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为第二级价值中立所提供的这种论证就不会是价值中立的。福科自视为异端，在造现代思想和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规训权力的反。他的学术论文从文风到修辞都显示出了他的这一不凡抱负；无论是他的理论，还是他对自己作品的总体定位，都显露出一种批判的姿态。这样，福科一方面让自己同马克斯·韦伯的实证主义区别了开来：韦伯想把决定论所选择的公开的价值基础与从价值中立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区分开来。福科的批判更多地是立足于一种后现代的修辞风格，而不是其理论的后现代立场。

另一方面，福科也把自己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区别了开来；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理想的规范内涵而揭露了现代性的人文主义的自我理解。福科的意图并不在于继承并发挥现代性内部从一开始就固有的反话语；福科不想把现代政治理论的语言游戏(及其基本概念，诸如自律与他律、道德性与正当性、解放与压迫等)进一步加以完善，以便用于揭示现代性的症候—福科要做的是从暗中破坏现代性及其语言游戏。福科的反叛不能说是对现实权力的反映。他在回答伯纳德-亨利·列维的相关问题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谈不上什么反叛了。因为反叛必须像权力一样：必须像权力一样有创造力、活动力和生产力；必须像权力一样有组织，一样牢固；必须像权力一样来自低层，一样有策略地对自已进行分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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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科的异端立场所得到的惟一证明就在于，他没有依靠人文主义话语，而是放弃了人文主义话语；福科用现代权力形态的特征本身来对这种策略性的自我理解做了说明。福科不厌其烦地描述说现代规训权力是有限的，永恒的、创造性的，无所不在，而且形成网络；他认为，这种权力更多地是体现在肉体而非大脑当中。规训权力具有一种生命权力的形态，更多占领的是肉体而非心灵，它使肉体臣服于一种无情的规范化强制—而无需任何规范基础。规训权力直接通过一种错误的意识而发挥作用，这种错误意识是在人文主义话语中形成的，因而必然会遭到反话语的批判。相反，人文科学话语和它的应用实践一起融合成为一种不透明的权力关系，面对这种权力关系，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势必都会束手无策。人文主义批判和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的批判一样，都立足于合法权力和非法权力、有意识的动机与无意识的动机之间的对立，并反对一切压迫制度、剥削制度和排挤制度；这种批判自身也处于危险之中，危险就在于它会进一步加强人文主义，而这种人文主义在过去已经从天上降到了人间，并汇聚成为规范化的暴力。

这一论点足以让我们不再把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当作批判，而是当作战胜规范的权力形态的策略和手段。但是，如果它仅仅为了动员起反权力，仅仅是为了策略性的战斗和对抗，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何要全力以赴去反抗现代社会躯体的血液循环中的权力，而不干脆去适应它呢？果真如此的话，知识谱系学作为一种斗争的手段，同样也是多余的。对于愿意接受挑战的对手的长处和弱点进行客观的分析，无疑是有用的但问题在于，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①《权力/知识》，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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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斗争而不是服从呢？为什么要抗拒支配？只有通过引入某种规范性概念，福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引入规范性概念，他才能告诉我们现代权力知识政体出了什么错，以及我们为什么应该反对它。①

在一次访谈中，福科再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福科含糊地提到了后现代的公正标准：

如果想要……同规训和规训权力作斗争，不应该转而求助于古代的主权，而应该求助于一种新形式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真正是反规训的，但同时也从主权原则中解放了出来。②

康德以后，已经出现了一些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它们不再是用来为垄断权力的国家的主权提供辩护，而福科对此却视而不见，三缄其口。然而，如果我们努力从福科对规训权力的批判中归纳出他所使用的潜在标准，我们就会遇到规范主义的语言游戏所做的种种明确的定义，而这种规范主义的游戏是遭到福科公开拒绝的。因为，在福科看来，权力的拥有者与权力的服从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以及权力技术(破坏了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道德完整性和肉体完整性)的物化后果，都是要不得的。南茜·弗雷泽对此做出了解释。她虽然没有找到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但告诉我们，这种自称是价值中立的历史写作的隐规范论源于何处。①

① N. 弗雷泽：《福科论现代权力：经验认识与规范混乱》(Foucault on Mod-ern Power:Empirical Insights and Normative Confusions')，载：《国际实践》，第1 卷，1981,第283页。

② 福科：《权力/知识》，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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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和巴塔耶的自主权概念或多或少都吸收了审美现代性的规范经验内容。相反，福科的权力概念依靠的是经验主义传统他剥夺了权力概念的经验潜能；这种经验潜能有一种吸引力，既可怕又迷人，美学先锋派(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者)所依赖的都是这种经验潜能。尽管如此，“权力”在福科手里依然和肉体感知以及遭到折磨的肉体的痛苦经验保持一种审美关系。这个环节对于现代权力形态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现代权力形态之所以称得上是一种生命权力，原因在于，它通过科学客观化和真理技术所制造的主体性的微妙途径，渗透到了物化肉体的深处，并占有了整个有机体。所谓生命权力，是一种社会化形式，它克服了一些自发性，并把一切生物的生命都转化为权力化的基础。福科发现，权力关系中存在着充满规范内容的不对称性，而且，主要还不在于权力意志与强迫服从之间，而是在于权力过程与卷入这一过程的肉体之间。遭到虐待的总是肉体，肉体成了主权复仇的舞台；肉体受到规训，遭到机械力量的分解并被操纵；肉体被人文科学对象化和玩于股掌之中，肉体的欲望既受到刺激，同时又遭到压制。如果说福科的权力概念还保留着某些审美内涵的话，那是由于它对肉体的自我经验作了活力论一生命哲学的解释。《性史》的结语异乎寻常：

① 请参阅弗雷泽的一部手稿：《福科的身体语言：一种后人文主义的政治修辞》(Foucault's Body-Language : A Posthumanistic Political Rhethoric)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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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肯定会想到，或许有一天，人们将无法用一种不同的肉体经济学和享乐经济学准确地理解，我们怎么会接受性的专断统治。①

我们暂时所能想到的不同的肉体经济学和享乐经济学，不再是一种权力经济学，而是一种后现代理论—这种理论能够阐明批判的潜在标准。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反抗从肉体语言信息中如果说无法获得论证的话，那至少也能获得其动机。这里说的是饱受折磨的肉体所具有的无声语言，它拒绝在话语中实现自我扬弃。②

当然，福科本人是不会接受这种解释的，尽管我们可以从他的某些说法中找到解释的根据。否则，福科就会和巴塔耶一样为理性的他者留有余地，而自《疯癫与文明》以来，福科一直用充分的理由拒斥理性的他者。他反对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形而上学把反权力吹捧为一种前话语的化身。1977年，福科在回答伯纳德-亨利·列维时说道：

您所说的自然主义是这样一种观念：人们必须到权力及其行动和狡诈背后去重新发现事物的原始活力—在疯人院的高墙后面是疯癫的原发性，劳改场中弥漫着罪犯不安的创造力，性禁忌背后隐藏的是纯粹的欲望。①

① 福科：《性史》，第190页。

②彼得·斯洛特迪耶克以犬儒主义者的无言的肉体抗议形式为例阐述了这种可能性，请参阅其《犬儒理性批判》(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2Bde. ,FrankfurtamMain，1982。当然，福科自己的研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请参阅其为德雷福斯和拉比诺的著作所撰写的第二版后记，1983，第229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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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福科无法接受这样一种生命哲学的观点，因此，他肯定不会理睬有关他的批判的规范基础问题。

4

有些棘手的问题是和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对普遍有效性要求的自我指涉的否定以及对批判的规范论证一起出现的，而福科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并不令人满意。但是，意义、有效性和价值等范畴在元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上都应当加以消除：谱系学的历史写作与一个对象领域有关，而权力理论则从这个对象领域中消除了生活世界语境所固有的一切交往行为特征。基本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把握行为系统的前符号结构，而对这些基本概念的排斥则使经验研究面临重重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福科此次未能做出明确的处理。我想着重考察古典社会理论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如果像福科那样只承认克服过程的模式、只承认肉体对抗的模式、只承认多少是有意识的策略行为语境的模式，如果我们拒绝用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来实现稳定，而且不为这些社会一体化机制提供任何(人们在系统理论或交换理论中所熟悉的)等价物，那么，我们就无法阐明，持续不断的局部斗争为何会构成制度化的权力。霍耐特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福科在描述中假设了制度化的规训、权力实践、真理技术和统治技术，但他无法解释清楚，“如何才能从一种持续斗争的社会状态下形成一种高度聚合的权力结构”①。此外，涂尔干用“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一词所概括的现象也带来了类似的基本概念上的困惑，导致话语形态和权力形态的稳定化。

① 福科：《权力/知识》，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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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承认权力化模式，那么，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化也就表现为充满尔虞我诈的对峙。这样一来，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社会化也就不能同时被看作是个体化，而只能说是对肉体的不断抽象，而肉体是权力技术的生命基础。教化过程越来越个体化，它们在具有反思传统和高度抽象的行为规范的社会中不断渗透到广大社会阶层中；对于这些教化过程，需要人为地做出新的解释，以便弥补权力化模式在范畴上的匮乏。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权力理论家的福科和作为制度论者的盖伦所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②：两种理论都缺乏类似于语言的社会一体化机制(通过把言语者和听众的完成行为式立场结合起来，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一体化机制可以阐明社会化的个体化效果③)。和盖伦一样，福科也打破了基本概念上的局限，为此，他从个体性概念中彻底消除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含义，把个体性还原为一种内在世界，它是在外在刺激下产生的，而且带有可以随意操纵的想像内涵。

这一次，困难不是由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缺乏一种等价物；相反，问题在于，由权力实践所引起的(或由制度解体所导致的)心理膨胀模式，是否会导致对主观自由增长的描写遮蔽住关于自我表现和自主性的活动空间的经验。

① 霍耐特：《权力批判》，第182页。

② 盖伦：《技术时代的心灵》(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Heidelberg，1957。

③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第9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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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福科会把这类异议当作“窃取论点”(petitio principii)而加以拒绝。它们难道不是立足于传统的提问方式，而这些传统的提问方式不是和它们赖以发生的人文科学一道，早就毫无意义了吗？不过，只有当我们所认为的基本概念的不足对经验研究的结构和进程产生影响，而且局限于一些或然的解释，充满了以偏概全的盲点时，我们才可以否定福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只想列举一些观点，因为就是这些观点使得我们可以对福科关于现代惩罚史和性史的研究展开经验的批判。

《规训与惩罚》所阐述的是一种关于科学合理化的刑法条文和科学人文化的刑法实践的谱系学。统治技术在当前表现为规训权力，它们构成了“刑法实践人道化以及关于人的认识的核心内容”①。刑法条文的合理化和刑法实践的人文化始于十八世纪末，当时的旗号是一种改革运动，并用法律概念和道德概念对自身加以证明。福科想要说明的是，在这一运动背后，隐藏着权力实践的野蛮变迁——现代权力制度由此而诞生，并产生了“合用而精致的机器，它们决定并监视着个体的日常行为、个体的认同和活动，乃至个体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言行举止”②。福科完全可以用一些典型的例子对这个观点加以发挥；但一旦把这个观点加以普遍化，就会出现错误。它所表明的仅仅在于：我们从现代惩罚中所揭示出来的全景监狱(Panoptismus)是社会现代化结构的总体特征。但福科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因为他所依靠的是权力理论的基本概念，而法律阐释的规范结构对于这些概念一无所知。在他看来，道德实践的学习过程必然表现为权力化过程的不断强化。福科的这一还原分为几个

① 福科：《规训与惩罚》，第34页。

② 同上，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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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首先，福科根据古典时期统治话语的潜在功能分析了理性自然法的规范的语言游戏，而古典时期统治话语的潜在功能是在贯彻和行使绝对主义国家权力过程中发挥出来的。绝对主义国家垄断了暴力，其主权也就体现为惩罚的展示形式—福科根据酷刑过程生动地描述了惩罚的展示形式。接着，福科还是从这个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描述了古典语言游戏在启蒙改革时期的延续过程，认为它们分别在康德的道德理论和法律理论以及功利主义那里达到了高潮。值得注意的是，福科并未深入探讨康德和功利主义反过来又用革命的手段贯彻制度化的国家暴力，也就是说贯彻一种政治秩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把君主主权转变为人民主权。因为这种新的政体合乎规范化的惩罚形式，而规范化的惩罚形式正是《规训与惩罚》所要探讨的主题。

由于福科淡化了法律发展的内在方面，所以他才会不动声色地迈出决定性的第三步。如果说古典时期的主权权力是用权利概念和法律概念建立起来的，那么，这种规范的语言游戏就无法适用于现代的规训权力；适用于现代规训权力的，仅仅是一些经验的、至少是非法律的概念。比如对日益受到科学操纵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动机的实际控制和实际组织：

规范化程序越来越对法律程序加以殖民，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我所说的规范化社会的全球意义。①

① 福科：《权力/知识》，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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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法理论到自然社会理论的转变表明①，现代社会中复杂的生活关系就其整体而言事实上越来越不是用自然法的契约关系范畴来加以建构的。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福科做出如下具有重要理论战略意义的抉择的理由：对现代权力形态而言，一切规范结构的发展都无关紧要。福科一旦选择在生命政治层面上贯彻规训权力，也就不会再去关注统治过程在法律层面上的组织形式和统治秩序的合法性。于是，福科在没有任何根据的前提下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资产阶级宪政国家似乎是绝对主义时代的残余物，已经毫无意义。

福科把文化和政治简单地混为一谈，并把它们还原到行使暴力这一直接的基础之上；可见福科的阐述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福科把现代刑法历史与法治国家的发展过程割裂开来，这样做作为描述技巧还是可行的。比较值得商榷的是他在理论层面上对惩罚系统加以限制。从古典时期转向现代时期之后，福科就不再关注刑法和刑罚程序了。否则，他肯定会用权力理论解释清楚自由和法律安全的获得过程以及法治国家的保障在这些领域中的普及过程。然而，由于福科淡化了惩罚自身历史中的一切法律因素，因此，他的描述也就完全误入了歧途。因为，无论在诊所、学校、集中营中，还是在监狱中，都存在着“特殊的权力关系”福科本人都对这些权力关系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法治国家在阔步向前的时候也就不会对这些权力关系置之不理。

福科对权力后果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引人入胜；福科在分析对象上虽然有所选择，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的理论的意义。但是，福科有选择地使权力理论普遍化，这就阻碍了他对真正需要解释的现象的认识。在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中，法制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两难结构：对假定的受益者的自由构成威胁的，正是保护自由的法律手段自身。福科从权力理论前提出发，彻底抹杀了社会现代化的复杂性，致使他根本无法发现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令人不安的矛盾。

① 哈贝马斯：“社会学”(词条)，载：《新教政治词典》(Evangelische Staat-slexikon),1966,第210页(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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