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很显然，这样一来，真理意志和求知意志就变得实证化了，这在福科(1980年的伯克利演讲)所作的自我批判中有着清楚的表达。福科承认，《规训与惩罚》对统治技术的分析是片面的：

要想分析西方社会中的主体谱系学，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到统治的技术和自我统治的技术。也就是说，必须要考虑到两种技术类型的相互作用。个体统治他人的技术依赖于个体统治自身的过程。①

这些技术促使个体对自己做出明确的检验，并由此找到关于自我的真理。众所周知，福科把这些技术追溯到忏悔实践，追溯到基督教的良知研究。到了十八世纪，具有相似结构的实践渗透到了一切教育领域，围绕着对自我和他者的性冲动的感知而构成一个自我观察和自我质疑的工具库。这些真理技术并未打开个体的内心世界，而是用一种越来越密集的自我关系网络预先创造了内在性；它们最终在精神分析理论那里获得了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治疗方式。②

一句话，福科的人文科学谱系学具有两面性，因而容易引起误解。一方面，它所发挥是一种经验作用，对权力技术展开了分析，目的是要阐明关于人的科学的社会功能语境。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科学谱系学关注的是作为科学知识的发生前提和社会效果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人文科学谱系学发挥的是一种先验作用，分析的是权力技术，所要阐明的是：关于人的科学话语如何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它所关注的是作为科学知识构成条件的权力关系。但这两种认识论作用不再被分为不同的方法，而是涉及到同一个对象，即处于其生活表现之中的人类主体。相反，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则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既作为功能主义的社会科学，又作为历史学的制度研究。

① 福科：《关于真理与主观性的演讲》(Howison Lecture on Truth and Subjek-tivity'),1980年10月20日，Berkeley，手稿，第7页。

②在《性史》中，福科探讨的是适用于精神分析的发生语境和运用语境。这里肯定又要用功能主义的论据来论证它们所无法论证的内容，即：权力技术构成一个科学的客观领域，因而也就为科学话语内部的真和假预先设定了有效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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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科用权力这个基本概念强行把先验综合的唯心主义思想与经验主义本体论的前提联系了起来。但这种方法依然不能提供走出主体哲学的途径，原因在于，权力概念应当为对立的意义提供共同的基础，但它却完全来自意识哲学。意识哲学认为，主体与可以想像、可以操纵的对象世界可以建立起而且仅仅可以建立起两种基本关系：由判断的真实性所决定的认知关系和由行为效果所支配的实践关系。权力是主体用成功的行为对客体施加影响的工具。在此过程中，行为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行为计划中的判断的真实性；通过行为效果范畴，权力始终依靠真实性。但福科笔锋一转，随即把权力对真理的依附变成了真理对权力的依附。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权力无需再依靠具有行为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主体——权力成了无主体的权力。然而，仅仅把主体哲学的基本概念颠倒过来，是无法摆脱主体哲学概念策略的强制的。福科无法用从主体哲学自身获得的权力概念，来消除他所批判的主体哲学的种种困境。因此，同样的困境再次出现在其作为反科学的历史学之中，也就毫不足怪了。他的这种历史学建立在一种同样充满悖论的基础上。由于福科没有在方法论上阐明这些非一致性，因此，其经验研究的片面性根源还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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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福科转向权力理论，其目的是想让他的研究摆脱人文科学在其中徒劳挣扎的循环。人类学中心论思想由于反思主体无限的自我扩张而陷入了客观主义旋涡之中，即陷入了人的客观化漩涡之中，因此，知识谱系学应当取得真正的认识客观性。我们已经注意到，以权力理论为基础的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应该完成三重替换程序：对毫无意义的自身结构的分析替代对意义语境的解释学阐释；有效性要求只能作为权力关系的功能；价值判断乃至论证批判的难题，都被抛到了一边，以便做出价值中立的历史解释。“反科学”这一名称不仅可以用与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文科学的对立关系来加以解释；同时也表明，它抱有超越这些伪科学的野心。谱系学研究占据了这些伪科学的位置，但没有仿效自然科学的错误模式，不过，终有一天，它的科学地位会与自然科学的地位相提并论。我认为，保罗·韦纳领会了他的友人福科的真正意图，因为他称福科是“纯粹的历史学家”，除了像斯多葛派那样叙述客观历史之外，别无他求：

一切都是历史……所有的“主义”都应该丢开，历史中只有个别的或独特的结构，而每个结构都可以从它自己的情境中得到充分的说明。①

然而，如果说激进历史主义的冰冷表面没有遮蔽住审美现代主义的激情的话，那就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福科为何会获得累累声名，为何会获得反偶像崇拜的声名。福科认为，人文科学有着一种无可克服的命运，而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谱系学的头上：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倒退到了对变换无穷的权力实践做客观描写的地步，而且缺乏反思、缺乏投入，也缺乏激情。于是，谱系学的原形便暴露了出来，它恰恰就是它所反对的虚假科学，带有在场主义、相对主义和潜在的规范主义等诸多特征。如果说，按照福科的诊断，人文科学的运作颇具反讽意味的话(因为它陷入了科学主义的自我扩张逻辑之中，最终陷入了无望的客观主义)，那么，谱系学历史写作的命运也同样具有反讽意味—它继承了激进历史主义的做法，彻底消灭了主体，最终却落入主观主义而无可救药。

① 韦纳：《历史的冰山》，第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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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提出了三种卓有成效的还原方法：从人种学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把参与话语的解释者的意义理解还原为对话语的解释；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把有效性要求还原为权力效果；从自然主义角度，把应然(Sollen)还原为实然(Sein)。之所以说这些都是“还原”，是因为意义、真理有效性和评价的内在性并没有真正彻底融入权力实践的外在性。那些遭到排斥或压制的因素还会再次抬头，并捍卫自己的权利—主要是在元理论层面上。福科一旦试图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谱系学的历史学家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会身陷困境而无法自拔。也就是说，所谓的知识客观性成了问题，原因在于，(1)历史学停留在原始情境当中，因而在无意之中具有了一种在场论的特征；(2)针对现实的分析只能把自己看作是依赖语境的实践，因而难免会具有一种相对论的特征；(3)批判无法阐明其规范性基础，因而具有任意的偏颇性特征。福科本人并没有正视这些矛盾—自然也就更没有从中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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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上所述，福科所要解决的是解释学难题，进而解决自我关涉问题，而自我关涉问题是和对客体领域的意义理解过程一道出现的。谱系学的历史学家在操作方法上不能步解释学家的后尘：前者并不想从与行为者的自我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关系出发，解释行为者的各种行为和思想。相反，应当从基本的实践出发，阐明行为者的视界，以便让这些命题富有意义。因此，他不会把晚期罗马禁止格斗的法规归因于基督教人文精神的影响，而是要归因于新的权力形态对旧的权力形态的瓦解①：在后君士坦丁时期，罗马帝国形成了新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自然不会再把民众当作需要呵护的羊群，而是把民众当作一群需要教育的孩子而孩子是不可以随便目睹血流成河的场面的。无论是主张格斗还是反对格斗，所提供的理由都不过是一种伪装，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无意识的统治实践。这种实践是一切意义的源泉，但本身却毫无意义；历史学家必须从外部来探讨它，以便把握住其内在的结构。因此，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学的前理解，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历史概念——这种历史概念是话语的总体变化形态，虽然光怪陆离，但毫无意义。而话语之间只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充当权力的美丽光环。

福科自以为在坚持客观性。但随手翻翻他的任何一部著作，我们都会发现，即便是激进的历史学家也只能通过比较来阐明各种权力技术和统治实践，而无法把其中任何一种当作独立的总体性来加以阐明。于是，历史学家的比较视角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其自身的解释学出发点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如下事实：福科无法摆脱在划分历史过程中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压力。无论是就疯癫史、性史或惩罚史而言，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的权力形态无不指向规训权力、生命政治一而这些福科认为是我们时代的俗命。在《知识考古学》的结尾部分，福科自己提出了疑义，当然，他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疑义：

① 韦纳讨论了这个例子，见《历史的冰山》，第6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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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并且在我能够看见的将来，我的话语是在避免它能够找到支撑的基础，而远不是确定它在其中说话的地点。①

福科自己意识到了，他的方法既要坚持客观主义，又要诊断时代，这就必然要带来困境，但福科并没有指明走出困境的途径。

只是到了解释尼采的时候，福科才开始认同一种带有信仰色彩的非理性主义。激进的历史学家为了纯粹结构分析的客观性而不得不要求自己消灭自我，或者说，“牺牲认识主体”。但在讨论尼采的文章中，福科对他的这种做法作了具有反讽意义的反向解释：

在表面上，或者说，根据它所戴的面具，历史意识是中立的，没有激情，只信奉真理。但如果它检视自身，或者更一般地说，如果它质疑在其历史中的各种形式的科学意识，它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形式和变形都是求知意志的各个方面：本能、激情、审判官的忠诚、残酷的奥妙和恶意。它发现一种反对无知者之快乐的立场所带有的暴力…对这种恶毒的求知意志的分析揭示出，所有知识都依赖于正义(甚至在知的行为中，也没有拥有真理或真理之基础的权利)。①

① 福科：《知识考古学》，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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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福科的如下企图也就适得其反：从一个来自保持距离且不怀任何成见的分析者的客观视角出发，而且仅仅就其自身来解释话语形态和权力形态。任何一种求知意志都具有客观主义的幻象，通过揭示这些幻象，可以帮助我们就一种建立在自我陶醉的历史学家立场上的历史学达成共识为了现实的需要而把历史研究工具化：“真正的历史学从其自身立场出发把触角伸向深处。”②

(2）如果说福科的历史学无法避免在场主义的话，那么，它同样也避免不了相对主义。他的研究陷入了自我关涉的窠臼，而这正是他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探讨有效性难题所要消除的东西。按照福科的话语研究，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应当通过一种经验分析来把握权力实践。由此，真实性要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它们从中形成的话语。它们的意义集中体现为它们对各种话语体系的自我捍卫所发挥的功能。也就是说，有效性要求的意义在于它们能够发挥权力作用。另一方面，权力理论的基本立场又具有自我关涉特征。权力理论要想成立的话，就必须摧毁由它自身所建立起来的研究的有效性基础。然而，如果福科本人把真实性要求与知识谱系学联系起来，而这种真实性要求实际上是虚假的，只能在理论的圈子里发挥作用，那么，对人文科学的批判和揭露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当然，福科主张一种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其目的是严肃的，就是要建立一种科学，超越已经破产的人文科学。但是，如果这种超越性不能表现为用更加令人信服的观点取代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伪科学，如果这种超越性仅仅表现为对迄今为止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话语的驱逐，那么，福科的理论也就不过是一种理论政治，不过是为了实现一种理论政治的目的，它远远超出了个人研究的能力范围。福科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试图让谱系学与其他一切人文科学相比显得别具一格，为此，他把谱系学与自己理论的基本立场协调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福科还把谱系学的历史写作方法运用到其自身当中；从谱系学自身的发生历史当中，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地方，它们足以证明谱系学优越于其他一切人文科学。

① 福科：《论知识的颠覆》，第107页。

②同上;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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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谱系学所使用的是被现有科学所摈弃的各种知识；知识谱系学为“底层知识”的造反提供了媒介。按照福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底层知识”，主要不是指既遭到遮蔽却又处于在场状态的专家知识，而是指下层群体所具有的从未成为官方知识也从未得到充分明确的经验。这里涉及到的是“大众”的潜在知识，大众在权力系统中处于最下层，无论是作为受难者，还是作为折磨机制的执行者，他们都能切身地感受到权力技术——比如，精神病人和护士、犯人和看守、集中营的囚犯与狱卒、黑人与同性恋者、妇女和巫师、流浪汉、儿童以及妄想症患者等所具有的知识。谱系学立足于局部性的知识、边缘性的知识以及或然性的知识，完成了它的挖掘工作。谱系学所立足的这些知识，“其长处仅仅在于它们坚决反对它们周围的一切”。这些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没有得到充分的加工，因而是浅薄的，处于知识等级的下层，是一些低于必要的知识水平和科学水平的知识类型”①。但这类知识中包含着“关于斗争的历史知识”。谱系学把这些“地域性的记忆”提升到“专家知识”的高度，于是，便对各种权力实践的对立面产生了影响。从这样一种反权力的立场出发，谱系学赢得了一个超越一切掌权者视角的视角；而从这个视角出发，谱系学就可以超越一切只有在权力范围内才能形成的有效性要求。由于与大众的不成熟知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为谱系学创造了优势，“进而赋予近十五年来的话语批判以本质力量”①。

① 福科：《权力/知识》(Pouer/Knouledge),1978,第 60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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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想到早期卢卡奇的一个论点。因为，按照卢卡奇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上之所以不偏不倚，原因就在于它具有一种经验视角，可以优先获得知识；这个经验视角和雇佣工人的立场一道，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当然，卢卡奇的这个论点只有在一种历史哲学范围内才站得住脚这种历史哲学试图从无产者的阶级利益中寻找普遍利益，从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中发现人类的自我意识。这种历史哲学主张一种享有认识优先性的反权力概念，而这是福科的权力概念所不容许的。任何一种反权力都是在权力范围内活动，而这个权力正是它所反对的；一旦反权力取得胜利，它就会进入一种权力关系，导致新的反权力。即便知识谱系学也无法打破这一循环：它激发起遭到摈弃的知识类型的反抗，动员次要知识起而“反抗理论话语、统一话语、形式话语和科学话语的压迫”②。谁如果在今天征服了理论先锋，并打破了知识的现有等级秩序，明天自身就会成为理论先锋，并建立起一种新的知识等级秩序。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根据超越局部共识的有效性要求来确立自己知识的优越性。

因此，谱系学的历史写作根本无法用他自身的手段来防止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由于谱系学根据专家知识与边缘知识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来源，因此，它只不过是证明了，反话语的有效性要求恰恰就是权力话语，反话语的有效性要求不过就是它们所发挥的权力效果。福科看到了这一两难，但他同样未作解答。而且，他又一次坚持他只是在接受尼采理论时才主张的一种好斗的视角主义：

① 《权力/知识》，第61页。

② 同上，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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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异常艰苦地想要从他们的著作中抹除那些表明他们在一个特定时期中的根基的因素，那些表明他们在一场论争中的偏好的因素—他们的激情不可逾越的障碍。尼采式的历史意义表现在其视角中，并且承认其不正义体系。它的视角是有偏向的，是故意的赞成、肯定或否定，它遍寻那些缠绵而有毒的踪迹，以便开出解毒药方。①

(3)最后需要考察的是，福科是否成功地回避了潜规范主义，按照福科的看法，这种潜规范主义是坚持价值中立的人文科学所特有的。福科认为，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应当用一种严格的描述性立场深入到话语体系内部——而在这些话语体系内部，遇到争论的只有规范和价值。谱系学的历史写作把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和命题的真实性要求一起悬搁起来，并且放弃了这样一个问题：话语结构和权力结构是否比其他的结构更加容易论证。福科反对亮明立场；对于认为权力是邪恶的、丑陋的、没有结果也没有生命力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福科付之一笑：“权力的基础是美好的、纯洁的和了不起的。”②对福科而言，不存在“正确的一方”。而这背后隐藏的是他的一种信念：1789年以来打着革命旗号的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些力图明确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理论已经过时。

① 福科：《论知识的颠覆》，第101页。

②《权力/知识》，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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