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联系，我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详细的论述。我想要阐明的是，范式转变何以能够使得那些困境失去意义，而福科就是从这些困境出发来解释主体性的危险动力(主体性沉湎于认识，并成为伪科学的牺牲品)。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也鼓励我们把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反话语再一次接受过来。无论是在形而上学批判路线当中，还是在权力理论路线当中，都不可能贯彻尼采的激进理性批判，因此，我们要另辟一条走出主体哲学的途径。如果从不同的前提出发，一种正在崩溃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理由就会引起充分的注意，这样，我们就能正确对待尼采以来轻率告别现代性的致命动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纯粹理性的纯粹主义在交往理性中并没有得到复活。

2

过去十年里，激进的理性批判几乎成了时尚。无论是就主题还是就方法而言，哈特穆特·伯麦和格尔诺特·伯麦的研究在这方面都堪称典型。他们根据康德的著作和生平来理解福科关于现代知识形式发生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是一种科学史写作，而且带有文化史和社会史的风格，探讨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比如说，他们通过探讨康德与通灵者斯维登堡的争论，寻找理性批判的真正动机，认为康德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已李生兄弟的影子，即遭到压抑的自我形象。哈特穆特·伯麦和格尔诺特·伯麦把这些动机追溯到私人领域，认为康德作为一个学者，其生活方式非常忧郁、非常古怪，也非常幽静：没有性生活，没有肉体生活，也没有幻想，枯燥不堪，这些都和他的理性批判动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位作者从精神史的角度展示了“理性的成本”。他们用精神分析学的论点来核算成本与收益，并用历史数据来加以证明，当然，他们无法告诉我们，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成立的，那么，这些论据和数据到底发挥了怎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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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从理性自身的视角出发，对理性展开批判；所谓理性自身的视角，就是说，理性用一种严格的话语方式对自身进行限定。现在，如果要阐明自我限定的理性(把形而上学排除在外)的发生成本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超越这种划界的理性视域，好让计算成本的先验话语能够自由活动。这种再一次被推向激进的理性批判必然要设定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理性。当然，伯麦兄弟并不打算以魔驱魔；相反，他们和福科一样，认为从(康德模式的)排他性理性向包容性理性过渡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仅仅是“用渗透的权力类型来补充排斥的权力类型”①。由此，他们自身的研究自然就要在理性的他者那里获得一个永远外在于理性的位置。可是，一个地方，如果理性话语在先验意义上都无法进入，在这里再坚持理性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在这部著作中，尼采以来反复出现的悖论并没有留下明显的印记而让人不安。在方法论上对理性的敌视，也许和一种历史的天真有关，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历史的天真，诸如此类的研究才在论证、叙事和虚构的乌有乡里任意驰骋。②新的理性批判压制了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反话语。这种反话语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我的这些演讲就是要回顾这种反话语的发生和发展历史。

① H. 伯麦、G. 伯麦：《理性的他者》(Das Andere der Vernunft), Frankfurt amMain,1983,第 326页。

② 请参阅本书关于德里达的附论(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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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反话语把康德哲学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无意识表达，因而也把康德哲学作为自己的发端，目的是要揭示启蒙自身的狭隘性。新的理性批判否认与这种反话语有着连续性，尽管它仍然处于这种反话语之中：

关键已不再是完成现代性设计(哈贝马斯)；而是修正现代性设计。启蒙并不是一直都处于未完成状态，而只是没有得到明确而已。①

然而，用启蒙的手段来修正启蒙，从一开始就把康德的批判者团结到了一起——包括席勒与施莱格尔，费希特与图宾根神学院的学生。②我们继续往下看：

康德哲学开始就是用来划分界限的，但它丝毫也没有告诉我们，划分界限是一个动态过程，理性凝聚成为一个稳定的领域，而把其他一切都排斥出去，因此，划界的过程就是明确自身和排除他者的过程。

本章开始的时候已经指出，黑格尔以及谢林和荷尔德林是怎样把反思哲学的划界成就看作一种挑战的(反思哲学设定了许多二元对立：信仰与知识、无限与有限、精神与自然、知性与感性、职责与爱好等);他们又是如何把主体理性的异化足迹从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一直追溯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遭到破坏的伦理的“实证性”那里的。黑格尔认为，一体化力量从人类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对哲学的客观需要。但是，黑格尔认为，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划界不是一种排除，而是一种分裂，而且认为，哲学能够进入囊括理性和理性他者于一体的总体性。哈特穆特·伯麦和格尔诺特·伯麦对此却表示怀疑，他们认为：

① H. 伯麦、G. 伯麦：《理性的他者》，第 11 页。

②指黑格尔、谢林和荷尔德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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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不把(无法扬弃的)理性他者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就无法搞清楚理性到底是什么。因为理性会自欺欺人，以为自己就是整体(黑格尔)，或包括整体。

这正是青年黑格尔派一度质疑他们导师的地方。他们反对绝对精神，提倡一种新的过程，在其中，理性的他者总是先于理性而存在，其自主权利应该得到恢复。这是一个解理想化的过程，由此形成一个具体理性的概念；决定它与时间的历史性、外在自然的现实性、内在自然的解中心的主体性、社会的物质性之间关系的，不是包容和排斥，而是本质力量的想像实践和培养实践，而这种实践是在“不由自主的”有限条件下发生的。社会被想像为一种体现理性的实践。这种实践是在历史时间层面上完成的；它把个体的主观自然与周围世界在劳动中获得客观化的自然协调了起来。理性有着明确的历史定位和肉体体现，并直接面对外部自然；社会实践就是理性与他者实现调和的地方。调和实践能否成功，主要就取决于其内在观念，取决于它在社会制度化的生活语境中的分裂程度和和解程度。席勒和黑格尔所说的自我中心主义体系或分裂的伦理总体性，到了马克思那里，变成了分裂为不同阶级的社会。正如席勒以及青年黑格尔所指出的，没有发生异化的合作和共同生活具有一种团结的力量，并决定社会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是否会与历史和自然取得一致。死亡的压迫、历史意识的消除以及对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征服等，正是来自分裂的社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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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历史来看，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意义在于把黑格尔的分裂模式同把理性的他者囊括在自身之中的理性概念分离了开来。实践哲学的理性被认为是有限的；但它仍然以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与一种包容理性保持联系，因为它知道不超越它们是不行的；不超越它们，就无法认清资产阶级交往形式中体现出来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历史局限性。凡是顽固坚持排斥模式的人，都会对黑格尔上述认识视而不见，而从马克思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上述认识无需付出把精神绝对化的代价。从这一有限的视角出发，后黑格尔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黑格尔的缺陷，而且影响深远：

直到理性的工具性、压抑性和狭隘性遭到批判的时候，依然还在发挥作用：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还有着影响。他们的批判总是打着一种更高理性的旗号，即包容性理性的旗号，这种理性许诺可以提出总体性要求，而总体性要求在现实理性身上是值得怀疑的。并不存在什么包容性理性。我们应该从弗洛伊德或尼采那里汲取教训，认识到理性离开他者便无法存在，而且，就功能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他者，理性才必不可少。①

伯麦兄弟的上述这段话让我们联想到，尼采曾根据浪漫派的遗产，用总体化的理性批判来对抗具有辩证风格的启蒙纲领。只有当理性被剥夺掉一切先验力量，只有当理性始终处于疯狂的自主状态和无能状态，到了康德为知性和理智状态所划定的极限，启蒙辩证法才会失去其意义：

① 《理性的他者》，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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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体想要依靠的不是他者，也不是他物，而是自身，这既是他的理想之处，又是他的疯狂之处。①

只有当理性自身让我们看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恋的权力，把周围的一切都作为征服的对象，仅仅具有表面上的普遍性，坚持的是自我捍卫和特殊的自我膨胀，理性的他者自身才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它奠定了存在的基础，既充满活力，又识别不透，不再被理性的火花所照亮。理性被还原为作为理智和目的行为的主观能力；只有这样的理性才适合于一种排斥性的理性形象，它走得越高，就越是失去根基，直到最终枯萎凋落，成为隐蔽而异在的源始力量的牺牲品。启蒙辩证法的秘密应该说就表现为自我毁灭的动力。只有当理性自身所产生出来的仅仅是赤裸裸的权力，这种自我毁灭的动力才会发生作用。其实，理性本身是想把它所产生出来的权力作为一种达到更好认识的非强制性的强制力量。

此外，这一强制也充分说明，尼采所开创的康德解释从根本上消解了康德的理性建筑术；它必然要消除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判断力批判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前者融入一种关于异化的外在自然的理论，也才能让后者融入一种关于控制内在自然的理论。①

① 《理性的他者》，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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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理性的分裂模式揭示出社会团结实践是一种具有历史定位的理性的活动场所，让外在自然、内在自然和社会都集中到了这里，那么，理性的排斥模式所显示出来的这种乌托邦空间则充斥着一种被还原为纯粹权力的不可调和的理性。社会实践仅仅是一个舞台，目的是让规训的权力不断展示出来。由此，一种被剥夺力量的理性会胡作非为，寻找进入先于它而存在的东西的途径。在其所谓的自主性当中，理性变成了主体性，成为各种自然力量的傀儡。这些自然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遭到了排斥，成为了客体，其不同力量直接对理性施加机械的影响。

自我膨胀的主体性的他者已经不再是分裂的总体性—它首先表现为遭到破坏的相互复仇的力量，表现为遭到扭曲的交往关系带有宿命色彩的因果性；其次表现为社会生活总体性遭到扭曲所导致的苦难，既是异化的内在自然，也是异化的外在自然。在排斥模式中，主观理性的复杂结构实际上没有得到分化，它脱离了社会，进而脱离了自然：

理性的他者是自然、人的肉体、幻想、欲望和感情或更确切地说，是理性所无法占有的一切。②

① 席勒和黑格尔想看到自律的道德思想在一个审美上得到调和的社会里，或在伦理生活的总体语境中得以实现，而伯麦兄弟只看到道德自律中惩戒权力的作用：“如果我们要想像在普遍原理方面以道德律法的名义进行的内部司法过程，我们就要诉诸新教式的良心审视，这种审视用人类的内在性取代了巫师审判的模式；确言之，是进而走进了凉爽干净的审讯室，而警察沉默、雅致的电脑武器库也变得精确起来，它的理想是分类命令对每一特殊和抵抗事物的不间断理解和控制，直到人类的内在性。”(《理性的他者》，第349页)

② 《理性的他者》，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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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性的他者可以说就是遭到分裂和压迫的主观自然的生命力；就是浪漫派重新挖掘出来的梦幻、想像、疯狂、狂欢和放纵等现象；就是一种解中心化且得到理性他者授权的主体性以肉体为核心的审美经验。不过，早期浪漫派仍然想用一种新的神话形式把艺术确立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公共机制，想要把由此引发的激情升华为宗教一体化力量的等价物。只是到了尼采，这种激情力量才被彻底转移到现代社会以及历史的彼岸。审美经验在先锋派那里被推向了极端，其现代源头仍然秘而不宣。

这种激情力量被塑造成为理性的他者，既是神秘的，又是匿名的，并在其他名称下表现了出来—诸如存在、异质、权力等。玄学家的宇宙自然和哲学家的上帝变得模糊不清，成为让人着魔的回忆，成为哲学和宗教意义上孤立主体的一个动人记忆。这个主体所摆脱的秩序，即未被异化的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现在只以过去时态出现，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古老的形而上学起源，在福科那里则是人文科学考古学上的转折点—当然还有更时髦的说法：

与肉体相分离，其利比多力量能够提供快乐的途径；与母性相分离，母性包含着共栖整体和哺育保护的古老形象；与女性相分离，与女性的混合属于原始的幸福图景—被剥夺一切形象的理性哲学只能生成一种了不起的意识，让理智凌驾于自然之上，凌驾于低贱的肉体和女性之上…哲学赋予理性一种全能性、无限性和未来之完善性，相反，与自然之间的本真关系已经丧失，而且不会再重新出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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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代主体关于起源的这些回忆都是用来回答坚决追随尼采的人所不愿意回避的问题。理性的他者不管叫什么，只要我们用叙事的形式来谈论它，只要话语思维中的异质因素没有采取进一步的防护措施就以专名的形式出现在哲学表述和科学表述当中，那么，天真就无法弥补康德所开创的理性批判的欠缺。在海德格尔和福科那里，主观自然作为他者的占位者已经消失了，因为主观自然一旦作为弗洛伊德或荣格、拉康或列维一斯特劳斯概念上的个体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进入任意一种科学话语，它就不能再以理性的他者自居。无论是以沉思的形式，还是以谱系学的形式，海德格尔和福科都想建立一种特殊话语，要求超越理性视域，而又不会变得彻底非理性。显然，这样做不过是转移了悖论而已。

理性的历史形态可以从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他者视角来加以批判考察。这就需要有一种超越自身的自我反思行为，而且是一种理性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原生的主体肯定要被理性的他者所取代。主体性，作为认知主体和行为主体的自我关涉，体现在自我反思的两层关系中。这个格局保留了下来，但主体性只能出现在客体的位置上。海德格尔和福科对这种悖论的讨论在结构上是非常类似的，因为他们都想通过理性的自我放逐(即把理性从其自身领域中驱逐出去)，而创造出一个理性的异质因素。这种方法自认为自己是通过揭示而打倒自我偶像化，一边推动主体性，一边又遮蔽主体性。与此同时，它用支离破碎的宗教一形而上学秩序概念来建立自己的属性。反之，一直寻求的他者异在于理性，但又一直作为理性的异质因素而与理性保持联系；他者源于绝对者的彻底终极化，而主体性错误地取代了这个绝对者。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海德格尔选择时间作为终极范畴，把理性的他者构想为时间长河中一种无名的源始力量；福科则选择集中在自身肉体经验当中的空间范畴，把理性的他者设想为肉身互动的权力化的无名源泉。

① 《理性的他者》，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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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悖论虽然得到了处理，但绝没有得到了解决。悖论退隐到了处于特殊地位的超验话语之中。如果说沉思属于一种神秘化的存在，那么，谱系学则属于一种权力。沉思应该开创一条通往在形而上学意义上遭到动摇的真理的特殊途径，而谱系学则要取代看起来已经堕落的人文科学。海德格尔对他的特权形式三缄其口，让人们无从得知如何评价他晚期哲学所使用的文类，福科则不事声张，默默写作，但他充分意识到了他在方法上有着无法摆脱的困境。

3

包容性理性和排斥性理性的空间隐喻表明，所谓的激进理性批判仍然立足于主体哲学的前提，而它想要摆脱的正是这些前提。一种理性，只有当我们赋予它绝对权力的时候，它才可能包容或排斥。因此，内和外是与统治和臣服联系在一起的；而克服掌握权力的理性则和砸破监狱的大门、确保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理性的他者始终都是权力理性的镜像。献身和命令始终是与控制欲联系在一起的，如同反抗权力依赖于压迫的权力一样。那些想要把一切范式连同意识哲学范式统统抛在一边，而直接迈入后现代性的澄明境界的人，根本无法摆脱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概念及其直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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