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我们易于认为，自从人发现自已并不处于创造的中心，并不处于空间的中央，甚至也许并非生命的顶峰和最后阶段以来，人已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了；当然，人不再是世界王国的主人，人不再在存在的中心处进行统治，人文科学是危险的中介。①

人文科学之所以仅仅是中介，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哲学和反思学科，并不直接加强自我设定的主体自我毁灭的动力，而是在无意识之中成为了工具。人文科学之所以是而且一直是伪科学，原因在于它们无法看清自我关涉的主体被迫双重化所面对的困窘；无法承认自我认识和自我物化的结构性意志—因此，它们也就无法把自己从推动它们的权力中解脱出来。福科在《疯癫与文明》中以精神病学实证论为例阐明了这一点。

于是，问题出现了：福科把这种(对于一般的现代知识型和特殊的人文科学具有积极意义的)独特的求知意志和求真意志(求知意志和自我控制意志)加以普遍化，把它们解释成一种权力意志本身，并推定一切话语(并不只限于现代话语)都隐藏着一种权力特征，都源于权力实践。那么，福科这样认为的根据是什么呢？正是这一点标志着福科从一种知识考古学转向了谱系学：谱系学阐明的是那些充满历史空间无处不在，也毫无意义——的话语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

①《事物的秩序》，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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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权力理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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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考古学用知识生产的自我强制作为动力，不仅仅是促使知识和求知意志纠缠到了一起；《事物的秩序》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福科多年后作了回答：他用求知意志来阐明作为其谱系学历史写作基础的权力概念。请允许我在这里指出福科所遇到的三个难题。

（1）首先，福科没有认识到他的人文科学考古学与海德格尔的现代形而上学批判之间明显存在的亲和性。文艺复兴、古典时期以及现代的知识型或知识形态，既是一种划时代的标志，同时也表现为以主体为中心的存在概念的不同发展阶段；海德格尔曾用类似于从笛卡尔经康德直到尼采而发展起来的概念对存在作了分析。但福科无法选择一条用形而上学批判来克服主体哲学的途径。因为，他已经明确指出，即使是存在历史的概念，也没有走出自我关涉的主体的第三种自我表现的怪圈，即主体依然企图把握住一个不断退缩的起源。这就是海德格尔晚期哲学的主题，它依然是一种奇怪的游戏，对此，福科曾以“起源的退缩和回归”为题作了探讨。由于这个原因，福科后来不得不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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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放弃知识型概念。

(2）如果说福科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亲和性成问题的话，那么，福科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亲和性也是有问题的。对于那些“不想通过人类学化而实现形式化、不想通过解神秘化而实现神话化的人”，即所有捍卫“骗人的和笨拙的反思形式的人”，福科在《事物的秩序》中想报以一种哲学式的开怀大笑。①福科这样做，让我们想起查拉图斯特拉的笑声，他试图把所有那些“不想思考他作为一个思考的人所要思考的东西的人”从人类学的睡梦中惊醒。②可见，福科当时还认为，只有当代结构主义(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种学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能够思考“消失的人的空洞性”。福科最初打算给这本书取一个副标题，叫“结构主义考古学”，但这绝没有什么批判的意味。然而，一旦结构主义暗中已经为描述符号学表现主义的古典知识形态提供了模式，福科的视角也就必然要化为乌有。③这样，结构主义对人类中心论思想的克服，也就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超越，而不过是对古典时期原始结构主义知识形态的一种更新。

（3）福科在研究人文科学发生时所使用的仅仅是知识考古学的手段，这就最终给他制造了尴尬。如何才能把这种对科学话语的分析与早期著作中对相关实践的研究结合起来，而又不会对自成一体的知识形态的自足性造成危害呢？福科用《知识考古学》(1969)的考察方法探讨了这个问题。在这本书中，福科并未形成一种非常明确的立场，而是倾向于把话语凌驾于奠定其基础的实践之上。按照结构主义的要求，任何一种话语形态都必须严格从自身出发来获得理解；而要想满足结构主义的这一要求，建立话语的规则就必须让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基础。根据这样一种观点，有了话语，技术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才组成一个实践的功能网络，而实践随后便会进行话语的再生产。

① 福科：《事物的秩序》，第412页。

② 同上，第388页。

③ M. 弗朗克指出，福科没有系统地论证表现模式的优先性，请参阅其：《何谓新结构主义?》( Was heißt Neostruktualismus?),Frankfurt am Main, 1984,第 9/1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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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话语摆脱了语境的约束和功能的制约而彻底获得了独立，换言之，这种话语主导着基础性的实践，然而，它在概念上依然陷入重重困境。考古学能够把握的规则使得各种话语实践成为可能，而这些规则是基础性的。但是，这些规则只有在话语的可能条件下才会使一种话语得到理解。这些规则不足以解释话语实践的实际功能。因为，并不存在能够调节自身的实际运用的规则。规则所引导的话语自身不能控制它的应用语境：

因此，尽管社会与制度实践、技巧、教学实践及具体模式(如边沁的全景监狱)等等形式的非话语影响不断闯入福科的分析…他必须为话语实践在这些实践的规律性中所揭示的生产性力量定位。结果就是一种奇怪的概念，即自我调节的规律性。①

如果福科放弃知识型的自主性，转而捍卫其权力技术的基础，并使知识考古学从属于一种用权力实践解释知识发生的谱系学，那么，他就可以避免这一困境。

这种权力理论也可以用来解决其他两个问题：福科以此可以超越主体哲学，而不必依赖结构主义模式或存在的历史模式。

① 也请参阅霍耐特：《权力批判》，第13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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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科自己的分析，这些模式依旧没有摆脱古典的或现代的知识型。谱系学的历史写作清除了自我调节话语的自主性以及普遍知识型的时代顺序。从不偏不倚的谱系学角度来看，话语如同五光十色的气泡从无名的征服过程中浮现出来，随即发生爆裂：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才能消除人类中心论的危险。福科彻底颠倒了知识型与权力实践之间的依赖关系，并由此针对严格的结构主义知识体系史提出了社会理论的问题，针对关千存在观念的形而上学批判历史提出了自然主义的问题。科学话语，广而言之，即一切不断生成知识的话语，都失去了其优先性。它们与其他话语实践一起，构成了具有自身独特对象领域的权力关系。深人考察这些话语型和知识型，有助于我们揭示征服的技术；而正是通过这些技术，才形成了一种主导型的权力关系，它获得了统治地位，并最终被另一种权力关系所取代。权力技术把知识系统工具化，甚至深入到了有效性范畴当中。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这种权力技术，应当可以立足于一种自然主义社会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当然，只有当福科不再从谱系学角度思考他的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并让他的先验历史权力概念变得无从识别时，他才能获得这样一个自然主义社会理论的坚实基础。

正如上文所说，福科根据人文科学所研究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型：它一出现，就要从一切经验事物、偶然事物和特殊事物中清除掉知性因素，而且，由于它预先把有效性和发生区别了开来，因此特别适合于充当权力的媒介：现代知识就用这种方式把自己设定为绝对者，所以，它会在自己和他者面前把主体的冲动隐藏起来，这是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孤立主体，也是一个通过反思而回归自身的主体，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冲动，他才不断地自我克制。这种求知意志理应进入科学话语的制度当中，并解释清楚，经过科学主义加工的人的知识，为什么会以治疗、专家意见、社会技术、教学计划、试验、研究报告、资料库、改革方案等形式直接变成规训权力。现代求知意志决定了“一切的规则，这些规则区分了真理和谬误，而真理具有了特殊的权力作用”。①但是，随着向权力理论的转变，福科把这种求知意志与形而上学的历史语境隔离了开来，并把它彻底融入权力范畴。这一转换需要两个步骤。首先，福科设定了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的真理构成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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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自己的真理秩序，有自己的真理政治学；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接受了一种被它当真的话语。②

除了在时空层面上加以普遍化之外，福科还推行一种具体的中立化：他没有把这种求知意志与权力意志区分开来，后者应当是一切话语所固有的，而非仅仅属于特殊的真理话语，就像现代主体性的自制意志是一切人文科学所固有的一样。只有在消除掉这种转型的踪迹之后，求知意志才会再一次显示出来(《性史》的副标题，1976)。当然，它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特例—“真理统治”现在只是诸多“权力统治”的一种。

权力概念与形而上学批判意义上的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之间有着一种隐蔽的渊源关系，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权力”范畴在使用过程中为何非常的模棱两可。也就是说，一方面，“权力”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是纯洁的，主要用于对权力技术的经验分析：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种经验分析与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知识社会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区别。另一方面，“权力”范畴从其隐蔽的发生历史中获得了一种制度理论基本概念的意义，从而赋予对权力技术的经验分析以理论批判的意义，并且确保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具有一种揭露效果。

① 福科：《规训与惩罚》，第53页。

②同上，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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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糊性虽然可以解释实证主义态度与批判要求之间充满悖论的联系，却无法证明这种联系，而这是福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规训与惩罚》(1976)中，福科(主要是根据法国文献)探讨了古典时期(宽泛而言，就是绝对主义时期)和现代(即从十八世纪末以来)的统治技术。相应的规训形式则形成了《监狱的诞生》的主线。在古典时期，围绕着垄断暴力的国家主权，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在现代自然法的法学语言游戏中表现了出来，而契约和法律的基本概念则是这些法学语言游戏的基础。专制国家理论的实际任务与其说是为了捍卫人权，不如说是为将一切暴力集中到君主手中提供论证。对君主而言，关键在于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公共管理机构和获得有利于行政管理的组织知识。知识的新的需求对象不是享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而是拥有肉体和生命的臣民，而且最初仅仅满足于一些财政知识和统计知识，诸如出生率和死亡率、疾病与刑事犯罪、劳动与贸易、大众的福利与贫困等。福科从中已经看到了一种生命政治学的萌芽，它是打着关于国家主权的法学话语的旗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时还产生了一种摆脱了规范语言游戏的规训权力。一旦人文科学成了这一规训权力的媒介，而全景式的监视形式渗透到一切遭到控制的肉体和物化的灵魂当中，那么，这种规训权力就会凝聚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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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惩罚形式从拷问转为监禁，这在福科看来是一个典型的过程，由此他要指出的是，现代人类中心论思想的源头在于现代统治技术。在古典时期，犯人遭受的是滥无节制的惩罚和折磨，福科认为，这种惩罚和折磨是骄纵的君主权力的无情展示，民众对待这种场面则抱着一种复杂的心理。到了现代，这种表演性的肉体折磨被剥夺自由(不许与外部接触)的监禁所取代。福科认为，全景式监狱是一部机器，不仅要驯服囚犯，而且要改造囚犯。规训力量无所不在，并发挥着规范化的作用；它通过驯服肉体而渗透到了日常行为之中，并形成了一种不同的道德立场。无论如何，它都促使人们要遵守劳动规则，服从生活秩序。这种惩罚技术之所以会在十八世纪末迅速扩散开来，是因为监禁只是五花八门的肉体规训的一个因素。各种肉体规训在工厂和车间、军营和学校、医院和监狱中同时得到贯彻。随后，人文科学用高雅的方式把这些肉体规训的规范化效果延伸到个人和集体的内心深处，这些个人和集体由于科学主义而变成了对象，同时还被赶回到了其主体性之中。①人文科学就其形式而言应该说就是表现为知识和权力的一种融合。权力形态和知识形态构成了一个难分难解的统一体。

①“关于人的科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曾使我们人类’感到欢欣鼓舞，但它们的技术母体乃是这些卑微、恶毒、繁琐的规训及其调查。这些调查对于心理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犯罪学以及其他许多奇怪的科学的重大意义，与可怕的调查权力对于有关动物、植物或地球的冷静知识的意义是相同的。不同的权力产生不同的知识。在古典时代的开端，培根为经验科学制定了一种调查方法论。有哪一个伟大观察家会给人文科学提供检查的方法论呢？当然，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因为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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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此坚决的观点不能只用功能主义的论据来加以论证。福科所阐明的仅仅是：随着人文科学知识在治疗技术和社会技术中的应用，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种类似于权力技术效果的规训作用。而要想实现他的论证目的，他就必须证明(比如在一种先验一实用主义认识论框架范围内)，特殊的权力策略转变成了相应的科学策略，以便把日常语言经验对象化，进而预先明确关于这些对象领域的理论命题的实际意义。①福科的早期思想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展开的，他所讨论的是临床视角的认识论意义，但福科没有把他的早期思想贯彻下去。否则，他就会注意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文科学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早就不再是客观主义方法，而是解释学方法和批判主义方法均分天下；就知识形式而言，解释学和批判主义的运用方法不同于操纵和自我操纵。在《事物的秩序》里，福科把人文科学归结为一种形而上学历史所阐明的求知意志的建构力量。上文说过，权力理论必须把这层关系隐藏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建构理论的领域不被占领。《性史》(1976)第一卷再次出现“求知意志”，不过，已经遭到了权力理论的彻底改造。它失去了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结构的自知意志和自制意志所具有的先验意义，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的经验形态，这种权力技术和其它权力技术一道，使得有关人的科学成为可能。

调查在成为经验科学的一种技术的过程中脱离了作为自身历史根源的审问程序，但是检查始终是与规训权力极其紧密地相连的。它是由后者塑造的。它一直是而且依然是纪律的一个内在因素。当然，它似乎曾经将自己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结合起来，从而经历了一种思辨的洗礼。而且，实际上，它以考试、面谈、询问和会诊的形式出现，显然是为了矫正规训的各种机制：教育心理学被认为是用于矫正学校的严厉刻板，医疗或心理谈话被认为是用于矫正工作纪律的后果。但是，我们不要产生误解。这些技术仅仅是把个人从一种规训权威转交给了另一种规训权威，而且它们以一种集中的或程式化的形式复制每种规训特有的权力一知识图式。促成自然科学出现的伟大调查已逐渐脱离了它的政治一法律原型，而检查依然被束缚在规训技术中。”(福科：《规训与惩罚》，第290页以下)

① 请参阅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mMain, 1968;阿佩尔：《解释与理解之争》(Die Erklären /Verstehen - Kontroverse)，Frankfurt am Mai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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