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实际上，谱系学是从不同的权力实践出发来阐明话语形态的起源，而这些权力实践“在危险的征服游戏”中相互纠缠在了一起。

福科在后期的研究中更加明确地阐明了这种抽象的权力概念；他把权力看作是战斗双方的互动关系，看作是面对面直接冲突的解中心化的网络关系，最后还看作是对对手的积极渗透和主动征服。但就我们这里所探讨的问题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福科如何把权力的明确含义与综合能力的先验意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的。在康德那里，综合能力还被归于主体，而结构主义把它理解为无名的事件，也就是说，理解为彻底解中心化的操作活动，它受到规则的左右，对付的是一个超越主体的系统的有序组成因素。①在福科的谱系学中，“权力”首先是这种纯粹结构主义活动的同义词，类似于德里达思想中的“延异”。但这种构成话语的权力同时又被认为是一种先验的创造力量和经验的自我捍卫力量。和海德格尔一样，福科也把不同的意义混合到了一起。但在福科这里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混合，结果使得福科沿着巴塔耶的足迹，继承了尼采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海德格尔试图用作为时间化的源始力量的存在概念来坚持对世界的先验解释所具有的有效性意义，并同时消除先验概念中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意义—它们超越了一切历史，超越了一切纯粹的事件，而成为永恒。福科阐明其具有先验一历史主义特征的权力概念，依靠的并不仅仅是这一充满悖论的步骤：从先天的角度把综合活动重新纳入历史发生领域。福科为此还展开了三个步骤的论

① 芬克-艾特尔:《福科的权力分析》(Foucaults Analytik der Macht'),载基特 勒：《对精神科学中精神的驱逐》(Austreibung des Geistes aus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Paderborn,1980,第55 页。

302

证，而且同样都充满悖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权力隐藏在作为真理意志的话语当中，同时又要把自己显示出来。一方面，福科要让权力概念保持住真理条件的先验意义，另一方面，针对康德的唯心主义概念，福科没有单纯迫使先天概念的时间化—使得取代旧话语形态的新话语形态能够像事件一样浮现出来；相反，福科还剥夺了先验权力的一些内涵，而这些内涵是海德格尔经过审慎考虑而赋予充满神秘气息的存在历史的。福科并不仅仅走向历史，他的思想当中同时也带有唯名论、唯物论和经验论的色彩，因为他把先验的权力实践理解为反对所有普遍性的特殊事物，进而理解为消解一切理智的和低级的东西、肉体一感官的东西，最后理解为偶然性；要是不属于统治秩序的话，这种偶然性或许还会成为他者。在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要想搞清楚充满歧义的基本概念所导致的矛盾后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不允许根据可以批判检验的标准来判断对远古存在的沉思。相反，福科让自己遭受了有力的质疑，因为他的历史写作，撇开其反科学的姿态不论，试图同时做到“博学”和“实证”。因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谱系学的历史写作也很难遮蔽同样充满歧义的权力概念所导致的矛盾后果。这样也就更需要解释一下，福科为何决意要把他建立在理性批判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彻底引上权力理论的路径。

从生平来看，福科接受尼采权力理论的动机，可能和巴塔耶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二人开始都是政治左派，都不断远离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但只有福科突然对政治冲动失去希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一次采访中，福科讲述了他彻底告别先前信念的过程。至少，福科当时是强调了对1968年毛主义者的失望，而且还受到了新的情绪的影响；我们如果想对法国新哲学家的巨大成功做出解释的话，就必须要到这种新的情绪那里去寻找原因。①当然，我们如果以为可以把福科的核心思想还原到这一语境之中，那就肯定会低估福科的原创性。无论如何，这些外来的政治影响并不能使理论的核心发生丝毫的改变，如果不是理论的动力自身促使(早在他经历1968年学生运动失败之前)这种思想产生的话：话语排斥机制不仅反映出了具有自足结构的话语，而且还执行着加强权力的命令。这一思想源于福科在完成人文科学考古学著作之后所面临的困境。

303

在《事物的秩序》中，福科考察了现代知识型(Epistemen)。这些知识型为各种科学确定了无法超越的基本概念视域，或许可以说确定了理解存在的历史先天性。同在疯癫史上一样，在现代思想史中，两个历史转折点—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代和从古典时代到现代—都处于核心位置。这种天才的研究本身也出现了许多困难，由此可以看到福科转向一种权力理论的内在动因。

5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依然还受到一种宇宙学世界观的主宰，而且，有了这种世界观，就可以根据相似性的关系从相面术的角度对事物做出归整，因为在自然这部大书中，每一个符号都与其他符号之间有着指涉关系；那么，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带来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秩序。Port Royale的逻辑具有基础意义，它提出了一种符号学和一种普遍联系的系统。对笛卡尔、霍布斯和莱布尼茨而言，自然变成了能够得到双重“表现”的一切之总和—所谓双重表现，意味着能够得到表现并且作为一种表象也能用传统符号加以表现。福科认为，主要的范式既不是自然的数学化，也不是机械论，而是有序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不再是建立在事物自身的先在秩序上，而是随着事物的表现而产生一个分类秩序。整体符号，或语言，构成了一个完全透明的媒介，由此可以把表象与被表现的事物联系起来。能指退到了所指的背后，像是一个无力的表现工具，没有自己的生命：

① 请参阅 Ph. 里佩尔:《话语与权力》(Der Diskurs und die Macht')，载：《政治季刊》(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23,1982,第 115 页以下;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请参阅 W. v. 罗苏姆：《空洞的胜利》(‘Triumph der Leere'),载：《水星》，1985年4月，第275页以下。

304

古典语言的深刻使命总是创立“图表”：或是作为自然话语、真理的汇集、事物的描述、精确的认识体系，或是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字典。于是，古典语言存在着，只是为了透明……在古典经验中，认识事物及其秩序的可能性通过词的独立自主而产生了：确切说来，词既不是将被破译的记号(如同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也不是……可控制的工具(如同在实证主义时期那样)；词形成了一张毫无色彩的网络：从这张网络出发，……表象得到了整理。①

由于这种自主性，符号便无私地服务于对事物的表现：在符号中，主体的观念与被表现客体遇到了一起，并通过一连串的表现而构成一种秩序。

今天我们或许会说，语言完全投入到了描摹事实的功能当中，而且，它在同一个层面上重新给出能够表现的一切一想像主体的自然与被想像客体的自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图景中，人的自然并不优先于事物的自然。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以同样的方式被区分、分析和组合—普遍语法意义上的语词以及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和需求，与林奈系统中的动植物分类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一点也揭示出古典时期非反思知识形式的局限性：知识完全依赖于语言的表现结构，而无法把表现过程自身(想像主体自身的综合能力)囊括进去。福科在他对委拉斯凯兹的名画《宫娥》所做的惊人阐释中分析了(古典知识形式)的局限性。①

① 福科：《事物的秩序》(Die Ordnung der Dinge),Frankfurt am Main,1971,第376页。

305

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位画家站在一幅画布面前，而观众看不到画布的存在。画家和他身边的两个女士一样，显然是在朝着两个模特的方向看去：菲利普四世和他的妻子。这两个模特处于画面空间之外。观众只有借助于挂在背后的镜子才能辨认出他们。对于委拉斯凯兹来说，重要的一点显然在于观众通过推断能够明了一种混乱状况：观众无法站到国王夫妇以及委拉斯凯兹本人的位置和视角上去；国王夫妇作为模特，却缺席，而绘画上的画家又在盯着他们；而委拉斯凯兹就是创作这幅绘画的画家本人。相反，在福科看来，关键在于古典的绘画空间过于狭隘，无法呈现这样一种表现行为自身——委拉斯凯兹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他指出了缺乏对表现过程自身的反思在古典绘画空间中所留下的不足。②绘画里的国王夫妇是主权者，表现他们的场景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成为描摹过程中能够自我表现的独立主体，也就是说，都无法同时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既是表现者，又是被表现者；都不会是一个表现过程自身中的在场者：

① 请参阅德雷福斯、拉比诺：《米歇尔·福科：超越结构主义与阐释学》(MichelFoucault : Beyond Structu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1983,第 23 页以下。

② 请参阅：《事物的秩序》,第31—25页，第372—377页。

306

在古典思想中，我们从未……发现这样的人：表象为其而存在，并且他在表象中表现自身，把自已确认为意象或反映。……在十八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确认人的方法。……但是，并不存在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①

康德拉开了现代的大幕。一旦语言和世界之间关系中的形而上学印记消失了，语言自身的表现功能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想像的主体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才会清楚地认识到表现是一个充满问题的过程。自我反思的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想像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成了终极确定性的惟一基础。形而上学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对事物与观念的客观协调的终结，这种协调是依靠语言默默进行的，因而一直被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人在自我意识中认识到自己处于在场状态，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惟一自主和有限的存在，他就必须承担起超人的使命，建立起一种事物的秩序。因此，福科注意到了，现代知识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这样的疑难：认知主体把自己从形而上学废墟中树立了起来，目的是要用有限力量的意识来算清无限力量所要求的一切。康德干脆把这一疑难当作其认识论的构成原则，为此，他把认识能力的有效性转换成无限发展的认识的先验条件：

① 《事物的秩序》，第373页。

307

现代性始于这样一种不可置信并且最终也无法运用的存在者的观念，他恰恰通过被奴役而成为君主，他的有限性让他可以据有上帝的位置。①

福科绕了一个大弯子(从康德和费希特一直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阐述了他的基本思想：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主体具有一种自相矛盾和人类中心论的知识型。而主体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结构，虽然有限，却又向着无限超越。意识哲学受到了概念策略的强迫：迫使主体具有双重性，并从两个矛盾而不相容的方面来考察主体。这种强制源于自我表现在不可调和而又不可缺少的不同方面之间的不断摇摆，从而使得自身表现为追求知识和追求更多知识的放纵意志。这种意志傲慢不羁，超出了在结构上处于超负荷的主体的能力范围之外。这样，现代知识型被一种独特的求真意志所主宰，对于这种求真意志而言，任何一种挫折都不过是在促使新的知识产生。但对福科来说，这种求真意志是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内在联系的关键。人文科学占据了认知主体充满悖论的自我表现所开拓的一切领域。人文科学用它们傲慢却永远也得不到兑现的要求，建起了一座普遍有效知识的丰碑，其背后隐藏的则是认知意志十足真实的自我权力化一一种使知识不断累积的意志，而主体性和自我意识首先就是在这种意志的漩涡中逐步建构起来的。

福科根据三种矛盾关系追溯了迫使自我关涉的主体无奈形成“两重性”的过程：先验与经验之间的矛盾，意识的反思活动与反思所无法挽回和无法预料的一切之间的矛盾，总是在先的源始的先天完美性与尚未再次出现的源始的未来性之间的矛盾。福科应当能够根据费希特的知识学(Wisseschaftslehre)来阐明这些矛盾；因为这里涉及到的只是意识哲学的概念强制问题，它们在绝对自我的实际行为中有着集中的反映。自我只有通过无意识地设定一个非我，并力图逐步把非我恢复为自我的设定物，才能把握住自身，也就是说，才能自我“设定”。这种自我设定的中介行为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加以理解：自我认识的过程、意识的过程以及教化的过程。在每一个维度上，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欧洲思想都在互不相容的理论命题之间摇摆不定，而每当人们试图走出这种尴尬选择时，都会卷入主体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主体自我折磨是由于主体自我神化并在行动中徒劳追求自我超越所导致的。

① 德雷福斯、拉比诺：《米歇尔·福科：超越结构主义与阐释学》，第30页。

308

自康德以来，自我占据了双重位置：既是世界上的一个经验主体，表现为众多客体中的一个；又是一个面对世界的先验主体，并把世界作为一切经验对象的总和加以建构。由于占据双重地位①，认知主体认为自己被迫把同样的能力一会儿通过反思当作一种先验综合能力；一会儿又从经验的角度被当作自然规律所主宰的过程——无论是从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生物学或历史学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认知机制。思想当然无法容忍这些不可调和的抉择。从黑格尔到梅洛-庞蒂，人们一直都在努力用一种综合两个方面的原则来克服上述两难处境，把先验形式的具体历史理解为精神或人类的自我创造过程。由于这项狂妄的事业追求的是一种试图彻底认识自我的乌托邦，所以它们一

① 亨利希：《逃遁路线》(Fluchtlinien)，Frankfurt am Main, 1982,第 125 页以下。

309

次又一次地落入了实证主义。①

福科在自我设定的第二种维度上揭示出了同样的辩证关系。从费希特开始，作为反思主体的自我具有双重经验：一方面，在世界中总是作为偶然出现的事物，作为不透明的事物。另一方面，又恰好是通过这种反思而使得自在之物变得透明起来，并将它提高到“自为”的意识高度。从黑格尔经弗洛伊德再到胡塞尔，他们都试图把给定事物的自我意识过程向前推进一步，并寻找到方法论的起点，使得拒绝意识而坚持作为一种外在事物的东西通过反思变得不再陌生和透明起来：要么是肉体，要么是需求本性；要么是劳动，要么是语言。按照弗洛伊德的要求，自我必然源于他我；胡塞尔为纯粹现象学所设定的目标是：阐明并有意识地掌握一切纯粹内在性、先在性、积淀性、非现实性一一句话，主体的隐蔽基础。这些狂妄的尝试都是要从无意识的背景中摆脱出来，然而，它们都陷入了追求自我透明的乌托邦，并进而陷入了虚无主义和极端怀疑主义。

试图回避第三种双重性——同时作为源始的创造主体和远离源始的主体，最终带来的是同样的辩证关系。人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非常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面对历史，人无能为力，尽管历史本身表明，具有创造力的人是历史的缔造者。现代思想越是竭力追寻源始，源始就越是后退到现代思想够不着的地方。“具有悖论色彩的是，前进的方向正是后退的方向，而且越陷越深。”一方面，从谢林经马克思到卢卡奇的历史哲学对此做出了回答，而且使用的都是一种发迹者从他乡回家的思想结构，一种精神领域里的奥德赛故事；另一方面，从荷尔德林经尼采到海德格尔的酒神思想则用不断隐遁的上帝的观念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在隐遁过程中把源始揭示了出来”。①但这些狂妄的历史观念只能以恐怖、自我控制和奴役的形式付诸实践，因为它们依靠的是错误的末世论冲动。

① 由此也可以看出，实在论在分析哲学中为何会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是在面对身一心难题的情况下。

310

人类中心论思想始于康德，带着其解放的乌托邦而卷入了奴役实践。福科把人文科学也归为这样一种思想。对待经验型的自然科学，福科比较谨慎，赋予它们一种特殊的地位。它们显然已经能够从它们所发端的实践网络(而且主要是法庭审讯实践)中摆脱出来，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人文科学则不然。人类学转向首先涉及到的是语法学、自然史和经济学。在古典时代，它们是作为分类学出现的。普遍语法学让位于民族语言史，自然历史图表让位于物种进化论，财富分析让位于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追溯到劳动力消费的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人是会说话和会劳动的生物。人文科学利用了这一观点，认为人作为一种存在物与他自身(作为会说话和会劳动的生物)所创造的对象处于互动之中。由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科学和精神科学都立足于客观领域，而对这些领域而言，具有经验能力、行为能力和言语能力的人在自我关系意义上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具有建构意义，因此，它们陷入了求知意志的漩涡，走向了追求知识生产和知识增长的不归路。比起历史学，特别是比起人种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它们是彻底地献身于解放和奴役的辩证法，因为历史学至少还能对历史相对化保持一种怀疑的立场，而人种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在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那里)一直都通过反思而活跃在结构和个体的无意识领域里。

由于人文科学(主要是心理学和社会学)通过借用的模式和陌生的客观性理想而从事对人的探讨，而人只是在有了现代知识型之后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才会在它们背后悄悄出现了一种冲动，如果不危及到它们的真实性要求，它们就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冲动，即知识、自我控制和自我膨胀在不断施压。借助于这种压力，后古典时代自我神圣化的主体试图走出其自我表现的困境一在形而上学中，主体是孤单的，在结构上处于超负荷状态：

①《事物的秩序》，第403页。

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