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这种相互作用可以追溯到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它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两者之间的差异。意义无法穷尽有效性。海德格尔把对意义视域的揭示与富有意义的表达的真实性等同起来，这样做实际上是错误的；而只有命题有效性的条件才随着意义视域的变化而改变——对意义的不同理解必须在经验中、在与出现在视域中的一切交往过程中证明自身。然而，实践哲学无法充分利用它在这方面的优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践哲学用生产范式把真值有效性和效用之外的一切统统排除在理性的有效范围之外。由此，我们在内在世界实践中所习得的东西，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累积。这是一种生产主义的概念策略，它使我们再也无法获得现代性的规范内涵，至多只能悄悄地关注现代性的规范内涵，以便把一种变成总体性的目的理性限制在一种从事谴责的否定辩证法范围之内。

这种尴尬的结论或许也会促使卡斯托里亚迪斯把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涵委托给一个创造意义的造物主；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所要带来的是团结中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而创造意义的造物主超越了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差异，不再依赖对其创造物的世俗捍卫。如果我们把实践概念从劳动转向交往行为，就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揭示世界的语言系统与内在世界的学习过程在整个有效性范围内所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学习过程依靠的不再仅仅是社会劳动过程，而是在工具一认知层面上对客观自然的处理。这就是说，一旦放弃生产范式，我们就可以为整个潜在的意义世界去捍卫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为了肯定命题和意向命题所表达出来的意义碎片。交往行为用肯定或否定的立场，对正确性要求和真诚性要求提出了挑战，这和对真实性和效用性的反应不相上下；因此，在交往行为中，生活世界的背景知识也要不断接受全面的检验。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通过与内在世界的交往，而间接地修正揭示世界的语言系统所具有的具体的先天性乃至分散的本体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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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被放到一边。创造意义的潜能今天退回到了美学领域，仍然具有创新的力量。这虽是偶然，却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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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关键的问题在于：有了交往行为和普遍有效性要求的超越力量等概念，我们是不是会再创立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不相通约的唯心主义呢？生活世界只能通过理解行为这个中介才能获得再生产，但生活世界难道没有被切断同物质生活过程的联系？当然，生活世界在物质上是通过其成员干预世界的目的行为的结果和影响而获得再生产的。不过，这些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相互交错，因为它们表现为计划的实施，而这些计划又与其他互动参与者就共同的语境定义和理解过程而提出的计划联系在一起。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在社会劳动领域里获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的中介联系到了一起。交往行为理论同样也注意到了，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与其物质再生产之间有着一种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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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都在怀疑，有了一个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的行为概念，关于纯粹理性的唯心主义就会蔓延开来，先验领域与经验领域之间的二元对立就会换一种形式死灰复燃。而当年哈曼就曾针对康德批判过“理性的纯粹主义”。并不存在一种后来才给自己披上语言外衣的纯粹理性。纯粹理性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体现在交往行为语境和生活世界结构当中的理性。①

如果不同行为者的计划和行为通过言语的交往运用而在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中连为一体，那么，针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所采取的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不管多么含蓄，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都会发挥一种核心作用。通过交往而达致的共识，可以用主体间对有效性要求的承认来加以衡量，它使得社会互动和生活世界语境连为一体。当然，有效性要求有其两面性：作为要求，它们超越了任何一个局部语境；但是，如果它们想要让互动参与者通过协调达成共识的话，它们又必须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提出来，并切实得到承认。普遍有效性的超越性打破了一切局限性；而接受这些有效性要求又有一定的时空约束，这种约束力就使得它们成为了依附于语境的日常生活实践。由于交往行为者通过言语行为相互提出有效性要求，因此，他们各自所立足的都是一种潜在的理由，而且容易受到攻击。于是，一种绝对的因素就被置于实际的沟通过程之中—所要求的有效性不同于实际发生的实践的社会有效性，然而又是作为实际共识的基础。命题和规范所要求的有效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消灭”了空间和时间);但要求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提出的，并且要用实际的行动后果来加以接受或予以拒绝。阿佩尔曾形象地称之为现实的交往共同体与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交织。①

① 这里我要感谢查尔斯·泰勒对我的启发，请参阅他的《哲学文集》(Philo-sophical Papers)，第 1 和第 2 卷，Cambridg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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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交往实践自身内部仿佛具有反思性。不过，“反思”已不再是认知主体的事情(认知主体通过客观的方式与自身建立起联系)。这是一种前语言的孤立的反思，取代它的是交往行为中话语和行为的分化。因为，实际提出的有效性要求或直接或间接地针对能够处理或兑现这些要求的论证。围绕着假设的有效性要求所展开的这些争论，可以说是交往行为的反思形式——一种自我关涉性，离开主体哲学基本概念中的强制客观化，它同样也能成立。因为，在反思层面上，主体间性关系的基本形式在支持者和反对者“针锋相对”的过程中获得了再生产，这种主体间性关系一直都用与接收者的完成行为式关系来调节言语者的自我关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话语自身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参与者一旦进入论证，就不可能不相互假设，一个理想的言语环境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他们清楚地知道，话语永远也无法彻底“根除”潜在的动机和行为压力。离开假设的纯洁言语，我们将一事无成；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容忍“不纯”言语的存在。

① 阿佩尔：《哲学的转型》(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Frankfurt amMain，1973，第2卷，第358页以下。也请参阅我对玛丽·黑塞的回应，载约翰·汤普森、大卫·赫尔德(编):《哈贝马斯：批评争论》(Habermas - Critical Debates),Lon-don,1982,第276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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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讲结束时，我曾指出，证明语境与发现语境之间以及有效性与生成性之间有着一种从未彻底中断过的内在联系。论证的使命就在于从参与者的视角对有效性要求进行彻底的批判；但它最终不能脱离生成性的考察方式；生成性的考察方式就是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对权力要求与有效性要求的混合现象作意识形态批判。自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以来，哲学史一直为两种对立的观点所左右：一种观点坚决主张抽象理性的超越力量和理智的绝对解放力量，而另一种则试图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揭露理性纯粹主义的想像性。

相比之下，辩证法思想利用唯物主义的颠覆力量打破了这些错误的选择。针对把一切经验从观念领域驱逐出去的做法，辩证法思想并没有简单地把有效性关系还原为节节获胜的权力。相反，交往行为理论认为，有知与无知之间的辩证关系，深深地扎根于沟通成功与沟通失败的辩证关系之中。

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的理解与相互承认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它又明确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们不能像巴门尼德区分无知与知那样，把非理性和理性截然分开(按照巴门尼德的理解，知作为一种绝对的肯定力量，主宰着无知)。谢林继承了J.伯麦和卢里亚的观点，正确地坚持认为，错误、罪过和欺骗不是没有理性，而是理性走向反面的表现形式。对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等有效性要求的破坏，直接影响到充满理性关系的总体性。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责无旁贷，他们与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多数人不可同日而语。对所有人都要求的合理的共同生活结构的破坏，同样也要影响到每一个人自身。青年黑格尔所说的伦理总体性，其意义就在于此。罪犯的行为打破了伦理总体性，因此，只有深刻认识到异化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分享的，我们才能恢复这种伦理总体性。同样的想法也促使克劳斯·海因里希把巴门尼德与约拿①对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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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结盟的观念，构成了背叛与复仇的辩证关系的萌芽：

履行与上帝的盟约是忠诚的标志；不履行盟约则是背叛。对上帝虔诚，就等于忠实于创造生命的存在自身在自身与他者身上，在一切存在领域当中。否认任何一个存在领域，也就意味着不履行与上帝的盟约、背叛自身的基础。………因此，对他者的背叛，同时就是对自已的背叛；而对背叛的每一次抵抗，不仅是以自己名义的抵抗，同时也是以他者名义的抵抗。……在反对背叛的斗争中，每一个存在者都是潜在的“盟友”，包括每一个背叛他自己和背叛我的人，这是惟一可与巴门尼德表述的斯多葛式顺从相抗衡的思想。巴门尼德把有知者和无知的大众区别开来。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启蒙”的概念，如果没有普遍结盟反对背叛这样一个潜在的概念，便是不可想像的。②

而直到皮尔斯和米德，才用一种真理的共识理论和社会交往理论把结盟的宗教动机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交往行为理论继承了这一实用主义传统；和黑格尔早期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片断论述一样，交往行为理论的主导观念也可以用《旧约全书》的概念表述如下：在动荡不定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形成了一种由于背叛和复仇的辩证关系而导致的矛盾心理。①

① 约拿，被鲸鱼吞掉又反胃吐出的《圣经》人物。——译注

② K. 海因里希：《论难以置否》(Versuch über die Schwierigkeit nein zu sugen),Frankfurt am Main, 1964,第 20 页。也请参阅其《巴门尼德与约拿》(Parmenides und Jona) , Frankfurt am Main,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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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总是甚至也不可能经常满足一些不现实的实用主义前提，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还要从这些前提出发去开始我们的日常交往实践—而且是在一种先验必然性的意义上这样做。因此，社会文化的生活方式在结构上受到一种同时遭到否定和肯定的交往理性的约束。

但交往行为中的理性并不仅仅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它自身的实现条件也迫使它分成历史时间、社会空间和以肉身为中心的经验等不同的维度。这就是说，言语的理性潜能与任何一种特殊的生活世界资源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只要生活世界承担着提供资源的功能，它就具有一种直观知识的特征。这是一种整体论的知识，明确而不可动摇，我们不能随意加以质疑——就此而言，它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由背景假设、团结和社会技术组成的混合物，构成了一股保守力量，用以抵御通过有效性要求而进行的理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议风险。

生活世界是互动参与者的资源，由此，互动参与者提出了能够达成共识的命题。作为这样一种资源，生活世界相当于主体哲学赋予一般意识的综合活动。当然，这里的创造性活动涉及到的不是形式，而是能够相互理解的内容。因此，具体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同一性的先验意识。理性表现在交往行为中，并与各种自成总体性的传统、社会实践以及切身的复杂经验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中介包括文化的自我理解、通过直觉而呈现出来的集体团结以及社会化个体的认知潜能等。仅仅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无疑并非只是通过家族相似性的网络而建立起相互联系，它们展示出了一切生活世界的共同结构。但这些共同结构只有通过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才能对各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通过这种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特殊的生活方式获得了再生产。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这些普遍的结构何以会随着分化的历史进程而越发显得重要。这同样也是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关键，是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潜能得以成功释放的关键。这种历史倾向可以解释清楚一种受到自我毁灭威胁的现代性的规范内容，而不必依赖历史哲学的帮助。

① 布隆克霍斯特：《交往理性与复仇力量》(Kommunikative Vernunft undrächende Gewalt')，载：《社会科学文献评论》(Sozlalwissenschaftliche Literatur-Rundschau)，第8/9期，1983,第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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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现代性的规范内容

为了告别现代性，激进的理性批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首先，这些话语无法也不想澄清它们各自的地位。否定辩证法也好，谱系学和解构也好，都用同样的手段来拒绝一些范畴：有了这些范畴，现代知识发生了分化，而且不是出于偶然；此外，这些范畴还决定了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它们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划归哲学或科学、道德理论或法律理论、文学与艺术。同时，它们又反对回归宗教思想的企图，不管是独断论的宗教思想，还是异教徒的宗教思想。因此，虽然“理论”只是提出有效性要求，而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它们，但在这些理论与它们在科学研究中的制度化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不协调。在这些话语为了获得理解而使用的修辞手法与它们在制度层面上(即在学院范围内)所受到的批判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无论是阿多诺用一种充满悖论的方法要求真实的有效性，还是福科拒绝从明显的矛盾中得出结论，或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通过逃向神秘或把修辞学和逻辑学混为一谈来回避论证的义务，最终形成的都是一种难以调和的混合物，在“规范的”科学分析内部都是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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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变换一种参照系统，不再把这些话语当作哲学或科学，而是当作文学，那么，障碍依然存在，不过是换了一个位置而已。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在飘摇不定的话语当中似乎无所不在，又无处立足，这就使得它对各种矛盾的解释几乎失去了免疫力。这些话语动摇了易错论的制度化标准。哪怕根本就没有论据，它们也能找到最后的托词：对手误解了整个语言游戏的意义，并在他的回应中犯了一个范畴错误。

理性批判忽略了其自身的基础，而理性批判的各种变种在其他方面又有着亲和性，主导它们的是一些规范的直觉观念，这些直觉观念超越了间接要求的“理性他者”身上所能容纳的范围。不管是把现代性描述为异化的生活关系，还是描述为可以用技术控制的生活关系，或是描述为权威化和同质化的生活关系，都是由于现代性对错综复杂的损害和暴力特别敏感才导致它遭到揭发。这种敏感性中蕴藏着一种未被破坏的主体间性观念，最初被青年黑格尔称为“伦理的总体性”。这些批判用存在、自主权、权力、差异和非同一性等空洞的“反概念”而指向审美经验内容。但是，由此形成的价值，诸如仁慈和启发、狂欢、肉体的一体性、愿望的满足以及受到精心保护的内在性等，也是合乎要求的，它们并未揭示出道德的转型，而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这些作者，悄悄地把道德转型与一种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这种生活实践不仅与内在自然保持一致，而且丝毫也没有受到损害)。规范性基础有些已经暴露出来，有些则还藏而不露，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用拒绝主体性的非辨证的做法来加以解释。有了这样一种现代性原则，不仅对象化的自我关系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遭到了谴责，主体性作为一种未能兑现的诺言自身所具有的其他内涵也受到了谴责：比如，对自我意识实践的期待，在这种实践中，所有人团结起来并做出自我决定，应当能够和每个人真正的自我实现一致起来。受到谴责的同样的还有自我确证的现代性用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等概念一度追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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