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人们如何能够合理地把对真理的限制同其他的那些区分加以比较呢？—这些区分如果不是出自历史的偶然，以起源上说明是武断的，它们处于一种持续的流动之中，为一个支持和操纵它们制度体系所支持，这种体制在运作时并非不带限制，并非不至少带有一点暴力的因素。①

当然，福科不会由于强制性的论据明显缺乏强制性而受到丝毫影响(强制性论据是真实性要求乃至一切有效性要求的基础)。一旦我们“进入另一个层面”，从考古学家的立场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更好论据的非强制性表象消失不见了，因为考古学家关注的是隐藏着的意义基础，关注的是需要费力挖掘的基础结构，而只有它们才会真正告诉我们，任意一种话语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真理是一种隐伏着的排斥机制，因为它只有在求真意志隐藏起来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

① 福科：《话语的秩序》(Die Ordnung der Diskurse),München,1974,第 10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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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求真意志被真理本身及其必然展开所遮盖……由其形式的本性而从欲望和权力中解放出来的真的话语能够认识渗透于其中的求真意志；长期以来被强加于我们的求真意志是这样的：它寻求揭示的真理不可能不遮盖它。①

判断任何一种话语真假的内在有效性标准，依然保持一种独特的透明性和先天性。有效性必须排除掉考古学家所揭示出来的一切纯粹的源始因素，甚至包括在话语的基本构成规则中的源头。真实之所以成为可能，依靠的是一些结构，而这些结构本身很难说是真的或假的，以至于我们只能追问它们所表达的意志的功能，以及从错综复杂的权力实践角度追问这种意志的谱系学。于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福科开始把知识考古学与研究相关实践的谱系学区分开来。知识考古学揭示的是话语所具有的构成真理的排除规则。而谱系学研究的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话语为何会出现，又为何会消失，为此，谱系学一直在寻找随着历史而不断变化的有效性条件发生的制度根源。如果说，考古学的风格在于博学而不拘一格，那么，谱系学推崇的则是一种“幸运的实证主义”。②但是，如果考古学能够做到博学，谱系学能够坚持实证主义，那么，一种试图描述以彻底理性批判为鹄的的人文科学历史的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悖论也就迎

① 《话语的秩序》，第14页以下。

②《论知识的颠覆》，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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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科的这种博学-实证主义史学概念以反科学的形式出现，而且接受的是尼采的观念，这在《知识考古学》(1969)导言和《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一文中有所反映。从哲学角度看，这一概念似乎提供了一种前途广阔的替代方案，取代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理性批判，因为他们的理性批判表现为一种时间化的源始哲学。当然，关键还在于权力这一基本概念，因为有了这个概念，考古学的挖掘工作和谱系学的阐释研究才有了一种现代性批判的维度。权力作为一个彻底的非社会学概念，依靠的就是尼采的权威性，但尼采的权威性显然不足以支持其系统运用。福科接受尼采的政治语境，对1968年学生运动的失望，使得人文科学具有理性批判意义的历史学概念虽然能够得到人们的直观理解，但无法为福科在其充满悖论的思想活动中对权力概念的独特运用提供论证。相反，当福科在《事物的秩序》中仅仅采用话语分析的手段来揭示人文科学的时候，他转向权力理论也就必然会被认为是对所面对问题的一种内在解决。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福科是如何吸收“谱系学”这一概念的。

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只有在走出以历史为取向的人学视野之后，才能承担起一种反科学的理性批判功能，而福科就是要用权力理论来揭露这种人学所具有的虚伪的人文主义。新的历史学必须彻底否定十八世纪以来建构起现代历史意识、历史哲学思想以及历史启蒙的一切前提。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考》对福科而言为何会成一个宝藏。因为尼采出于相似的目的，无情地批判了当时的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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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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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科试图抛弃现代性的在场主义时间意识(a)。他想打破当下的优先性。在未来问题的压力下，当下显得非常突出，在自我陶醉过程中与过去建立起联系。福科对一种历史写作的在场主义进行了清算，因为这种历史写作并未超越其解释学的发生语境，而对长期以来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同一性加以确证。因此，谱系学不应当去寻找起源，而是要揭示话语形态的偶然性开端，分析实际发生历史的多样性，消除同一性的幻象，特别是消除书写历史的主体自身及其同代人所幻想的同一性：

正是从灵魂假装是统一的，或自我编造一种同一性的地方出发，谱系学家开始研究那一开端……对血统的分析，促成了对自我的拆解，在这个空洞的综合之处，代之以大量稍纵即逝的事件的繁衍滋生。①

由此也就导致福科在方法论上告别解释学(b)。新的历史学不是利用理解(Verstehen)，而是利用解构和消除效果历史的语境——这种语境假定性地把历史学家与一个对象联系了起来，而历史学家为了从中重新发现自我，与对象处于沟通之中：

我们必须把历史从图像中解脱出来……由此它找到了自己的人类学证据：这是一种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集体记忆，……其基础是历史文献，目的是要唤醒人们的记忆。②

① 福科：《尼采、谱系学、历史》(F. Nietzsche,Die Genealogie, die Historie')，载其：《论知识的颠覆》，第89页。

② 福科:《知识考古学》(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frankfurt am Main, 1973,第14页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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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追求的是对意义的把握，它怀疑在每一份文献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沉默的声音，需要我们去唤醒它们。这种关于文献充满意义的想法，和解释活动自身一样需要加以质疑。因为，对“作品”和作为文本原创者的“作者”的评论和相关虚构，把派生的文本还原为原初的文本，或者说，建立思想史的因果性等，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不足为据的复杂的还原工具，都是抑制自发兴起的话语的程序，而后来的解释者则想从自己出发来使用这些话语，使之合乎自己本地的理解视界。考古学家则不然，他们把对话式的文献重新转变成无言的文物(Monumente)，转变成对象，而这些对象要想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得到描述，就必须脱离其语境。谱系学家从外部接近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目的是要根据偶然不定的斗争、胜利和失败来阐明这些文物的来源。只有历史学家才会十分鄙视向意义阐释彻底敞开的一切，才会暗中消除认知主体的创造功能。他识破了这是一个十足的骗局：

保证把历史学家所失去的一切都归还给历史学家…保证终有一天可以用历史意识把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据为已有。①

主体哲学的基本概念不仅控制着把握客体领域的途径，而且也控制着历史自身。所以，福科主要是想把普遍性的历史学推向终结(c)，因为它很隐蔽地把历史构想为一种宏观意识。独特的历史必须重新分散在不规则出现和不断消逝的多元话语之中，而不是分散在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之中。批判的历史学家将首先打破虚假的连续性，而充分关注断裂、转折以及转向。他不会建立任何目的论的联系，也对伟大的因果性毫无兴趣。他不依靠综合，拒绝诸如进步和进化等断代原则；他不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年代：

① 《知识考古学》，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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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历史旨在重建一种文化的整体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原则和精神原则，一个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能够阐明这些现象的凝聚力的规律，人们常常形而上学地称之为时代“风貌”。①

相反，福科从年鉴学派的“有序历史”概念那里借用了结构主义的发展观念，用以处理非共时性系统历史的多元性，并根据远离意识的标志来建立其分析单元，至少是抛弃了一种假定的意识在做出综合活动时所使用的抽象手段，也就是说，放弃建立总体性。②这样也就排斥了调和的观念，这是历史哲学的一份遗产，而发轫于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不带任何成见，依然把它当作资源。任何一种历史学都会遭到断然拒绝：

只要这种历史学试图把时间的多样性引入一个封闭的总体性；只要这种历史学在一切推延之中看到了和解；只要这种历史学从终极世界的角度看待过去的一切。③

这种历史学没有摆脱人类学思想和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从福科对这种历史学的解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似乎带有先验色彩的历史主义的轮廓。这种历史主义既继承又超越了尼采的历史主义批判。由于福科把历史解释学意义理解的对象理解为建构的产物—理解为一种用结构主义方法把握的基本的话语实践的对象，所以，他的激进的历史学具有微弱的先验色彩。旧的历史学探讨的是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所揭示出来的意义总体性，这样就会忽视话语世界的构成因素。只有考古学才对话语实践追根溯源，认为事物从内部看虽然是一个总体，从外部看却不过是一个特例，或许还会是别的东西。参与者把自己看作是主体，根据普遍有效的标准而与一切对象建立联系，但无法超越自身世界的视野；考古学家则不然，他们从外部接近对象，并把这种自我理解悬搁起来。通过追溯话语的构成原则，考古学家弄清了各种不同话语领域的界限；也就是说，话语领域的形式是由无意中被当作异质因素而排斥了的成分来加以界定的由此看来，话语的构成原则也发挥一种排斥机制的功能。正是那些从话语中排斥出去的因素，使得话语中普遍有效的、即话语所特有的主客体关系成为可能。就此而言，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继承的是巴塔耶的异质学(Heterologie)。福科和巴塔耶的区别在于冷酷的历史主义，即便是统治权的前话语参照系在它面前也变得异常透明。如果说，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精神病学所使用的“疯癫”一词很少提供一切疯子话语中真实而潜在的经验的话，那么，理性的他者，作为遭到排斥的异质因素，也很少能够充当前话语的主体，告诉我们失去的源头很快就会再次出现。①

① 《知识考古学》，第19页。

② 霍内格：《福科与有序历史》(‘M. Foucault und die serielle Geschichte'),载：《水星》36,1982,第501页以下。

③《论知识的颠覆》，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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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现在看起来，历史空间充满了新的话语形态，它们来无踪，去无影，非常偶然，没有规律可循。这些杂乱而多元的话语空间稍纵即逝，任何一种总体性的意义在其中都不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先验历史学家像是在看万花筒：

① 请参阅福科的自我批判，《知识考古学》，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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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万花筒很少让人想到一种渐进的辩证发展形式。无论是意识的发展或衰退，还是欲望和压抑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都无法对它做出解释任何一种花饰之所以会呈现出斑驳陆离的形态，都是因为连续的实践赋予了它一定的空间。①

考古学家的目光是斯多葛式的，在这种目光的凝视下，历史凝聚成为一座冰山，覆盖着晶莹剔透而又变幻万千的话语形态。但是，由于任何一种话语形态都具有一种没有发端的空间所特有的自主性，因此，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谱系学家的工作，从边缘邻近形态的空洞形式出发，即从最近的周边环境出发，解释这些奇特形态的偶然发生。在谱系学的犬儒主义目光下，冰山开始移动了：话语形态发生了变动，相互渗透，上下翻腾。谱系学家在无数事件和特定假设的帮助下对此做出解释:惟一保持不变的是权力，在无名的来回征服过程中，权力总以一种新的面孔出现：

“事件”所指的不是一个抉择、一项条约、一种统治或一场战斗，而是指权力关系的颠倒、权力的颠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种使自身软弱并毒化自身的统治，一种戴着面具

① P. 韦纳：《历史的冰山》(Der Eisberg der Geschichte),Berlin, 1981,第 42 页。韦纳的这一隐喻与盖伦的“结晶”形象有着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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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他者统治等。①

到目前为止，先验意识的综合力量应该说一直是服务于惟一而一般的经验对象领域；然而现在，这种综合已经分解成无主体的意志，充斥在真正发挥作用的权力话语形态偶然而无序的起伏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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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狄尔泰和西美尔曾经把“生命”提升为哲学的先验概念(它还构成了海德格尔分析此在的背景)，同样，福科也把“权力”提升为从事理性批判的历史学的先验一历史主义概念。这一特征绝非微不足道，也肯定不能单纯用尼采的权威性来加以论证。我想把存在历史概念当作一个反衬的背景，首先来探讨一下这一混乱的基本概念在福科的理性批判中所承担的角色。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想沿着解构形而上学的思路把尼采的理性批判纲领推向前进，福科则想通过解构历史学来实现这一目的。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用一种超越哲学的回忆思想来超越哲学，而福科则用一种以反科学形式出现的历史学来超越人文科学。双方都使他们所探讨的哲学话语和科学话语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失去了意义，为此，他们要么回到一种划时代的存在观念，要么回到一种话语的构成原则。双方首先应当使存在者的意义和命题的有效性在一种既定的世界视域或一个熟悉话语的视域内成为可能。双方也一致认为，世界视域或话语形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在变化过程中，对在它们所构成的范围内出现的一切仍然保持着一种先验的力量。这样就排除了本体事件甚至参照物的辩证效果或循环效果对本体论条件或话语构成条件的影响。先验历史和揭示世界的视域的变化，都要求一种不同于本体和历史的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双方分道扬镳了。

① 《论知识的颠覆》，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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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把源始哲学的思维结构推向了激进，而对于这种哲学，他还是有些信心的。他把真实有效性的认识权威转移到了揭示世界的视域的形成与转变过程之中。真实性条件本身既不可能为真，也不可能为假，但是，其变化过程则具备一种附加的有效性，而且应当根据命题的真实有效性把这种附加的有效性设想为真实性的历史化上升形式。严格说来，海德格尔用作为真实事件的存在历史概念所取得的是如下奇特的混合：存在历史的权威取决于无强制性的有效性要求和命令式的权力要求之间的意义混合。这种权力要求赋予认识的颠覆力量以一种使人屈服的强制性。福科回避了这种伪宗教的转向，为此，他对人文科学所抱的信心微乎其微，并重新激活了巴塔耶异质性的隔离思想，把它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福科剥夺了话语构成规则历史的一切权威性，对先验权力话语形态做了认真的考察，一如人们在传统的历史学中对政治制度的兴衰所做的考察。如果说，知识考古学(类似于对形而上学史的解构)重建了话语构成规则的基础，那么，谱系学则试图：

对(并非建立在自身之上的)符号制度的非连续性做出解释，这些符号制度迫使人们进入解释世界的语义学框架之中。①

① 霍耐特：《权力批判》(Kritik der Macht), Frankfurt am Main, 1985,第 14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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