”中。统一哲学的动机源于青年黑格尔的危机经验。这些经验使他坚信，应号召作为统一力量的理性起来反对被破坏的时代中的实证因素。起初，黑格尔和荷尔德林以及谢林一道主张从神话诗意角度去调和现代性。他们的这种观点无疑还坚信早期基督教和古代的历史示范性。只是在耶拿期间，黑格尔才用自己的绝对知识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使他能够摆脱陌生的样本，超越启蒙的结果，即超越浪漫艺术、理性宗教和市民社会。借助于绝对概念，黑格尔又回到了他青年时代的冲动之中，即他想在主体哲学范围内克服主体性。这样看来，最终难免会出现下述困窘，即黑格尔最后不得不否定现代的自我理解有可能作为现代批判。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黑格尔对扩张为绝对力量的主体性的批判变成了他对那些并未读懂他和没有把握住历史进程的人的局限性的责骂。

① 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25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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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

1802年，黑格尔开始思考康德、雅可比和费希特的思想体系，他的出发点是知识与信仰的对立。他打算从主体性哲学内部将主体性哲学击破。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黑格尔这样做时前后并不一致。黑格尔依靠的是对启蒙时代的诊断，这使得他构想出了“绝对”概念，即(不同于反思哲学)把理性作为一体化的力量：

文明发展到今天，古代的哲学与实证宗教的对立，即知识与信仰的对立，已经被转移到了哲学内部。但是，取得胜利的理性是否会遭遇与野蛮人一样的命运呢？野蛮人表面上是征服了文明人，可实际上却受到文明人的控制。作为统治者的野蛮人，或许在表面上掌权，而在精神上，他们却失败了。只是在某种被限定了的宗教观念里，启蒙理性才在与信仰的对立中大获全胜。如此一来，胜利就变成了这样：理性忙于与之争斗的实证因素不再是宗教，而获胜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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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也不再是理性。①

黑格尔确信：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达到高潮的启蒙时代，不过是建构起了一个理性的偶像。它错误地把知性或反思放在了理性的位置上，并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性事实上是由知性来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合理性：

由于是知性设定了无限，知性便把无限作为有限的绝对对立面：而反思由于否定了有限之后，已将自身上升到理性的高度，然后它又将行动设定为理性的对立面，从而把自己降格为知性。而且，即便是在这种倒退中，它(反思)依然要求具有合理性。②

黑格尔在谈论“倒退”时毫无保留，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忽略了他本来想要说明的东西：一种超越绝对知性的理性能够采取强制的手段把理性在话语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矛盾统一起来。对此，黑格尔首先应该进行论证，而不是假设。同样，促使黑格尔假设一种一体化绝对力量的，不是论据，而是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也就是说，是他在图宾根、伯尔尼和法兰克福等地积累起来的关于时代历史的危机经验，这种危机经验经过加工，一直延续到黑格尔的耶拿时期。

众所周知，在图宾根神学院时期，黑格尔和他的青年伙伴都是当时自由主义运动的信徒。他们直接面对的是宗教启蒙的紧张氛围，他们还积极参与和以神学家施托为代表的新教正统派的论辩。在哲学上，他们把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当作榜样：在政治上，他们则把法国大革命所普及开来的思想观念作为指南。这样，神学院里严厉刻板的生活秩序就成了导火索：“施托尔的神学、神学院的规定以及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国家宪法，对大多数(神学院学生)而言，都是革命的对象。”①在黑格尔和谢林当时所从事的神学研究中，这种反叛冲动还比较克制，他们主张对原始基督教加以改革。他们归之于耶稣的意图—“把道德引入民族的宗教生活”②——实为他们自己的创造。由此，他们不但反对启蒙派，也反对正统派。这两者都利用诠释《圣经》作为历史批判的工具，虽然各自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要么如莱辛所说，为理性宗教辩护，要么为严厉的路德宗教辩护。③正统派由于已经处于守势，不得不采用其对手的批判方法。

① 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287页及下页。

②同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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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立场与这两派截然不同。和康德一样，黑格尔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实现和确证由理性赋予的权利的力量”。④但是，只有当宗教侵入个体的灵魂和民族的道德之中，只有当宗教存在于国家机构和社会实践当中，只有当宗教使得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动机感受到实践理性的律令并将之牢记在心，上帝的观念才能获得这样一种力量。宗教只有作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赋予理性以实践力量。黑格尔从卢梭那里获得启发，为真正的民众宗教(Volksreligion)提出了三种规定：

① 迪特·亨利希：《黑格尔体系的历史前提》(Historische Vorausetzungen vonHegels System'),载其:《语境中的黑格尔》(Hegel im Kontext ), Frankfurt am Main,1971,第55页。

② 黑格尔：《全集》，第1卷，第107页。

③ 黑格尔指明了这一点：“我们时代所孕育的对待基督教的方式，把理性和道德作为检验的基础，在解释中借助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种方式会被我们许多同时代人看作是完美的启蒙，这些人由于具有知识、理性和良好意图而显得非常尊贵。启蒙的目的则是人性、真理和德性。而其他一些人，他们虽然同样也很有知识，也有可贵的目标，享有数世纪的威望，也得到了公众舆论的支持，却认为这纯粹是一种堕落。”(黑格尔：《全集》，第1卷，第104页）此外，请参阅亨利希：《语境中的黑格尔》，第52页以下。

④ 黑格尔：《全集》，第1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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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义必须基于普遍理性；必须保持想像力、心灵和感性的鲜活；必须如此构成，以便生活的一切要求和国家的公共行为都与之关联。①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理性的热情崇拜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可以解释青年黑格尔神学著作中的两面性：既反对东正教，又反对理性宗教。它们似乎是相互补充的，也是最终超越了启蒙局限的启蒙动力的片面结果。

对青年黑格尔而言，伦理实证论是时代的标志。黑格尔认为，凡是仅靠权威而没有将人类价值融入道德的宗教，都是实证的。②凡是信徒通过工作而不是通过道德行为就可以获得上帝仁爱所依赖的律令，都是实证的；对在彼岸获得补偿的希望是实证的;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教义从所有人的生活和所有权中分离出来，是实证的；把宗教知识从大众拜物信仰中分离出来，以及仅仅依据个人的权威和杰出行为而曲线求得的伦理，是实证的；对绝对合法化行为的保障和威胁，是实证的；最后，把私人宗教从公共生活中分裂出来，更是实证的。

如果这些就是正统派所维护的实证性信仰的特征的话，那么，哲学派就应该很容易应付了。哲学派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宗教自身没有任何实证性，它的权威来自于人类的普遍理性，“如果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自己的义务，他就会认识和感受到他自己的义务”。①不过，黑格尔反对启蒙思想家，因为他们认为，纯粹理性宗教和拜物信仰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抽象，原因在于，它无法引起人们内心的兴趣，影响人的感觉与需要。它所导致的同样不过是另一种私人宗教，因为它脱离了公共生活的制度，激不起半点热情。只有当理性宗教出现在公共节日和崇拜之中，只有当它与神话结合起来并满足了心灵和想像时，以宗教为中介的道德才能“融入国家的整个机制”。②只有在政治自由—“能引起和维持强大信念的民众宗教总是与自由携手而行”—的环境中，理性才能在宗教中获得客观形式。③

① 黑格尔：《全集》，第1卷，第33页。

② 同上，第10页。青年黑格尔把“道德”和“伦理”当作同义词加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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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启蒙运动只是正统派的对立面。后者坚持实证性的教义，前者则坚持理性律令的客观性。二者都使用同样的手段批判《圣经》，都坚持一种分裂的状态，都无法把宗教塑造成一个民族的伦理总体性，也无法激发起一种政治自由的生活。理性宗教如同实证宗教一样，也是从某种对立的东西出发—“这就是我们应该是却不是的东西”。④

黑格尔还批判了当时政治环境和国家机构中出现的这类分裂特别是统治瓦特的伯尔尼市政当局的法律、符腾堡议会的选举法律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宪法。①如同原始基督教教义的鲜活精神从当时已经实证化的正统派中消失一样，在政治领域，“这些法律也已经丧失了它们先前的活力，而且现今的生命活力也不知道如何在法律中将自己具体表现出来”。②已经实证化的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力量。1800年前后，黑格尔认为，宗教和国家都十足机械化了，变成了一个时钟，变成了一架机器。③

① 黑格尔：《全集》，第1卷，第33页。

②同上，第77页。

③ 同上，第41页。

④ 同上，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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